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纠谬一则及其感想

oliver19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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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纠谬一则及其感想



江庆柏先生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考订了二万五千多名清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份，是清代文学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江先生十几年来一直勤奋耕耘，此书引用文献超过一千五百种，在“疑年录”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奠基成就。有关研究者认为“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这类厚实的基石，它们不是批量生产，但能经得起时间的汰洗；它们不单是查检之工具，而且还能示后来者以治学之轨则”（徐雁平《作为根基的学术研究——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博览群书》 2006年06期）但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使用此书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其前言的一则小小错误。

江先生在前言中提及：

再如盛于斯，字此公，南陵（今属安徽）人。据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八《盛此公传》所记，于斯卒于明崇祯六年（1633）。然由于一些著作未明盛于斯卒年，遂将其列入“清代”中，如《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其《休庵前集》一卷《后集》一卷，即题作“清”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作“明”人不误）。而李放《皇清书史》也收录了此人（卷二十九），所据资料即周亮工撰“传”。（《前言》第二页《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江先生虽然敏锐地指出了两书（《中国丛书综录》、《皇清书史》）记载粗疏之处，但其认为“据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八《盛此公传》所记，于斯卒于明崇祯六年（1633）”，这一结论也是错误的。笔者查《盛此公传》，周亮工并未明言盛于斯去世的具体时间，只是提到盛氏曾在死前不久托人带信给他：

常以书寄予大梁，至数千言，言：“子当不长贫贱，他日拥节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当登我堂，拜我老母，为我书石曰：‘盛此公埋骨处’，予愿足矣。他则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书，忽忽如失者数日，知此公将不永矣。不数日凶闻至，予为位哭之。会予成进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周亮工《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99页）

此处周亮工提及收到盛于斯之信，预感其不久人世，不几天果然听闻讣告。此后不久，周亮工就得中进士，事务繁忙，无法赶回秣陵（今南京），转道南陵去祭拜。

考《赖古堂集》附录《年谱》，周亮工成进士在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春，“庚辰，二十九岁，中会试。”周亮工当时在大梁（今开封），庚辰春与其师与张民表（字林宗）一起北上参加会试（见《赖古堂集》卷三《庚戌（案：当为庚辰之误。据《赖古堂集》附录《年谱》，癸酉周亮工始馆张民表家，壬午汴梁附近黄河决口，张民表死，两人交往时间中无庚戌。从乙丑前推十年，当为庚辰。）春侍张林宗先生北上宿邺下南寺越十年己丑与公子子顾再宿其地见先生壁上诗泫然泣下用原韵得诗四首》。此次会试，周亮工中进士，张民表落第，此后两人返回大梁。冬日，张民表送周亮工上京谒选，见其《庚辰冬日送周元亮北上谒选》，《原圃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2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4页）。周亮工“成进士”的时间在崇祯十三年春，南陵距开封虽远，但相信数月时间消息也足够传到了。因此盛于斯极可能就死于崇祯十二年冬至十三年春之间。

以上就《赖古堂集》中《盛此公传》所作的推测，可证盛于斯并非死于崇祯六年。在盛于斯的作品中，亦可找到其不可能死于崇祯六年的铁证。

盛于斯《与周元亮》一信提及当时江南的情况：

江南光景，大非昔比，阳九百六，两構其殃，甲戌（崇祯七年，1634）飞蝗蔽天，腊月雷震麦秀，乙亥（崇祯八年，1635）螟螣食稼殆尽，宣城血涌如泉，丙子（崇祯九年，1636）螟螣复作，工役烦兴，夷山堑谷，加饷添兵。百姓者，已鸿雁而歌，鹰隼而视；当事者，犹傀儡而戏，溪壑而求。嗟夫！我辈不知死之所矣！我元亮中州人士，风土敦庞，但数年来流贼纵横，我元亮得毋毁伤否？

信中最后还提及希望好友周亮工能拜祭其墓，登堂拜母：

呜呼嗟乎！弟今生不愿多活年所，但愿再得见我元亮，足矣足矣！若夫天不我愍，缘从此绝。异日者，我元亮轩车南指，笳鼓东归，芜湖四十里南，奎湖之北，小桃源之间，有一石碣，上题曰：“盛此公埋骨处”，即弟活鬼之所在也。尔时若我老母犹在世间，我元亮莫惜登堂一拜，若我乡里小儿也。言及此，不欲再言。呜呼！惟元亮自爱！（盛于斯《休庵影语》，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二年（1933），第98～100页）

此信所提及内容大致与周亮工《盛此公传》所记盛于斯的绝笔信相同，可能就是同一封信。此信提及的时间有甲戌（崇祯七年，1634）、乙亥（崇祯八年，1635）、丙子（崇祯九年，1636），显然盛于斯决不可能死于崇祯六年。

揣度江先生错误之缘由，可能在于看书稍快，误解文献，看到《盛此公传》中有：

又明年癸酉（崇祯六年，1633），予自秣陵返大梁，闻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愤激，家益窘乏，无从得医药，于是遂长盲矣。（《赖古堂集》，第698页）

就断定盛于斯必死于此年。但此处周亮工只是提及盛于斯崇祯六年，因家贫缺医少药，故长盲，并非于此年去世也。

此类粗疏错误，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也曾犯过。其在撰《林则徐年谱》请人代钞王鼎资料，漏钞一“晦”字：

我即用这漏抄‘晦’字的资料入谱，定王鼎的卒年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这是一种失误。如果当时我能重核原书则可发现此句本身的干支与所说的晦日不合。因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是十二日，而不是晦日，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晦日应为丙寅，又非戊申，只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才是晦日，因此也只有如石刻文首句所记‘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方能使月日干支相合。

对此次错误，来新夏先生自责不已：

书大致有三种渎法，一种供涉猎翻阅，一种备检索查用，另一种则需一字一句，认真细读的。特别是要引作论据的书则非寻行逐句地去读不可，更不可假手于人去抄资料。……抄写资料，特别是引以为据的资料必需亲自动手，万万不可假手于人，而摘录资料后不及时复查，使用时又不检核原书尤足以致误。这个教训是应引以为戒的。读书切不可一概都得其大要，否则难免被粗疏之讥。（《一字之漏》，《依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120页。）

像江、来两位勤勉而具有精深造诣的学者，尚且易犯此类粗疏错误。我们后辈治学当以此为戒，不轻信二手文献，必亲眼过目原始文献，并加以仔细推敲斟酌，才能避免“粗疏之讥”，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使犯错，也要像来新夏先生一样不讳疾忌医，而是善于汲取教训，精益求精，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取得长足之进步。

xinghuit

oliver197411 兄每天登陆数典不要忘记了领取红包呀。

oliver197411

居然有红包送，以前没有注意到。多谢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