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林斯潘的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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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格林斯潘的坚定信条：市场至上   

随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任期即将进入最后一年，他最广为人知的工作－－通过调整利率来掌控经济－－继续得到人们的赞誉。但是在这些成绩背后，这位78岁的经济学家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也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著重大的影响：让美国政府远离金融市场。

在2002年的时候，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提议颁布新法规，对交易员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买卖能源合同的行为进行监管，因为在此之前安然公司(Enron Corp.)及其他公司通过操纵市场推动加州电力价格大幅攀升。当她致电格林斯潘寻求支持时，格林斯潘拒绝了她的要求，并告诉她这一提案会威胁到市场规模达几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而这个市场是分散金融风险的一只重要力量。

格林斯潘说服美国总统布什(Bush)任命的其他监管官员和他一道写信反对这项提案，范斯坦的反对者将此作为在参议会辩论的一个武器。该提案最终以微弱劣势未获通过。后来她又多次提交该提案，其中格林斯潘至少有两次发动这些监管官员提出反对。范斯坦说：“我相信如果不是格林斯潘的反对，这项提案已经获得通过了。”

除了成功遏制安然事件后要求对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呼声，格林斯潘还帮助消除了大萧条时期设置在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的障碍，并鼓励那些能创造出银行业巨型公司的并购案。他还恳请监管机构不要对对冲基金和其他市场横加干涉，这些市场正在替代银行，为美国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虽然Fed是银行业的主要监管机构，但在格林斯潘的带领下，它对银行的干预越来越少。

在这些主张的背后是格林斯潘一种强烈的信念，即认为自由的金融市场比政府监管机构更有效，甚至在保护经济免受泡沫破灭冲击方面也能比央行发挥更大作用。一架B-2隐形战斗机如果没有电脑不断调整其机翼的位置，就有可能坠毁，格林斯潘就把市场比喻成B-2的电脑，它们将风险不断地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保证经济体能够消化这些冲击。

因此。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公务员之一，格林斯潘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他相信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保持无为而治。他认为美国南北战争前的政府是最为理想的政府，当时经济生活中几乎看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身影，它甚至连国家货币都不发行。

而在现实生活中，格林斯潘有时也不得不调整这种激进的立场，向自己的工作(例如挽救几近崩溃的对冲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以及华盛顿的政治游戏规则低头。不过，总体而言，在目前金融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与普通百姓的联系越发紧密的关键发展时期，格林斯潘的上述观点对于放松市场监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格林斯潘的任期将截止到2006年1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的继任者是否仍能继承他的主张。

批评人士称，他这种不管不问的监管哲学导致Fed的监管效能下降，这一点从其负责监管的银行卷入到最近的公司丑闻中就可见一斑。他的反对者还声称，为了降低现代金融体系中固有的风险，一定的监管还是有必要的。

格林斯潘最早是在60年代开始对外表述自己的这些观点的。当时他是自由主义哲学家艾恩·兰德(Ayn Rand)的拥戴者之一。他当时这样说道，如果企业要为自己的声誉负完全的责任，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声誉，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他1963年在兰德的“客观主义者”(Objectivist)时事通讯中这样写道：“在诚实交易和提供高质量产品上树立良好的信誉是关系到每个企业家自身利益的问题。”他说，监管将会强行取代因信誉而起的竞争，从而破坏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体系”。“在无休无止的监管文件下面暗藏著一支枪。”

如今他的言论已经没有那么激进，不过他仍然对19世纪中期的放任资本主义崇尚有加。那时候让金融市场保持诚信的不是监管而是竞争。例如，当时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币值会随著发行者信誉状况的变化而出现波动。

格林斯潘相信，由于采取了金本位制，19世纪的经济本质上是稳定的。在金本位制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都与一定数量的黄金等值。如果一个国家借入了过多的外债，债权国就会要求其以黄金进行偿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银行会提高利率，鼓励贷款方持有资金，同时由于借款成本相应提高，借贷行为也会减少。

在格林斯潘看来，政府日积月累的干预损害了这种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美国政府最早的干预行为就是在1863年发行本国货币和建立全国银行系统。他认为，这些体系的瑕疵对此后数十年美国出现的周期性金融恐慌负有责任。

Fed成立于1913年。作为最后贷款人，Fed会出手相助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这降低了银行家和企业人士谨慎从事的积极性。1933年美国政府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存款人对于存款银行声誉的关注度也因此降低，市场的约束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同年美国还取消了金本位制，再次损害了市场的功能。

他在2001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显然美国从此进入了因政府行政力量取代市场力量而形成的恶性循环中。”

格林斯潘用一种复杂的方式来协调工作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采用金本位制，并且不设立央行。而金本位制的取消以及Fed的建立削弱了市场的约束力量，这就产生了政府干预的需要，Fed主席必须尽全力完成政府的这项职责。

对于格林斯潘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阻止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更为重要的了。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等人曾对格林斯潘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政府应该适时采取措施降低因现代市场的复杂性而产生出来的风险。格林斯潘愿意容忍市场偶然发生的意外，以此鼓励创新从而推动市场更有效率的运转。

在当时供职于鲁宾财政部的人士看来，双方的意见分歧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木质网球拍”的辩论。鲁宾的观点是政府应该限制市场的作用，“这就好像在说用木质网球拍进行网球比赛会更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如此说道，他曾担任过鲁宾的副手、之后还升任美国财政部部长。而格林斯潘认为用高级的铝合金球拍更好，虽然有时会出点岔子，但这种球拍击球会更有力。

长期以来，格林斯潘一直不同意政府对企业合并进行限制。自加入Fed以来，格林斯潘就公开反对1933年开始实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该法案旨在限制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的混合经营。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案是因为美国政府当时认为，银行股票投机行为是导致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以及经济大萧条的诱因之一。但后来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这项法案，JP摩根(J.P. Morgan & Co.)被拆成两家公司，并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历史学家切尔诺夫(Ron Chernow)在其撰写的一部著作中称，格林斯潘1984年曾担任过JP摩根的董事，他参与发表了该行一份有关反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专题论文。

1987年，就在格林斯潘加入Fed的几个月后，Fed开始采取措施向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迈进。1996年Fed进一步放松限制。两年后，Fed批准美国第二大银行的母公司花旗银行(Citicorp)与融保险商和证券交易商为一身的旅行家集团(Travelers Group)合并，加速了该法案的灭亡。

但Fed同意两家公司合并是有条件的，即合并成立的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将剥离不被允许经营的业务。不过花旗集团正确地估计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会被修改。这项并购案促使美国国会在一年后彻底清除了剩下的法律障碍。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已退休的总裁冈瑟(Kenneth Guenther)说：“是格林斯潘推动了法律修改的进程。”这家小型银行集团当时曾指控Fed干涉国会的事务，但未能成功。

虽然格林斯潘通常将监管问题交由手下的人处理，但这些人往往都会遵从他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内，Fed批准了几乎所有的银行控股公司并购申请，仅有两次除外。与此相反，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其8年任期内拒绝了10宗并购申请。美国目前拥有3家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的大型银行集团－－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公司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

批评人士称，这些并购把大量的金融风险集中到了少数几家公司中。而格林斯潘辩称，放松监管将会创造出更为稳定的金融体系。

他常常引用电信业的案例来说明问题。在1998至2001年之间，电信公司共贷款近1万亿美元，其中许多最后变成了坏帐，但没有一家主要金融机构因此而倒闭。股票和债券持有者因此亏了不少钱，但为电信公司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通过创新的方式却有效地分散了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将部分贷款出售给其他机构，一些金融机构承销债券发售或是在新兴的信用衍生品市场进行对冲操作，这种操作保护金融机构免受公司拖欠贷款的冲击。

“即使是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公司破产事件－－WorldCom和安然公司破产案－－以及发生在阿根廷的最严重的国家金融危机也没有对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的资金状况构成严重的影响。”格林斯潘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与此相反，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和房地产开发商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打击了美国银行业，由此产生的信用危机一度让经济陷入了困境。

当市场向危机低头的时候，格林斯潘并不愿意向政府干预低头。1997年12月份，美国财政部曾希望银行能够向韩国提供贷款，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据熟悉情况的人士称，当时格林斯潘也同意了这一做法，但他向财政部官员表示他自己不会打电话给商业银行提这样的要求，称让监管者对银行的贷款业务指手画脚并不妥当。最后是鲁宾和当时的纽约储备银行行长麦克唐诺(William McDonough)给商业银行打了电话。

麦克唐诺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一位前商业银行家，他能够向那些银行传递如下信息：重组贷款最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

数月后，一个更大的考验出现在格林斯潘面前。当时几近破产的对冲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威胁要停止在美国债券市场交易，麦克唐诺再次出面安排该基金的债权人买下这只基金，这些债权人中包括几家受Fed监管的银行。虽然麦克唐诺称他不断向格林斯潘通报事情的进展，但他并没有寻求获得格林斯潘的批准。格林斯潘在向国会作证时称，像救助基金这样的行为并不多见，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本来高效的市场出现失灵、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加以应对的时候。

LTCM陷入困境令Fed颇为尴尬，因为Fed负责监管著该对冲基金最大的几家债权人。不过格林斯潘并不认为这就意味著Fed需要加大监管力度。据会议纪要显示，他在当年9月的一次Fed会议上这样说道：“如果我们真要符合人们所认为的那种标准，那么监管人员的数量会是现在的5倍。我们会把它们看得死死的，让它们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Fed对LTCM的债权人并没有采取公开的惩戒措施。

让国会更加担心的是对冲基金固有的经济风险而不是Fed的监管力度是否得当。1998年国会要求包括格林斯潘和鲁宾等在内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resident'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就对冲基金和杠杆操作的监管提出建议。

据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士称，鲁宾倾向于扩大监管，而格林斯潘则不然。负责协调工作小组事务的财政部官员金斯勒(Gary Gensler)回忆称，格林斯潘问为什么每年挣8万、10万美元的政府官员更能对高风险的对冲基金指手划脚，而不是经营这些基金、年收入上百万美元的华尔街专家们？格林斯潘拒绝支持该小组提出的一个最具干预性的措施：将监管的范围扩展到经纪公司旗下那些本不受监管的关联公司。

格林斯潘还对Fed许多消费者保护法规的价值表示怀疑。在由7名成员组成的Fed理事会的众多表决中，格林斯潘唯一未能如愿的一次是1995年就要求银行改变存款利率计算方法的提案所进行的表决，理事会以4票对3票通过这项提案。当时理事会的一些成员认为利率的计算方法有误导公众之嫌。数周后，由于银行对改变计算方法而产生的成本提出抗议，理事会再次投票，并一致同意暂缓执行这项计划，该提案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有些时候，格林斯潘对于此类法规也不太反感。比如，他现在就赞成Fed执行的关于强迫银行到贫困社区开展业务的法规。

尽管银行被卷入最近的金融丑闻中，但是Fed常常迟于采取果断行动。批评人士指出，首先发现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帮助安然向股东隐瞒真实财务状况的是民间诉讼人和参议院调查员。这两家金融机构最终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提起指控，并在后来与该委员会、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和Fed达成和解。这两家公司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常常对Fed进行抨击的监管机构Financial Markets Center的经理汤姆·施勒辛格(Tom Schlesinger)指责道“Fed已经从一个巡警转变成为大型金融机构身边的顾问。”

Fed的辩护者们称，Fed的主要工作是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而不是搜寻欺诈行为。在这一点上，他们指出银行体系在最近的经济动荡中表现的非常稳固。Fed还修改了监督程序，并且在去年征收了其历史上最大四笔罚款中的三笔。

去年，SEC主席唐纳森(William Donaldson)将对冲基金监管列为其首要监管任务，他提出对冲基金应该在SEC进行注册。SEC希望能够接触到对冲基金的日常信息，并且有权对其运营进行检查，以确定有无欺诈行为。

曾在60年代与唐纳森在华尔街共事的格林斯潘成为此提议的主要反对者。他在去年7月向参议员们表示，对冲基金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流动性，这意味著当所有人都在抛售时对冲基金通常愿意买进。在SEC注册将会把他们吓跑，由此对经济构成沉重打击，同时丝毫无助于制止欺诈行为。

格林斯潘的反对声音让唐纳森的反对者们如获至宝。SEC中另外四位委员之一保罗·阿特金斯(Paul Atkins)在上月该委员会的一次辩论中表示，“我对格林斯潘主席和他所从事的棘手工作充满敬意，我想不起格林斯潘何时还曾作出如此清晰明了的表述。”

在一次采访中，唐纳森暗示他和格林斯潘只是有不同的工作优先顺序。他说，“我认为对冲基金提供市场流动性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但是“你愿意为流动性容忍多少欺诈？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是零。”

这次，格林斯潘阵营罕见的遭遇了失败。SEC以3票对2票通过了唐纳森的提议。但是行业团体希望推翻SEC的决定，并考虑请求格林斯潘提供书面支持。

第二篇  格林斯潘在赤字问题上失策
除了操控利率这一本职工作，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有关美国预算的讨论中也具有重要发言权。但是历史可能会对他的财政政策表现作出一个多为批评的评判。

2001年1月，格林斯潘放言支持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的减税计划，他对参议院称，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可能会拥有充足的资源进行削债和减税。他下错了赌注。在过去3年，美国10年期预算从先前预计的5.6万亿美元盈余转为了2.3万亿美元的赤字，并且没有好转的迹象。

许多专家此前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格林斯潘不仅仅是一名专家，他的公开表态具有沉重的份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一些官员认为，格林斯潘就预算发表的观点可能会把该央行拖进党派纠纷中，从而威胁到Fed的独立性。

尽管格林斯潘主张应该削弱政府的作用，但是他劝告从福特(Ford)到克林顿(Clinton)的历届总统，在预算实现平衡前不要减税。他相信赤字会推高长期利率并且会导致通货膨胀。他对减税的反对态度甚至一直持续到1998年联邦预算在将近30年来首次转为盈余之后。

美国预算盈余在2001年以前持续增长，格林斯潘开始放缓语气。他认为，他5年前确认的美国生产率的复苏永久性的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创造出更多的可税收入和利润。

当年1月，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提高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期。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丹·克瑞本(Dan Crippen)称，格林斯潘关于生产率增长的论断是其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原因之一。私下里，格林斯潘认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趋于保守，5.6万亿美元的预算盈余可能偏低。

格林斯潘转变对减税看法的时机对布什(Bush)来说真是再好不过，因为就在数天前，布什入主白宫，誓言将推行减税计划。在财政政策方面，格林斯潘通常将自己的观点与白宫主人保持一致。他在1993年支持克林顿的加税政策，这一举动当时让部分共和党人大跌眼镜。反过来，他在2001年1月份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表示，减税和减债是可行的，这又让民主党人沮丧万分。

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萨巴尼斯(Paul Sarbanes)在这次会议上对格林斯潘称，“你让来之不易的财政紧缩政策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在这次会议以及其他场合，格林斯潘暗示如果未达到债务目标，减税应该自动取消。白宫和国会官员拒绝了这一建议。

在此重要时刻，格林斯潘对经济数据的把握和他的政治直觉让他栽了跟头。生产率的确加速增长，但这并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相反，最主要的推动力是90年代的股市泡沫－－股票交易利润、华尔街分红和退休存款计划的提取给政府带来了大量的税收。

在此之前的50年，税收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通常在17%至19%之间，但在2000年这一比例猛增至21%。格林斯潘没有察觉到一旦股市泡沫破灭将给税收带来多大的冲击。就在减税计划于2001年5月通过后不久，政府税收就未达到其预期。到2004年时，在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和三轮减税之后，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16%这一45年来的最低点。

格林斯潘还错判了他与白宫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士在赤字重要性这一议题上的观点分歧。共和党人士对格林斯潘同意减税予以赞赏，但是对他常挂在嘴边的赤字言论则充耳不闻，甚至不以为然。

在2003年年初，当白宫主张进行第三轮减税时，格林斯潘给自福特政府就相识的老友、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发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以格林斯潘主持完成的一份内部人员研究为基础，其观点是巨额赤字和长期利率走高有著密切关联。总体上，经济学家认为赤字推高了信贷成本，因为赤字会从企业和消费者那里争夺资金。由于当时长期利率位于数十年来的低点，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种关联的存在；格林斯潘认为他的人员发现了这种关联。

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切尼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布什的高级经济学家格林·哈巴德(Glenn Hubbard)，一位减税政策的拥护者。哈巴德给切尼写了一封信，反驳格林斯潘的观点，称其他研究显示赤字和利率之间的联系要小的多。白宫由此继续推行了减税计划。

格林斯潘反复督促国会重新启用最早由布什的父亲实行的一项规定，该规定要求应该减少支出以抵消减税的影响。该规定于2002年失效。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委员会辩论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南加利福尼亚州资深民主党员约翰·斯普拉特(John Spratt)要求复用这项规定，并指出格林斯潘是此举的支持者。

预算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共和党员吉姆·鲁斯勒(Jim Nussle)回应道，“我们不认为必须要为减税付出代价。”共和党人士在党派政策投票中将格林斯潘的此项建议拒之门外。


第三篇  格林斯潘拒做教条主义者

1996年9月，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注意到了一个被大多数经济预测学家们忽视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是服务行业工人生产率，一个衡量员工每小时产出的数据。

政府数据显示该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这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v, 简称：Fed)的主席深信事实恰恰相反。格林斯潘扫视了美国各个经济领域，最后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一些迹象上面：高科技设备订单增长；购买设备的公司利润提高。

他明白电力革命提高生产率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而现在，他认为电脑的出现正产生一个类似的延迟效应。格林斯潘对他的发现深信不疑，他准备对美国经济的命运下注。

这年秋季，他的Fed同伴们担忧经济如此强劲的增长可能将推高通货膨胀。Fed的12个地区银行中有8个银行希望通过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两位行长罕见的警告格林斯潘，如果他不推行加息，他们将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根据会议纪录，在一次投票决定利率走向的会议上，格林斯潘拒绝作出加息决定，他主张应该保持利率不变。在对生产率数据进行分析后，他相信公司现在无需雇佣更多员工就能够生产并销售更多产品，这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一观点以他先前对一些极其晦涩的统计数据进行的研究为基础，比如政府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两个关键指标之间的差别。他的同事们半信半疑的接受了他的观点。

现在看来，显然格林斯潘是正确的。Fed不采取加息措施使得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同时使失业率降至数十年来的低点，甚至通货膨胀率出现小幅下降。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说，“其他央行面临这一情形时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但是格林斯潘拒绝成为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总是说，`看看我们身边，看看当今的形势，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

现年78岁的格林斯潘17年来依赖两种力量灵巧的操控著美国经济的走向：对最复杂数据的无与伦比的理解能力以及当传统经济规则失效时打破惯例的意愿。在经济学越来越受到数据模型驱动并且政治学日益教条化的时代，格林斯潘没有随波逐流。

因此，几乎没人－－包括Fed内部近距离接触格林斯潘的人－－知晓格林斯潘的工作方式或者想像得出其继任者该如何续写格林斯潘的篇章。在确定利率时，格林斯潘会对按揭还款、未来6年的预期油价以及通讯设备储备订单进行一番研究。格林斯潘目前的任期将截止到2006年1月，由于对Fed行长任期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他将不能再度连任。

Fed前行长艾伦·布兰德(Alan Blinder)说，“不管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是谁，当他或她走进这个办公室，打开抽屉寻找格林斯潘的秘诀时，他或她将会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秘诀在格林斯潘的脑袋里面。”

格林斯潘获得的成功有一部分建立在他人成就之上，其中包括其前任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80年代早期成功消除了通货膨胀，另外还要归功于科技的进步以及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此外，格林斯潘有时也会判断失误。他过高的估计了90年代末期的科技行业投资金额，从而招致批评人士指责他催生了股市泡沫。他还错估了90年代末联邦预算盈余的持续时间，他支持大幅减税，而这最终导致赤字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

而且，格林斯潘1998年未做出刺穿股市泡沫的决定至今仍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他以低利率来缓冲股市泡沫破灭冲击的做法可能导致了消费者信贷、住房价格和外债的过快增长。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格林斯潘的功绩达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这帮助解释了美国如何能在许多经济体苦苦挣扎之际继续保持其增长速度。三个关键的决定说明了问题：1994年上调利率、1996年维持利率不变和放任股市泡沫膨胀。在每一种情形下，格林斯潘都重写了央行业务的规则，即使他遭到周围一些人的反对。

1994年：软著陆

在1994年的头8个月，为了放缓经济增长速度，Fed五次上调短期利率，将利率总共上调1.75个百分点达到4.75%。格林斯潘主政的Fed有小幅度调整利率的长期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下次行动前给政府官员留出时间评估利率变动对公司借贷或消费者支出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如果调整利率过快，将会导致经济不必要的急剧放缓以及失业率的升高。

但是经济丝毫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投资者仍然对通货膨胀抱有顾虑－－当时年通货膨胀率为3%左右。这种担忧推高了债券市场的长期利率。当债券购买者担忧他们的投资可能受到通货膨胀侵蚀时，他们通常会要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作为补偿。

Fed的挑战是调高利率使之足以让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压制通货膨胀－－从而实现所谓的“软著陆”。但是Fed也许会加息过猛，或者对通货膨胀敏感的债券市场可能会将长期利率推高至过高水平，这会导致经济出现“硬著陆”而陷入衰退。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提出了一份“重磅”建议：一次性将Fed的关键短期利率上调75个基点，这是一种他在此之前从未提出过的建议。格林斯潘相信，这一举动将会显示Fed的决心，并最终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会议纪录显示，他对Fed的这个政策委员会称，“我认为我们的步伐落后于现实状况。”他说，加息幅度过小可能会损害市场对Fed控制通货膨胀能力的信心。他一改在公开声明中那种闪烁其辞的风格，明确表示这种可能性会导致美元和债券市场受到打击，并导致股市的大幅下跌。

参加此次会议的Fed其他6位理事中一些人以及12位地区银行行长担忧格林斯潘做过了头。克林顿任命的两位新理事珍妮·耶林(Janet Yellen)和布兰德尤其忧心忡忡，这两位经济学家当时更担心失业状况而不是通货膨胀。现在为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林当时对委员会表示，“如果我们过于急躁并作出过激反应，经济将存在著硬著陆而不是软著陆的真实风险。”

布兰德认为债券市场将把这一幅度的加息视为Fed将采取更激烈举措的信号，并将继续推高长期利率。他在会议上表示，格林斯潘的建议对债市来说无异于将一块鲜肉送到狮子的口中。它们将吞噬这块肉，并且索要更多。

格林斯潘坚守己见。理论上，利率决定由FOMC的12位具有投票权的成员作出，但是实际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对格林斯潘的建议表示出异议，这也是为了在公众面前保持意见一致的形象。耶林和布兰德不情愿的同意了提高75个基点的决定。11周过后，当格林斯潘提出加息50个基点至6%时，他们依然表示同意。两次投票都是全体一致通过。

格林斯潘的冒险获得了回报。投资者认为，Fed的举动将会抑制通货膨胀。在11月份的加息之后，长期利率迅速稳定下来，而在2月份加息后，长期利率稳步回落。股票市场飙升。美国经济在1995年上半年大幅放缓，但是并没有滑向衰退。到1995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再度发力增长，而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格林斯潘实现了各国央行孜孜以求的“软著陆”。这为此后美国连续6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当时，耶林和布兰德都没有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加息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如何操作方面与格林斯潘产生了分歧。布兰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从中认识到，在策略问题上，你只需听格林斯潘的话即可。”在2002年的一本书中，耶林和布兰德写道：“格林斯潘这次大放光芒的成功...令早已具有崇高威望的格林斯潘获得了宏观经济魔术师的盛誉。”

格林斯潘的这次冒险还帮助巩固了Fed的政治独立性。布兰德说，“它让包括克林顿和许多议员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知道，Fed每次加息并不都是那么可怕。”

但是此举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给投资者壮了胆。许多投资者开始相信Fed总是能阻止经济衰退，这种想法让他们认为股市风险降低，并为股票的不断上涨找到了理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职员、现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首席美国经济学家的伊坦·哈里斯(Ethan Harris)说，“经济周期趋于平缓的观点变成了'经济周期已经不复存在。'”他说，这是投资者将股票价格推高至难以维持的高位的一个原因。”

1996年：新经济

格林斯潘与他的工作同伴们不是非常合群。尽管他是华盛顿社交圈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物，但是他性格内向，宁愿去读手下人所写的备忘录。他早上6点起床，然后以阅读报纸和经济报告以及准备演讲稿开始一天的生活，而这些常常是在他的澡盆里面完成的。大多数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吃早餐，通常是热麦片粥和星巴克脱咖啡因咖啡。有时他还会听一些古典音乐。

1996年9月，耶林和Fed新理事、前著名独立经济预测学家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罕有的来到了格林斯潘的办公室。此时距离FOMC举行会议还有一周时间，耶林和梅耶希望能够影响格林斯潘将提出的利率建议。

两人担忧，由于失业率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低位，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将不可避免。传统经济模型显示，公司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吸引足够多的员工，并将通过提价的形式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自这次事件之后加入到一家经济预测公司的梅耶回忆到，他们警告格林斯潘，如果他不建议调高利率，他们可能将会投他的反对票。

格林斯潘不露声色的听著。他此前已经注意到这一情形，但是在他对工人生产率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与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格林斯潘一直奇怪70和80年代电脑的普及为什么没有提高生产率，即每小时工作产出。他接受了经济历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观点，后者指出电力在工作方式调整以前的数十年并没有提高生产率。戴维暗示，电脑也存在著这种滞后效应。

而现在，格林斯潘将自1993年以来高科技设备订单的飙升－－与此同时，购买这些设备的公司的利润也在增加－－看作生产率终因电脑提高的证据。如果这种效应是真实的，它意味著经济学家们低估了通货膨胀抬头前经济的增长速度。公司无需增加雇员就能提高产量。

当会议于一周后举行时，气氛非常紧张。路透社(Reuters )的一篇报导透露了这次会议的情形，12家地区银行中有8家要求提高利率。

格林斯潘不同意加息，他对委员会表示他希望保持利率不变。他所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生产率数据是错误的。根据他委托两名Fed经济学家所作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自1990年以来诸如医疗保健等许多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应该是呈下降趋势的。

格林斯潘在会议上称，“这是不合道理的。所有的数据都显示生产率大幅下降，这里面有不实成分。”相反，他提到了其他一些政府报告，这些报告显示公司在没有调高价格的情况下取得了高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利润率，这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信号。“生产率实际上以比统计数据快得多的速度在增长。”

许多委员会成员仍然对此表示怀疑；有一半成员希望加息。会议纪录显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诺(William McDonough)呼吁与格林斯潘保持一致，他说有关争执已经打击了成员士气。部分成员对此建议置若罔闻。最后，除一名成员外，所有人都投票站在了格林斯潘这一边。 Fed在整个秋冬两季都将利率保持不变，这出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料。Fed的这个决定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即在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展开总统竞选的时候，Fed将自己置身于公众焦点之外。

随后的数据显示，生产率在低迷20年后于1996年的确开始加速增长。Fed曾经认为美国经济能够以年2.5%的速度稳步增长，而现在美国经济能够以3.5%左右或更高速度增长而不至引发通货膨胀。

梅耶在今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格林斯潘比我们有先见之明。

不加息的决定使得失业率降至4%这一数十年的低点，令90年代的繁荣势头得以持续，并帮助让美国最弱势的工人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尽管格林斯潘很早就承认科技的变革力量，但是他本人并不使用电子邮件。他拥有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 Inc.)的一个iPod数字播放器，这是他的朋友、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送给他的。尽管如此，他的主张让他成为了“新经济”理念最早的倡导者，这一理念认为生产率永久的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由于科技繁荣最终走向了破灭，经济由此陷入衰退，格林斯潘是不是热情得过了头？Fed前主席威廉·马汀(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说，当派对开始时，央行官员们应该拿走酒杯。至少在语言上，格林斯潘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索罗说，“格林斯潘在'新经济'上有些走过了头。”

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格林斯潘明确表示他认为股市价格不合理。他在1999年对国会说，“危险在于，在当前情形下，股市无来由的、甚至是热烈的上涨将会把股价推高至一个无法支撑的水平。”

但是他完全相信，为股市热潮推波助澜的科技设备销售大幅增长既是理性的又是可持续的。“如果起草商业计划的人手头可赢利的项目没有大幅增长，那么高科技设备和软件支出的真正爆炸性增长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在2000年4月份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作如此表示。

高科技设备的交付数量在此次会议5个月过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紧接著在此后一年骤减了25%。格林斯潘推崇的许多投资项目遭到溃败。资金充裕的电信和网络初创企业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创建网上业务，但这些业务几乎未被使用。在1997和2001年之间，企业共投资了900亿美元铺设光缆，但是当经济衰退来临后，只有不到3%仍在使用。

此外，诸如安然(Enron)和WorldCom等公司在90年代末期被曝光其利润存在虚假成分。卡内基美隆大学的Fed历史学家艾伦·梅尔特(Allan Meltzer)说，“格林斯潘关于生产率发生改变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错估了生产率变化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程度。”

但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即使格林斯潘当时认识到许多投资支出被浪费了，他是否会更早地提高利率。生产率实际上自经济衰退以来加快了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投资者忽视了他对股市的警告，这是格林斯潘职业生涯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1998：股市泡沫

根据Fed会议纪录，早在1994年春季，当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低于4000点时，格林斯潘就担忧股市泡沫已经形成，他调高利率的部分目的是降低股市泡沫程度。加息的影响是暂时的。在Fed明显实现了软著陆之后，股市再次开始上扬。

到1996年秋季，道琼斯指数升至了6000点，当时的Fed理事林赛(Lawrence Lindsey)向格林斯潘和其他理事们表示，Fed应该为牛市刹车。林赛回忆道，他在一次理事会议上表示，“所有的泡沫终将以悲惨收场。”

数月之后，格林斯潘12月份在对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即股市投资者是否被“非理性繁荣”所吸引。这一次的影响同样是短暂的。到1998年春季，道琼斯指数突破了9000点，格林斯潘的压力变大了，他需要采取行动而不是只靠言辞就能为市场降温了。

当年4月，《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泡沫经济：Fed需要刺破它，越早越好”的社论。该期杂志的封面上，一个泡泡浮在自由女神上方。这篇文章宣称，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都是由于Fed未能有效抑制股市的投机行为。当时已经加入一家智囊团的林赛拜访了格林斯潘，并与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林赛回忆说，格林斯潘坚持认为，如果Fed当时在股市崩盘之后能够采取更主动的作为，是可以避免大萧条的。林赛记得格林斯潘说，“1929年股市崩盘不是1932年大萧条的原因，关键是Fed在1930年和1931年做了些什么。”

在随后一个月FOMC的一次会议上，央行人员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股价上涨正产生威胁到经济稳定性的泡沫。当时Fed的一位高级官员、现为Fed理事的唐纳德·康恩(Donald Kohn)提出了数个解决方案。措施最猛烈的一个方案是：如果委员会认为股市泡沫一旦破裂足以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构成威胁，那就应当立即加息。

格林斯潘在会议上表示，他不希望刺破泡沫。首先，他告诉委员会，事后告诉数百万投资者什么是合理的市值是很难办的；第二，可以彻底结束泡沫所需的利率水平，也会高得足以使经济受到打击。

2000年4月，泡沫开始逐渐破灭。当经济走弱时，基于格林斯潘曾经对Fed在1929年后的错误政策所做的分析，Fed这次大幅降低了利率。Fed在2001年1月两度降息，到8月份时又降息了5次。在911恐怖袭击之后，Fed又4次降息，而2002年，当公司丑闻削弱投资者信心之后又实行了降息。2003年，当伊拉克战争爆发并且通货紧缩的风险浮现时，Fed再度降息。截至2003年6月，Fed的关键利率降至了1%，为45年来的最低点。

同样的思路还促使格林斯潘在1987年股市崩盘以及1998年俄罗斯无力履行债务后降息，上述两个事件引发了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动荡。在这两次降息之后，经济迅速反弹。

但是这次，关于格林斯潘所采取的策略的争论仍然喧嚣尘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暂时来看，格林斯潘的策略取得了成功。美国只是出现温和衰退，避免了30年代式的大衰退或日本式的长期经济停滞。弗雷德曼将此归功于格林斯潘所领导的Fed的积极降息举措。他说，“泡沫令经济发生了真实的成本，资金被极大的浪费。但是我不认为Fed能够或应该采取任何重大举措改变这一状况。Fed没有调控股市的职责；它的职责是稳定物价。”

格林斯潘对上调利率将产生的影响心中非常有数，但是经济复苏的步伐似乎并不稳健。90年代遭受的重创仍让企业心有余悸，它们对招聘新人和投资心意未决。一些经济学家担心Fed将利率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激发了过度借款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住房价格骤跌带来的打击尤为强烈，因为房地产在大多数家庭的财富中都占有很高比重。同时，房地产还是许多贷款的抵押品。

华尔街老牌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说，“这是当格林斯潘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解决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