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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和概述
2005年摩尔逝世后,Dennis Smith在Independent杂志发表的讣告中,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涂尔干的(Emile Durkheim)《自杀论》并成为20世纪三大社会学经典著作之一。[1] Dennis Smith的这种说法是否权威,是否得到了西方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同,我们姑且不论,但摩尔这本著作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该书1996年出版后,总共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在1967年获得了Woodrow Wilson 基金会奖 ,在1968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MacIver奖,该书在美国学界是有广泛的影响力的。
根据笔者在Jstor数据库和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数据库中搜集的资料来看,西方很多著名学者都《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发表了书评或者专门撰文进行了评论。Gabriel A. Almond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上的书评、Stanley Rothman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评论、David Lowentha在《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上的评论、C. E. Black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的书评、Reinhard Bendix发表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的书评、Lester H. Salamon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中的评论、还Lawrence Stone在《纽约书评》中的评论等等30篇英文评论和书评,[2]从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章来判断,这些书评的时间大都集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1987年翻译成中文由华夏出版社出版,1995年萧纯美翻译的版本《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在台湾地区由远流出版公司。在中文资料上,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判断,没有专门针对该书有影响力的书评。
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对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走同一条道路的观点,他阐述了三种通向现代社会的方式,第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的路线,是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些列革命问世的。”[3]第二种是德国和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第三种是中国和俄国的农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道路,最终通向共产主义。摩尔认为不同社会阶级的关系和发展能够解释存有差异的三条发展道路,不同之处只能通过革命历程的不同性质才能区分出来。在摩尔的理论中,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Jonathan M.Wiener对该点摩尔的思想总结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由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合作而形成的,地主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弱是理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农业从维持生计的手段到商业生产的转变是形成和塑造随后的积极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且不同的商业化形式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结果。”[4]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试图分析在各国产生和没有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参与状况,他在前言中说:“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的说,本书力图揭示这个或哪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5]面对农业商品经济的挑战,处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土地贵族与农民的回应态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社会阶级关系的组合形态,进而决定着现代化的路线。
摩尔采用的是一种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各国历史的比较分析,他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的社会巨变,这场巨变将旧式的地主贵族的统治被推翻,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在英国,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农民被毁灭,城市资产阶级崛起,农业呈现商业化的特点,使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建立了英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在法国,以革命摧毁旧秩序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革命瓦解的是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将激进派从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得到巴黎市民大众的支持。美国的南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巩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而德国和日本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地主贵族和政府联合起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采用政治控制手段,而不是市场经济手段,“把劳动力拘羁在岗位上,使体系保持正常运转”,[6]这种阶级关系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道路则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农民革命,农民被政治动员起来,从而为打破旧秩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最终有可能走上共产主义。
在研究了各国的情况之后,摩尔得出结论认为,民主的五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土地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出现。”第二个条件表现为,“向形式适宜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削弱土地贵族和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是摩尔认为的民主发展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暴力的社会革命是增进世界民主和理性的一个必然性的前提条件。[7]
对于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学者们往往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对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尽管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在研究民主的前提条件领域内的一部极具挑战性、有广泛影响力和备受赞誉的著作,但是也避免受到综合和系统的批评。华盛顿大学的Joseph Gusfield认为,“这是一部睿智而重要的书。为了分析农业因素(agrarian forces)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该书考察了三个欧洲国家和三个亚洲国家的历史。该书显示了摩尔具有渊博的知识,假设和解释的原创性,摩尔在比较政治社会学领域创作了一本重要的著作。”[8]同时他认为,“对于提出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和提供了这么多令人激动的解答的著作,自然会出现来自于读者的方方面面反对意见。”[9]
对于摩尔的最多批评是针对其方法论的批评,学者们认为,它是一个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因素的经济决定论者,但这些因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实际上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摩尔的方法被定性为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的方法,他的方法“将社会阶级放在了他的解释体系的中心,而且是非常的狭窄的,忽视了其他偶然性的因素。”[11] Perez Zagorin认为摩尔如此倚重于经济关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12]David Lowenthal批评摩尔的论证在根本上存在缺陷,Lowenthal认为摩尔的错误源于他对于作为人类历史独特的、独立的原创性的正式思想的忽视,这种错误本身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产物,而摩尔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方法。虽然摩尔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包容在他扩大了的历史解释法中,但是摩尔依然认为产生社会实际影响实际仍然是个人需要和利益的社会阶级的思想,其中经济性的因素又是起主要作用的。[13] Lowenthal举例到,摩尔的方法就好像是研究清教革命不考虑清教思想,研究法国大革命完全不考虑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影响,考虑中国革命不考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虽然摩尔的阶级冲突分析法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存有一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观点之间也是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摩尔认为对于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阶级冲突,对于阶级冲突的理解以对特定的历史构成阶级的历史分析为前提。摩尔认为社会阶级的概念是他分析的最为基础的概念。“由于历史中特定的经济关系背景而形成的社会阶级”是摩尔整个论证的起点,同时他他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整个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14]
观点不成熟,等我再斟酌下再发出来。对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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