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政治——“中国”VS“中华”

wolfox

北京奥运会还没有开始，台海两岸的奥运政治已经开战了。导火线是关于台湾参加奥运会代表团的正式名号。

台湾“中央社”发布的英文消息称，国民党秘书长强调，如果中国大陆违反双方1989年在香港达成的有关台湾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比赛的正式名号的协定，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将不参加北京奥运会8月8日的开幕式。如果中国大陆官方遵守“1989香港协定”，吴伯雄不仅会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典礼，同时也会亲自观看8月18号来自台湾的中华棒球队与荷兰队的比赛。

这是国民党自马英九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后，有关两岸关系最强硬的一个表态。据台湾方面的报道，现任的马英九政府看到了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在称呼台湾参加奥运的代表团时，用的是“中国台北”。台湾方面认为，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中华台北”。国民党秘书长讲的那个条件，就是指这个——“中华”对“中国”，一字之差。


对很多大陆居民来说，他们当然理解出席或不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典礼的意义，但他们不太了解“中华棒球队”在台湾意味着什么——该队在台湾是体育方面最大的骄傲。“中华棒球队”对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所起的外交作用，类似于1970年代的中国大陆乒乓球队。那时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相当孤立，不像现在交往渠道很多，而其他方面的体育项目也弱，唯一能代表国家进行体育外交的，就是乒乓球队。过去三十年来的台湾在国际社会也比较孤立，很多场合不可能有政府的代表出去，所以“中华棒球队”就像当年乒乓球队在中国大陆一样，成为台湾体育外交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因此，除了8月8日的开幕式，8月18日的“中华棒球队”的比赛，对台湾来讲，是整个台湾参加北京奥运会最具代表意义的项目，是大“秀”。

台湾方面特别提醒大陆的双边“香港协定”，正式签订是1989年4月6日在香港完成的。台湾方面签字的是中华台北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庆华，大陆方面的则是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双方正式协定上说，只要是参加国际性的体育活动，台湾派出的代表团的正式名号，无论在文件中，还是在体育比赛议程中，还是在队伍入场时，运动员胸口上的牌子，以及往来信函等，一律用Chinese Taipei，就是“中华台北”。

其实，有关“中华台北”这个名号，有着更远的渊源。渊源来自于台湾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名人沈君山先生。沈先生最早对我提及此事，是在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旁边，那应该是2001年的夏天。在和沈先生的把酒闲谈中，他提到了体育政治中“中华台北”这个名号的由来。

1999年，世界围棋界的华人名流发起一个活动，以减少误解、增加理解、促进友谊为宗旨，于每年夏天大学放假时，举行一次“世界华人炎黄杯围棋赛”。发起人是香港的金庸、台湾的沈君山、大陆的聂卫平，以及来自台湾、在日本围棋界具有极高声誉的九段高手林海峰。这四位倡议举行每年一次的“世界华人炎黄杯”友谊赛，第一次比赛，是在金庸武侠小说里讲的那个大理国、南诏国——云南大理举行，第二届比赛就是在贵州的黄果树瀑布。

第一届2000年夏天比赛时，我在国外正忙着，接到邀请信，但没能回来。第二届比赛时我刚好在国内，就应邀参加了。参加的时候，组委会打的名单上，四位发起人的名字印在第一行。发起人下面是特邀代表，按照姓氏笔划，我姓丁，就放在第一位。沈君山一看，吃了一惊，玩笑地对组委会讲，这个丁学良既不会下棋，也不会打牌，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放在这样靠前？沈君山本人在围棋和桥牌的业余选手中，获得过世界第一名和第三名，非同一般。组委会的小周跟他说，丁学良是来陪您喝酒的。

在黄果树瀑布，我们边喝酒边聊天，沈君山说起一个故事。

1979年， “四人帮”垮台不久，中国大陆刚对外开放。当时在加拿大举行了一个国际天文学会议，大陆派出的代表团负责人是中国天文学会会长张钰哲先生，台湾代表团的负责人就是沈君山。沈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是学物理的。说来也巧，沈君山与张钰哲两家还有一点渊源，因为张认识沈的父亲。

那时在台湾，台海两边的接触是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天文学会议，再加上他们两家的渊源，沈君山就很主动，想跨过台湾方面对于双方的“不接触，不谈判”的门槛。沈是个大才子，极聪明，他那时是台湾物理学会的主席，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后任校长）。但沈也很小心，怕回到台湾被扣上“通匪”的帽子，他得想法绕过这个东西。他一方面对大陆太好奇了，想跟大陆来的人接触，但也得留条后路，回到台湾好交代。

1979年的中国大陆，很少有人可以参加国际会议，对台湾的代表也是处于好奇与警惕之间。沈君山邀请张钰哲在房间里交谈。交谈时，为了规避“不接触、不谈判”这个界限，见面一共有四人：张钰哲、沈君山、张的随身翻译，还有一个是为了能尽量淡化会见的政治含义、由他们邀请来的国际天文学会荷兰籍的会长。这件事情很滑稽——四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没有记者、没有政府官员；四个人中，只有两个人心里有数——沈君山和张钰哲。但沈这个核心角色在政治上怕出事，所以不能够与对方直接交谈，两人的讲话都不冲着对方，都跟国际天文学会的会长、那个荷兰人说话。荷兰人听了以后，就发表意见，再让翻译把话给译过来。沈君山说回到台湾以后，如果有人追问的话，我就回答：“我根本没有跟中共代表团长正式讲过一句话。”真绝！

此事已经过去快30年了，现在看来真有点滑稽。沈君山确实聪明，他既与大陆的学者有了交流，也让台湾的党棍们抓不到小辫子。他通过这次接触，亲身了解到中国大陆学术界经过毛时代的“文革”，有着怎样迫切的愿望参与国际交往。那时的台湾，也迫切地想了解毛去世以后，大陆的情况到底怎样。

那天会见后，沈君山非常痛苦。当天晚上，他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为什么两个中国人，大陆的张钰哲，台湾的沈君山，两边的天文学会会长，这么想跟对方有个交往，竟会这样难？而且见了面，不能直接对话，甚至还不能讲中文，得通过翻译传递话语。沈君山觉得政治这玩艺儿太荒唐了！

沈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困惑中，他遇上了一个重要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体育。1982年到1984年，台海两岸为参加国际围棋联盟，又遇到了麻烦。要参加同样的一个国际体育机构，名称怎么办？因为大陆不允许台湾用“中华民国”，那时大陆已经取代了台湾在联合国的位置。

台湾到底以什么样的名号参加国际围棋联盟呢？在国际上，中国大陆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大陆坚持把“中国台北”的名号套在台湾头上，台湾肯定不愿意——这样一搞我不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了吗？

是用“中华台北”还是用“中国台北”的名义，就为了一字之差，从1982年谈到1984年，整整两年。中国大陆的谈判者是国家体委外事处副处长，没实权；而台湾方面真正的主持人就是沈君山，有谋有权，沈既是围棋高手，又是名人。沈当时非常生气：整整两年为了一字之差，都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1984年的围棋比赛就要开始了，怎么办？最后，大陆方面终于松口，台湾可以不用“中国台北”，用“中华台北”。

过了一段时间，沈君山才了解到，中国大陆国家体委从一把手以下，都不能拍这个板，是个大僵局。1981年，叶剑英发表和平统一的九条意见，希望两岸为了民族大义，要接触谈判、要国共之间第三次合作。大陆方面虽然希望在体育竞赛的场合有台湾队参加，但又不愿给对方一个正式的头衔——这就是中国特色。

双方争执不下。台湾方面说，如果用“中国台北”，我们就不去了。这事一直闹到当时大陆的一把手胡耀邦那里，是聂卫平找到胡，说咱们就为了一个字，影响两岸之间的交往，何必呢？胡耀邦是个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亲自拍板，才把这一个字，定了下来。

沈君山后来说，这一段历史他记下来了，要写回忆录。沈曾在1990、1991、1992年，三次与江泽民长话，谈得很开放。江非常珍惜沈具有的大中华情怀，以及在国际上、在台湾的良好声誉。江说，他从来没有跟来自台湾的人在谈两岸关系问题时，像与沈这样，谈到那么深度。

台海双方间的交往，从1970年代末走过来，几多滑稽，几多曲折，多难啊！

几年后，沈君山的回忆录出版，《联合报》前社长、沈的老友、我的忘年之交张作锦带了一本给我，里面记录了这段历史。今天来看，为什么这次台湾方面坚持要用“中华台北”，不用“中国台北”，其实是有30年争议的背景。台湾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一字之差？因为在台湾，那些既反对台独又不愿“投降”的人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条灵活的中间道路，来降低两岸间在政治上互不承认对方的现状。若用“中国台北”，对台湾来讲，就等于默认它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在台湾2300万人中间，绝大多数是不能接受的，谁用谁下台。

“中华”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体系概念。我非常希望中国大陆目前能够拍板的官方人士，好好读读沈君山先生的回忆录。像沈当年的那一代人，既有政治智慧，又有中华情怀，对于两岸之间的僵局，具有很多前瞻性的判断和化解的创意。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马英九政府成立后，正在台湾引起两件重大的争议，一件就是奥运“名号”之争，还有一件就是马政府批准放宽台湾到大陆投资的界限，把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可占其总资产的比例，提高到了60%。马英九的举措在台湾，引起了民进党一派的强烈反弹，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用奥运会“名号”之争，来废掉马政府的大陆投资放宽政策。

奥运会台湾代表团的名号，涉及到政治体系上的认同，但不涉及“中华民族”的认同。应该让台湾继续用“中华台北”的名号，让双方在30年前达成的谅解，能够延续下来，这样才能减轻台湾岛内对马英九更加开放、更同大陆和解合作的政策所引起的抗拒。从长远来看，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解、发展都有好处。千万不要因为短视，来破坏长远目标的可能，不要因为决策过程的僵化，而拖延了共创信任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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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能促成两岸统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