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址变迁与“入城”问题（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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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入城”问题，即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人根据其中的五口通商条款，提出入城贸易以及按照条约要求在城内外租用土地建筑商业和生活用房。上海、宁波等相继允许外人入城，唯独广州例外。虽然广东当局表面上应允，但实际上以各种借口已在拖延。其间广州士绅领导民众广建团勇、社学，武力抗阻英人入城或租地建房，最盛时由10万民众参与包围驱赶英国人。直至1856年亚罗号事件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占领广州，以武力侵占的既成事实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斗争。故广州“入城”问题是近代初期的重大事件之一。

    关于广州“入城”问题的研究，一般重在讨论其过程，突出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精神。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唯独广州出现如此持续时间长、民众参与广泛的抵制行动，是值得思索的历史现象。有学者（袁伟时）认为这是当时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所致。但广州作为一口通商体制下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至鸦片战争前是中国接触西方世界最为频繁的地区，为何在近代初期却转而成为最为封闭保守的区域？

    为此有必要追述广州“入城”问题的由来，即广州一城的出入为何会成为一个问题？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岭南文化，还是单纯的惯例，还是一朝一代的特点？

    本文即以历代广州城址及外人居住地的变迁及居住制度做一简单回顾，盼有启示。

     秦：秦始皇三十三年（214年）设南海郡，治番禺，番禺城（任嚣城）为今广州市仓边路附近。
赵佗后立南越国，以旧城为中心扩建。

    两晋至隋：复以秦番禺旧城东侧为界，西侧沿用赵佗城。主要码头为爬山古渡（坡山），在今广州市惠福西路大坡山。另有“西来初地”，在今秀丽二路北侧。二地皆在城外西南部。

     唐：以番禺城为子城，利用赵佗城西南两部城垣重修而建。海岸线据今日位置向内有100多公里。内港为光塔码头，即今光塔街一带，为主要码头区兼对外贸易区，周有藩坊。另有兰湖码头，即今流花湖公园附近一代。二地皆在城外西南部。
     外港为广州东南80里处的古斗村，又称扶胥港，在今黄埔南岗庙庙头村。
     光宅四年（684年），商胡不堪官吏侵渔，大闹广州都督府，杀死都督路元睿等10余人，扬长而去 ，官府追之不及。可推测，胡人聚集地与城中心有相当距离。
     天宝初年，广州外国侨民在城西聚集而居，官府设蕃坊，委任番客大首领以自治。
     乾元元年（758年）十月，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暴动，攻入城内。

     宋：重修城池，包唐城于内。西至人民路，东至芳草街，北到越华路，南到大南路。藩坊已在城内。南宋时期，城南沿江淤涨出不少滩地，宁宗嘉定年间（1209年）筑雁翅城。
    景祐三年（1036年）四月，广州海南藩商不得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
    皇祐年间，广州城外坊郭户“藩汉数万家”。

    明：东西两侧延伸筑新墙，至江边，称鸡翼城。

    清：外来商舶只能停靠城外西南沿江码头，经十三行买卖货物，并由十三行于江岸设置夷馆，负责留置管理事宜。
    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规定到广东的西方商船一律到广州的黄埔港停泊，除商人外，水手不得登岸。
    雍正十三年（1736年），清政府以黄埔为广州外港，广州为省会之地，何得融他族逼近为由，令外国船舶改泊澳门，遭抵制未得行。


    由此可见，历代广州停泊外洋商船及外人居住之地，多在城外西南部，随江岸南向延展及城垣南扩而改变，但与广州城的相对位置大致相同。

    关于外人居住在城外西南的原因，大半是由临近港岸的原因造成的，只有某些时期是由政府规定的。但具体到有清一代，外人城外居住的隔离意图日益明显，从原本有无兼可的历史，成为严格执行的法规，并为内外接受。经过100多年的沿袭，这在19世纪中期的广州军民看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事情。尤其鸦片战争一役显示了英国的实力，这一道城墙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英国人的进入将预示着他们延续已久的生活会被改变，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恐惧，使人们把一道城墙作为心理屏障，共同拒绝现状的改变。

参考书目：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