“民主是个好东西”

benchren

——读《民主四讲》

近日在翻看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感觉此书对当前的民主建设不乏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作者说“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只是到了最近一个世纪，它才开始被当成‘好东西’”（《民》P1）就太笼统，有点以偏概全，虽然他的意思（“民主一直被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看作一种‘坏东西’”，《民》P242）并不错，正确的说法是：把民主当成“坏东西”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包括有良知的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是一直把它看作好东西的。这句话在作者眼中恐怕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当人们对‘民主’有着不同定义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没多大意义（《民》P2）。不错，人们眼中的民主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我认为关键处肯定是相同的，就好像尽管人们对诗的看法各异，但绝不会把散文当成诗。历史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人们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这就是达尔提出的八顶基本要件和标准（《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P47），用那些标准来衡量，目前世界上还是有些民主国家的。而作者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他并不认同“现代主流思潮理解的‘民主’”（P71），在他看来目前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选主”。


那么作者提倡什么样的民主呢？一言以蔽之，“人民当家作主”，用一篇书评中的话来讲，作者眼中 “真正的民主”其实是雅典的“直接民主”（王绍光《民主四讲》出版，文木，新京报书评周刊，来源于网络：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5748）。具体来讲有四点，在我看来，其中“二、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和“三、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电子民主）对完善民主制度确实有所帮助，而“一、用抽签替代选举”和“四、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经济领域”则显得荒唐甚至是对民主有害的。不错，抽签是公平的，但它并不适合政治领域，或许“在有限范围内用抽签制来弥补选举的不足” （《民》P247）是可行的。作者的“抽签保证所有人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担任公职的机会，让最普通的人也有机会从政”（《民》P246）也不堪一击，首先人们固然应该参政问政，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从政；其次，如顾准所言，“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顾准文集》P370），而“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 《顾》P368）。抽签之类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只能存在于“城邦”中（《顾》P367），因为现在都是民族国家，“人口过多，国家面积过大。人口多，建多少的公民专用场馆来讨论问题也是枉费心机，国家面积大，没办法把全国各地的人全集中到一块讨论政治问题”（文木），想复古是行不通的（《顾》P359）。至于第四点，作者也坦承“支持经济民主立场的多为马克思主义者”（《民》P252），主张“工作场所的民主”时期（晚年）的达尔也曾说：“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个社会主义者”（《民》P253），我也从“分散财产和资本的所有”“财产所有民主”之类的字眼中仿佛嗅到作者对人民公社的怀念。这显然是想撼动现代人“保护私产”的信念。其实董事会、股东大会不类似于“代议制”吗？民主国家的财经政策不可能不顾及民众的声音，怎么能说人家没有经济民主呢？


当然我作出上述辩解并不表明我认为历史“真的终结了”、实现了西方民主政体就可以一劳永逸、万寿无疆了，事实上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西方国家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问题颇多。凯恩斯说，“其显著特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甚至不均得厉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P321、322），不过它自身有调节机制，“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通论》P328），比如“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去除财富与所得之绝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 （《 通论》P321），相同时期之极权国家“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与自由”（《 通论》P328），还“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不单调的生活”（《 通论》P327）。相比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发生，但“阳光总在风雨后”。而集权国家物质匮乏贯穿始终。从政治角度讲，“可笑现象”肯定会“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但“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顾》P368）。是的，“议会民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顾》P362），但“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顾》P363、364）。这不是说我们“满足于一种‘最不坏’的政体”（《民》前言P3），选择了一种较好的政体之后“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顾》P368），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不断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使民主的品质得到提升” （《民》P248）。

可是反观作者，我觉得他并未真的“拓展想象的空间”，而是死守“直接民主”，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心希望完善民主”。首先虽然他讨论了一些“实证性的问题”，但最终回到“规范性的讨论”时他过于理想化了。他否定一切西方民主政体，贬为“选主”，追求的“真正的民主”不切实际，“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顾》P375）。不用“公民、国民、民众”而取“人民”一方面固然以示与西方民主有别，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长期受我国过去的意识形态熏陶所致。我虽然认为民主的本质可以用“人民当家作主”来概括，但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其它联想。其实顾准早就批判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说法。“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奢望人民当家作主，“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顾》P368-370），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所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顾》P368），仔细想想，“两党（包括多党）制的议会政治”“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顾》P364）。顾前辈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就能说出这些石破天惊的话，一个有着十几年海外学术生涯的学者竟然提倡走回头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这样仇视西方民主倒情有可原）。


当然我无意把他心目中“真正的民主”完全等同于顾准批判的“人民当家作主”，但统观其学术思想我们又不得不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恕我孤陋寡闻，读此书之前，我对作者一无所知，看书前的介绍还以为他是一位海外学人呢，通过网络搜索，方知此君大名鼎鼎，号称“新左派领军人物”。新左派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提出的“二次分配”至少说明他们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但“重新拾起‘阶级’”、“不遗余力地将‘17年’期间的某些所谓‘红色经典’（如《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乃至《艳阳天》等等）甚至‘文革’中的某些创作（如‘革命样板戏’）美学经典化”（引自网络：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2/32599.html）显然让人不能接受，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也在情理之中吧。

正如文木所言，“民主没必要在直接与间接上较真”，“民主与否，不在于间接与直接，而在于监督环节”（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5748）。而“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顾》P371），“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顾》P366）。所以相比过去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前西方的政体更民主（熊彼特说，“一俟我们检查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记录时，对它们所说的它们一贯拥护的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P352）。用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界定的极权政权的定义来评判（《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P47），我国虽然算不上真正的极权政权，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嫌疑。当然，诚如作者所言我国“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可以相容的（一如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搞市场经济），但别人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凯恩斯说，“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 通论》P330），知识分子承担着“炮制”“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的重任（《顾》P369），但如果炮制出不合时宜的思想并且传播开去，那倒被凯恩斯不幸而言中：“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了（《 通论》P330）。

附注：
1、《民主四讲》，王绍光著，三联书店，2008年8月第一版。
2、《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吴文程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4月第一版。
3、《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二版，1997年印刷。
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一版，2004年印刷。
6、我没有看完全书，所以文中不妥乃至错误定有不少，请谅解。
7、文中第四节似混淆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实则二者关系密切。有人谓经济体制不外乎二，一为统制，一为市场，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前者为主，而资本主义国家以后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