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因素与现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西比较

jack911

城市因素与现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西比较

中国是世界上存续最久的古老文明。传统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并不缺乏的国度。按照韦伯对资本主义加以界定，“资本（capital）总是意味着在商业中用来获得利润的财富。”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商业。”并认为“只要我们发现财产是交换的对象，且被个人用来在市场经济中从事创造利润的企业，那么，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 可见，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可能性。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最终并没有如欧洲社会那样发展出一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
那么为何中西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韦伯总结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形成的原因。（1）城市在西方世界的“胜利扩张”；（2）独特而不同的法律之发展。韦伯写道，“现代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特征在于，它的基础是一套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由工业城市创造的，它们不存在于古代的城市（polis）。” 显然。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中世纪早期欧洲城市的兴起密不可分。
下面我们将通过两张图表来分析一下中西之间城市发展的异同：

表 罗兹曼关于中国唐朝中期至清朝晚期的城市及人口估计
朝代  参考年份  罗兹曼的城市人口比率（占总人口的%）  拥有万人或以上居民的城市比率（占总人口的%）  拥有万人或以上居民的城市数量  拥有万人或以上居民城市的平均规模（千人）  罗兹曼的中国人口总量  麦迪森对中国人口总量的估计
唐朝中期  762  4.7  3.0  50  60  100  52
宋朝中期  1120  5.2  3.1  91  41  120  78
明朝中期  1506  6.5  3.8  112  44  130  124
清朝早期  1650  6.8  4.0  136  44  150  123
清朝晚期  1820  5.9  3.8  310  48  400  408
资料来源：麦迪森著, 伍晓鹰, 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 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表 德弗里估计的欧洲城市人口．公元l000 - 1500年
年份  拥有万人或以上居民的城市比率（占总人口的%）  拥有万人或以上居民的城市数量  平均城市规模（千人）  德弗里估计的欧洲总人口（百万）  麦迪森估计的欧洲总人口（百万）
1000  0.0  (4)  不详    45.0
1500  5.6  154  22  61.6  72.3
1650  8.3  197  31  74.6  90.9
1820  10.0  364  34  122.7  149.6
资料来源：麦迪森著, 伍晓鹰, 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 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通过对以上两张表格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就城市化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与欧洲的情形显然是大相径庭。在唐朝时．中国就存在一个城市文明．而欧洲却没有。到182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同1000年前相比较：没有多大提高。而与之同时，欧洲城市的城市化程度在I000年至1500年期间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长足的进步．到l500年时它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越过了明朝中期的中国。到1800年时．欧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几乎已经是1500年水平的两倍。而中国在1820年时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和l500年的水平相同。而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欧洲的城市人口数据包括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东欧在内。而经济发展领先的西欧国家，其城市化比率应该更高。
正如韦伯所言，工业资本主义诞生在一个繁盛的城市文明之中。与其他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不同，韦伯在许多场合都更强调城市在西方兴起中的特殊作用。韦伯注意到，西欧的城市比新教改革早出现约4个世纪。城市孕育了现代商业，现代公民观念与制度，现代法律制度。在韦伯看来，城市自治权的获得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从传统的家产制与封建制统治下的解放。 韦伯的研究也佐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转型的基本论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旧制度内部会产生新生产方式的萌芽。这种萌芽的发展壮大势必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要求以革命的方式促成制度转型。当然需要了解这一新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欧洲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这只是从欧洲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特点。在西欧封建制内部生长出一种与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异质的制度，即城市自治制度。城市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和空间形态。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奇迹，其间充满着诸多偶然因素与不确定性，我们不应该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
与欧洲相反，中国早在唐宋时代便有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城市文明与商品经济。然而自宋代以后，中国的城市化就处于一个长达千年的停滞时期。与西欧自治性的城市不同，中国古代的城市更多是行政权力的中心。依照迈克尔•曼对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即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以及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划分。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国家。村庄代表着中国悠久乡土传统的承载者，也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制度形式和人际交往网络。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基本上无法渗透、控制到村庄一级社群。而最多只能控制到县或者县城。因此中国的传统城市，尤其是县城，恰恰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最强的区域，是传统贡赋制帝国的行政中心。韦伯因此感叹：“在中国式的管辖下，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了解韦伯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也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读与错误。例如他将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获得西方城市所获得的那种自由，归咎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 然而事实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自治这样的理念在西方悠远流长，例如在西方古典时代，斯多葛学派就提出了 “自主性”（autonomy）概念。而关于自治的实践与操作也早在古希腊的城邦中便已实行。可见，自治的理念是西方文明中与生俱来的思想。西方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
显然，在西方兴起的理论预设中，城市的兴起被赋予了重大意义。一般认为，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而分工和专业化或者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恰恰是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中西之间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才使得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产生工业革命。也就是传统中国并没有自发的产生出一个现代部门，现代部门在中国的产生是外力影响的产物。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被已经转型的西欧和美国所产生的动力所牵使着．被迫向这条道路上转化。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分立的二元经济格局。 而这种二元经济格局又尤其表现在城市与乡村的渐行渐远。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则一步步遭受劫掠，

在这样一个二元经济格局下，中国的极小一部分沿海都市地区迅速的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在这些都市中，新的附着于现代部门的新社会集团也随之诞生。虽然这些新的城市阶级在总人口比例中所占份额甚小，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却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
麦迪森著, 伍晓鹰, 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 公元960-2030年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kedashan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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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iacai

拜读了楼主的文章，感觉不错，乱说几句。

按韦伯的观点来看，中西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城市化是两者一个重要的区别和分界点。中国传统的城市，固然有高度发达的商业，但政治功能大于经济功能。乡村代表着“代表着中国悠久乡土传统的承载者，也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制度形式和人际交往网络。”传统的城乡关系，是融洽和谐的，表现为一大批不在乡地主或乡绅的存在。另外，在士人的精神层面，始终萦绕着归隐山林的情结。近世以来，这种传统的城乡关系逐渐瓦解，城市越来越多地占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从而使周围的乡镇变成自己的卫星，而农村相应地变成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不知楼主对此变化有何高见，望赐教！

窃以为，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机理错综复杂，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程度的糅合在一起。单从几个城市化的变量来分析，并说明城市化对中西不同道路的影响，似乎略显单薄。

jack911

谢谢，这位学友的宝贵意见。的确城市化变量只是影响中国社会的诸多因素之下。笔者并不是要简单的建立一种城市决定论范型。然而城市与乡村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形态乃至文明类型。依托于城与农村的生产方式有巨大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阶级也完全不同。而这一点是长期被我们所忽视的。现代产业部门包括近代中产阶级诞生的空间形态是不同与传统农村的。
至于以为乡村是落后，城市是进步的观点，这是理性主义的肤浅所在。这种价值判断的内核隐含着西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为西方是城市的、理性，东方则是乡村的、落后的。西方理性的独断倾向使导致了人性的倒退。所引起的问题，现在看来远远大于现代性乃至城市文明带来的福利与享受。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韦伯那样。相反我更倾向马克思，相信现代性本身具有消解其危害的力量。西方有句谚语“两极相通”，理性、异化到达了终点，便是人性与我们心灵的习惯的起点。



quote]引用第2楼zjiacai于2008-07-24 15:53发表的 :
拜读了楼主的文章，感觉不错，乱说几句。

按韦伯的观点来看，中西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城市化是两者一个重要的区别和分界点。中国传统的城市，固然有高度发达的商业，但政治功能大于经济功能。乡村代表着“代表着中国悠久乡土传统的承载者，也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制度形式和人际交往网络。”传统的城乡关系，是融洽和谐的，表现为一大批不在乡地主或乡绅的存在。另外，在士人的精神层面，始终萦绕着归隐山林的情结。近世以来，这种传统的城乡关系逐渐瓦解，城市越来越多地占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从而使周围的乡镇变成自己的卫星，而农村相应地变成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不知楼主对此变化有何高见，望赐教！

窃以为，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机理错综复杂，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程度的糅合在一起。单从几个城市化的变量来分析，并说明城市化对中西不同道路的影响，似乎略显单薄。[/quote]

zjiacai

不知楼上同意下面这个说法不：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相得益彰，而近代以来乡村日益成为城市的附属。如果这个变化属实，jack兄怎么看待这一变化？

iopa

领教了！

不知道lz对于中国号称3千年历史文明却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这一命题，或者封建制度统治中国
为何数千年不倒命题  是否有过更深的发现；黄仁宇和金观涛二位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推荐您读一下，
或许能开拓思路。

我也认为，城市化只是一个衡量工具，是结果不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