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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史大家的“父冠子戴”之误
蔡尚思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年过期颐，著作等身，其代表作之一为《中国礼教思想史》。作者《自序》称，“一部中国礼教思想史，上下几千年，内容极其丰富庞杂，登场人物难以计数。本书除总论、分论部分外，收入各方代表人物共约一百六十余人”。另据序言，此书乃作者应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之约，以一年多的时间写就。论述人物众多，加上“急就章”的出书速度，书中错误自然难免。如“第三章中国礼教思想变本加厉的时代——宋元明清”，小标题为“周亮工的妇女最好是文盲说”，其论述如下：
在《赖古堂集·吉祥相》中，周亮工极力维护礼教，尤其限制妇女。他认为，妇女不可垂帘观剧：“彩氛发香依依帘中，罗袜弓鞋隐隐屏下，甚至品评坐客，击节歌声，无所不至，优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回光其后，可耻孰甚！”他还认为，妇女最好不识字。因为“妇女宁可无才，不可无德”；识了四，“淫词艳语，触目而是”，会坏了德行。还说“至世家大族，一二诗章，不幸流传，必列于释子之后，娼妓之前，岂不可耻。”为维护礼教，他提倡“老妾孀妇，不变作尼姑”。（《中国礼教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第180页）
笔者因为课题研究涉及周亮工，故对周氏任何资料都加以留心，其《赖古堂集》曾通读数过，但印象中没有以上《吉祥相》内容的记载。后笔者用爱如生公司《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赖古堂集》进行全文检索，确信《赖古堂集》中没有以上记载。但周亮工的另一本著作中曾提及《吉祥相》內容，那就是其著名笔记《书影》（又称《因树屋书影》）。书中卷一起首有如下记载：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观宅四十吉祥相》，有益于世道人心，备录于此。案头无淫书。……妇女不垂帘观剧（粉气发香，依依帘中。罗袜弓鞋，隐隐屏下。甚至品评坐客，击节歌声，无所不至。优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回光其后，可耻孰甚）。妇女不识字（《列女》、《闺范》诸书，近日罕见，淫词丽语，触目而是。故宁可使人称其无才，不可使人称其无徳。至世家大族，一二诗章，不幸流传，必列于释子之后，娼妓之前，岂不可耻）。老妾孀妇不变作尼姑（其丑倍于改适）。（《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括号中内容，原文为小字）
由此可见，《吉祥相》一名《观宅四十吉祥相》，乃周亮工之父周文炜的著作，其小字部分亦为原注。周文炜亦曾自言，“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则为‘凡梦俱可告人’。夫至凡梦皆可告人，其去道不远矣”。（周文炜《与人》，《结邻集》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21页。）周亮工对其父此书甚为爱惜，曾遍求大方之家为其题跋，如《与陈琪园书》提及，“惟先人志铭，欲求识之先生与先生，各为一诔。先人所著《吉祥相》亦欲求两先生一跋”（《赖古堂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38页）。
从以上记载可见，《中国礼教思想史》中有关《吉祥相》的内容其实都是周文炜的，“妇女最好是文盲说”的大帽子也应该扣在他头上。但是周亮工对妇女的态度多继承了其父的偏见，他在《书影》中就提及：
宛丘王氏，十五归予，即能诗。……诗二百余首，小词数十首。余欲传之，辄欲自焚。曰：“吾惧他日列狡狯瞿昙后，秽迹女士中也。”盖自来刻诗者，方外之后紧接名媛，而贞妇烈女，大家世族之诗类与青楼泥淖并列。姬每言之，辄以为恨，予嘉其志，书而藏之，不敢付梓，并其名字，亦不忍露也。（《书影》，第26页）
他在《尺牍新钞》的《选例》中还说：
闺秀之篇，集中鲜载，惟顾夫人大家风范，周淑媛道韫雅风，急登数则，获表双奇。自余非抒闺怨，则报幽期，非申花月之盟，则订香茗之约，或青楼艳质，思衒价于捉刀，或绣口令才，竞托名于染黛。玉室遥忆，终类神山；翰墨导淫，徒沉欲海，故宁失之严，勿失之滥也。（《尺牍新钞•选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这些资料都可反映出周亮工歧视妇女、维护礼教之落后思想，蔡老先生大可就以上资料加以分析，但将周文炜的著作误归为周亮工，并加以指责，则属于典型的张冠李戴，可谓“父冠子戴”。
蔡老先生致误之由，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后在国图查阅周亮工《赖古堂藏书》，其中有周文炜的《四十吉祥相》，才猛然悟到，可能是蔡老先生误将《赖古堂集》与《赖古堂藏书》混淆了。《赖古堂藏书》所收均为周氏家族之藏书，其中就有周文炜的《吉祥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赖古堂藏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亮工编，其子在都续成之。亮工有《闽小纪》，已著录。是书凡十种，一曰《吉祥相》，周坦然（案：即周文炜，号坦然先生）撰。二曰《释冰书》，孙汧如撰。三曰《皱水轩词筌》，贺裳撰。四曰《六研斋二笔》，李日华撰。五曰《陈子旅书》，陈璜撰。六曰《客座赘语》，顾起元撰。七曰《强聒录》，彭尧谕撰。八曰《人谱》，刘宗周撰。九曰《三十五忠诗》（案：笔者在国图所见道光中汝南家塾刻《赖古堂藏书》作《二十五忠诗》。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云：“《二十五忠诗》一卷。秘册丛说本。明高阳孙承宗撰。按：是书咏东林赵南星等二十五君子事，后附小传。”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97页），孙承宗撰。十曰《渔谈》，郭钦华撰。在都凡例称亮工欲刻藏书百种未就，在都云先镌此集，余当次第续全。盖一时杂采而成，苟盈卷帙，故绝无所持择云。（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第57页）
此记载不见于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盖《提要》中涉及周亮工之处曾遭修改故也，详见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
无独有偶，在周亮工研究上，著名古代散文研究学者谭家健先生也曾犯“父冠子戴”的错误。
谭家健先生2006年新著《中国古代散文史稿》第九章《清代散文——中国古代散文的终结》，将周亮工之文归为“学者之文”，并用简短的篇幅对其生平和散文成就进行了描述。虽只有寥寥三百多字，但也标志着散文研究界对周亮工散文成就的某种重视。但由于学术界历来对周亮工其人及其诗文研究不足，谭先生对周氏生平和散文成就的论述多有可商之处，笔者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赘。单引其论述第一句话：
清初小品文作家有周亮工（1612—1672），明末进士，曾任浙江某地通判，清兵下江南，他迎降，后累官至户部侍郎。
周亮工一生未曾担任过“浙江某地通判”，谭先生将此事与其父周文炜混淆了，可谓另一种形式的“父冠子戴”。
姜宸英《墓碣铭》记载：“鸿胪（按：即周庭槐，亮工祖）生子文炜（即周文炜，亮工父），即公父。国子监生，任诸暨簿，能不卑其秩，数以事与令抗，德施于民，然终以不合解去。”（《赖古堂集》，第940页）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年谱》记载：“甲子，十三岁。在诸暨。时随封公（按：即周文炜）游于五泄，便知爱恋山水。……乙丑，十四岁。封公为县主簿，多所平反。邑人见公喜曰：‘高于门者，其在是矣。’封公以公事恒与令左，久之，左迁王府官，遂拂衣还白下。”（《赖古堂集》，第902～903页）可见，担任浙江诸暨县主簿的是周亮工之父周文炜，其官职亦非通判，而是主簿。查明代官制可知，通判为知府的属官，正六品，无定员。而主簿为知县的属官，正九品，每县一人。
两位著名学者的著述，出现不约而同的“父冠子戴”错误，说明学术界对于周亮工的相关研究尚有待继续深入，同时也告诫我们，撰写宏大的文学和思想史著作，如果不做好扎实的文献研究功夫，注重细节，往往会出现“假大空”的空中楼阁现象，导致论述不够深入，甚至张冠李戴，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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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9 21:34:23
发表于 2008-5-19 22:3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