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作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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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是世界上（在世时）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全书共43.5万字，费氏以他特有的大师风度及幽默精辟的笔调记述了中国自半坡、龙山文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年代以来几千年的历史。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全书，如沐春风。读书过程中，不经意见就可以察觉到费氏的“良苦用词”所蕴含的智慧。每每会心独笑，方才体会到旁人旁物所不能给我带来的快乐。

而一个大洋彼岸的白胡子老头对中国的这种文化上的热爱，命运上的怜悯及关注更是让我唏嘘不已。借用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古老中国的文明及命运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超国际主义的精神。

闲言碎语至此打住，转入正题。下面万花丛中拈取几株奇葩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一，在论及中国文字时，这位白胡子老爷爷有以下论述。“于字母文字相比，每个汉字都很复杂，平均每个字都有十二三画，在有能力阅读简单的文本之前至少需要记住两三千个汉字这对中国人的教育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我又在费氏的观点上进一步的想了一下，其实何止是对国人教育的束缚。汉字的影响太大太大了，大到我们往往都忽视的地步。就像我们每分每秒都呼吸着的空气，因为太熟悉所以近乎忘记。中国的民族总多就不论了，单是汉民族就有多少方言？而且这些方言往往异常“地域化”，不是长期生活在其中根本听不懂。比如至今我仍然无法听懂和南京同属江苏一省的南通方言。如果不是汉字这种古老而又固定的文字来维持各地区的联系，恐怕中国八百年前就分崩离析了。欧洲就是例证，原本同使用拉丁文字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在中世纪自己民族形成和国家的雏形形成的过程中就是因为各地拉丁语的分化，在拉丁语的基础上，根据地域不同，“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逐渐为某一地区的人所共同使用，才相应的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这三个国家。字母文字未被我们的老祖宗所采用十属万幸。而没有汉字，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国家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

其二，关于王莽。王莽(前45～23年)在中国传统历史学者的眼中向来是个著名的大反派。他所建立的“新”王朝由于夹在两汉之间，所以往往被人遗忘。而且本人也被附会上种种离奇的故事，无非是反映这位仁兄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我觉得其中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知的恐怕要数当年王莽向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汉孝元太皇太后逼取当年秦始皇用和氏璧所刻的传国玉玺。其女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玉玺砸向王莽。玉玺落地，从此缺了一角，王莽只得令人以黄金镶补上。当然，按照费正清在后来论述林彪时的观点来看，这无非是“中国儒教对失败者的道德鞭尸”。但最起码，王莽在中国史家及百姓眼中几千年来都不是什么好鸟。但是费老头却给了这位可怜的改革者以“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其依据很简单，王莽于公元九年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还废除了奴婢制度。而这些有力度的改革措施是流芳千古的汉武大帝连想都不敢想的。

我基本统一费氏的观点。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中国人的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意识形态。但我往往更同情失败的英雄。从小读书就喜欢项羽讨厌刘邦，以至于演化至对党国朴素的同情。想起一曲似乎不相关的《浪淘沙》（王安石）：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其三，在论及魏晋时期道家思潮的时候。这位可爱的老先生提出了一个让我大笑不止的观点，也许他是不经意的打趣。但是我抓住了就觉得有趣，有感。他说“讲述神仙丹药的《抱朴子》即成书于四世纪前期。为求长生，不少人大吃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笔者按，费老指的是以五服散为代表的各种丹药），这也许促成了中国人来者不拒的胃口和他们丰富多彩的烹调艺术。

我记得我初中读《山海经》时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以某某地方有某某山某某岛，山上（岛上）有某某珍禽异兽某某奇特的人种，这些禽兽甚至人某某部位可以吃，吃了有什么好处作为结构的。珍禽异兽吃吃也就罢了，山珍野味嘛，也没什么，但是居然连什么“人”也要吃我就收不了了。当然，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西方的文明是“性文明”的话，那么我国的文明则是“食文明”。老夫子就说了早就教导我们了：“食色性也。”但是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吃”是匪夷所思的，甚至是恐怖的。前段时间看新闻说甲壳虫乐队的一个老头号召抵制北京奥运，因为中国人为了吃对动物太残忍。 他们认为以残酷的手段让动物在最痛苦的状态下死去，这已经不是生产意义上的宰杀，而是道德意义上的虐杀。１８２２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对人类任意虐待动物的法律在英国颁布，这就是著名的《马丁法令》；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在内的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通过了保障动物福利的法律，WTO中也写入了动物福利条款。在诸多动物福利保护法律中，禁止虐杀动物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底线规则。而“活剐驴肉”、“生吃猴脑”、“活剥皮毛”……却成为我国餐饮业吸引顾客的手段。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灿烂辉煌的“食文明” 。

其三，伟大领袖曾经教导过我们。对待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吸收。对于费氏的观点我当然也不是全部接收。费氏毕竟是一个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美国人，对于中国他有他所不能理解的“文化盲区”。

在论及维新运动时，他对由张之洞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做了如下阐述：“这在有判断力的人看来却是似是而非并有误导嫌疑的。这句口号借用宋儒的“体”“用”之辩，将“体”即实质和“用”即运用区分开来。张之洞的口号是强攀理学旧套论在西化的新事物之上。”显然，费老是站在了驳斥张之洞的迂腐的立场上了。但是我想在这里对费老说一句，您看错了。就像费氏在别处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传统异常顽固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及儒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个西方人所无法想象到的。费氏也曾在文中提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也曾提出过“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的口号（笔者按，即“和魂西体”），这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如出一辙吗？历史的事实证明日本真是在其“和魂西体”的方针下才顺利的即富了国强了兵又没有丢掉自己本民族的传统精髓（实际上这里有很大成分是中国的传统精髓）。知道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日本社会中察觉到无处不在的“古风”，包括服饰、建筑等“表象”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层面。而且张之洞答当年提出这个口号在笔者看来也确实是用心良苦，开眼看到世界但又脱胎自传统儒家根基的他其实是想借“体”“用”这个古老中国自生的“传统”来为西化辟出一块“立足之地”。因为传统的惯性不是说停就停的，它需要一个“缓冲地带”。而张之洞所苦心制造的正是这个“缓冲地带”，最起码他要制造出一个形式上的，让古老中国从梦中渐醒过来。就像诸葛亮在南阳隆中时对人说的那样，重病之人不能灌以猛药，要先以稀粥调理。

事实证明，中国“自强”运动的失败不在于道路的选择错误，而在于没有一个像明治天皇那样强有力的英明政治人物来代表“中学”。慈禧能代表“中学”吗？我的答案是壹千个“不”还要加一万个感叹号。几千年封建帝制下积贫积弱，苦难深重，混乱不堪的古老中国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他必须是清醒的，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才能给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引一条路。事实上，我们不可否认后来的袁世凯和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这样一种角色，担当不等于胜任。袁世凯被皇帝梦冲昏了大脑，日本人则把蒋介石的计划搅得一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