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郑交质”----春秋乱弹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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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乱弹之三

“周郑交质”

（一）

   “周郑交质”是《古文观止》中的第二篇，也是出自《左传》。我并没有打算把《古文观止》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这样纵论一番，皆因后面的大多数文章已经基本属于纯文学范畴了，而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历史而已。
   我们必须了解，《古文观止》并非是一部历史，它只是两个私塾老师为自己的学生准备的学习语文的读物汇粹而已，相对地倾向于选择文学性说教性的古代美文。但是我的兴趣只是在于历史人物或者事件本身，渴望从中提取对自己安身立命、修身治家有所裨益的东西。当然心下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为自己的孩子积累一点有价值的思想,期待能在儿子即将被现在的教育体系培养成准废物之前，拉儿子一把。
   “周郑交质”的故事在《左传》中算是一篇比较短的文章，它交代的历史事件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好在评论部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左传》中我认可的不多的几篇文之一。原文如下：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郑武公、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武公的父亲桓公曾担任周幽王的司徒，世袭伯爵。武公和庄公于是也先后担任周王朝的司徒，这是占老爷子的的光了。这个司徒可不是个一般的卿士，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罢。
   其时在东周初期，周王朝势微，庄公即位后，和他父亲差不多，都拿这个大周不怎么当回事，庄公恰巧又要全力以赴应对弟弟段谋反的事，所以很少到洛阳上朝。周平王有一次就对西虢公说，郑侯很久不来朝中供职了，没有人帮我处理国事，你来帮我怎么样？这个西虢公是谁啊？他的上辈是文王的亲弟弟，受封在东虢，后来郑武公的父亲桓公在吞掉大部分东虢的基础上建立了郑国，当时郑国强盛，周王惹不起，只好将东虢叔的裔孙序封于阳曲作为补救。由此，号曰\"虢公\"。史称西虢公（因虢、郭音同，又称\"郭公\"，这就是郭这个姓氏的来源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经庄公的同意，打死西虢公也不敢接庄公这个缺啊。西虢公委婉地拒绝了周平王的邀请。
   庄公可不是一般人物，他自己虽然长期不在朝中，却在朝中布置有眼线，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这下他也不忙了，刷地来到洛阳，向周平王质问这件事，眼里根本没有平王这个领导。平王也窝囊的够可以的，忙不迭否认的同时，提出为了表示对庄公的信任，双方可以相互交换太子（严格地说，庄公的大儿子应该叫公子或者世子）为人质。庄公答应了周平王。这样庄公的大儿子姬忽就作为人质留在了洛阳，而平王的大儿子姬狐则去了郑国。
   周郑交质的过程就是这样。

（二）

   表面看起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这却是周郑交恶的分水岭。正如原文后面的议论一样，如果双方存在真正的信任，何需交换人质呢？“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郑国从这个事件起也彻底走向了中央政府的对立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平王不仅仅是窝囊的问题，治理国家、驾御诸侯的能力也实在平庸。象郑国这种有着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历史传统的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仅仅因为暂时的不来朝就考虑找人替而代之，即使庄公是个傲慢的人，对中央政府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尊敬，也不应该这样做啊！这简直就是自毁长城嘛。
   周郑交质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周平王去世。平王死后，庄公和周公把持朝政，把姬忽送回了郑国，把姬狐从郑国接回来登基。谁知道姬狐不争气，在回来的路上就死了，后来只好由姬狐的儿子姬林继位，就是周桓王。大夫们还想把西虢公请出来辅佐姬林。
   姬忽死亡这件事挺奇怪，我一直怀疑姬狐恐怕不是死在回国的路上，说不定早就给庄公弄死了，又或者姬狐在郑国期间知道了庄公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庄公不想让他活着回来即位。而姬狐的儿子姬林相信也一定有同样的疑虑，加上身边一直有庄公这么个老虎样的人，怎能睡个安稳觉啊。这个姬林比他爷爷还愣头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庄公的朝中职务给免了。
   这下可戳马蜂窝了，庄公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可是姬林毕竟是他的上级领导，人家是有任免干部的权限的。想来想去，庄公命令大夫祭仲带上人马到周的边界附近抢粮食去。四月，抢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抢了成周的谷子。姬林除了七窍生烟，也毫无办法。但是从此，周郑正式撕破脸了。
   在重视礼仪的周王朝,天子用什么尺寸什么颜色的弓,各级诸侯又住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房子，都有严格的限定,不能僭越。天子的堂上可以演什么舞,诸侯的家里跳什么秧歌,甚至门前种几棵树,出殡多大规模，棺材用几层，号啕大哭可以号几嗓子,都有法律的约束。然而现在居然出现了天子与臣子之间互相交换人质的反常现象,东周王室的尊严和君臣之间的名分,至此尽废了。
   却说那郑国和宋国连年交战，庄公听从了祭仲的主意，到洛阳找姬林，想利用中央政府的号令，联合诸侯攻打宋国，这次庄公也没脑子，先前把人家的粮食都抢了，现在用着人家了，也没个表示，带着张嘴就来了，你想姬林会答应他吗？姬林不但不答应庄公，还羞辱了庄公一顿。
   姬林问庄公，郑国的收成如何，庄公说还不错，姬林说那就好，那我就自己吃京畿的粮食了啊。然后顺手送给庄公十车粮食。庄公悻悻而回，这时祭仲给他出点子，咱们用绸缎把粮食掩盖起来，回去的路上，就说大王奖励的，命令我们讨伐宋国就是。庄公依计行之。其他诸侯国都信以为真，那时通讯不发达啊，不可能象现在一样，在互联网上的官方网站发个帖子就地球人都知道了。庄公于是联合了鲁国和齐国，把孔父嘉（孔子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历史有记录的第一个因为老婆长的太漂亮被人谋杀的人）的宋国军队打的大败。
   假传圣旨后，庄公知道姬林迟早知道会这件事，就再不与姬林见面了。当时的规矩，封国三年不入朝进贡就会被视为叛逆。三年后，姬林不自量力地联合了几个小封国的军队讨伐郑国。他哪里是庄公的对手啊，被人家三下五除二就打的稀里哗啦，自己还在逃命的时候被射了一箭，要不是庄公考虑到活捉了姬林不好处理，他哪还有命回去继续当周王啊。
   而这一箭也彻底摧毁了周王室在诸侯中的权威形象，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理会周王室的存在了，各个诸侯国之间为所欲为，再也没有可以规范他们行为的人了。

（三）

   先说说周平王和桓王吧。
   周王朝历时879年，和大多数王朝一样，它的前几任君主还基本都能牢记先人艰难创业和治理国家的经验，但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子承父业的这一条足以导致任何一个强盛的王国都会逐渐走向衰落。后世的世子们都是在蜜罐中泡大的，即使个别的人学了些圣人诗书、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其个人的性格却大多存在缺点、缺陷甚至变态。中国的老话说“富不过三代”，是从家族经济的角度说的，从政治的角度看，委实是一个道理啊。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强盛的时代之一。一直传到第十代周厉王的时候才出了点问题，导致了“共和政治”，到厉王的孙子幽王的时代，周王朝的坠落已经是不可挽回的局面了。幽王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的，他是被自己的岳父联合犬戎杀掉的。自幽王之后，他的儿子平王迁都即位后就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下放到诸侯国做人质，开始了东周时代。平王死后，太子姬狐极有可能是被庄公所杀，平王的孙子桓王姬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位的。
   从周郑交质以及这个事件的后续影响上看，无论是处理复杂的局面、应对微妙的形势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平王和桓王其实都是些非常平庸的人，偏偏又都生在这样一个年代。平王年老，尚知道忍辱负重，桓王气盛，又搞不清形势，摆不正位置，冒然出兵伐郑，中央政府讨伐诸侯国，这在周王朝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结果是自取其辱，加速了王朝的没落。历史常常就是这样把一些才智平庸的人推到前台，然后被这些人左右。查阅历史我们又看到，周平王，这位东周第一任天子，战战兢兢、忧忧闷闷的人生岁月居然持续了长达五十年。这仿佛也是个规律,历史上那些活的不爽的天子,往往出奇地长寿,比如被儿子夺了皇位退居二线的唐玄宗就活了八十多岁。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数不清的被平庸的人、小人或者漂亮的女人影响所谓大势的情况，这种现象的确值得人深思。在那种时代，有才智的人如何自处真的是一门艺术。比如三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同为当世的大才子，同样不愿意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出仕，嵇康最终是宁死不当官，因为在那个改朝换代象上茅房一样频繁的时代，当了官也实在多活不了几年；而阮籍接受了好友嵇康的教训，出工不出力，虽然做过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官，却在不违背自己原则的前提下经历多任主子而能保全姓命和名誉。在价值评判上，阮籍为当世所推崇，而嵇康则被后世所称颂。这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个人的利益选择的问题。其实最后占上风的，还是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就是，生存就是成功。
   历史对周平王和周桓王这种没有多少标志性贡献和创造性破坏的君主是不会多看哪怕一眼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很失败。可是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他们的失败其实也蕴藏了很多历史和人生的必然，对于后世的人，未尝不是一种借鉴和警示。而作为后世的人，之于周平王和周桓王，更未尝不可以从中汲取一些齐身治家的思想精髓的了。

（四）

   前面有点跑题，原文主要说“信”的问题，我看说的还是儒家自己的“信”。什么叫儒家的“信”啊？那就是说自己是一种信，说别人又是一种信；今天说的信是这样的，明天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下面就着重说说这个信。
   原文的第二段说，君子曰：“信不由中（同衷），有人质也没有用。心诚的话，山间的小草、路上的积水都可以供奉鬼神、进献王公，何况君子缔结两国之间的信任，行之以礼的话，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多么堂而皇之啊！我不知道这里的君子说的是谁，大概就是指孔子那类圣人吧。在这里把山间的小草和路上的积水升华到如此地位，正是彰显了道学家们极其虚伪的一面。同样在《左传》里面的另一篇文章里，道学家分明在说：“显示器物的文采，分清贵*的区别，辨别等级的差异，理清少年和老年的顺序，是自古以来的制度。那些山林川泽中的物产，一般器具的材料，是下等*役的事。”
   在儒家的理论和思想里面是没有众生平等这一概念的，一切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一切都是生来就有其天定的用途和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阶级都喜欢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因，说刻薄些，儒家思想就是用来培养顺民和奴才的。
   《左传》的这段评论流露出了对物的一种唯心的鄙视。有没有真正的信义真的和形式无关吗？这就象一些伪君子在敷衍骗到手的女孩子时常说的那种话，“结不结婚不就是个形式，不就是一张纸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爱而且在一起”。《周郑交质》后面这段话实际上描述了一种根本没有存在过的、也不可能存在的所谓君子间的诚信约定，它在潜意识里把所有的人简单地分成了君子和禽兽两类，这种潜意识在宋明理学中终于公开登台亮相并发展到了极致。
   《左传》中对呈信物件的随心所欲的解释，潜意识中还秉承了统治阶级的一切皆为我所用的那种思维。不管是信还是其他的什么东东，今天可以这样解释，明天可以那样使用，一切都看形势和需要。历史证明了，在那个年代，真正的人物不是孔子这样的被礼法成规束缚的人，这样的人是人物，却只能有小成，而能够反过来驾御规则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是成大事的时代英雄。
   忠信节义孝，春秋大义啊。至少在信这个范畴里，我们必须承认，那个年代远好于我们现在的时代。那时的人非常重视承诺和誓言，连答应别人说是的时候都不说是，说“诺”。古代的人一言既出就是一诺千金，把诚信看的比生命都重，我们现在呢，用韦小宝的名言说，是死马难追啊。古人是怎样重视誓言的啊？在他们的认识里，发的誓、答应别人的事都被雷公爷爷录了音，说话不算数要遭劈的。
   春秋时有个鲁国的大将叫曹沫的，虽然是个本事人，无奈在与齐国交战的时候遇到了齐桓公和管仲这种不世人物，所以屡战屡败，导致鲁国最后割地求和。双方签合同的时候，曹沫抽冷子一个蹦上去就把齐桓公给拿下了。这个曹沫一定是大侠出身，两军对垒打不过人家，单打独斗可真不含糊，要知道齐桓公那时是春秋五霸之首，身边的警卫工作级别是相当高的，曹沫却有本事一个人轻松劫持他。曹沫说要想我不乱来，除非齐桓公发誓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什么人啊，当即发誓答应了曹沫的要求。事后还真得把辛辛苦苦抢了的鲁国土地还给了鲁国。
   这就是春秋时代的诚信。曹沫相信齐桓公只需要发一个誓就可以了，而齐桓公也因为当众答应了人家，根本不反悔自己的誓言。要放在今天，一定会有人说，是国家的利益重要，还是你齐桓公的个人信誉重要啊？这话倒也不错，但是齐桓公还是一国之君啊，不遵守诺言的后果将是很严重地影响他自己和整个齐国的声誉的。
   通过这件事，鲁国得到了小利，拿回了土地，却坏了名声。今天用这种方法要回来的地，明天就保得住吗？齐国表面上好象白忙活一场，最后落得个两手空空惺悻悻而回。实际上，齐国在这件事上面表现出的大国气度已经大大震惊了所有的诸侯国，政治上的收获远远高于鲁国那点土地。从这个意义上将，鲁国是小赢家，齐国才是大赢家，齐桓公赢得甚至比曹沫还要漂亮。
   春秋时代是一个权谋争胜的时代，齐桓公讲信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君子，他当然不是君子。他讲信用不过是因为信用也是他的手段之一，他没有被信所束缚和限制，而是在利用和驾御信作为他的权谋手段而已。在一定的背景下，那些看上去完全符合信义准则与正义标准的行为未必就是诚信与正义的，它们或者是幌子，或者是手段，它的目标是利益而不是正义，只不过不那么容易让人分得清罢了。
   说战争说到了利益二字，于是想起了前些日子阿难与我说的“春秋无义战”，很是心有戚戚焉，春秋无义战，那什么时候又有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