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 子 才 女 们 ——明末江南一个文学群落的兴衰

大漠游子

才　子　才　女　们
——明末江南一个文学群落的兴衰


Ａ、人　物　考


一、沈自徵

在明代万历、崇祯之时，在江南的苏州府，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以家族、家庭为纽带构成的文学群体：吴江的沈家和叶家。沈家曾经出了个鼎鼎大名的光禄寺丞沈璟（１５５３——１６１０），他以自己的创作《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在中国戏剧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沈璟又是位对戏剧声律非常有研究的学者，他编写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二十三卷，是南曲曲谱中最有影响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是后来昆山腔传奇创作中，人所共遵的一部格律范本，被戏曲界奉为圭皋。曲兴之余，他还把汤显祖那震撼天下小儿女之心的《牡丹亭》改写为《同梦记》，一改《牡丹亭》原本那崎岖拗牙的句子，使之更利于舞台演出，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他的追随者很多，号称“吴江派”，剧坛斐然向风。
在这沈家里，最辉煌的无疑是沈璟了，其实沈璟的父亲沈侃（１５３３——１５８２）与他的哥哥沈位（１５２９——１５７２）弟弟沈倬（１５４０——１５７０）都有文名，沈位曾致书茅坤论文，詈明五子，至今仍流传《柔生斋稿》四卷，沈倬亦有《纪志稿》四卷。而沈璟侄儿侄女们——沈倬的儿子沈珫（１５６２——１６２２）的儿女们，则以不输于这位光芒四射的乃叔的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抹金辉。沈珫做过刑部郎中、东昌令、山东按察副使，后遁于佛。他是个比较看中功名的人，在沈家几代中也是官做的最大的人，他也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的儿子们能早日求取功名。可惜沈家诸位大少沈自晋（１５８３——１６６５）、沈自继（１５８５——１６５１）、沈自炳（１６０２——１６４５）、沈自然（１６０６——１６４３）、沈自駉（１６０６——１６４５）、沈自东都成了著名文人，人人都有文集传世，人人都有戏剧作品问世。其中尤以长子沈自晋最出名，他不仅写了一大堆剧本，还与兄弟们弄出了一部《南词新谱》，为中国词曲格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科举上他们的表现却是比较差劲，个个名落孙山。
沈珫对他的二儿子，所寄予的厚望最大，沈家的这位麒麟儿叫沈自徵，生于１５９１年，逝于１６４１年。字君庸。他少喜谈兵，负才任侠，曾遍游西北边塞，也曾在安徽结红叶社。在京时曾上书筹划军事，也曾参加北方对满州的战争。他然而却也时运不济，累困场屋，辜负老父一片苦心。崇祯三年，他入永平副使张椿幕府，为张椿筹划军事，颇为都中诸大僚青眼。清兵进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千里回军解围，但疑惧朝中舆论对他不利，拥兵不敢入朝。沈自徵自告奋勇受朝廷之托，独自去劝说袁崇焕入朝，凭三寸不烂之舌，幸不辱命，但结局却是可怜的袁崇焕入朝即被中了清国反间计的猜忌之主崇祯抓了起来，并处以极刑。沈自徵居京十年，虽未捞上一官半职，却也累积千金，归家市良田千亩给昆弟宗族故交，把市镇的居所与自己的田产都舍给寺院，遂隐居不出。沈自徵以精通经史，工曲，善诗文词而闻名江南。他曾作杂剧《鞭歌妓》等三种，合称《渔阳三弄》。诗词则多悲伤哀怨之音。后人汇集其作品成《沈君庸先生集》。
这位沈才子最值得人注意的，是他曾写过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阅古今名媛诗集》：


“雾锁春风，烟埋秋月，一生心事全休。恰雨窗吊古，检点鸳俦。多少名姝珠泪，虚染就、锦笔银钩。伤情处，金环不见，玉叶空留。　　抬头斜阳荒冢，原来是绮阁妆楼。怅尘缘随破，梦境难收。说甚裁云好手，也几度惊彻鸡筹。沉吟久，知音罕嗣，若个能酬。”
　　　

古往今来，多少才女佳人，把一生心事，都托付与笔墨。那些伤春怨秋，愁离恨别的美丽诗篇，都是她们以生命谱写。沈自徵雨日坐在窗前，展卷欣赏前代女子的作品，佳作名句，连篇累牍，读来颊齿生香，吊古之幽情，油然而发。那些前代姝丽，不管当年如何艳丽惊人，如何才华出众，如今烟消云散，归为尘土。诗作虽存，伊人已不可追，物是人非，令词人为生命无常而凄伤。他悲从中来，释卷凭窗，遥望远处斜阳下的层层荒冢，寻思那里当年或许就是才女佳人吟诗作赋的“绮阁妆楼”。 那些创作诗歌的女子多是有感而发，在夫权社会，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不幸，只能在诗歌中倾诉她们的幽怨哀伤，或者在吟咏中编织自己未来的理想与对幸福的渴望。词人为古代那些多愁善感的女才子们怅恨、痛惜：她们活在世上往往是身世不幸，得不到社会的理解与承认；而她们死后的寂寞，缺少知音见赏，则更令人叹息，使人恨恨不已。
这首词以语言秀丽凄惋，感情缠绵，注入了作者深深的感情，亦寄托了他自己的家世之感。作者的亡妻张倩倩与继室李玉照皆为才华出众的能词女子，在作者对前代女诗人命运的惋惜，才能的赞赏、肯定里，一定也融进了他在家中与妻子吟诗赋词的感受。而作者家中的女才子也都是红颜薄命，其姊著名女词人沈宜修才活了４６岁，他文弱善良的妻子张倩倩仅活了３４岁，而他那文采横溢的养女叶小鸾只见过１７个春秋，因此，这首词中应该是也夹杂着作者伤悼亲人的无尽悲哀。正因作者有如此独特之经历，所以他对妇女的认识要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高出一筹。所以他能写得一往情深，悱恻动人，从妇女的角度出发，为不幸女子张目。绝非那些只是泛泛夸赞女子才华，骨子里不过是出于猎奇的大男子主义作家们所能比拟。因此，这首词博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凡是有明一代的词选，多收入此词。


二、张倩倩


说起沈自徵，必定要提起他的妻子张倩倩，张倩倩也是江苏吴江县人。艳丽多才，是沈自徵的表妹，最后就嫁与表哥沈自徵为妻。夫妇常相唱和。倩倩美而慧，生子女皆不育，遂以自徵姊女词人沈宜修季女叶小鸾为养女，小鸾儿时即能诵《诗经》、《楚辞》，皆倩倩教之。自徵自负纵横之才，却累困场屋，少年鞍马任侠，挥斥千金，好游京师塞外，以至家产净尽。倩倩幽居食贫，抑郁不堪，殁时仅三十四岁。其诗词作即弃去，仅小鸾记忆数首。及小鸾夭亡，沈宜修悼念小鸾，追怀倩倩，乃为作传，传中并录小鸾所记诗词，其人其事其诗词方得以流传。其词如《蝶恋花.寒夜怀君庸》：

　　　
“漠漠轻阴笼竹院，细雨无情，泪湿霜华面。试问柔肠何样断？残红翠绿西风片。　　万转相思才夜半，又听楼头，叫过伤心雁。不恨天涯人去远，三生缘薄吹箫伴。”
　　　

这首词一作《丙寅寒夜与宛君话君庸作》，宛君，张倩倩的表姐又是她的大姑子沈宜修的字。君庸，沈自徵的字。词中抒发的是作者怀念丈夫的心绪。题目虽然是寒夜，作者却是从黄昏写起的。轻云笼罩，天色灰暗，一会儿竟晰晰沥沥地下起了雨，独坐在竹林雅舍中的才女，因雨心绪更加恶劣，不由得责怪“细雨无情”，竟然潸然泪下，而描写极其新奇的是，她那百转相思的寸寸柔肠竟如西风吹落的片片残花碎叶！词人借自然景物渲染了气氛，是借景抒情，移情于物的写法。下片抒写作者寒夜无寐的孤寂与愁苦，细说词人的内心活动，她无时无刻不相思，相思入骨，愁夜难捱，时至午夜犹辗转难眠，此时她心理的承受力已经达到极限了，在这万般无奈之际，猛然间忽听得飞过楼头的大雁在凄声哀鸣，这真是雪上加霜！结句里，词人把对丈夫缠绵的情谊与怨怼的心情糅合在一起，婉转地向她热爱得近乎于崇拜的丈夫，倾吐哀怨的衷肠。她只恨自己三生缘薄，命中注定不能与他像箫史、弄玉那样享有同行同止，同飞升而去，永不分离的幸福。词人对自身自怨自艾，对对方又恨又爱又想又怜，把那个时代女性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哀婉凄怨，真切动人。
一生悲苦的才女张倩倩，偶然的机遇留下了一、两首词，而这一、两首词，就足以使她声名不朽了，远胜过那些动辄千言万章的长篇巨制。她使我们对那个时代妇女生活有更清醒完整的认识，在词史上为作者留下了永远的声名。


三、沈宜修


把沈家与叶家联系起来的是沈宜修（１５９０——１６３５）。她是沈自徵的姐姐，字婉君。由于家族环境的影响，她亦从小精通经史，喜作诗词。后嫁与同邑叶绍袁为妻。著有《鹂吹集》，存词一百九十首。又辑录当时名媛之作为《伊人思》，她在时人眼中就是一大词人，与叶绍袁的婚配也被时人看成神仙眷属。她的词作实开稍后徐灿等女词人先河，如脍炙人口的《忆王孙》：


“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楚辞．招隐士》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到后来，就有人以《忆王孙》做词牌名，吟咏怀远思人的意绪。这首词用的就是词牌本意，描写闺中少妇对远方亲人的思绪。在词中，铺向天涯的青青芳草，随风摇摆的依依垂柳，长亭接短亭的驿路，枝头鸣叫不息的黄鹂，暮春的落花，阻断人目光的远山，无一不引起少妇对远行丈夫的思念。在这作者刻意描绘的静态景物中，流荡过一片闲适的白云，这不禁引发少妇心中的无尽烦恼，她困守空闺，连遥望远方的视线也被远山阻隔，她多麽希望能向白云那样随意来去，跟随丈夫远游天涯啊，古代诗歌中早就有以云喻久客不归之游子的比喻，由云之自在，更显出她思夫之情的难耐，心中的寂寞慌乱。作者全靠纯客观的景物描写，精心构造了一个由静至动，由动及思的生动婉转意境，表现了隐藏在景物后面那思妇的哀怨，作者主观上未发一言，而其情、其怨丝缕毕见，我们不由叹服作者写情状物手段之高明，使我们体会到她与丈夫感情之深。
而前代词选本必选的《霜叶飞.题君善祝发图》则为我们展现了女词人另外的情致：


“闷怀难表。西风弄，愁人踪迹颠倒。笑拼华发付凄凉，露泣芙蓉老。梦破柳烟蝴蝶晓，沈吟掷镜寒云扫。世事总休休，但倩取幽窗月影，夜半留照。　　憔悴！动处非狂，愁时易醉，画里人应知道。绕崖黄叶正纷纷，好共哀猿啸。落蕊楚江君莫恼，芳洲处处悲秋草。自有闲云飞伴，松月山空，桂丛烟渺。”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的内容是沈宜修的哥哥沈自继正要正削发出家。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触及的题材，沈宜修敢于此处落墨，足见其才识不凡。作者入手抓住一闷字大做文章，描写了君善因对现实失望而勘破世俗的经历。他满腹愁怨苦闷难以表达，在寒冷的西风下东奔西走，踪迹无定，衣食无着，揽镜自照，但见白雪满头，凄然一笑里，饱含无限辛酸，坎坷的人生，使他对前途丧失信心，感到人世间的一切，犹如幻梦破灭，展转反思。词中通过“沉吟”、“掷镜”两个动作的描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削发为僧经历的痛苦思想斗争，以及他最终割断尘缘的决绝。于是，抛弃一切尘念，如风卷残云般将头发剃净，万事皆休，一无所求。幽窗残月，独伴古佛青灯，长夜绵绵，万念俱灭。接着作者惋惜地评论了画中人之所以憔悴的原因，那是你因而心底躁动而产生的狂态，欲望不遂而借酒浇愁以至愁苦万端的结果啊。最后作者把眼光放在了画的背景，那一片凄凉秋景上，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摭取画面上有代表性的景物，将肃杀的秋天与凄惋的情怀融为一体，以简洁的语言加以描述，绕崖黄叶，哀猿啸鸣，落蕊楚江，芳洲秋草，构成了萧瑟悲凉的幽暗意境，暗示人生无处不存在苦恼，而遁入空门，反倒怡然自得。作者最后也是用画境表示了跳出尘世的快乐，与自在闲云为友，与青松明月为侣，伴寂寂空山，看桂香袅袅生烟，置身如此美境，乐而忘忧，还会再记挂凡尘的苦恼吗？沈宜修的弟弟沈自徵评论姐姐说她是“赋性多愁，洞明禅理，不能自解免。”（《鹂吹集序》）可知作者受佛老思想影响至深，因为作者本人悲观出世思想就很严重，所以对君善由愤世嫉俗到寻求解脱是完全抱欣赏、肯定态度的，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而全词就画境一层层展开，一处处生发，极回环跌宕之致，别具异彩，为作者博得生前身后名。
而其实，沈宜修最大的功绩，却应该是她做成了一个成功的女人——这一成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女强人，而是圆满地完成了“相夫教子、主持中馈”这样的封建时代女人的历史使命。她生有五子三女，均长文学。夫妇偕隐汾湖，与子女唱和，以诗词自娱。使吴江叶氏之名，耸动中外。叶氏家族文学群体的形成，与她有直接关系。古代就有“母以子贵”的话，沈宜修则由于是明代著名女词人叶小鸾的妈妈，而为世人所知，公平而言，她的作品深度与广度在沈、叶两家人中都是出众的，不象其他的女性词人，只会表现妇女家中炕头那一点事儿，一写感春悲秋、闺怨思妇是手到勤来，而涉及到广渺的社会则往往力不从心。尽管公认沈宜修的作品在技巧与思想境界上，比她女儿叶小鸾为逊色，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应对沈宜修这位不俗的女词人表示敬意，她可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不幸的是，她的两女两儿都在三年内先她而亡，这难以忍受的悲痛极大地戕害了她的健康，她只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就撇下了襁褓中的幼女离开了人世。
　　　

四、叶小鸾


在叶家诸文人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叶小鸾。叶小鸾（１６１６——１６３２）。字琼章，一字瑶期。她是叶绍袁、沈宜修之季女。生方四月，即由舅母张倩倩抚养。１６２７年张倩倩殁，始返家。她自幼聪慧貌美，因受家庭熏陶，四岁即能诵《楚辞》，十四随能弈，十六随善琴，并工诗及书画。每日临王献之《洛神赋》一遍，与琴书为伴。她从十三岁开始填词赋诗，与姊纨纨、小纨常以诗词倡和。十七岁许嫁昆山张立平为妻，忽于嫁前五日卒。小鸾生命虽短，却留下诗１１１首，词９２阕，文３篇。她死后其父叶绍袁为他编辑了诗词集《返生香》（一名《疏香阁遗集》）。她的词轻松流丽，时有至语，而无脂粉气、雕琢气。明末女诗人黄媛介曾评论她的词是：“情深藻艳，宛约凝修，字字叙其真愁，章章浣其天趣，成风散雨，出口入心，随唐宋名人，亦当避席”（《檇李诗话》）——其实这并非过誉。
叶小鸾是个非常敏感感情又非常细腻的女孩，由于自幼与舅母生活在一起，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舅父的浮荡、舅母的穷困而亡，在还是孩子的叶小鸾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以至她后来回到叶家，她对亲生父母总是有一种陌生感，对兄弟姊妹的感情也时有轩格。孤独敏感的性格，反而使她在诗词创作上能别开一路，言人所未言，视人所未见，取得了足可傲视群雄的成绩。如《浣溪沙》：


“几日东风倚画楼。碧天清霭半空浮。韶光多半杏梢头。　　垂柳有情留夕照，飞花无计却春愁。但凭天气困人休。”
　　　

早慧的人大多对外界事物感觉非常敏锐，而影响之自我，使得自身情绪波动总是比较大，这种多愁善感的心态，终究是不能承受重大心理压力的体现；心理上的脆弱与不健全，又往往造成体质上的虚弱，这一向是历史上许多早熟的天才夭折的内因。叶小鸾生长在一个文学、艺术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里，养成了丰富细腻的感情，以及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的个性。你看她一连几天都倚在画楼琐窗之前，凝视晴空里飘忽不定的云霭，在叹息，在悲伤。那软弱无力、而又迷蒙的云彩，岂不是少女自己纷乱心绪的写照吗？在她眼中，那明媚的春光只体现在伸出墙外的红杏枝头，垂柳正含情脉脉地挽留落日的余辉，飞花却无力推却笼罩在它身上的春愁，而同样困扰在敏感少女心底的春愁也无法挥去。由东风、清霭、无法留住夕阳的垂柳、浸透春愁的飞花等物象组合成了恼人的“天气”，映射出小鸾那暗淡、颓丧的心情，情虽孤苦，景却清新，因而显现出一种孤高之气，让人感觉她内心过于早熟，也许这是造成她早逝的心理原因吧。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她：“词笔哀艳，不减朱淑真，求诸明代作者，尤不易睹也。”可谓至言。


又如《南歌子.秋夜二首之一》：


“门掩瑶琴静，窗消画卷闲 。半庭香雾绕阑干，一带淡烟红树、隔楼看。　　云散青天瘦，风来翠袖寒。嫦娥眉又小檀弯，照得满阶花影、只难攀。”
　　　

夜幕悄悄降临庭院，门掩上了，瑶琴之丁冬声听不到了；窗关闭了，屋内的画卷也看不见了。花丛中泛起里的雾气在回廊间游走，淡淡的夜雾如同一条带子在月光下的红树林中缠绕。忽而云散雾开，一轮弯月如美人之娥眉高挂中天，青天显得清瘦了，微风吹进翠绿色的衣袖，略觉秋寒。这就是才女叶小鸾以她那特有的灵秀工笔描绘的一个静谧、凄清、朦胧、萧瑟的秋夜之景。读来气韵韶秀，音调和雅，字句纤柔，意境空灵，思致含蓄。而她心中那一份抑郁、那一种纷乱，那一缕伤情，却不言自露。陈维崧曾说过：叶氏三女“俱有才调，而琼章犹英彻，如玉山之映人，诗词绝有思致”（《妇人集》）。读此词，信然。
叶小鸾是早逝的，她那韶秀的生命结束得太快了。几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对此表示惋惜。但我认为叶小鸾的死，并非正常死亡——她是自杀的。实际上古往今来许多人已看到了这一点，但大都抱着良好的愿望，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把这一层掩饰过去——谁希望自己心中的偶像，那个美好的女孩死于非命呢？但历史究竟是历史，事实终究是事实，前人的记述与叶小鸾自己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她那谜一样的死亡的蛛丝马迹：叶小鸾的作品中，多有伤春怀怨、惋惜流年之作，其中也多有对未来的恐惧，因为她是那样一棵无依无靠的小草。说实在的，从叶小鸾的作品来看，除了充满灵气之外，也隐含着一种病态之美。在她那独特的视觉描写中，从她那总是病恹恹的词句里，我们也感觉她似乎精神上有些问题，起码是神经官能症的徵候。由于太多的伤情、太多的畏惧，使这个封建社会的敏感少女，对周围环境的变化以至风吹草动总是感觉无所适从，而在她十七岁时，命运又偏偏让她遇上了一个足以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大问题——她要出嫁。对方人品如何，习性怎样，她一概不了解，她惶惑了、她恐慌了，那周围人对她这位准新嫁娘的指指点点，使她颤抖不安，那日益逼近的喜期，成了促使她死亡的催命符！在对未来的巨大的恐惧面前，她决心逃避，她投向死亡，这时距她出阁的日子还只剩五天。
在她的母亲沈宜修为叶小鸾写的传记《季女琼章传》里说，在小鸾弥留之际，这位五内俱焚的母亲紧紧搂着她的爱女，一遍又一遍的问她“何致如此？”但叶小鸾什么也没说，就在母亲怀里静静地离开了这个带给她烦恼与快乐的人世。如果叶小鸾是长期生病后正常死亡的话，沈宜修的“为什么要这样”的问话就显得是无的放失的了。而叶小鸾的死期距她的婚期才有五天时间，迫使一个重病的女孩子去做举行结婚仪式那样的累人事，似乎是不智的举动。古代有男方重病娶新娘冲喜的习俗，那其实多是为延续香烟的考虑，也体现了对妇女地位的粗暴践踏，而绝无令重病女方出嫁的情况，那是于礼不合的。因此，叶小鸾之死，只能是暴死。
沈宜修的《季女琼章传》说叶小鸾死后在家停放了七天才出殡（“七日乃就木”），这也是件异于常礼的事，一个早殇的女孩子，又不是有七儿八女远在外省的老太爷，得等儿女聚齐才能下葬（那是为葬后往往要解决分遗产的问题），又何至要等待七天之久呢？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叶小鸾的非正常死亡，必须得向官府报案，官府也要派人验看，造成蹉跎到头七才下葬（注意：在我国许多地方的习俗中，以头七日入土为不吉，其时为大冲之日）。总不会是因为是人们要排队瞻仰叶小鸾小姐的遗容，以至延误了让叶小姐入土为安的吉时吧。
据前人记载，叶小鸾死后颜面如生，“举体轻软，家人咸以为仙去”（沈宜修《季女琼章传》）。死后尸体不僵不腐，这正是汞（水银）中毒后死者的独特体征。因此，叶小鸾十有八九是吞食水银而亡的。而沈宜修的“家人咸以为仙去”这句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古代向往成仙者大有人在，多以服食仙丹为成仙之速径，而炼丹士烧制的长生丹药，多以水银为主要原料，历代确实有许多人是因误食有毒仙丹而因汞中毒毙命者。叶小鸾母亲的这句话，不只是对夭亡的爱女之良好祝愿，实际上也透露出叶小鸾死亡的原因。
沈宜修在女儿去世后那些伤透了心的日子里写过《挽女诗》，其中有“回首从前都是梦，劬劳恩念等闲消”之句。“劬劳”是形容父母养育儿女的辛苦，随着女儿的去世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但为什么连父母的“恩念”都不存在了？这是极伤情之语，但我们似乎也可从中意会出，叶小鸾去世前与母亲有过大龃龉，这促成了小鸾的死亡，这造成了沈宜修内心的负疚感，以至沈宜修自然而然地写出了如此绝情之言语。当时叶家面临最大的事情就是小鸾即将出嫁，难道是小鸾对新郎不满意而不想成婚，与父母产生矛盾，情急轻生吗？有这种可能。
从前认为叶小鸾是病逝的研究者，无不举出叶小鸾《虞美人 .看花三首之三》词中“近来多病损红妆，不耐萧条清昼卧琴床”两句，认为这首词写于小鸾去世前，推论叶小鸾是久病在身，闻喜事刺激而亡。其实，仅就这两句词来讲，既然是“不耐萧条清昼卧琴床”，是说她不耐烦白天在床上躺着，是说她还能下地走动，甚至到园中去看花，并非一病不起。何况在旧时女子诗文中，亦多喜爱称自己有病、称自己瘦损，也许仅是有一点小感冒、小伤风，晚上少吃了半碗饭，写起来就象遇到了塌天大祸，此可谓之“病态美”可也，许多时侯是不可较真儿的，这是社会情势使然。就象曹植诗文中爱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穷困，夸张的成分比较多一些。日前笔者发现叶小鸾的舅舅沈自继为沈宜修的诗集写的一篇序，其中谈及叶小鸾辞世前的情形时说：“韶年十七，催妆礼报，忽为现疾维摩；出阁将临，竟尔莲胎托质。临终略无昏怠，惟枕母臂间……。”这亦是对小鸾久病说的否定。
不知以上的分析论证对本文的读者是否有所启发，诚然，向这样层层分析一个灵光四射的女孩子去世的原因，砸碎一个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是痛苦的，又何必去揭开那早已掩盖住的伤疤呢？但是也惟有这样，才能对叶小鸾那闪烁着水晶般光辉的作品有合理的、科学的解析。不知以上的内容对读者心目中的叶小鸾形象是否有伤害，但我以为，世上惟有求得事物的真相，才能求得真理之所在。其实，我真希望有冥界的存在，叶小鸾那可怜而不幸的灵魂能在那里安静地生息。其实，根本不需要冥幻的存在，叶小鸾留给后人的作品，为她自己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她必将在她当时呕心沥血创作的那数百首诗词中，得到永生。


阑干曲护闲庭小，犹恐春寒悄。隔墙影送一枝红，却是杏花消瘦旧东风。　　海棠睡去梨花褪，欲语浑难问。只知婀娜共争妍，不道有人为伊惜流年。（《虞美人.看花三首之一》）

　　
一般认为这组词作于叶小鸾去世之前，这组词虽以看花为题，实则描写了作者惜花的深请，她所见的，全是早春受到春寒摧残的娇嫩春花，杏花憔悴，梨花凋谢，海棠为冷气所抑无法开放。她感觉这些已凋与未凋的花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却未说；她想着问这些花点儿什么，却也全难问。伤感与愁思，无奈与惆怅，咬噬着小鸾的心。她是在痛惜花朝之短促，也是在自伤自己生命就像易落的春花一样，容易被摧残。从第二首的结句“东君为甚最无情，只见花开不久便飘零”，与第三首的结句“春风得意半蹉跎，燕子不知花事已无多”中，使人为小鸾对生命的感触而震惊，为她脆弱的生命而惋惜，真是太匆匆……。小鸾自幼被送给了舅母张倩倩，虽亦经百般呵护，而孤独弃世的感觉，对家庭温暖的失落感，对婚姻生活的畏惧感，不时显现在她作品中的字里行间，一直在她心头萦回。她是在距成婚仅有五天，突然感到事情的紧迫，而猝然投入死神的怀抱的。她最害怕的“春寒悄”无可避免地落在了她的头上，临终，她倒在母亲的怀里，亦如凋残的杏花、褪去的梨花，亦是想说什么而终究没有说……。她的父亲叶绍袁在编《返生香》时曾在这组词后批道：“句句自做摧戕之谶！”这亦是字字血泪之言。
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无疑曾从叶小鸾的《看花》词中汲取过营养，从葬花惜春的黛玉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小鸾的影子，而书中林黛玉的《葬花辞》与诸名媛的《咏花》诗，都袭用了《看花》里的词句。


五、叶绍袁


而叶绍袁（１５８９——１６４８）则是叶家的家长，能诗善文的儿女和这位也是文才甚高的慈父的哺育是分不开的。他的经历在幼时与小鸾有些类似，襁褓时即为吴江袁黄（字了凡）养子，十岁方还归叶氏，故取名“绍袁”（字仲召，号天寥子）。袁黄家是实实在在的衣冠缨组之家，袁黄父袁仁（１４７９——１５４６）即是有名的大名士，以文学见称，可惜在５１岁时，因与人合作《竹林乡试录》，讽刺科举考试不公，为地方官所究，惧而焚所著书稿，以至他年轻时创作的大部文章都佚失了，就这样，也还存有《一螺集》八卷，《毛诗或问》、《韵府群玉补正》四十卷。书香门第传到袁黄（１５３３——１６０６），却也未坠家声。袁黄字了凡，曾在南京国子监做太学生，也写过揭露黑暗现实的《苏州府赋役议》，到了１５８８年，终究做了宝坻县的县太爷。１５９２年日本侵略朝鲜，袁黄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职在朝鲜参赞军务，但次年即被追究在宝坻县庇民甫税事被革职还乡，遂以著述为能事，以著名的《袁了凡先生批注通纲鉴目》享明清数百年大名。其书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中国通俗历史著作，不知帮助多少人认识了中华的历史，直到民国还不断翻印；而其文集著述则不显。
叶绍袁从小为袁家螟蛉子，从袁家接受了初步的文化熏陶，袁黄去世后他虽归返叶家，但一直受袁家资助，接受教育，并与袁黄的儿子袁俨（？—一１６２７）一起在汾湖读书，直到他自己能职掌门户。叶绍袁把自己的一肚子学问都传授给了他的儿女，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他是没有男女畛域之别的，不象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只重视儿子，不重视女儿，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甚至还收过女弟子，天启三年（１６２３），著名的女诗人，同里的周慧贞（１６０７——１６３１））曾拜在他门下学诗。从这位早逝的女诗人的留下的两卷《周挹芬诗集》中，不难看出叶绍袁的影响。
叶绍袁是天启乙丑进士，也曾出仕，但做的大都是教职，天启七年（１６２７）任南京武学教授，复改北京国子监助教，进京第三年做到工部的虞衡司主事，但随即解职还乡。从此与沈家的沈自继、沈自然、周家的周永年结诗酒之交，终日流连山水，直到迎来明末天下大乱。
清兵南下前，虽北方处处兵焚，国已不国，但江南还是片乐土，弘光小朝廷曾任命叶绍袁担任礼部郎中。大诗人宋琬亦曾为躲避山东的战乱，来到叶绍袁家避难。惜好景不长，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廷派多铎王爷率军南下，江南土崩瓦解。满怀民族气节的叶绍袁，不肯做异族顺民，但他又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只知道交税纳粮的士绅，想反抗却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敢学他那当了复社积极分子、又在抗清斗争双双献出生命的表弟沈自炳、沈自駉，只好学他的表兄沈自继，率叶世侗等在世的三个儿子，去杭州落发出家为僧，受尽颠沛流离的逃难之苦。此后他一度与杨廷枢、沈自继、顾咸正等老诗友遁居邓尉避兵，以后的日子里，他忽而流浪到余杭，忽而飘落在平湖，直到他于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去世，一直未能再返回吴江故里，也从未屈从占领了锦绣江南的异族统治者，以棱棱风骨一腔正气，最终以前朝遗民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可惜的是，他呕心沥血撰写的诗文集《迁聊集》今已佚亡，他人生中最后几年苦难中的心路历程，我们已不可知。他的一些零散词作被一些选本收录，尽管如此，清康熙时蒋景祁在他所编定的《瑶华集》中，把他列为仅次于钱谦益的江南第二大词人，叶绍袁除了坚持民族气节外，不过是位平凡而又平凡，到时按规矩输捐纳粮的乡绅，他从未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只不过是个踏踏实实地读书达礼，认认真真地教子延孙的旧式士大夫，但他却把知识、智慧传给了第二、第三代，使文化的血胤得以在动乱中正常延续，不坠家声，培育了叶家两代诗人、文学家。


六、叶小纨


叶绍袁的三个女儿叶纨纨（１６１０——１６３２）、叶小纨、叶小鸾均以文学见长，叶小纨（１６１３——１６５５后）。字蕙绸，叶绍袁、沈宜修之次女，嫁与表兄诸生沈永祯为妻。她自幼端慧，与姊纨纨（字昭齐，著有诗词集《芳雪轩遗稿》一卷）、妹小鸾常以诗词倡和。后小鸾、纨纨于一年内相继夭殁，她伤痛之余，作戏剧《鸳鸯梦》以寄意，古往今来，女性写杂剧者甚少，因此叶小纨的这一作品颇值得注意。而今天个别评论家，在评论《鸳鸯梦》时，误把明末苏州无名氏所作传奇《鸳鸯梦》以为是小纨有之作，实乃张冠李戴，实因王士禄所作《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叶小纨”条中有“又作《鸳鸯梦》传奇”一句衍化而来，误以为叶小纨所著为传奇，正好又流传下一部明末也是苏州人作的《鸳鸯梦》传奇，未检原书，以至以讹传讹。而傅惜华之《明代杂剧全目》未及收录叶小纨的《鸳鸯梦》杂剧，可谓挂万漏一。传奇《鸳鸯梦》题“采芝客”著，是一个才子佳人式的曲折爱情故事，主人公秦璧、崔娇莲男女俱在梦中相会，故名《鸳鸯梦》。而叶小纨的杂剧《鸳鸯梦》，实则正名为《三仙子吟赏凤凰台，吕真人点破鸳鸯梦》。剧中讲述的是蕙百芳、昭繤成、琼龙雕三个异性朋友的故事。剧中昭繤成年２３、蕙百芳年２０、琼龙雕年１７，与叶氏三姊妹的年龄相符，三剧中人之姓名，也与叶氏三姊妹之号相合（纨纨字昭齐、小纨字蕙绸、小鸾字琼章）。这是出仙佛戏，作者借剧中情节，抒发了她失去骨肉至亲的伤痛。作者自况的蕙百芳梦见池中一朵并蒂莲花被狂风吹折、一双鸳鸯也被惊飞，醒后游于凤凰台，遇昭繤成、琼龙雕二人，饮酒赋诗，相互倾慕，结为异性兄弟。第二年中秋夜，夜雨空阶，秋灯瞳瞳，蕙百芳苦思二友不得相见，凄凉中，倍感思念之情。但昱日清晨，就有僮仆来报昨夜琼龙雕病亡，蕙百芳赶忙去吊唁，抚棺痛哭之际，家僮又传来昭繤成的噩耗，这更是雪上加霜。从此，蕙百芳了悟生死之不常，云游四海，求道访真，终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终南山下得吕祖点化，方知他与昭、琼二人，本是王母娘娘的三个侍女，因尘缘未断，被贬下界历劫。从此他反性修真，复与昭、琼相聚，同致瑶池为西王母献寿。全剧沉痛悱恻，处处是真情的流露，如写蕙百芳中秋夜思念亲人：


“本待学翻书释闷消寒漏，却教吾对景无言忆旧游。则被那铁马儿声嘶斗，怪杀啼蛩四壁瞅，一盏寒灯兀自留。香雾蒙蒙笼画帱，玉漏迢迢二更侯，一夜西风已凉透。细雨丝丝入九重，蕉柳萧萧不奈秋。我可也肠断还从春去后，那其间更比这往日的凄凉今最陡。”


思念之情，动态的形象描写，呼之欲出。但全剧以受仙佛点化为解脱，虽体现了叶小纨对逝去的姊妹的一片真情与良好祝愿，却是未能免俗。戏曲大师吴梅评论这出戏是：“寄情棣萼，词亦楚楚，惟笔力略孱弱，一望而知为女子翰墨，第颇工雅。”
在此顺便讨论一下叶小鸾与叶纨纨姊妹去世先后的问题，许多评论者如谭正璧先生（《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等，都以为纨纨先死，小鸾后死，因为小鸾集中有《哭姊》诗：


“云散遥天锁碧岑，人间无路月沉沉。可怜寒食梨花夜，依旧春风小院深。”


其实叶小鸾应该是先于其姐而亡。偶翻《苏州府志》中有沈宜修为周慧贞《周挹芬诗集》作的序，其中说：“余诸弱息，自小时亦即学为诗，季女琼章才色并茂，德容兼备。壬申，年十七，遽有陨珠之痛。悲悼未几，又亡长女，亦止二十有三。”而小鸾先亡，纨纨继逝，亦符合《鸳鸯梦》中对小鸾、纨纨的化身，琼龙雕与昭繤成相继辞世过程的描写，难道母亲会记错孩子去世的时间吗？难道叶小纨会弄错姊妹离世的先后吗？否认这样的证据，未免不合情理。而叶小鸾的《返生香》是她的父亲在她去世不久的哀痛中为她编定的，一般不会弄错是否属于女儿的作品。而这样的矛盾将如何解释？以前我是赞同谭正璧诸先生的论断的，以为叶小纨和她的母亲都在撒谎，她们有意隐瞒了叶小鸾死亡的真实时间，是为了隐瞒叶小鸾死亡原因的真相，并视为是我独创的叶小鸾自杀说的有力证据。但仔细想来，叶小鸾之死在当时是件颇为轰动的大事，早在悠悠人口，改变小鸾与纨纨死亡的先后时间，对隐瞒叶小鸾死亡的真相，起不了什么太大效用，弄不好还有欲盖弥彰的坏处；特别是叶小纨的《鸳鸯梦》是写给自己排遣，寄托对已亡姊妹的骨肉之情的，未必想到要外传公之于众，这样作殊无必要。后来，才发现，小纨有一妹，于１６４１年出嫁，小纨称之“五妹小繁”因此叶绍袁应该是有五个女儿，小鸾上边，还应有一位姐姐，但因为是庶出或早死，所以沈宜修称小鸾为“季女”，小鸾的《哭姊》诗实际是写于寒食节祭奠这位早亡的姐姐，希望姐姐的亡灵能来享受血食的即景之作，与能诗善书法的叶纨纨无关。
日前又偶得一证：清康熙二弃草堂刊一卷本沈宜修《绣垂馆遗稿》前有沈宜修的哥哥沈自继写的一篇序，末署“崇祯丙子八月中秋日云栖弟子一行道人大荣漫题于谷响斋”，其中谈及沈纨纨是：“昭齐具相端妍，金辉玉润，年三岁，便读《长恨歌》，不四五遍，即能朗诵。十三四岁学为诗词，同母步李沧溟《秋日八咏》韵，则清新俊逸，俨然一代诗史。……但归袁七载，每多动忍，眉案空嗟，熊蟱梦香。心悄悄于郁境愁乡，虽归宁暂寄，母子弟妹，语笑怡怡，正复情矫神伤，无言心痛，但思绝俗逃虚，寻松问石，觉大块劳生，蘧然欲醒，正作琼章催桩诗罢，而讣音且至。以合璧忽分，彩云乍散。追魂天谷，夺魄大渊，向日矫矫，遂不能支矣。”在叶小鸾死后“不七十日昭齐物化”。如上所述，应是小鸾先暴死，纨纨婚后不如意，每怀郁郁，养成暗疾，因惊痛妹妹之死，病情加重而亡。
叶小纨亦善诗词，有诗集《存余草》传世，存诗８１首，词７阕，虽数量不多，但“情辞黯淡，过于姊妹二人”（《吴江县志》卷３４）。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名的《临江仙.经东园故居》：


“旧日园林残梦里，空庭闲步徘徊。雨乾新绿遍苍苔。落花惊鸟去，飞絮滚愁来。　　探得春回春已暮，枝头累累青梅。年光一瞬最堪哀。浮云随逝水，残照上荒台。”
　　

东园，是叶小纨娘家的后花园。叶小纨１６３１年嫁给表兄沈永祯，离开了融融和乐的大家庭——东园。此后东园内败亡相继。１６３２年，她正要出嫁的妹妹小鸾与嫁给袁了凡孙子的大姐纨纨先后俱死 ；１６３５年其母沈宜修、二兄、八弟、祖母冯氏俱丧，已下聘之二嫂亦殉节死 ；１６４１年五妹小繁嫁人，１６４３年五弟卒，故园冷落下来。而到了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清兵占领江南，其父叶绍袁率叶世侗等余下的三个儿子，去杭州出家为僧，曾经充满了和睦、喧嚣和欢乐的东园彻底沉寂了，一个世代传承的书香门第之家沈寂了下来。此诗是作者离开家乡，辗转漂泊十余年后，重经故居东园所作。
在词中，叶小纨又回到了她阔别了十余年的东园。这十余年里，她随丈夫漂泊一方，曾经充满了她童年欢乐与家庭幸福的东园，不止一次在她破碎的梦境里出现。她信步在空空的庭院里踱来踱去，雨早就干了，而院中却还青苔遍地，渺无人迹，触景生情，悲从中来，东园里静静的，连落花着地的声音也会惊扰飞鸟，地上的柳絮久无人惊扰，现在，随着她徘徊的脚步，一团团、一堆堆浮地滚起。她来到空寂的故居，原是想“探得春回”，想一见旧日的家人，寻觅残存之故物，追念昔日闺中之悲欢。可惜的是“春已暮”，春归无觅处，只见枝头挂满了累累酸涩的青梅。她自己也已不是初为人妇，而是早为人母了。她不由得为这飞逝的流年感到极大的伤感。时光就像瞬息变幻的浮云，好似奔腾东去的流水，无法把它抓住，不能喝令它停止或倒流，往事已难追。夕阳早就慢慢落下了，叶小纨还伫立在荒凉破败、寂静无人的东园里，回忆着早年的欢乐，久久不肯离去。作者把她凭吊故园的经历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借助对荒凉岑寂的东园景物的叙写，幽丽的造境，含蓄婉转地抒写了她心中的人世沧桑、聚散无凭、家破国乱、年华已逝等无穷悲哀。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珍藏着一份对童年的美好回忆，都有一份对失去岁月的怀念之情，，因此，叶小纨那故园之思的绵绵长恨，那旧地重游的满腹悲酸，很容易引发读者的怀旧之情，因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致使这首词成了词史上传写不衰的佳作。
叶小纨有女名沈树荣，字树嘉，亦工诗词。嫁与叶世侗的儿子、表兄叶舒胤为妇，有《月波词》、《希谢稿》。这一对小夫妻二人又是以诗词为世所称，真可谓诗词传家了。


七、叶燮


叶燮（１６２７——１７０３）字星期，号巳畦，是叶绍袁最小的儿子，这又是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叶燮童年时就很聪明，四岁时叶绍袁教他背《楚辞》，他即时就能背诵，国变后的一段时期内，他曾随父亲四处流亡。叶燮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中了进士，康熙十四年任宝应县知县，时当吴三桂叛清，宝应地处大运河的要冲，政务烦杂，但他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表现了他的管理才能。但因他太梗直，不能见容于上司，两年后即被罢官。从此他绝意仕进，浪游名山大川为乐。后来他返回江南，定居于吴县的横山，教授生徒，并与邻近聚集生徒的汪琬大打笔墨官司。晚年则寄居僧寺，贫困终老。
叶燮的著作有《巳畦集》三十卷，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诗论，其《原诗》内外篇四卷，对诗歌正变与兴衰的原因与诗歌创作都有很详细的论述，构成了自己完整的诗歌艺术理论体系。因为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大人物，对他的诗歌理论，大家论述的实在太多了，我不愿再占篇幅去详细解说了，但平心而论，叶燮的诗论在康雍时期能够盛行，也与他曾收过两个卓有成就的学生，赖门徒竭力给他鼓吹是分不开的。一是清中叶的大诗人沈德潜，沈德潜是天子近臣，曾经为乾隆捉刀，盛时天下无诗不说沈，沈氏在其流传极广的《说诗啐语》中大量称引了叶燮的诗论，赞叹不置，同样做的还有薛雪，他在《一瓢诗话》中也大赞大引老师的诗歌理论思想，使得叶燮在当时的诗坛上成了远不可及的巨人。
叶燮的直系子孙没有成大气候的，但他的子侄辈在当时文坛上可以说说道道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是叶舒胤（字学山，１６３１——１６９４以后），留下《叶学山诗集》十卷；叶舒崇（字元礼，１６３８——１６７８），留下《于京集》一卷、《谢斋词》一卷；叶舒璐（字镜弘，１６６３——１７２３以后）留下《分于诗抄》四卷。而叶氏的再下一辈，则不再有什么著名的文人了。叶燮的孙子叶启祥，被沈德潜吹捧为“以能古文名”（沈德潜《叶先生燮传》），但他在功名上只不过是个县学生，也未见有文章传世。“君子之泽”，终于“五世而斩”了。



Ｂ、兴　衰　论

这个题目下我们要阐述的是以沈、叶二家族为主体的这个文学群落的成长发展衰落的过程与原因。我们所谓的“兴”，既不是那些家族史上叙述惯了的驷马高车、冠带轻裘，前有衙役鸣锣喝道，后有豪仆一呼百应，家族中出了几个位极人臣的家族兴旺发达时代；也不是家有明珠万斛，阡陌绵延数十里，楼台遥遥相望的繁盛。虽然沈、叶两家的族谱上，都是把自己的先人归结到某某二千石身上，其实那些老黄历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荐绅先生难言之。”纵观他们族谱中那些实实在在的有名有姓的先人，都不过是些种地的百姓，一言蔽之，他们从粤自鸿蒙就只不过是江南的土著，随着子孙繁衍渐成大姓。因此，严格来讲，沈、叶二家并无所谓“兴”，一朝跃登龙门的状元郎与拼杀疆场博得封妻荫子的将军都与他们无缘——虽然他们的子弟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们所谈的“兴”，不过是他们的世系传至明末，由于社会发展及本身的机缘，使他们在几代人中撒下的文学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沈氏一族以曲剧崛起，叶氏诸秀以诗词称世的局面，涌现出了十来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文学家，使他们的名字与家族的荣光万古长存。
象明清之际江南吴家与叶家这样世代联姻，又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延续几代都有人在文坛上处于能拔头筹的地位的世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六朝时的王、谢两家。但王谢二家却是因其政治地位、数代职掌了中央政府的权利,身处外族入侵、久经战乱的历史背景，依靠“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历史环境，才得以使家族的文化传统延续了下来，使王谢的家族文化现象，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但因其受政治制约太甚，以至他们的人生受政治的强烈影响，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未得善终，谢朓进退失据屈死狱中，王褒羁留北国甘为敌国臣子，都是他们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斗争的结果。若说王谢子弟是文学家，毋宁说他们都是政治家。他们把政治目的放在文学之前，他们对文学的态度，虽然也是为抒写性情，但把文学的功利性看得比较重，在许多场合里，文学，只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诗文优劣的评判，是看谁能写出贴切的劝进表、粉饰天下太平的雅歌与制、诰类应用文。而在政治中枢的权利一旦失去，庞大的王谢家族就立即走向没落，隋统一中国以后，王谢家族就迅速地泯没无闻了，也未能在文学上再有什么建树。
而明代的沈、叶家族，生活的地理位置虽也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但他们前辈数代身处太平盛世，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兼善天下，博得青史留名，虽然也是他们的理想，但因自身条件与所处环境所限，他们往往只能做做地方乡绅。沈珫是他们中间官做得最大的，但也不过是从三品的按察副使，而且时间很短暂。他们不过是些普通人，在朝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在野不曾有前辈留下的封妻荫子的功名，只是孜孜不倦的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的读书、写作、过普通人那样的生活，在作品中说普通人心中想说的话，他们对文学的感受，是纯抒写心灵和个人感受的，往往更能感动人。虽然他们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颂圣”之类的文字，但那不过是“拟作”，是普通读书人对政治憧憬的狂热。他们知道，只有文学才能使他们万世流芳。因此，文学在他们心目中，才是真正的经国大业。而正因如此，沈、叶家族的代代有贤才，才更是难能可贵。
沈、叶家族文学“兴盛”的形成，首先是明中期以后江南繁荣的经济为他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明代江南不象北方那样，时刻要戒备长城外那些迅风般随来即去的少数民族的侵袭　；也不象黄淮、关中那样时受水、旱、蝗三种自然灾害之威胁，与农业高产有直接关系的水利设施也兴修得较为完全，使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从农耕到蚕桑在当时的中国都是首屈一指，时称富庶甲天下。江南的米价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从正德到万历，一直是每石米折银五钱，北方农民聊以度饥的荞麦，在这里竟不知为何物。明后期江南手工业的兴盛，社会分工的加细，不止是改变了一定的阶级关系，也造成了无数城镇的繁荣。明代苏州丝织业闻名全国，沈、叶家族所在的吴江县，其县治所在盛泽镇，由于“市出绵绫”，正处于水、旱路交通要道的汇集点，由明初五、六十户的水乡小村发展成由五万人口的大市镇；黄溪镇则织工密集，每天聚于长春、泰兴二桥，以备帐房或机户临时雇佣（乾隆《吴江县志》卷４《镇市村》），是被后代史学家论证不已的“资本主义萌芽”；小商埠“青阳场”发展到清末，竟成了《马关条约》中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四商埠之一。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写盛泽镇工商业繁荣说：“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布，具到此市上贩卖。”可见一斑。
在连续数世的繁荣发展中，沈、叶二家族的文学素质脱颖而出，他们都住在松陵镇里，实际是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地主阶级。他们许多人失去了土地，处于向市民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出路第一当然是为官为宦，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文化传统、对读书的重视。而他们的第二出路则是为商为贾，在这方面，他们既然能在市镇生活中占一席之地，就已经说明他们已经是在这方面的成功者了。在当时由于受到工商业繁荣和所得利润的刺激，许多比较有识见的地主阶级兼营工商业，明末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他的祖先本来是有自己的田地、自己酤酒为业的小地主兼小商人，不幸成化间遭逢水灾而家产荡尽，沦为赤贫。幸得白银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纾帛，备极精工，每下一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赠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沈、叶两家族应该也是经历过与之相似的资本积累过程，传到我们所说的这几代上，已经是不愁衣食，实实在在的社会有闲阶级。掌握着如此的一笔财富，使得他们能够不用去考虑衣食之需，而是去做自己想做与能做的事。这个阶层所积累的财富，除有一部分是用于再生产与购买土地外，另有一些是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余则投入了消费领域。由于这些人还是在转化过程中，他们与后来形成的商人阶级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不同于后世的徽商与扬州的“盐呆子”，死心塌地世世做将本求利的事业；“学而优则仕”的概念还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中，虽然他们的成功来自对土地与工商业的经营，而他们却又鄙视“阿堵物”，他们千方百计督促子弟读书上进，迅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己则往往以文化的传承者自任、以风雅自命，往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欣赏力，在家中养戏班与修造园林成了这个阶层的普遍爱好。这就大大促进了对文学艺术的需求，也促进了文学水准的普遍提高，沈、叶诸人，应该被视做那个时代中、那个转变中的阶级的佼佼者。（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把他们总称作“官僚地主阶级”，我感觉无法认同，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如徐阶、高拱、董其昌之流符合官僚地主标准的人，但其绝大多数还是处于从普通地主阶级向市民阶级、商人、大地主的转化过程中，是明后期江南社会财富急剧膨胀的受益者，他们及子弟所担任的中小官吏，对其家庭财富的创造往往无法构成决定性影响。他们是“仕宦人家”，而非“官宦人家”。）
对下一代出色的教育，是沈、叶二家文学传统数代兴盛、历久不衰的保证。文学这个东西既靠个人努力、后天教育也要靠天分，是很难遗传给下一代的。杜甫的子孙做了农民，穷困到无力使杜甫的灵柩归葬老家；李白的子孙则近乎是白痴。某家族某一时出了一位甚至数位文学天才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多，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三苏父子，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数代都有文学名人出世呢？由此可见江南沈、叶二家所取得的成绩是多么不容易。舔犊情深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之一，每个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自己今生今世没有完成的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大器。杜甫甚至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要孩子“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拳拳之心，令人感动，但宗武却未能学会使用这一利器，期望与现实是往往难一致的。相比较来看沈、叶二家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这首先归功于他们身处一个和平、安定的时代，家境又比较富庶，使他们不必日日为柴米油盐担心，可以把全身心精力投入的他们喜欢做和认为值得做的事，而杜甫的宗武也应该是个聪明孩子，但却不幸生在乱世，杜诗中虽也有老杜课子读书的记载，但更多的时间里，杜甫却是让宗武陪着他去采药、去打枣，为了生存而奔波，这样的环境很容易让孩子放弃学业，尤其是像文学那样既要下苦功，又一时很难换碗饱饭的事情，因此，杜甫未把宗武培养成诗人是在所难免的了。
其次，教育者的水准、气质、修养与投入程度决定了受教育者的未来所能达到的水准。李白嗜酒如命且好交游，这虽被一些论者认为是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但一个整日昏昏沉沉、四处应酬的父亲，能有多少时间与精力放在教育他的子女身上？以至有些论者把天才的后代李伯禽不再是天才，认为是酒精中毒毁灭了遗传优秀因子的结果，从事实推断，此说不无见地。而在沈、叶二家中，如叶绍袁自己是个爱好自由生活情趣丰富甚至不愿做官的人，他把身心精力都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上来，他们夫妇的思想也甚为开放，在教育子女上毫不僵化与因循成规。有一则故事说：和凝曾有词句“春思翻教阿母疑”沈宜修在为孩子解释这首词时却说：“余以为破瓜之年，亦何须疑，直是当信耳。”只有不屈从前人有自己见地的教育者，才能培养出能不同凡响的人才，这也就是三家村老学究勤勤恳恳一生却是终无所获的原因。——当然这也与受教育者本人的天分与努力成果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能互相交流的文学氛围，是沈、叶两家众多文学才人出现的重要外界因素。沈、叶两家不仅世代为文，而且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能互相交流、相互促进，这使得他们在学习为文时能事半功倍，容易有所进益。叶绍袁和他的儿子们与沈家、袁家的男儿辈一起读书、作文、游山观景，促进了他们之间文学水准的提高。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夏天，叶绍袁、沈自继、沈自然、周永年等犯暑游天目山，一起创作不少佳作，许多年以后，他们回忆起这次行千里路、做千首诗的经历，还是颇有感触。沈自晋主纂的《南词新谱》，则是沈家兄弟子侄近十人共同切磋的结果，其书中挂名者就有沈自誕、沈自东、沈自籍、沈自友、沈永煙、沈永乔。就连叶、沈二家的妇女们，也是相互切磋文学技艺，互相作文作诗相和，一起评骘为文高下。古人云，郑玄的婢女亦通诗书，而在沈、叶这样的文学家庭中也是如此。叶小鸾有婢女名随春，聪慧能诗，曾作《浣溪纱》词，甚为高妙，结果叶纨纨、小纨、小鸾、沈宜修都作了和词，叶绍袁甚至写了两首和词（见叶绍袁《治史》）。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修养能得不到提高吗？“教学相长”，绝非虚言。
同时明末江南文社盛行，不仅有复社、几社这样的大型文学团体呼朋引类，那些小的文学社团则是数不胜数，弄得现在人还全闹不明白，沈、叶二家子弟也参加了这些文学社团，在作诗为文上也应取得不少进益。
沈、叶家族文学之兴盛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沈、叶家族中的文学创造者中，女性作家大量涌现，而且从质量到数量上都超过男性作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对叶家，我们说得够多了，而在沈家，有诗文或文学作品集传世的还有沈璟的女儿沈静专（有《适适草》一卷、《颂古》一卷、《郁华楼草》一卷），沈自友的女儿沈淑女（有《绣香阁集》已佚，《林下词选》中收有她的作品二首），沈自炳的女儿、叶绍袁第三个儿子叶世傛的妻子沈宪英（有《惠思遗稿》一卷）与她的妹妹沈华蔓（有《端容遗稿》一卷）沈君庸的妻子张倩倩、李玉照（有《无垢吟》一卷）等。
关于中国的女作家，我们可以举出从春秋时代的许穆夫人、汉代的班昭等等等等，但说句实在话，在明代以前的诗词领域，能够流传下作者姓氏的，除了寥寥几位如李易安、管夫人等极少数大家闺秀与个别帝王的怨妃外，绝大多数是妓女。这与古代妇女地位低下有直接关系。在当时的男人看来，依附于男人的女性去舞文弄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欣赏女性的诗文总是出于男性的狭隘眼光，是猎奇性质的，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古人认为闺阁文字，不能流传于外，这使得许多才女的作品得不到保存，也谈不上流传后世了。反是那些能参与社会交际活动的歌姬舞女，能使自己的文字有更多的男人欣赏、得到男人认同的机会，不知那个男人出于好奇，忽然对这类文字有了兴趣，记录进笔记、诗话甚至某些诗词选本中，虽多只是一两首诗词，但总算能在男人的世界里为女人夺得一块地盘儿了，前人的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其实不过如此。
至于前代妇女能出自己的作品集，似乎是凤毛麟角。今人都说李清照的诗文集《漱玉集》原本早已佚亡，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云云。其实李清照生前根本就没有出版过（也没有能力出版）她的个人文集，她的作品在她生前就已大量遗佚。《宋史艺文志》说得很清楚：“后人集易安所作，为文七卷、词六卷，行于世。”而就连这个后人纂集的本子不久还让它佚亡掉了，今天看到的李清照的《漱玉集》是明末毛晋又从笔记、词选中搜集出来的，只有薄薄的一卷不满三十首，而且搜集时似乎只顾了猎奇卖钱，整理得很不用心，李清照的作品散见于各家杂记诗话总集中的还有很多。几百年过去了，今人谢无量下下工夫竟又集佚了几十首诗文！由此可见旧时男人对女性文学的态度。能书善画的管道升也不过是靠了与有名气的丈夫赵孟頫\的关系，留下了几首有本事的诗，而靠书法真迹流传至今的一篇家书与图画上的一首题竹诗，则完全是偶然了。今天看看赵孟頫\那一大厚摞《松雪斋文集》，想一想诗文毫不逊于他的管道升如今却只剩下个别零句残简，不能不为旧日妇女地位的低下叹口气。
这种状况在明代开始有了改变，富庶的江南成了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从王阳明开始，各种新的思潮不断涌现。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得到承认，许多文人突破了旧礼教的束缚，对社会、对宇宙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当时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但彼时文人中一些思想先进分子对妇女的态度已经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只把妇女看成玩物，而是真切地去同情她们、理解她们，明代的士大夫则以让自己的女儿读书识字为时尚。本文开头所引沈君庸的词实际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而当时妇女本身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她们不甘心一生一世做男性的附庸、男人的傀儡，她们要宣泄自己的情感，记录由她们那特殊的角度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经济的富裕又为她们从生活上提供了能安心读书作文的保障，这就是明代后期出现了大量女性文学作品的原因。沈、叶诸家那些灵秀的女性，不过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弄潮儿，她们的成功之处，除了必要的文学修养外，开始自觉去观察、把握社会人生的脉络，往往是能以小见大，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抒发自己的感情，并能达到与社会精神、人类精神相契合的地步，以此赢得广大读者，赢得不朽之名。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前后，叶绍袁编纂了《午梦堂全集》，在这部诗文集中，他把他妻女们的作品与他的文章编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文艺思想的一个突破，可以认为是女性能够真正拥有自己文集的发轫，就提高妇女地位而言，怎样评价这部书都不过分。
总之，在明后期，沈氏一族以曲剧崛起，叶氏诸秀以诗词称世，盛极一时。但正如《红楼梦》所云：“没有千里不散的筵席。”由盛至衰是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就在叶绍袁家正为接连不断的家难而呼天吁地的时候，一场社会的灾难也已经降临了，北方连年不断的战乱、饥荒，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匆猝建立起来的江南小朝廷，视北方的糜烂为不见，依旧在歌舞升平中耗损时光。清兵大军南下，破江南如入无人之境，军队垮了，官吏或跑或降，只有那些熟读了圣贤之书，背透了“华夷之辨”，以民族精神的支柱自命的士绅们，在采取各种形式，动员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对异族入侵做着抵抗。在沈、叶两家族中最值得大大表彰的是沈自炳、沈自駉兄弟，他们作为沈家最早的复社成员（于崇祯二年入复社），先是去苏松安抚使祁彪佳处参加江防工作，任外参谋；祁彪佳被昏君免职，他们先与祁彪佳一起离职，继而又跑到扬州，做了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幕僚，在扬州城破的前数日，史可法出于对两位青年士子的爱护，强令他们返回家乡，清兵渡江后，他们又参加了复社战友吴易组织的太湖抗清义军，直至兵败双双自尽，为抵御异族侵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余的人，沈自晋放弃学籍，避兵深山，隐居务农，沈自继出家为僧，其他人也在逃难中。而叶家呢，则是叶绍袁为反抗清廷的剃发令，带领还活在世上的三个儿子出家做了和尚，完全抛弃了家业。
江南连续数年的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不再有填词做赋的雅兴，就是写出来的作品也一时找不到出版的机会，老一代人才迅速凋零，而新一代人才又在困苦生活中挣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叶绍袁在《启祯纪闻录》中说：“自去岁（指１６４５年）闰六月变起，城闭月余，米价虽不甚昂，而薪则等于桂矣。乃是岁四月中因麦薄收，米月踊贵，自一两八钱顿增至二两六钱。”“是岁斗米至千三四百文，较旧年变乱时价反倍。麦价每升六、七十文，蚕豆每升百文。民生日艰，良可叹也。然钱价每千易银二钱，贱已极矣。”在明中叶以后，江南那些出于交通道路汇交点并拥有特种手工业的小村落，依靠商业繁荣成了市镇，而清军南下后，由于战乱，与购买力萎缩，这些市镇的手工业生产停了摆，又因处于交通要道，这些市镇反成了驻军、打仗的必经之地，百姓生活较一般地区更为痛苦，而沈、叶两家都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市镇里，屡经兵焚，因而在战乱中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更由于江南民众对清军入侵的反抗，清廷占据了江南后采取了惩罚性的高税收政策，就像陈鸿、陈邦贤在《清初莆变小乘》（见《清史资料》第一集１０９页）记录的江南民谣：“国赋三斗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大量的中、小地主破产，劳动人民卖儿卖女，逃往他乡，叶燮《竹枝词》有“一百青钱沽一婢”的记载（见乾隆《吴江县志》），大量人口流失，许多土地成了无主地，从《吴江县志》来看，吴江的实在人丁数，从明后期的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嘉庆１５年(1810)），一直维持在２９万上下，不见增长。清初统治者在江南屡兴大狱，奏销案、明史狱，禁结社，狠狠打击了胆敢对异族暴君不太敬畏的江南士绅地主阶层，只准他们老老实实读圣贤书、走科举路、作新朝统治者的驯服奴才，在一时期内，简直剥夺了他们自由发表议论、自由读书著说的权利。几百年后出身江南的龚自珍还感慨地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专为稻粱谋”，可见这一惨痛的历史在江南知识分子心中积淀之深。其结果是：在一起读书作文的风气消失了，士绅地主阶层的独立思想意识人格也已经消失，一部分甘心做异族走狗，逐渐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一部分则蜕变成商贾和手工业主，而其大多数则重返乡村，重回土地，老老实实做土财主去了，旧日的文化素质，在他们哪一部分人身上也得不到体现和光大。
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沉寂后，沈家的沈自继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充清贡生，沈自南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去北京应清会试，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叶燮中进士，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叶舒崇去北京应清会试。他们之与清廷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背叛了父兄的事业，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生存追求。但他们都没能在统治阶级中站住脚，都只好一边去“独立苍茫”了（叶燮被劾落职归家所筑室名）。此时沈、叶家族的衰败则早成定局：沈家的后人多去经商，也曾出了几个富商大贾，玩戏曲、筑园子的条件又一度再现，但却退化成那样粗俗，他们那些温文儒雅的祖先对此不能不多叹口气了。而叶家呢？鼎革之时，叶家遭受兵焚甚惨，汾湖滨的园林楼台尽成废墟，一度全家都做了和尚，土地也尽成无主荒田。其子孙后来与占了他们土地的农民大打官司，而其自身也多成了躬耕田亩的农夫。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叶绍袁的五世孙叫叶恒春的，家里攒了几个钱，缅想乃祖英风，准备重刻叶绍袁编辑的家集《午梦堂全集》，但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叶氏宗族中，已经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午梦堂全集》了，他只好把尽其所能，把《午梦堂全集》中的十种刻了八种，而最可骇怪的是，竟马虎地把《鹂吹集》下卷第一百六十页的《琼章传》，误刻成《张倩倩传》，整整错了一页，未免对祖先大不敬，也可看出叶氏后人中文化水准之低下。总之，借明后期经济繁荣而导致家族文化极盛的沈、叶家族，在清初随着战争破坏与经济停滞，脱离了他们所在的士绅地主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了。文化的兴衰，实际与社会、经济及文化代表人物所在阶级的兴衰是不可分割的。

数个世纪以来，介绍叶小鸾、叶小纨的文章已经不少了，但总体观来，大多是就着她们的某一首诗词来阐发，未免有就事论事之嫌，本文试图去揭开蒙在叶氏名姝头上的面纱，去考证她们的生前死后，我的有些结论证据还嫌不够充分，但只要能对理解叶小鸾的诗文作品能有所帮助，也就达到目的了。
离叶小鸾去世又过了几十年，叶家已经彻底败落了。清代的一位伟大词人陈维崧，经过已经倾圮了的叶小鸾旧日的书房，面对荒凉景色，写下了《过秦楼.松陵城外经疏香阁故址感赋》，就让这首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鸟啄双环，蝶粘交网，此是阿谁门第？垫巾绕柱，背手循廊，直怎冷清清地。想为草没空园，总到春归，也无人至。只樱桃一树，有时和雨，暗垂红泪。　　料昔时、人在小楼，窗儿帘子，定比今番不似。望残屋角，立尽街心，何处玉钗声腻？惟有门前远山，还学当年，眉峰空翠。《忆香词》尚在，吟向东风斜倚。”
　



参考书目：
《吴江沈氏诗录》
《吴江诗粹》
《鹂吹集》
《甲行日注》、
《沈璟年谱》
《天寥自撰年谱》、
《分湖叶氏族谱》
《瑶华集》
《曲海扬波》
《苏州府志》
《午梦堂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