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传奇随笔【原创非首发】

诗言志

读传奇随笔

一、《长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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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的《长桥怨》（载于《青琐高议》前集卷五）是一篇写人仙恋爱的小说，主角既不是人，也不是仙，而是诗歌。这些诗歌，除了描写诗情画意的太湖，就是赞美隐纶客的逍遥自在。

故事写钱忠因家难而流浪四方，因爱水乡风物清佳而留在吴江。钱忠终日在太湖边行吟揽胜，遇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交往一阵后向姑娘求爱。姑娘很爽快，但提出一个要求，要钱忠用诗打动她那隐于渔的父亲。在第一首诗中，钱忠在描写隐居生活的乐趣之后，以“风烟幽隐无人到，俗客如何愿一过”作结，意思是这样的隐居生活必须在偏僻之所，而这是世俗之人不愿意经历的。很快，姑娘告诉钱忠，她的父亲对他的诗歌不太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姑娘父亲的诗说得很清楚：“肥鱼美酒尤丰足，自是幽人不愿过。”也就是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不是“幽人”，而是“俗客”。

钱忠奉命改作，主旨是“非干奔走厌浮世，自是情怀慕素波”。也就是说，隐于钓竿，并不是与世俗过不去，更不是在红尘中奔走疲倦，而是性之所近，不得不隐于江湖。但这首诗仍然没有通过，不是因为主旨，而是因为“仙翁”二字。真正的仙翁游戏人间，是不喜欢坐实的，只有冒牌货才会以仙翁自居。钱忠于是写了第三首诗，主旨与第二首并无不同：“因笑区区名利者，是非荣辱苦相干。”当然，说得更彻底一些，将“是非荣辱”统统取消。另外，“仙翁”也改为“衰鬓长髯白发乾”的“吴江高隐仙乡客”，虽仍有“仙”字，但这个“仙”是形容吴江、太湖风景之美。这首诗得到姑娘父亲的认可，两人的情爱也瓜熟蒂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钱忠的三首诗反映了他对隐逸生活认识的深入。隐逸是自然的生活，而不是矫情的生活；隐逸是天性的选择，而不是名利客的避风港。

接下来，钱忠并没有与姑娘的父亲见面，而是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中：或者“与数友晚步江岸”；或者“与邻渔泛舟，钓于湖上”，高唱渔歌。但姑娘随时出现在他身边，不论相逢不语，还是隔水闻歌，都情意绵绵，诗柬不断。只是姑娘不能“娶”过来，钱忠不得不将自己“嫁”过去。《绿窗新话》卷上《钱忠娶吴江仙女》中有 “忠一见女，情不自禁，乃抱入舟中云雨之。事罢，忽闻船外人声，匆匆而别”一段，显然不理解传奇小说的思路，将人仙之恋世俗化了。在这篇诗意浓郁的小说中，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泛舟深入烟波，不知所往”。

当然，几乎所有的仙人都得在凡人面前显摆一下，钱忠也不例外。小说末尾，用钱忠的亲戚王师孟被隆重地接待，证明钱忠已经成仙，生活非常幸福，不仅享用如同王侯，还能够永葆青春。这种用接待亲朋旧友来证明主角成仙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当数唐传奇《柳毅传》。中国的仙人都是做给凡人看的，老百姓也最喜欢跟凡人打交道的仙人，如八仙，特别是八仙中最活跃的吕洞宾。至于高高在上很少亲临人间的玉皇大帝，尽管尊之高位，却并不是特别买帐。

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机杼于唐人南卓的传奇《烟中怨解》：



越溪有渔者杨父，一女绝色，年十四。能诗，每吟不过两句。人问：“胡不终篇？”答曰：“无奈情思缠绕，至两句即思迷，不复为继。”有谢生求娶。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谢曰：“谚云：‘少女少郎，相乐不忘；少女老翁，苦乐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邪？”父曰：“吾女为词，多不过两句，子能续之，称吾女意，则妻矣。”乃命女奴示其篇曰：“珠帘半床月，青竹满林风。”谢续曰：“何事今宵景，无人解与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后七年，夫妇每相乐必对泣，多欲引泛江湖。春日，女忽题曰：“春尽花随尽，其如自是花。”谢曰：“何故为此不祥之句？”女曰：“吾不久于人间矣，君且续之。”谢续曰：“从来说花意，不过此容华。”女曰：“逝水难驻，千万自保。”即以首枕生膝，瞑目而逝。谢感伤不已。后二年，江上烟波溶曳，见女立于江中，曰：“吾本水仙，谪居人间，今复为仙。后倘思郎，即复谪下，不得为仙矣。”（引自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烟中怨解》叙录辑本）



给人的感觉是，《青琐高议》中的两篇佚名之作——《远烟记》（本书已选入）与《长桥怨》关系密切，很可能是一人所作。作者将《烟中怨解》末尾一节移植到《远烟记》中，而将其主体改写成《长桥怨》。唐人小说的感伤结局在宋人小说中变成夫妻二人双双仙去，好比将《柳毅传》的结局硬生生地嫁接在《烟中怨解》（或《湘中怨解》）末尾。

于是，小说的三部分（钱忠写诗求婚、女写诗召唤钱忠、钱忠夫妇招待故人）之间似乎并不连贯，但这正是传奇小说的特点：情节发展要出人意外，而不是合乎一般的逻辑，如唐传奇佳作《李娃传》、《柳毅传》都是这样。只是宋人传奇过于简略，情节发展固然是出人意外，却不够自然。或许宋人更擅长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精神，而不是驰骋想象，将小小情事写得婉转动人吧！

顺便说一句，篇名《长桥怨》的“怨”颇不切题，不论是隐逸生活，还是人仙恋爱，都与怨无关。“长桥千古月，不复怨春风”二句更不能简化为“长桥怨”。之所以着一“怨”字，应该是因为作者心中有个《烟中怨解》吧！但这篇小说里并没有唐人笔下的空灵幽怨，有的只是对隐逸生活与超凡脱俗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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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王门客》

借小说论史，一如借小说论道，在小说地位远低于经史的时代很常见。以虚构的故事来讲史论史，方法很多，其中有两种值得注意：一是起古人于九泉之下，谈史书不载之秘闻；一是让今人入冥或入梦面见先哲，论古人行事之得失。前一种方法侧重于披露异闻，古人为主今人为客，故事的重点在于记述；后一种方式则侧重于展示才学，古人为客今人为主，故事的重点在于议论。

先看看前一种方式。晋张华《博物志》卷七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故。魏郭后爱念之，录著宫内，常置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过礼，遂死焉。”尽管故事侧重于死而复生，并没有具体介绍“汉时宫中事”，但后人常借这种思路，来揭千古未发之秘。譬如宋人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都是起杨贵妃于九泉之下，回答喜欢考史的宋人的提问。

《楚王门客》（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七）属于后一种方式。故事讲述刘大方见已成为神的项羽，得其欢心，后竟为其门客。小说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大方代项羽作书，尽管因为版本问题，书中字句多有残缺，但仍可看出，此书并不是一封合格的道歉信，而是对项羽生平简要的概括。一是大方有意于项羽的侍女，项羽发现后震怒，大方引楚庄王绝缨故事以自解。三是大方应项羽之求，论其十失。

就小说而言，第二部分要生动一些，但就作者而言，更得意的则是第一、第三两部分，其实就是一封书信与一篇议论。那封以项羽口吻写的信，因得到项羽的认同，可以认为是今人对古人的体贴。所谓“天心不佑”，“宁战死于乌江，耻独回于吴土”，都很好地表现了项羽的个性。在这里，作者的理解与司马迁对项羽的理解基本相同。而以后人口吻写的“项羽十失论”，则是今人对古人的批判。虽然也得到成神的项羽的首肯，但这种首肯只是要证明自己所论不差。事实上，以项羽的性格，接受失败可以，认错则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先通过种种描写，如项羽的外貌——“面色黝赤如紫，长眉方口，目若明水而加圆，顾视若熊虎”，嗜酒——“巨觥献酬，终日不醉”等，让读者接受这个项羽，觉得小说中这个成神的项羽就是历史上的项羽。然后，作者再用这个项羽来认可他的论点，当然，这个从善如流的项羽已经不是真正的项羽了。

关于项羽之失，论者颇多，本篇所论，其实并无新意。按照现代人的观点，项羽的致命弱点有三：

一是残暴，也就是“十失”中的“不仗仁义”和“专任暴虐”。如项羽攻下襄城之后屠城，仅因其负隅顽抗；又如秦将章邯率二十万人投降，项羽居然全部将其活埋，仅因其心不服；再如攻打田荣时，“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以至于“齐人相聚而叛之”。秦人因残暴而失天下，项羽以暴易暴，不得善终也在情理之中。宋人胡寅《读史管见》说得好：“二十万人不服，（项）羽得而坑之；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由此可知，四面烽烟比“四面楚歌”更致命。

二是不善于用人，“十失”中虽有“信谗逐去范增”，但不足以尽其义。项羽不能信任范增只是一个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他不能发现韩信、陈平、英布等人的长处并加以重用。之所以不善于用人，是因为项羽过于自信，他不能像刘邦那样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



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项羽“仁而爱人”，爱的只是自己的八千江东子弟，“妒贤嫉能”，排斥的则是异己的势力。这也是项羽为什么能得士卒之死心，而不能得一名将的原因。至于他不能用范增的谋略，与他缺乏政治头脑有关。范增的谋略有对有错，他采纳的不多，好容易采纳一个如杀义帝，居然是错的。清人严遂成的名句“范增一去无谋主，韩信原来是逐臣”（《乌江项王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范增在项羽身边的时候，项羽又何尝将其作为“谋主”！这从“鸿门不杀沛公”可以知道。当然，“不杀沛公”并非项羽之失，刘邦有先入关中之功，当赏而不是杀。杀刘邦与杀义帝的建议一样愚蠢，而提出这样建议的范增一直是项羽的第一谋士，也可见项羽用人是多么失策了。

三是缺乏政治头脑，“十失”中“不主关中”、“不攻荥阳”、“得地不封其功”（其实应该说分封不当）、“杀义帝”、“割鸿沟”均属此类。项羽在政治上最大的失误是他没有统一天下的想法，只想当个“霸王”。明人凌稚隆说：“项羽非特暴虐不得人心，亦从来没有统一天下之志。咸阳既灭，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思东归。”（《史记评林》）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主关中”，定都彭城，“不攻荥阳”，“割鸿沟”以及分封不当都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至于将“不养锐以待时，回兵力争”作为“十失”之一，则是后人的一厢情愿了。表达此意最好的是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是典型的诗人之笔，重在立异而不顾事理。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五中说杜牧这首诗“好异而叛于理”，他的理由是：“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馀，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话说得不错，但历代以来同情项羽的并不乏人。如李清照《绝句》云：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又宋人李新亦云：“自古功业有再举，何不隐忍过乌江？“（《项羽庙》）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渡江而东，即便卷土重来，此项羽也非彼项羽了。

《楚王门客》虽落笔于门客，但意在楚王。篇中刘大方与“鬼雄”项羽的形象豪气四溢，鲜明生动。如将这篇小说与唐人李玫《纂异记·三史王生》（本书已选入）相比，则更可见人心之所向。大方虽历数项羽之失，但对项羽充满尊敬，最后为其门客，也是同气相求（都狂妄，都嗜酒）之意。而王生对刘邦则无丝毫尊敬，大言折之，句句有据。刘邦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北宋末李献民《云斋广录》有一篇刻意模仿《楚王门客》的小说《丰山庙》，书生吕涣在汉高祖庙对刘邦也历陈项羽 “六失”而颂美高祖，但那是慑于高祖淫威，在他心目中高祖本就是“禽殚犬烹”的暴君。尽管都是借小说以论史，近于戏言，无须深考。但唐宋人对刘项的看法如此不同，这不仅仅是同情失败者，更是倾向性鲜明的《史记》的影响所致。

《楚王门客》涉及到项羽庙。翻检古书，关于“项羽庙”、“项籍庙”、“项庙”——“庙”又作“祠”——的记载题咏比比皆是，祠庙遍布各地。项羽是下相（宿迁）人，因此宿迁有庙，《江南通志》说“项王庙在宿迁县三元宫内”（卷四○），苏辙还写过《宿迁项羽庙》诗。项羽自刎于乌江，因此乌江有庙。宋人吴龙翰写过《乌江项羽庙》诗，明人戴重写过《乌江项庙》诗。项羽走过的地方也有庙。据说项羽年轻时“避仇吴中”曾到无锡，所以在无锡南的开化乡有项王庙（《无锡县志》卷三下）。又说项羽起兵时经宁国（今安徽宣城），所以宁国峄山有项王庙，“甚灵异”（《江南通志》卷一六）。濠州定远县（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也有项羽庙，据说“项羽既败，迷于此地，后立庙”（《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在江淮浙地区项庙最多，除上述还有不少。南朝时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已有项羽庙，在卞山。“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梁书·萧琛传》），历届太守都去拜祭；而项羽神本人却自号“卞王”，于是把本名土山改作卞山（《异苑》卷一）。会稽山阴县（今浙江绍兴）有项羽庙，《会稽志》卷六称：“在县南十五里项里溪上，以亚父范増配食，不知其始岁月。旁有聚落数十户，岁时奉祀。”陆游有诗云：“山前五月杨梅市，溪上千年项羽祠。”（《项里观杨梅》）看来年头久远。地名“项里”，显然冲着项羽来的。陆游还有《三山卜居三十有四年》一首诗，有“南望项王祠”之句。衢州府西安县（今浙江衢州）有项羽庙，在项山（《浙江通志》卷一八）。天台县（今属浙江）有项羽庙，建于绍兴十八年（《赤城志》卷三一）。海宁（今属浙江）硖石山有项羽庙，宋人刘安上有诗《硖石相对有项羽庙》。甚至在北方也有项羽祠庙，陕西城固县有项王庙，见《陕西通志》卷八，那是汉中地区，楚汉相争时是刘邦的地盘。元人王恽有诗《过楚卿子冠军宋义墓》，序称内黄（今属河南）镇有项王庙，“庙之址即卿子冠军宋义墓也”。宋义是楚怀王任命的大将军，号卿子冠军，地位在项羽之上，只因和项羽在作战谋略上有分歧，便被项羽以谋反罪名杀掉。如今两个死怨家竟居一地，不知如何相处。无独有偶，有趣的是宋胡仲弓作有《刘项祠》诗，云：“二祠相望几春秋，祀了龙颜祀沐猴。章戴溪南梨岭北，不知何处是鸿沟。”项羽、刘邦两个死对头庙食一处，泯灭了“鸿沟”之隔，又不知是否“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章戴溪、梨岭不详，这刘项二祠竟在何地，有待考证。至于本篇刘大方所到的项羽庙，大方既然是维州昌都人，好像就在昌都，若此项羽都庙食到西藏了。不过大方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梦遇项羽，渺渺茫茫，不必深诘。

这么多的项羽庙，可见民间祭祀之众。民间崇拜项羽大抵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凡祠神总要求其“作威作福”，“作福”自然是对着老百姓，“作威”则是制服魑魅魍魉，保佑地方平安，而拔山盖世的项大王恰可担起这份责任。在南宋，宋金交兵，乌江地处交战区域，项羽更是被赋予保家卫国的重任。据载，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乌江县西楚覇王项籍庙改名曰“英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二）。又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九《乌江项羽神》载，和州乌江县英恵庙灵响昭著。绍兴三十一年敌犯淮南过庙下驻，军入致祷掷珓不吉，取火欲焚其庙，突然有大虺见于神座，耸身张口，目光射人，举军震恐，即移屯东去。为此诏封神为“灵佑王”，邦人益严奉之。

再一个，就是百姓对这位末路英雄的同情和崇敬。乌程的项羽神号“愤王”，为人为神的项羽为当年的失败而“愤”，百姓也替他“愤”。自然项羽确实“不仗仁义”而“专任暴虐”，给人的印象不佳，所以在明代衢州项羽庙一次失火，有人作诗云:“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关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遗庙毁，咸阳三月是何人。”（明徐伯龄《蟫精隽》卷一〇）所以唐代大臣狄仁杰当江南安抚大使时，在湖州对“西楚霸王项君”发出檄文，要他“匿魄东峰，收魂北极”，不该“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下令“焚燎祠宇，削平台室”。（《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引《吴兴掌故集》，《封氏闻见记》卷九亦载）然而待到颜眞卿为湖州刺史，又重建项羽庙，刻碑纪念。（《宝刻丛编》卷一四）项羽的对立面刘邦亭长出身，是个地方混混，人们一直看不起他；得天下就滥杀功臣，更使人痛恨。这样项羽就拣了便宜。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民众舆论中，情感取向自然偏向项羽。就是说恰是他的败亡造就了他的神圣。北宋和州有个才子杜默过乌江谒项王庙，大呼“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八）；巧的是金主海陵王过乌江县观项羽祠，也感叹道：“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诚可惜也！”（《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大家看中的都是项羽是个英雄，但倘若不是末路英雄，而是占了天下，恐怕就是秦始皇第二，没这么多祠庙供他享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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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言》

古小说重记实而轻虚构——至少在小说理念上是如此。宋代小说尤甚。虽然，辨别小说虚构与否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小说家写实不同于画家写生，既有写眼见之实，也有写耳闻之实。俗语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所以《搜神记》在干宝看来全为纪实，在今人看来则多虚构。刘斧的《高言》（《青琐高议》前集卷三）尽管是“具直书之”，但这篇记耳闻之实的小说，几乎全是虚构。可以这样说，即便真有高言其人，他也没有北穷大漠，南极汪洋的经历。他所讲的奇闻异事，几乎都来自书本。

首先看他的北游记：见名王，到漠北，娶胡妇，“刈沙草，掘野鼠”为生。这段经历与苏武在匈奴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汉书·苏武传》云：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馀，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



“海上”相当于“漠北”，“於靬王”相当于“名王”，“给其衣食”相当于“时亦得酒饮并面食，皆名王特令人遗吾也”，牛羊被盗复穷厄相当于“胡妇为盗去，吾愈不足”。另外，苏武也娶有胡妇并生有一子，尽管史书没有交代清楚，但很可能是於靬王为他操办的。当然，《汉书·苏武传》是要突出苏武的操守，而这篇小说则是要突出高言欲为中国之犬而莫可得的悔恨。

再看他的南游记（其实是西游记）：经二年到大食，又经一年到大食南边的林明国，在林明国呆了六年后，又到日庆国，不喜欢日庆国，回到林明，最后自林明回大食，航海二年才回到广州。这段经历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仔细考察就发现问题。大食是阿拉伯，林明国未见记载，疑即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先看看《旧唐书》对拂菻国的介绍：



拂菻国，一名大秦。……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鹅，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候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唯人著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警鸣而脐绝，便遂水草。……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



看了这段文字，就可以发现高言或者《高言》的作者将大食国与拂菻国弄混淆了。小说中说土生羊羔在大食，显然不对；“王金冠，身佩金珠璎珞”也应该是拂菻国而非大食国的情况。《旧唐书》对大食国的记载很简单：“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妇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驼马，大于诸国。兵刃劲利。其俗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等肉。”附带说一句，拂菻国国王身边那只绿色的鸟很有意思，但此篇并未写到，估计是作者考虑到，以高言的身份，不太可能见到国王吧！

《旧唐书》记载大食国时，曾提到生小儿的树和女国：



又尝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见一方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头著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宫。又有女国，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



但这篇小说将其挪到林明国，并加上小人国。小人国确实与拂菻国（大秦）有关，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载：“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

《旧唐书》并未详细介绍大食国西北的女国，这篇小说则将其敷衍为一个“纯女无男”的女子国：“每春月开自然花，有胎乳石、生池、望孕井，群女皆往焉。咽其石，饮其水，望其井，即有孕，生必女子。”

古书中记载女国很多，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女无男”的女国，一种是有男有女但由女性统治的国家。“纯女无男”的女国大都出于虚构，如浴于黄池，出即怀孕的女子国（《山海经·海外西经》及注），窥神井生子的海中女国（《三国志·东夷传》、《博物志》卷二、《后汉书·东夷传》），扶桑东入水妊娠的女国（《梁书·诸夷传》），“裸而感风，咸生女”的东南海女人国（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等等。唐张说《梁四公记》（《太平广记》卷八一引）写到八种女国，其中五种也都是这一类国家。《梁四公记》中另三种女国则属于第二种：北海之东、方夷之北的女国，“国中有男女”而女为其君；西南夷女国“女为人君，以贵夫为男，置男为妾媵”；狗国之南女国，王死“妻代为君”。这类女国的特点是男女都有，而女为君长，大抵是真实国家。

后世小说，颇喜道女儿国事，亦可分为两种。写“纯女无男”的女国是为了猎奇，如《西游记》、《三保太监下西洋记》二书中的女儿国。写有男有女但女尊男卑的女国是为了寓言，如《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在这个国家男女的位置完全颠倒：女穿男服，男服女装；“女治外事，男治内事”，女人做的事都由男人做，男人做的事都由女人做。

这篇描写殊方海外奇风异俗的小说，在汉晋地理博物体志怪、唐人张说《梁四公记》与《西游记》、《镜花缘》之间，留下了宋人的痕迹。自《山海经》以降，地理博物体志怪记载远国异民、殊方绝域，大抵为分散片断之辞，不成文章，《梁四公记》始结构长篇，集其大成。《梁四公记》出自杰公自叙。杰公是“周游六合”的奇人，显然是亲所闻见。《高言》也是通过高言自叙奇历结构成文，明显是模仿《梁四公记》，而把异域风情纳入一个逃犯的经历中倒也别致。但宋人毕竟是宋人，尽管大部分篇幅在记载奇风异俗，却并没有太多的想象发挥和狡狯之辞。作者的主旨在于写旅行的艰苦：“溪行山宿，水伏蒿潜，寒热饥苦，集于一身”，在于通过异域的非人生活来突出主人公的“知过自新”。

风云007

兄，洋洋洒洒的写了这么多，我得慢慢看，也欢迎其他朋友来评论哈~~
奖励嘛，大大的有，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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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3楼风云007于2008-04-30 18:26发表的 :
兄，洋洋洒洒的写了这么多，我得慢慢看，也欢迎其他朋友来评论哈~~
奖励嘛，大大的有，嘿嘿

兄做事仔细，赞一个！
不愿意多开帖，所以跟帖了，还望兄多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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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子牟》

《李子牟》（出薛用弱《集异记》）是一篇描写音乐的小说。唐代既是诗歌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音乐不仅经常与诗歌联姻，还和诗歌一样进入小说。唐人小说不仅诗意盎然，而且也多见乐事描写，堪谓“余音袅袅”。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李子牟是吹笛子的高手，但他遇到比他更高明的人。通过高手与神手的比较，读者便可明白笛子虽小，艺术追求却没有止境。

小说有两个母题：一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唐代段成式之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记载了两个真实的故事：



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栗，有类于笳。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为第一手。恃其艺，倨傲自负。戎帅外莫敢轻易请者。……（麻奴）到京，访尉迟青。……青即席地令坐，因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曲终，汗浃其背。尉迟颔颐而已。谓曰：“何必高般涉调也！”即自取银字管，于平般涉调吹之。麻奴涕泣愧谢……乃碎乐器，自是不复言音律也。



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



相比之下，第二个故事更具有故事性，与《李子牟》至少有三点相似。一、较艺发生在稠人广众之中。二、康昆仑自以为天下无敌，与李子牟意气自若颇为相似。三、最后胜过康昆仑的是居然是一个女郎，一个和尚假扮的女郎，这和李子牟败给白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第一个故事中的王麻奴“汗浃其背”，与李子牟“气力殆尽，纤响无闻”也有相似之处，只是小说更夸张，更有艺术效果。应该提到，李子牟吹笛让“万众寂尔无哗”也有出处：



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乐府杂录·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谟吹笛伴奏，由于力求追逐永新的高部声调，以致用力过度，笛子吹裂。这和白叟吹裂李子牟笛乃是同样的夸张描写，都是意在表现歌曲的激越高亢、神奇不凡。

第二个母题是神奇的乐器。笛子相传在先秦就已出现，《宋玉集》中已有《笛赋》（其中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作可知）。汉代笛子已经应用于军乐之中，时称横吹，与竖吹的羌笛（箫的前身）相区别。当然，因横吹、竖吹统称为笛，仅从文献记载不易辨别。如东汉马融《长笛赋》所赋可能与南朝梁陈间傅縡《笛赋》所赋并非一物。笛子通常用竹管制成，玉笛只是美称。如李白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但这篇小说中白叟的笛子就是用白玉制成。《西京杂记》卷三载：“高祖初入咸阳宫……有……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太平广记》卷四○三引作“六孔”。《太平御览》卷八○五引作“二尺二寸，二十九孔”。《纬略》卷一○引《博物志》佚文，作“二尺三寸，六孔”。另《酉阳杂俎》卷四所载作“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出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横笛一般八孔（吹气孔、竹膜孔和六个按孔），昭华管居然有二十六孔，不符乐理，显为小说家造作之辞。小说中之所以有这种神奇的笛子，一是因为音乐家特别倚仗优质乐器，二是对音乐家技能的神化。关于后者，最有名的是《韩非子·十过》第八叙述的师旷弹琴故事，当师旷弹到《清角》，不仅风雨大至，而且“晋国大旱，赤地三年”。与《李子牟》情节类似的《博异志·吕乡筠》（《太平广记》卷二○四）即用此意，将笛子分为三等，分别吹奏天上之乐、仙乐、人间之乐。上等“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吹奏人间之乐的则“绝小，如细笔管”。

回头再看看这篇小说的原型：唐玄宗时笛子名家李謩。李謩又写作李谟，“谟”、“謩”字同。元稹《连昌宫词》云：“李謩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自注称作“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謩”。袁郊《甘泽谣·许云封》云李謩乃天宝中梨园乐工，前引《乐府杂录》载明皇独召李谟吹笛，可见他确实是天宝中以笛祗应于玄宗梨园。最早记述李謩吹笛异事的小说是玄宗至德宗间人李舟所作。李肇《国史补》卷下（《太平广记》卷二○四亦引）载：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怨叹悲泣之声。



《广记》所引， “牟”作“謩”。《国史补》所记，本李舟所作记，这篇题目不详的记原文不存，究竟李舟记作“牟”作“謩”也不清楚，但“牟”分明是“謩”的音转。大约因 “謩”字难识难写，遂讹传为“牟”。李舟所记是李謩吹笛故事最早的记载。《国史补》所引只是梗概，非常简单。故事分为两段，一在月夜，一在江边，《李子牟》中则是月夜江上。

李舟之后，记其事者便是中唐薛用弱此作了，不过又将“李牟”讹作“李子牟”，并把李子牟说成蔡王第七子。至于吹笛故事，却与李舟所记一脉相承。晚唐卢肇《逸史》（《太平广记》卷二○四引）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其人作“李謩”，其事则又多敷衍，李舟记中的“客”、薛记中的“白叟”，变成“独孤丈”：



謩，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 “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曀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



《逸史》中的李謩故事，虽然格局仍与《国史补》所载第一段相同，但将场景放在镜湖中央（《博异志·吕乡筠》则将场景放在洞庭湖上），设计了一个小规模的赏笛会，颇具匠心。小说中将音乐会的舞台置于江湖之上，应该是受到伯牙学琴故事的启发。《乐府解题》：



成连善鼓琴，伯牙从之学，三年而成，然犹未能精妙也。成连曰：“吾师方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偕至蓬莱山，曰：“吾将迎吾师。”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闻海水汩没崩澌之声，山林窅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刺船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



    李謩故事到此还不算结束，《乐府杂录》仍有记述：



开元中有李谟，独步于当时。后禄山乱，流落江东。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镜湖，命谟吹笛，谟为之尽妙。倐有一老父，泛小舟来听，风骨冷秀，政异之。进而问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闻至音，辄来听耳。”政即以谟笛授之。老父始奏一声，镜湖波浪摇动；数迭之后，笛遂中裂。即探怀中一笛，以毕其曲。政视舟下，见二龙翼舟而听。老父曲终，以笛付谟，谟吹之，竟不能声。即拜谢，以求其法。顷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当然，最完美的仍是《李子牟》，薛用弱将“强中更有强中手”作为主干，把月夜与江上联系在一起，将吹笛静场作为引子，将神奇的玉笛尤其是只有小说中才有的神奇的笛声作为高潮（而不是吹笛使裂），然后小说戛然而止。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真非虚语。从描写上看，小说有前后两次对吹笛效果的精彩描写。第一次描写李子牟在江陵灯夕吹笛：“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足，坐者起听。”用听众的表现来烘托笛声的美妙，这里显然借鉴了汉乐府《陌上桑》的描写手法：“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第二次描写白叟吹笛：“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意象雄阔，暗示出白叟的神仙身份。

晚唐郑还古《博异志》中的《吕乡筠》也是一篇同类小说，将李謩（或李牟、李子牟）置换为“洞庭贾客吕乡筠”，那位神仙老者是不知姓名的“老父”。去掉了吹笛的仙凡比较，而是老父传授关于笛的知识，突出了故事的神仙意味。而于老父吹笛的反应效果更作大肆渲染：“（老父）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瀁，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詟栗。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与《李子牟》乃同一机杼。

附带说一下，唐代确有一个李子牟，是朱滔的判官（见《旧唐书》卷一四五《田悦传》），与这个李子牟无关。作者之所以说李子牟是蔡王李宪的儿子，一是因为“让皇帝”的美德和开元盛世让人怀念，二是因为李宪和李隆基兄弟都热爱音乐。不久前发掘的李宪墓（惠陵，在今陕西蒲城西北）中，就放着李隆基送给哥哥的玉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