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奥运史:回忆1993年的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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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出去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井底之蛙。——杨澜回忆1993年的申办


  《正大综艺》时期的杨澜，是站在成熟稳重的男主持旁边，青春活泼的女主持；《唱响奥运》时期的杨澜，是站在青春活泼的男主持旁边，成熟稳重的女主持

  8月8日晚，北京2008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毫无悬念地由杨澜主持。这次上万人参与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晚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向各奥委会代表亲自发送北京奥运会的正式邀请函。这是国际奥委会首次把派发邀请函的仪式由总部洛桑改为在举办国进行。

  十几天前，杨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的北延长线上的寿皇殿里(现北京市少年宫)，为她的节目《杨澜访谈录》过完生日，六岁，与北京申奥成功同岁。六年里，杨澜访问了三百多位社会各界名人，当天到场的有近百位，压轴致辞的是杨澜的老朋友、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

  间隔的这十几天里，杨澜受邀去德国参加萨尔斯堡音乐节，还不忘拍摄一期《唱响奥运》的特别节目。

  1993：十万人上长城也没效果

  “1993年9月23日，那天跟摩纳哥的天气一样，大雨，成功离你真的是只有一步之遥，没有成功，擦肩而过，但是你还得要强装露出笑容啊，很坚强很大度地去向战胜者祝贺，所以这个心情是非常复杂的。”2001年，距离2008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投票只剩20天时，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接受了杨澜的访问，如此回忆几年前的失败。

  在杨澜的日历上，那一天同样难以忘怀。比不得何振梁与奥运打了几十年交道，1993年时，杨澜只有25岁，大学毕业刚三年，已在央视一档益智综艺类节目《正大综艺》担任了三年主持人。因为出色的英语能力，当北京开始筹备申奥时，她就被选中，从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到陪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参观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种以申办奥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1993年9月，杨澜随中国代表团到摩纳哥——如果申办成功，将由她在蒙特卡罗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

  杨澜特别定制了两套礼服，最终没能派上用场。事后，她总结了那次失利的原因：宣传片画面俗套，反复出现老人打太极和小孩捧鲜花；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罗的公共场所，签名留念，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团站脚助威，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当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时，国内却传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中国团派送出去的礼品，也接到一位英国摄影记者的反馈：“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和五环标志的背包吗？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那个包没用两天就开线了。”

  南方周末：你曾写过1993年去蒙特卡罗时的故事，总结了当时中国代表团存在很多不足，除了那些，当时中国的陈述表现怎么样？

  杨澜：当年的陈述里表达情感的词儿特别少，更多的是像作报告，摆事实、讲道理。通常一个城市的申办到了最后投票的时候它需要与评委之间建立一种情感的沟通，一些数据其实大家已经很了解了，包括你们能提供多少间住房，能够布置什么样的跑道。

  当时对外的沟通和公关能力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领导人出席记者招待会都是以能避免问题为成功，而不是主动地跟记者交流，好像总是怕记者提一些敏感的问题。

  那次我也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有些也是带有成见。当时有记者问张百发，北京如果没有申办成功会怎么样。我记得当时张百发是开玩笑地说，而且是有上下文的，他就说那我就没脸去亚特兰大了。第二天我看当地的报纸出来的标题就是说“中国官员称，如果北京不能赢得这次奥运申办，北京将抵制奥运会”什么的。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特别深的成见，一方面是表达和沟通能力上的局限。

  南方周末：在那次申办中，你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杨澜：当时我们有一个少女合唱团，我们的女孩子就是乖乖的，经过很多次的排练，动作非常整齐，笑容非常灿烂，穿着非常统一。而澳大利亚的声援团就非常不一样，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当然他们还有一个语言优势，英语是他们比较通用的语言。他们到每一个餐厅都送给老板自己的宣传旗子，然后跟酒吧里的游客说悉尼怎么怎么好。这种个人化的、不拘泥于形式的、民间的，跟规矩的、排练好的、一切都是以官方的口径来的宣传方式和公关方式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对比。我们中国过去搞运动搞多了，有一些得心应手的方法，比如说动员十万人上长城啊、人海战术，什么事情都是官方来出面，到了海外就发现这种民间的交往特别重要。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上次因失望痛哭过的何振梁，这次因为欢欣落泪了。杨澜这次没哭。出发之前，她就说：“我希望从莫斯科笑着回来。我刚生了一个小孩，到2008年，我要带着孩子去北京看奥运会，这将会是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那一年，杨澜创办的阳光卫视起步刚一年，创业维艰，又正好生下女儿，可是当接到北京奥组委的电话，请她参加申奥陈述时，她“连半秒钟也没想，就说没问题”，提前给女儿断了奶。

  2001：奥运会真是非常正面的力量

  2001年杨澜已剪短了头发，形象成熟干练许多，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头脑里发生的变化”。

  奥运也给了她回报。阳光传媒的工作人员感叹：“那是杨澜的顶峰。”

  南方周末：这一次看到中国代表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杨澜：有更多的人可以用双语表达了。包括奥组委的高层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第一次时只有何振梁先生和一些体育部门的官员是会用双语的。而这次陈述，包括当时的市长刘琪，当时的秘书长王伟，还有我们各个部包括做边境检疫局的、做商业开发的都开始说英语了。所有的陈述人都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又对国内的情况非常了解，都是那方面的专家。团队还有澳大利亚的公关顾问来跟我们一起探讨怎样更符合国际评委的欣赏习惯。

  当时我准备一开始就谈《卧虎藏龙》，但是何振梁先生和澳大利亚专家都说不一定每个人都看过这个电影。我本来想一语双关说中国也是卧虎藏龙的，但是澳大利亚的专家就指出，龙啊虎啊在西方并不一定是很正面的形象，一些民族有恶龙的传说。后来我们就改用了蹴鞠的例子。

  南方周末：当时压力大吗？

  杨澜：我记得那天下午要上场前，我们在一个会议厅里看其他国家的陈述。我问邓亚萍，你经历过这么多国际比赛，什么消除紧张的方法最有效？邓亚萍说：“想赢就不紧张了。”我觉得这种心态特别好，你把这个怕输的心态变成想赢的心态，就不太紧张了。

  我记得多伦多的陈述特别有意思，他们一开始就是土著人身着传统服装走出委员席，大阪好像找了一个小女孩拉了一段小提琴。当时我就说这是做过了，它重视了情感的交流，要打动人，但这毕竟是一个惜时如金的陈述，你必须用你的实力说服评委，而不是一味的文艺演出。

  南方周末：上一次的失利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吗？

  杨澜：我觉得不会。你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我们就把体育运动完全等同于国家荣誉和民族自尊感。今天我们更能够把体育当成体育来看，把运动员看成一个人，而不是金牌机器。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自信心的增强，这种患得患失的压力也会减轻。这也是跟1993年很大的不同。到2001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自信心了。那个时候就说如果我们还不能成功，那怎么办呀？我就说那我们也要笑着回来啊，没有必要哭嘛。

  南方周末：与1993年相比，2001年的申办中，国外对中国的相关报道有什么变化？

  杨澜：当时CNN、BBC采访我，我并不是体制内的官员或者员工，为什么要这么热心地投入申奥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从过去的那种封闭中走出来，虽然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一直在往前走。我觉得奥运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力量，会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确保不会走回头路。作为一个公民，我是会从中受益的，所以我愿意来做点事。

  2007：不必把街道打扫得多么干净

  和余秋雨共进午餐，谈人生、文学的机会以10万元被拍走，由廖昌永“陪看”著名歌剧《图兰朵》亚洲首演的机会也以3万元被拍走。这一幕发生在今年1月，杨澜主持的为上海特奥会筹款的慈善晚宴上。

  “奥运会开幕式是不需要主持人的。”杨澜说。但围绕2008奥运会，有很多的活动需要主持人。在今年年初，由她主持的新节目《唱响奥运》开播。当北京奥组委委托北京电视台和阳光文化合作这台选拔和推广奥运歌曲的节目时，杨澜并不认为自己是主持这个节目的最好人选，“但北京台方面说：做这个节目可以，但杨澜一定要亲自来主持。”

  《正大综艺》时期的杨澜，是站在成熟稳重的男主持旁边，青春活泼的女主持。《唱响奥运》时期的杨澜，则是站在青春活泼的男主持旁边，成熟稳重的女主持。在众多的奥运节目里，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并不出众，杨澜说：“它有很大的时效性和功能性。”

  如果没有这档“命题作文”，杨澜自己并没有打算特别做一个与奥运有关的节目，因为现在这种节目已经有太多。不过在她的主打节目《杨澜访谈录》里，她陆续采访了刘翔、姚明、罗雪娟、丁俊晖、田亮等富有个性的年轻运动员。

  在采访田亮那集的结语里，杨澜问到，“在一个商业社会当中，运动员的个性化选择究竟应该如何体现，那种举国办体育的方式是否需要有一定的改变”等等，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在新一批的奥运宠儿出炉前，这些问题都需要找到答案。

  南方周末：如果自己想做一个奥运节目，会做成什么形式？

  杨澜：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觉得现在把奥运和音乐结合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其他形式的节目，已经很多人在做了。

  我觉得这么多的电视节目都在做奥运主题，在国外不会是普遍现象。这也体现了中国人对奥运非常强烈的和普遍的热情。比如说我们在2001年申奥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是北京有97%的市民支持奥运，国际上有些人质疑这个数字，无论是悉尼、纽约、伦敦，都有20%、30%的人是不支持奥运的，因为他们觉得奥运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或者是觉得不安全啊，等等。后来就有一个国际的独立的调查机构在北京作了一次调查，结果他们得到的数字是98%。中国人对奥运有特殊的情感，其中夹杂了民族感情，包括对国力的认同，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信心，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元素。这么高的支持率和这么高的热情体现在电视上就是非常多的节目，其他国家表现奥运的可能就是集中在奥运的赛事期间的，不会是提前一年就风起云涌。

  南方周末：你个人感觉，国外对我们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杨澜：我觉得仍然会有成见，但是相互的理解已经大大增强了。比如一些美国的记者就会跟我说，杨澜，你们根本不必要为了奥运而把街道打扫得多么干净，要管制交通，其实很多国家的交通都会堵塞啊，只要不妨碍比赛就可以了；中国现在这样已经博得国际社会很大的好感了，你们不必一定要人为地营造出一种气氛。相反他们会觉得政府组织的痕迹太强，为了所谓的表面的整洁啊，一定要让民工离开啊，打狗打猫啊，这些事情在他们眼里反而是做得不妥当的，等等。其实一个社会不一定要做到一点缺点都没有才会赢得别人的喜爱，反而是这种真实和多元的状况挺好的。

  还有外国人也不一定要被我们宠着。老外在外一餐饭也就两个菜，干嘛我们要给他15个菜啊？而且浪费那么多食物，人家还觉得我们浪费资源。我们现在是有钱给他们吃鱼翅，但干嘛要给他们鱼翅？他们也不领情，还不如给他们一块牛排就行了。

令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奥运会！很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