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适在五四前后集新诗创造和新诗理论创造于一身,成为领导当时诗歌创作潮流的重要人物。胡适在新诗史上主要贡献,他积极倡导用白话代替文言,并率先尝试用白话创造新诗,打破旧诗的枷锁,为中国新诗作勇敢的尝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历史局限性:“刻意求新”而“诗味”不足。在诗歌语体变革的问题上, 胡适更着重于白话诗的“白”, 而忽略了白话诗作为“诗”的本质规定性, 忽略了诗歌中使用语言的独特方式。
关键词: 胡适; 新诗;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中国诗坛开始分化为“新诗”与“旧诗”相互对垒的两大阵营。胡适是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 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然而, 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而出的, 所以, 胡适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自然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成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本文试从新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胡适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胡适是最早尝试新诗创作的人。他率先打破旧诗形式的束缚,创造了自由体白话新诗,对中国诗歌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1920 年3 月,我国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年中即销售了一万部,不少人开始效仿“胡适之体”作诗;他的新诗理论也成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胡适的成功既缘于他那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人生态度,也是变革的“五四”时代所赋予他的历史机遇。从胡适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来看,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的母亲冯顺弟就经常含着眼泪向他讲述父亲的生活经历,多次反复地转述父亲(胡传)在遗嘱中对儿子的期望,勉励他用功读书,追求上进。因而,早熟的胡适能恪守父亲的遗训,把“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确定为他奋力追求的目标,从而走上了读书上进的人生之路,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圣人”,稍长以后,胡适又被梁启超的明白畅晓、感情挚热的文章所鼓舞,成为追求时代精神的无数青年中的一个,梁启超其人其文成为他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崇拜对象。梁启超的《新民说》指出:新国必先新民“,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所谓“新民”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人的素质变新,像西方人那样,使人懂得“自护其权利”、“勿为古人之奴录”。总的说来,就是要求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对旧传统的大胆的怀疑精神。胡适之父和梁启超这两位前辈的思想深深地浸透到少年胡适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之中,使他成为一个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创新欲望的人,为他以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敢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勇于在守旧的环境中提倡革新、大胆创造和表现自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在1916 年所写的《誓诗》中写道:“但求似我,何效人为? ⋯⋯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他还写道“: 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一个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和‘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庵,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险’、‘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他又说:“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是何等充满豪情和胆魄的话语啊! 可见力求把握自己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胡
适之所以能在以后的求学道路上大胆尝试白话新诗的创作并获得成功,和他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思想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公学时代的胡适,年仅十六七岁,便成为全校闻名的“少年诗人”。读诗,做诗,与老师朋友们唱酬,送刊物上发表,这些活动为青年胡适开拓了一个诗的世界。那时他也作了不少律诗,现在看来这些律诗作得还相当不错,不仅会用典故,会押韵,会对仗,而且思想感情真挚、饱满,是一些有内容,有意味、有美感的好诗。他之所以在以后下决心放弃驾轻就熟的旧体诗而去写作新诗,就在于他认识到作旧体诗特别是律诗是很不自由的,不仅要硬记《诗韵》,并且常常要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因而,他对律诗十分反感,即使自己动手作诗,心里也死死地把握住一条原则,决不迁就形式的工巧而记却诗的首要因素———情感。他曾不止一次地抨击和嘲讽律诗和律诗的技巧:“这种体裁是似难而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乐,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是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1〕胡适在美因留学时又开始学习写作西文律诗。1915 年元旦,因有感于欧洲战祸,即以古代神
话中所谓战斗之神马斯(mars)为题写了《告马斯》,这是一首假物寄托、借以发挥自己思想的西文律诗。前农学院院长裴立先生看过后,建议他用其他体裁来写“, 较容易发挥‘, 桑纳’体太拘,不适用也”。经过中西方律诗写作的经验教训,胡适深切地体会到律诗对自由表达思想的约束,从而孕育和萌发了诗体解放的新思想。
1915 年至1916 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因一首打油诗与朋友之间引起了一场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争。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他的朋友
梅光迪、任叔永及其他一些朋友则竭力反对。在这场论争中,胡适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并根据进化论原理悟出了一个道理: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又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对此,他的朋友梅光迪也被初步地说服了。这时,已经萌发了诗体解放之意的胡适又提出了“要须作诗如作文”的口号,主张用白话写作散文化的新诗。这又引起了梅光迪、任叔永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承认白话通俗生动,可以用到小说、民歌、评论的写作上,但是绝不能用白话来写诗。从他们的言行中,胡适进一步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承认白话可以作散体文章,是因为中国古代已存在大量优美的白话散体文学,要彻底实现以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主张,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写出像样的白话诗来。于是,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胡适被逼走上了写作白话新诗的道路,他要用试验结果来论证白话可以写诗这个“假设”,从而说服那些反对他的朋友们。从此,胡适就不再写作旧体诗词,而专门用白话作诗,不久,就写下了著名的白话新诗《蝴蝶》。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产生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论争,就不会有白话新诗的诞生。由于白话新诗是胡适经过试验而产生的,是他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一种应用,所以,他把自己的诗集定名为《尝试集》。他本人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诗人”。
1917 年2 月,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 中国现代新诗由此发端。在1917~1949 年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新诗经历了自由体———新格律体———自由体的体式嬗变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诗潮的绵延更替, 形成了新月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多个有影响的诗歌派。与现代小说、戏剧所不同的是, 现代新诗在语言形式上完全区别于中国古典旧体格律诗, 新诗的发展客观上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外国诗歌的借鉴, 一些诗论史家由此得出新诗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① , 甚至“新诗, 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②的结论。而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现代文学界又存在不同意见, 也发生过争论。对中国现代新诗流变中的外来影响作深入而细致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1917~1927 年, 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成长期。白话新诗作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 受到新文学倡导者们空前的重视。倡导、创作、研究新诗的诗歌革命成为文学革命的核心。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广泛吸取异域营养的基础上, 新诗由尝试而建立, 以形式和内容的全面革新, 逐步开创一代诗风,从20 年代初开始, 新诗开始取得骄人的创作实绩, 直到20 年代中后期, 形成了初步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 中国新诗主要有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冰心为代表的小诗, 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以及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等主要诗歌潮流与派别。这些诗歌潮流与派别都基于自身的创作主张、审美理想,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和不同流派的外国诗歌吸取了外来影响。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首开新诗的创作风气。就创作而言, 他的新诗主要脱胎于旧体诗。《尝试集》第一编作品, 旧诗痕迹尤为明显, 胡适自称“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③ , 第二编、第三编的诗作开始打破五七言程式,也“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④。“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⑤, 是在翻译了美国象征诗人蒂丝代尔的《屋顶上》之后。胡适利用英语表述中的文法关系, 摆脱了旧诗词的词汇和节奏模式, 实现了新诗体的真正解放。这首名为《关不住了》的带有创作成分的译诗, 被胡适认为是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⑥。不仅白话诗的创作尝试受到了外国诗歌的启发, 正如梁实秋所指的, 胡适“开始写新诗时候”“对于诗的基本概念大概是颇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⑦。对于中国新诗运动来说, “概念”方面的影响更为重要。这些外国影响包括: 一、从欧洲文学史比照中确立“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的观念。在《谈新诗》中, 胡适历数“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和“近几十年来西洋诗歌的革命”作为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解放的依据, 并由此启动白话运动和白话诗创作。二、美国意象派诗歌主张与《文学改良刍议》“八不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仅胡适坦言两者之间“多相似之处”,梁实秋、朱自清都曾认定两者存在渊源关系。三、在“新诗的方法”上, 要求诗歌具有“明显逼人的影像”、“具体的做法”, 提倡“乐观主义入诗”、“说理的风气”。这些主张或来自意象派, 或来自古典主义, 在当时“成为诗的创造的批评的金科玉律。
二、胡适新诗创作的历史局限性
由于胡适写新诗仅是刚刚开始, 因而这些诗作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常说的“刻意求新”而“诗味”不足。在诗歌语体变革的问题上, 胡适更着重于白话诗的“白”, 而忽略了白话诗作为“诗”的本质规定性, 忽略了诗歌中使用语言的独特方式。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突出了用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 顺应了语言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但他又把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某些具体目标, 简单地笼统地移之于诗, 抓住了一般性, 丢掉了特殊性。如他提出“须讲求文法”, 认为“香稻啄余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这样的诗句“不合文法”“不通”; 不加区别地主张“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⑧[2 ] 等。这类观点正说明他对诗歌语言使用的独特方式认识不足。胡适是从倡导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出发走上新诗诗坛的。这在一个时期里决定了他观察认识问题的特定视点, 带来了其理论上的某种局限, 也带来了其创作上的某种弱点。胡适在新诗形式建设上的局限性还在于对传统的不自觉认同, 表现在语言和体裁两个方面。胡适常常到传统诗歌中寻找历史根据。他说: “白话入诗, 古人用之多矣”⑧[2 ] (P272) ; “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 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 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放翁七律七绝多白话体。宋词用白话者更不可胜计⋯⋯) 。”⑧ (P245) 他还认为“词”也有很多的优点, 对“词”大加赞扬。不难发现, 胡适倡导白话入诗, 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启示。因此, 进行新诗语言建设时, 他才把重点放在音节和韵律上, 这实际上是对传统诗歌语言形式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 在语言层次上模糊了新诗与传统诗歌的界线(或者说胡适根本就没有找到这种界线) 。他的诗表面上接近口语的句子、词汇, 读起来自然流畅, 但实际上仍然受到一定格律的严格规范, 字数、句数、平仄、韵脚都有严格限制, 不可随意改变。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新诗语言来说, 音节和韵律的美感并不是第一位的, 占第一位的是它表情达意的功能。为了强化这种功能, 它首先应当摆脱一切束缚, 完全散文化。新诗同样应当追求节奏与旋律, 但这种节奏与旋律是内在的, 主要由诗所蕴含的情绪来承担, 语言上的音韵只起辅助作用, 而不像传统诗歌那样, 节奏和旋律主要由音韵来完成, 是外在的。所以, 胡适把音节作为新诗语言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些误入歧途。在新诗体裁的初步探讨中, 胡适对传统诗歌的认同更自然。胡适毕竟深受传统文学熏陶, 他的诗自觉或不自觉都会渗透着古典诗词的传统。他建议用白话试验的“五言诗”“七言诗”“极不整齐的长短句”等等, 均着眼于从诗的字数、句数建设诗
体, 几乎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固有诗体的翻版: “五言诗”是变形的五律、五绝; “七言诗”是变形的七律、七绝; “极不整齐的长短句”也只是词的变种。如《一念》: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 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 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 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 我这心头一念: / 才从竹竿巷, 忽到竹竿尖; / 忽在赫贞江上, 忽在凯约湖边; /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 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虽然基本上是白话, 打破了古典诗词中常见句型的框架, 更“近于说话”, 但仍然带着词曲的声调和韵致。
__三、结 论
从总体上看, 胡适的新诗理论具有双重特征: 一方面, 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 带有传统诗歌长期以来形成的专制性、排他性和一元化倾向。胡适在1922 年10 月《< 尝试集> 四版自序》里对自己新诗创作曾作过精辟的评价, 他说: “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 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 虽然一年放大一年, 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这无不显示了一个文学革命者的宽广胸怀与求实的精神。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它、评价它。这不仅仅是胡适个人的局限, 也是历史的局限。“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⑨ (P150) 胡适是向中国古典诗歌的坚固堡垒发起冲锋的第一人, 他迈着那双缠裹之后放开的并不灵巧的脚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道路, 他的理论是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光辉起点。
参考文献:
① 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
1935 年版。
②⑦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 1931 年《诗刊》创刊号。
③ 胡适:《尝试集·自序》, 上海亚东书局1920 年3 月初版。
④⑤⑥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 上海亚东书局1920 年9 月再版。
⑧ 胡 适. 胡适文存: 1 集·卷1 [M] .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⑨列宁全集: 第2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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