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豆 留住记忆“04月29日"

贞德进入奥尔良(1429年)－－－－－

  贞德（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出身于法国东北边境香擦与洛林交界处的东列来村（今孚日省境内）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农家。
  1428年10月，英军围攻巴黎以南的奥尔良城，妄图侵占整个法国。在此民族存亡之际，16岁的贞德决心拯救祖国，经过几番努力，她说服一个司令官安排她到希农去见王子查理，并要求给她一支军队去解救奥尔良城。
  1429年4月，贞德率领6000人向奥尔良进发，4月29日进入奥尔良城内。
  5月8日打败围城的英军，扭转了战局，人民称她为“奥尔良姑娘”。贞德决心收复巴黎。由于她深乎众望，引起查理七世和大贵族的猜忌，不予支持。
  1430年5月，贞德被勃夏第党人俘获，卖与英军。教会法庭以贞德有一异端”和“女巫”罪，判处死刑。
  1431年5月30日被烧死在卢昂的火刑柱上。

法国的民族女英雄

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运动

1951年3月15日，伊朗国民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4月29日，伊朗上下院提名民族阵线激进派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任首相。5月2日，摩萨台政府实施“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案。5月26日，英国请求国际法院仲裁它和伊朗之间的石油国有化争端。同月28日，伊朗政府照会英国和国际法院，不承认国际法院有权裁决英国和伊朗的石油争端。7月5日，海牙国际法院依然作出不利于伊朗的裁决。9月12日，伊朗政府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于27日派军队占领阿巴丹城，英伊石油公司的英籍人员于10月全部撤离阿巴丹城。
英国为了继续掠夺伊朗石油资源，在美国的帮助下对伊朗石油工业进行破坏，并对伊朗实行海上禁运和抵制伊朗石油，以阻止石油国有化议案的执行。两国于1952年决定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穆萨迪格民选政府，并扶植美英傀儡巴列维国王复辟。在此情况下，曾在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奉美国政府的命令于1953年8月19日利用伊朗国内一些亲西方的政治、军事和宣传媒体发动了一次政变，并成功地推翻了穆萨迪格民选政府，随即将巴列维国王扶植上台。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朗不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且一天一天走向贫穷落后。此外所有要求国家独立的运动都遭到了美国傀儡政权巴列维王朝的血腥镇压，数千名反对派民主人士遭到残酷杀害。

石油是经济的血液，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获得资源可谓不折手段

埃及同意偿付运河公司股本(1958年)－－－－－

  1958年4月29日，在罗马草签了一项协议，埃及同意按5年分期付款的形式向苏伊士运河的股东们交付8100多万美元，以赔偿埃及对运河的占领。英国政府拥有40%的股份，其余归13万法国人所有。

苏伊士运河大大缩短了亚洲到欧洲的距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被英法长期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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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9日 世界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诞辰
  

世界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像
　　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９日，祖宾·梅塔生于印度孟买，１９５４年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师从汉斯·斯瓦洛夫斯基学习指挥。１９５８年，他获得英国利物浦国际指挥比赛桂冠，开始了他的音乐指挥生涯。梅塔自１９６８年以来一直担任以色列爱乐乐团指挥。
　　梅塔的指挥特点是热情、明快，洋溢着活力和激情，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和细节处理新颖独到。在他的带领下，以色列爱乐乐团地位稳步上升，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演奏水准。
　　梅塔曾率乐团到中国演出。
  

祖宾·梅塔夫妇在八达岭长城上

世界级的著名指挥家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３０３号令公布《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

地方保护主义并不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规定就能够根治，还需要更加深入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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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29日英国特遣部队向土耳其投降

   

   1916年4月29日，查尔斯-汤森少将指挥的英国军队已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阿马拉放下了武器，这支军队有8070人，全部投降。在伦敦对此消息甚感沮丧之时，它还称赞汤森非凡地坚守阵地196天。

    汤林首先在1915年6月占领阿马拉。那进他率领4万盎格鲁---印度士兵，他们向北向西移动，企图包围土耳其防御设施并向200英里外的巴格达靠近，但没有多大进展。汤森带领几千人撤到自12月3日以来就驻扎在那里的库特。库特-阿马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畔是一座肮脏的小镇。汤森在这里筑起堑壕后，这座小镇经常被包围。几个月来，一支援兵就驻扎在20英里外，但土耳其的炮火粉碎了这支部队与汤森会合的企图。

    汤森投降与其说是由于炮火猛烈，不如说是因为物资匮乏。士兵们缺少食物和淡水。由于土耳其的袭击和底格里斯河经常泛滥，载有必需品的汽船无法到达。乔治国王的来信曾使士兵的士气大增。

    在投降之前，汤森将军毁掉全部军火储备。军除了要养活更多的人外，一无所获。

    这场战争中整个战斗部队全体投降的情况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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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29日协约国向德国递交战争索赔帐单

   

  1921年4月29日，协约国向德国正式交了一份战争赔款帐单。这份帐单的钱数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少。帐单的总金额为1320亿马克，按照现在的兑率，大约为330亿美元。

   这个帐单一经宣布，在协约国和德国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上个星期，赔款委员会命令德国将其全部黄金储备置于协约国的管理之下。而且法国提出警告，如果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它将把于5月1日占领鲁尔的威胁付诸实施。

    美国政府拒绝了一项来自德国的要求调解这次争议的请求。但是，有几家德国的报纸承认，哈定总统在幕后活动以减少赔款数额。

    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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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29日历时一年的全国教育统计普查结束



    1923年4月2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完成全国各类教育的调查统计工作。此项工作历时1年。

    此次调查结果：（1）全国学生总数为6819486人，其中大学、专门学校学生34880人，中等学校学生182804人，高等小学校学生615378人，国民学校学生5965957人。女生百分比，大专为2.42％，中学为3．14％，国民学校为6.33%。全国1811个县中，无女子初等小学生者423县，无女子高等小学生者1161县。（2）各类学校总数178972校，其中大专125所，师范275所，师范讲习所110所，中学校547所，甲种实业学校164所，乙种实业学校439所，高小10236所，国民学校167076所。3）小学学生数与人口总数之百分比，山西为7．2％，居首位，远远超出其他省区。女生受国民教育人数，山西也居首位。（4）各类学校总岁出（银元）为5942．4567万元。（5）天主教会学校学生136960人，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学生20292人。（6）私塾未作调查。南京有500多所，学生12000人，广州有1000多所，学生2万多人。估计全国私塾学生数至少与学校学生数相等。

   当时年代做到这么细致不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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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伦敦会议召开(1919年4月29日)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经过5个多月的讨论，在凡尔赛宫签订了《对德和约》。
  和约中关于德国赔款问题，规定在1921年5月1日前由赔款委员会予以确定，在此之前，德国应先赔偿200亿金马克。
  据此，赔款委员会于1921年4月29日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
  经过1周的磋商，5月5日会议结束时，与会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德国在规定时间内缴付息数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并限定德国在6天内答复，如不接受赔款委员会的要求，协约国就出兵占领鲁尔。德国无力承担，抵制赔偿。 法、比乘机出兵，占领德国鲁尔。

    造成当时德国经济陷于崩溃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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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斜拉桥——杨浦大桥动工(1991年)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林元培在设计上海杨浦大桥时，首创“林氏理论”，解决了大跨度斜拉桥的内应力问题，使杨浦大桥成为世界第一斜拉桥。

   世界第一斜拉桥雄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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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29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世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经历四十多年国际政治风云的考验，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当代处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先正式提出的。1953年12月31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谈。当天，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印度方面对周恩来的主张表示赞同。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就列入了这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在亚洲提出绝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席卷全世界。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亚洲是这个风暴的中心。帝国主义想在亚洲卷土重来的挣扎，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面前失败了。获得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建立新型平等的国际关系，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以维护国家主权，振兴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一问世便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支持与欢迎。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先后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会谈。6月27日，尼赫鲁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说：“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适用，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随后，在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6月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都正式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1955年4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会议最后公报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就包括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在这之后，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1963年底到1964年春，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国，发表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也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内容。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又是其忠实的奉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而载入宪法。我国与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也都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外交史上的一项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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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9日 “运七”飞机投入客运
  
　　1986年4月29日，由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制造的国产“运七”飞机，第一次载客飞行成功，完成了从合肥到上海航线的飞行。从这天起，我国民航客运全部使用外国飞机的历史结束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除了有十几个设备简陋的小厂承担飞机装配、修理业务，几所大学培养有限的专业人员外，根本就没有象样的航空工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建设重点，拨给大量资金和设备，抽调大批优秀干部，使航空工业踏上了大发展的历程。1954年我国不能制造飞机的历史结束了，到1959年，我国又成为世界上五个能够制造超音速飞机的国家之一。短短几年的建设，走完了国外航空工业几十年走过的路程。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民用飞机开发、研制工作进展缓慢，研制出的运11和直5等飞机，只能军民合用，从事通用飞行。而中国广阔的客运市场和商业货运，都被外国飞机所垄断。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中国民用飞机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运七”飞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我国首次研制的“运七”型客机是一种多用途的中、短程运输机。它的翼展宽度为29.2米，机身长23.7米，停机高度为8.6米。它装有两台国产2900马力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载重量21.8吨，航速每小时478公里，可连续航行5小时47分，飞行高度达8300米。座舱采用气密封装置，舒适宽敞，可乘坐48至52人；如果需要，还可以快速地拆除座椅，移动隔板，改为货机或客货混合机型。
　　“运七”飞机1982年定型生产后，先后支付上海和武汉两个管理局进行货运航行。两年中，货运1000多飞行小时，经受了雷雨、结冰、高温等复杂气象考验，一直保持安全。1986年民航合肥管理局率先把它编入客运航班。现在，“运七”客机已安全飞行几十万小时，证明了国产飞机的优良特性。安全的记录，还赢得了国内外用户的欢迎，现在“运七”飞机已经出口到国外。
　　“运七”飞机以它的适航性、可靠性、舒适性、可维护性、经济性等许多优点，受到了用户的欢迎。目前，“运七”飞机每天承担的航班已占全国航班总数的1/5。由它编织起来的航班网，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

中国航空史上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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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9日 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因受贿被判处死缓
  
  2003年4月29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对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受贿案依法做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丛福奎死刑，缓期２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7月至2000年6月，丛福奎在担任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香港盛康国际有限公司向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贷款展期、香港盛康国际有限公司转让该公司在盛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河北省宇通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河北分行贷款，秦皇岛市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与秦皇岛市海滨林场承包费纠纷，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河北分行申请设备预付款保函，深圳北事通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北推广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等事宜上，为丛真、李运良、李晓明、王小光等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上述４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936万余元。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丛福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能主动坦白部分犯罪事实，且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及本案其他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故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人不能太贪婪.

秋水小柯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枪杀。

为她的勇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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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04月29日——美籍华裔科学家王赣骏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华人。


简介
祖籍江苏盐城，生于江西南昌，是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华人。

王赣骏祖籍中国江苏盐城，1940年6月16日出生于江西赣县，他的名字即寓意于此。王赣骏生下不久即随父母迁居重庆，抗战胜利后到上海。

8岁那年进入上海正志小学(现名常熟路小学)读书。1950年他随父母迁往台湾。其后，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附中，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班级前茅。1960年，王赣骏中学毕业后，王赣骏进入香港大学数学系，因为他希望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1963年，王赣骏随家人移民美国，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学。1967年获学士学位，1年后艰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仍继续在该校深造，专读固态物理、流体力学和声学，尤其注重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并于1971年获博士学位。

1952年王赣骏随父母到台湾。在高雄读小学，高中就读于台北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高57班。后曾移居香港。

1963年入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系。1971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72年至1988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工作。1975年成为美国公民。

　1974年，王赣骏建议在宇宙飞船上做“零地心吸力的液状况”实验，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1976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又称太空总署)公开征求在宇宙飞船上进行的科学实验项目，结果在全美共500多个实验应征计划中，王赣骏的“零地心吸力的液体状况”(又称无重状态下研究液滴状况)项目是获准接纳的14个项目之一。

1984年6月王赣骏被选为第一位到太空操作自己设计的实验载荷专家。

  他于1985年4月29日至5月6日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行了为期7天的太空飞行，并完成自己设计的零重力下液滴动态行为的物理实验。
职业
  现为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估计不久的将来，中国自己的宇宙飞船也会进入太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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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04月29日——亨利·庞加莱诞生，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是法国数学家，1854年4月29日生于南锡，1912年7月17日卒于巴黎。

庞加莱的父母亲都出身于法国的显赫世家，几代人都居住在法国东部的洛林。庞加莱从小就显出超常的智力，他智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遗传。他的双亲智力都很高，他的双亲又可追溯到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曾在拿破仑政权下的圣康坦部队医院供职，1817年在鲁昂定居，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莱昂·庞加莱即为庞加莱的父亲。

庞加莱的父亲是当地一位著名医生，并任南锡大学医学院教授。他的母亲是一位善良、才华出众、很有教养的女性，一生的心血全部倾注到教育和照料孩子身上。庞加莱叔叔的两个儿子是法国政界的著名人物：雷蒙·庞加莱于1913至1920年间任法国总统；吕西·庞加莱曾任法国民众教育与美术部长，负责中等教育工作。

庞加莱的童年主要接受母亲的教育。他的超常智力使他成为早熟的儿童，不仅接受知识极为迅速，而且口才也很流利。但不幸的事发生了：五岁时患了一场白喉病、九个月后喉头坏了，致使他的思想不能顺利用口头表达出来，并成为一位体弱多病的入。尽管如此，庞加莱还是乐意玩耍游戏，喜欢跳舞。当然，剧烈的运动他是无法进行。

庞加莱特别爱好读书，读书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能对读过的内容迅速、准确、持久地记住。他甚至能讲出书中某件事是在第几页第几行中讲述的！庞加莱还对博物学发生过特殊的兴趣，《大洪水前的地球》一书据说给他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他对自然史的兴趣也很浓，历史、地理的成绩也很优异。他在儿童时代还显露了文学才华，有的作文被老师誉为“杰作”。

庞加莱l862年进入南锡中学读书。初进校时虽然他的各科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但并没有对数学产生特殊的兴趣。对数学的特殊兴趣大约开始于15岁，并很快就显露了非凡才能。从此，他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解数学难题。这种习惯一直保持终身。

1870年7月19日爆发的普法战争使得庞加莱不得不中断学业。法国战败了，法国的许多城乡被德军洗劫一空并被德军占领。为了了解时局，他很快学会了德文。他通过亲眼看到的德军的暴行，使他成了一个炽热的爱国者。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者举行了武装起义，普法的反动派又很快联合起来扑灭了革命烈火，庞加莱又继续上学了。1872年庞加莱两次荣获法国公立中学生数学竞赛头等奖，从而使他于1873年被高等工科学校作第一名录取。据说，在南锡中学读书时，他的老师就誉称他为“数学巨人”。高等工科学校为了测试他的数学才能还特意设计了一套“漂亮的问题”，一方面要考出他的数学天才；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40年前伽罗瓦的教训重演。

1875年～1878年，庞加莱在高等工科学校毕业后，又在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学习工程，准备当一名工程师。但他却缺少这方面的勇气，且与他的兴趣不符。

1879年8月1日，庞加莱撰写了关于微分方程方面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卡昂大学理学院任讲师，1881年任巴黎大学教授，直到去世。这样，庞加莱一生的科学事业就和巴黎大学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庞加莱的研究涉及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等许多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分析学方面。他早期的主要工作是创立自守函数理论(1878)。他引进了富克斯群和克莱因群，构造了更一般的基本域。他利用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级数构造了自守函数，并发现这种函数作为代数函数的单值化函数的效用。

1883年，庞加莱提出了一般的单值化定理(1907年，他和克贝相互独立地给出完全的证明)。同年，他进而研究一般解析函数论，研究了整函数的亏格及其与泰勒展开的系数或函数绝对值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它同皮卡定理构成后来的整函数及亚纯函数理论发展的基础。他又是多复变函数论的先驱者之一。

庞加莱为了研究行星轨道和卫星轨道的稳定性问题，在1881～1886年发表的四篇关于微分方程所确定的积分曲线的论文中，创立了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他研究了微分方程的解在四种类型的奇点(焦点、鞍点、结点、中心)附近的性态。他提出根据解对极限环(他求出的一种特殊的封闭曲线)的关系，可以判定解的稳定性。

1885年，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设立“n体问题”奖，引起庞加莱研究天体力学问题的兴趣。他以关于当三体中的两个的质量比另一个小得多时的三体问题的周期解的论文获奖，还证明了这种限制性三体问题的周期解的数目同连续统的势一样大。这以后，他又进行了大量天体力学研究，引进了渐进展开的方法，得出严格的天体力学计算技术。

庞加莱还开创了动力系统理论，1895年证明了“庞加莱回归定理”。他在天体力学方面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在引力作用下，转动流体的形状除了已知的旋转椭球体、不等轴椭球体和环状体外，还有三种庞加莱梨形体存在。

庞加莱对数学物理和偏微分方程也有贡献。他用括去法证明了狄利克雷问题解的存在性，这一方法后来促使位势论有新发展。他还研究拉普拉斯算子的特征值问题，给出了特征值和特征函数存在性的严格证明。他在积分方程中引进复参数方法，促进了弗雷德霍姆理论的发展。

庞加莱对现代数学最重要的影响是创立组合拓扑学。189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1895～1904年，他在六篇论文中建立了组合拓扑学。他还引进贝蒂数、挠系数和基本群等重要概念，创造流形的三角剖分、单纯复合形、重心重分、对偶复合形、复合形的关联系数矩阵等工具，借助它们推广欧拉多面体定理成为欧拉—庞加莱公式，并证明流形的同调对偶定理。

庞加莱的思想预示了德·拉姆定理和霍奇理论。他还提出庞加莱猜想，在“庞加莱的最后定理”中，他把限制性三体问题的周期解的存在问题，归结为满足某种条件的平面连续变换不动点的存在问题。

庞加莱在数论和代数学方面的工作不多，但很有影响。他的《有理数域上的代数几何学》一书开创了丢番图方程的有理解的研究。他定义了曲线的秩数，成为丢番图几何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在代数学中引进群代数并证明其分解定理。第一次引进代数中的左理想和右理想的概念。证明了李代数第三基本定理及坎贝尔—豪斯多夫公式。还引进李代数的包络代数，并对其基加以描述，证明了庞加莱—伯克霍夫—维特定理。

庞加莱对经典物理学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有贡献。他从1899年开始研究电子理论，首先认识到洛伦茨变换构成群。

庞加莱的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是约定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科学公理是方便的定义或约定，可以在一切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但需以实验事实为依据，避开一切矛盾。在数学上，他不同意罗素、希尔伯特的观点，反对无穷集合的概念，赞成潜在的无穷，认为数学最基本的直观概念是自然数，反对把自然数归结为集合论。这使他成为直觉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1905年，匈牙利科学院颁发一项奖金为l0000金克朗的鲍尔约奖。这个奖是要奖给在过去25年为数学发展作出过最大贡献的数学家。由于庞加莱从1879年就开始从事数学研究，并在数学的几乎整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因而此项奖又非他莫属。

1906年，庞加莱当选为巴黎科学院主席；1908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一位法国科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1908年庞加莱因前列腺增大而未能前往罗马，虽经意大利外科医生作了手术，使他能继续如前一样精力充沛地工作，但好景不长。

1912年春天，庞加莱再次病倒了，7月9日作了第二次手术；7月l7日在穿衣服时，突然因血栓梗塞，在巴黎逝世，终年仅58岁!

庞加莱被公认是19世纪后四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的领袖数学家，是对于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

罗素认为，本世纪初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就是亨利·庞加莱。“当我最近在盖•吕萨街庞加莱通风的休息处拜访他时，……我的舌头一下子失去了功能，直到我用了一些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仔细端详和承受了可谓他思想的外部形式的年轻面貌时，我才发现自己能够开始说话了。”

这位“如此美貌，如此年轻”的孩子，竟然是那些洪水般涌来、预示了柯西的一个后继者的到来的论文作者，这是创办《美国数学杂志》的英国数学家西尔维斯特于1885年见到庞加莱的心情写照。

阿达马这位曾在函数论、数论、微分方程、泛函分析、微分几何、集合论、数学基础等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法国数学家认为，庞加莱“整个地改变了数学科学的状况，在一切方向上打开了新的道路。”

庞加莱逝世8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罗素、西尔维斯特、阿达马等的论断是多么正确！庞加莱一生发表的科学论文约500篇、科学著作约30部，几乎涉及到数学的所有领域以及理论物理、天体物理等的许多重要领域。



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贡献和成就是无人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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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04月29日——柳传志出生，中国企业家，联想集团的创始人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简介

姓名：柳传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44.04.29
籍贯：江苏镇江
学历: 大学
毕业院校: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
专业: 雷达系统
行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供职机构：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职务：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非执行董事，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董事长。

    柳传志，江苏镇江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高级工程师，现任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柳传志曾在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科院计算机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中国科学院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柳传志是公司创办人之一。1986年任总经理，1989年升为总裁。香港联想于1988年创始时，柳传志成为香港联想主席。1997年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合并，柳传志出任联想集团主席。

    柳传志先后获得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第一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7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8年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1月在国内被100名权威经济学家、财经记者评选为“CCTV年度经济风云人物”，并两次蝉联《北京青年报》第一、第二届“财富年度人物”及中国企业联合会“2000年最优秀企业家”。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

　　1984年，柳传志与其他10名计算所员工以2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从国有民营小企业，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目前，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下辖联想集团有限公司、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两家香港上市公司，总资产179亿元人民币，2003年营业收入403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12.37亿元人民币。截至2003年12月，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共上缴国家各种税收54.5亿元人民币。

　　
　　柳传志实现了联想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了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一大批年轻人走上第一线领导岗位。将西方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实践相结合，总结并提出了“企业管理屋顶图理论”等管理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理论核心的联想管理体系。使联想逐步成为一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集团。

　　柳传志先后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第1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2000年度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2001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一、经历简介：

　　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
　　1961～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1967-8至1968-11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实习研究员；
　　1968-11至1970-4湖南西湖解放农场、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
　　1970-4至1983-10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3-10至1984-11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干部；
　　1984年至2002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2002年至今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
　　1988年，获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银奖；
　　1990年，获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
　　1993年，被国家科委评为“火炬计划先进工作者”；
　　1994年，获北京市第二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奖，被评选为北京市电子行业优秀企业家，当选“中国改革风云人物”。

　　
　　二、四十创业：

　　柳传志走上创业之路，是因为“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

　　“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柳传志开始的时候已经40岁了。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柳传志说“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1984年，科学院办科技展览，赵紫阳没有到会，科学院对此议论纷纷。柳传志也琢磨为什么赵紫阳不来看？“我觉得不来的道理是，赵紫阳更重视应用研究，更重视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但应用研究怎么能够推广变成产品，我当时也想不好该怎么走？但研究所的路，肯定行不通。”

　　柳传志领头办公司的背景是，当时，中关村街上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面对于此，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急需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至于想没想过失败，柳传志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我真的去做一个一般的干部，我相信我也能做得好。我会分析，要升迁，到底是做事重要？还是做关系重要？”

　　三、立意高远：

　　1984年，“两通两海”已经挺立在中关村， 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

　　“而我们不想这样做。1987、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我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我原本并没有强调‘大船结构’，当时提出‘大船结构’是为了反对‘小船大家漂’。”

　　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

　　柳传志认为，同样是卖馅饼，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比如，通过卖馅饼，开连锁店。

　　柳传志强调立意，是因为他明白，只有立意高，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其次，立意高了，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会急功近利，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

　　柳传志的最新立意──“2000年做到30亿美元，我是有把握的，这话等于像立了军令状，说出去一定要做到。100亿美元的目标，我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到今天我也没有把它说实，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是多大的一个飞跃？2000年以后，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另外，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那时候是不是门坎又高了呢？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我们是冲着500强去的，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也许在我的手里实现不了，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

　　“在R＆D方面，我们要向核心技术挺进，我的做法是把面拓宽，技术砸实，一层一层往上去垒，而不是立一杆子，立得挺高，风一晃，杆子就倒了。我们已经吃过这个亏，我们做激光打印机的时候，是针对着HP某个型号做的，做完了以后，HP新型号又推出来了，立刻把你砸在这儿了。但是，如果你有很强的R＆D前瞻能力，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和销售基础，情况就会好得多。”

　　四、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

　　柳传志认为自己能够成大事的第二原因是他掌握了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三要素”。

　　建班子的主要内容是：“一把手是有战斗力的班子的核心，第一把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应该如何进行自身修养？第一把手应该如何选择班子的其他成员，其他成员不合标准怎么办？班子的成员如何进行考核？没有一个意志统一的、有战斗力的班子，什么定战略，带队伍都做不出来。宗派是形成团结班子的绝症，要杜绝一切可能产生宗派的因素。”

　　定战略的主要内容是：1、确定长远目标；2、决定大致分几个阶段；3、当前最近的目标是什么；4、选什么道路到达；5、行进中要不要调整方向。

　　带队伍的主要内容是：“兵会打仗吗？兵有积极性吗？要让他们学会炸碉堡。事业部体制、舰队模式是不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规章制度定得是不是合理？另外包括激励方式、培训发现人材、企业文化等等。”

　　柳传志现在要做的是尽量使管理科学化，能实施。他已经意识到管理中，还有一些艺术性的因素，“但目前还不是很好说。”

　　五、讲奉献：

　　柳传志认为自己身上的奉献精神是能够成大事的第三个原因。“90年代以前，中国的创业和外国的创业有很大不同，早期在中国创业，没有奉献精神，创业实际很难实现。如果我比别人多一点什么的话，就多了点这种精神。”

　　柳传志身上的奉献精神来自于他对自己境况的清醒认识。“像我，如果完全没有计算所的背景，没有计算所赋予的各种营养，联想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联想是国有的，这一条其实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说我们贷款靠信誉，但如果我们不是国有的，光靠信誉行吗？1988年，我们能到香港发展，金海王工程为什么去不了？就因为它是私营的，而我们有科学院出来说‘这是我们的公司。’。年青同志不能忘了这个，心里要弄清楚，你做出的成绩主要部分应该归国家。心里想不透这一点，做着做着，就会出现问题。”

　　“出问题的做法有三种：一种是把不该得的，随手归到自己包里，归大了就犯了法。这种情况相当不少，国家体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第二种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想办法谋私利，比如说，联想是公家的，我再让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把好的业务向它那儿介绍，肥水只流自家田。这样做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但联想就办不起来了；第三种是找亲信。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了退休之后的切身利益，退休之前急于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比较合适的岗位，这样接班人就能保证他退休有好的待遇。厂长这样，常务副厂长这样，书记也这样，就会发生大的矛盾，宗派就出现了。宗派是癌症，绝对不好治，我也没辙，只能坚决杜绝这种做法。”

　　柳传志在香港联想的合作者，现在大概有八九千万的股份，二三亿的资产，香港有不少人拿他们两个人做比较，但柳传志说：“我挺值。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而我，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还需要什么呢？”
　　
　　六、做贸易是权宜之计

　
　　柳传志认为，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好的科研产品的一些特点也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到1987、1988年，柳传志已经学会了做贸易，联想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销好几百台。打通了销售渠道以后，柳传志要自己生产。“因为我们是计算所的人，总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做。但当时是计划经济，联想很小，国家不可能给我们生产批文，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我们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作一步跨了。”

　　1988年，柳传志和几个人来到香港，手里只攥了30万港币，因此，他们到香港也只能和在国内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接着联想选择了板卡业务，然后打回国内，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我当时一心要形成产业，做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今天我这样说，不是我学了‘毛选’，事后才说这番话，你可以翻翻1988年的报纸，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进军海外成功以后，胆子越来越大，敢往上做了，从进军海外开始，我们第一次制定了一个长远战略目标以及分几步去实现。学会了制定战略，然后把战略目标分解成具体的步骤。目标太高了，我知道要把土垒成台阶，一台阶一台阶往上走。”
　　
　　七、争取追随者：

　　柳传志争取追随者的第一步──“人行得正”。“在公司里面，我对他们要求挺严格，大家还都信我，甚至离开公司的人，想自己发展的人，也不会出去说联想不好。这其中，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决不搞宗派，决不给自己谋私利。不仅是不谋私利，对人处事还要公正。今天我把A训了一通，明天当他发现，其他人犯了错误也一样挨训的时候，他就不会感到委屈。”

　　争取追随者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很重要，“创业的时候，我没高报酬，我吸引谁？就凭着我多干，能力强，拿得少，来吸引住更多的志同道合的老同志。”

　　“要部下信你，还要有具体办法，通过实践证明你的办法是对的。我跟下级交往，事情怎么决定有三个原则：同事提出的想法，我自己想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按照人家的想法做；当我和同事都有看法，分不清谁对谁错，发生争执的时候，我采取的办法是，按你说的做，但是，我要把我的忠告告诉你，最后要找后帐，成与否要有个总结。你做对了，表扬你，承认你对，我再反思我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你做错了，你得给我说明白，当初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我的话，你为什么不认真考虑；第三种情况是，当我把事想清楚了，我就坚决地按照我想的做。”

　　“第二种情形很重要，不独断专行，尊重人家意见，但是要找后帐。这样做会大大增加自己的势能。”

　　“其次，是取信于领导，取信于用户和合作者，取信于员工。说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要不然，你就别说。联想订的指标全都不冒，联想定的指标肯定是超额完成，谁也不敢说大话。另外，公司立的规矩一定要不管不顾地坚持。比如公司开会迟到罚站的规矩。传了十几年了，传下来不容易，因为不断地来新人，谁信这个。”

　　在领导方式方面，柳传志认为，当企业小的时候，一定要身先士卒，但是当公司上了一定规模以后，一定要退下来。“要做大事，非得退下来，用人去做。如果我一直身先士卒，就没有今天的联想了，我现在已经退到了制片人的角色。现在包括主持策划，都是由年青人自己搞，杨元庆他们自己的事，由他主持策划，我只是谈谈未来的方向。”
　
　　八、怎么选年青人：

　　柳传志选年青人第一要看有没有上进心。“年青人能不能被培养，上进心强不强非常重要。关键时候，他说不干了，就想学卖馅饼的老太太，挣那份钱就完了，这样的人在联想做到一定层次，到外国公司去，待遇会比联想高。联想要培养的是更在乎舞台和自我表现机会的年青人，要培养能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富强结合在一起的年青人。其实，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人，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感觉。看足球的人那么多，其实就是想看中国赢。我那么爱看足球，HP请我去看世界杯赛，我倒不一定去。全是外国人在踢，我看他们干嘛。老百姓看中国队踢输了，那种表情，实际上是一种爱国情。男子汉如果没有这种劲头，他就没什么意思了。企业真正要做好，总得有一批这样的人，真的是为国家、为民族富强，把职业变成事业的人。纯粹求职的人，在联想没有大的发展。”

　　“第二，这个年青人的悟性要强。什么能妨碍悟性的发展？是自己对自己评价过高。悟性无非是善于总结的意思，但过高地看自己，容易忽视别人的经验，不能领悟别人的精彩之处，这种人挺多。有很多人有一定的能力，聪明而已，达不到智慧的程度。有的人个性很强，强到外力砸不破的时候，这个人也没有培养前途。另外，人如果不能有自知之明，同事做了八分，他也做了八分，他把他做的事看成十分，把同事做的事看成六分，他要这么看，关系就没法相处，也没法进步。”

　　通过多年的培养，柳传志认为自己麾下已经有了五六个高层次的年青人。

　　柳传志曾在科学院干部局干过一年，他所在的处是领导干部处，专门定各个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和所长。“我是学计算机的，要我到化学所配班子，我懂什么？我知道一般常规是怎么配班子？我认为那样做不行，不符合客观规律，弄不好就会乱点鸳鸯谱。干部的四项标准，革命化、年青化，非常泛泛，很空，符合四项标准的人，很多很多，就像找对象，没见面之前，一个1．72米、一个1．71米，选1．72的吧，其实1．72比1．71差多少。”

　　所以，柳传志培养干部十分慎重，他说，“杨元庆、郭为那个时候，公司人少，他们又特别出类拔萃，很快进入重点培养对象。但今天有这么多年青人，怎么选择，倒是我很费脑筋的课题，是我最重要的事。”
　　“我很尖锐，开会的时候，我会突然指出他的问题，我觉得年青人和我说话的时候会紧张，怎么才能让年青人在短时间内很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是我最近经常琢磨的事情。”


柳传志写给100年后的人们的信 （节选）
　　
  2007年，我63岁。之所以我要特别强调我的年龄，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亲身经历过解放后的中国所有的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有了这个年龄优势，我看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和四十岁以下的年青人的看法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我会带着历史的比较和穿透去看事情。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我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叫联想的企业的主要创始人。联想1984年初始的时候只有20万元的资本，到了2007年，我们已有600多亿元的总资产，旗下公司的总营业额1400亿，有3万多名员工。我之所以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企业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企业家就必须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关心自己的员工以外，还应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社会，除了关心中国的，还要关心国际的。因此我认为我看2007年的中国，视野相对会更广阔，角度相对会更客观。
2007年的中国——欣欣向荣，活力四射同时也充满了矛盾。
最后，对100年以后的中国人，我最放心不下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这一百年间会不会有大的战争或是自然灾害给中国甚至是世界以毁灭性打击？
如果没有，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中国在2107年在世界上是不是真正的强国，排第几？

　 　 　

   

　

投资家柳传志
　
　 　
   柳传志希望能够将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成功复制到其他企业身上，在成就别的企业的同时，将自己变成一个成功的投资家。
　　
　　5月26日的南京，从飞机上下来的乘客刚走进机场大厅，就看到了“祝贺先声药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巨型横幅。而在会场所在的酒店和街道附近，同样的标语也随处可见。当天，来自政府、投资、医药的各界人士齐集南京金陵饭店，共同庆祝国内第一家化学制药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走上台前，发表了简短的祝词：“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医药迟早要在国际上有地位。”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是先声药业的大股东，上市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以弘毅投资为首的财团在2006年初投下的2.1亿元人民币如今已经价值约2亿美元。
　　如今的柳传志已经更像是位投资家，而不仅仅是个企业家了。在今年年初北京大学的奥运营销讲坛上，当大家都期待他多谈谈联想集团收购IBM PC后的未来之路时，他却话锋一转，大谈特谈起他的投资业务了。在联想控股旗下的5家公司中，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仍然专注于IT领域，而另外3家则有着浓厚的投资烙印，它们分别是做房地产的融科智地、做风险投资的联想投资和做并购投资的弘毅投资。在今年1月底，柳传志曾经携3家公司的当家人集体亮相，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2010年的发展目标：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进入国内本行业的前三名，融科智地进入房地产开发的第一集团。
　　从目前来看，投资家柳传志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联想投资已经筹集了三期基金，总金额接近3亿美元，一共投资了56家公司。其投资的中讯集团、林洋新能源均已在海外成功上市，文思创新、阳光纸业等公司也在等待海外上市的过程中，卓越网则以数倍于投资额的天价出售给了亚马逊。目前，第一期3500万美元基金的本金和管理费已经全部收回，开始进入纯收获期。
　　弘毅投资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共筹集到了三期、总规模达8.07亿美元的基金，已经投了将近10家企业。其中，中国玻璃已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如今先声药业又在全球最大的纽交所上市。

　　做投资的理由
　　当年参加IBM渠道大会坐在最后一排的柳传志肯定会羡慕如今的先声药业，通过资本助力，先声药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飞速发展，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药销售企业发展成集医药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明星企业。
　　“我们自己出身也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没有资金而吃了很多亏，走了一条比较长的迂回路线——贸工技。”1990年左右正是联想高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是柳传志最不快乐的时期，除了搞好公司内部管理之外，他还要费尽心思为饥渴的联想找到更多的资金。“当时，我们的财务成本重得不得了，联想20万元起家以后，完全是靠利润来滚动发展，真的是很困难。”
　　通过上市，联想才突破瓶颈，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联想在1996年以后不断在PC领域里扩展和进步，跟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是密不可分的。在1996、1997年以后，我们由于业务做得好，所以可以不断地配股融资，使企业拿到更多资金，大大地降低了财务成本。”1996年3月15日，联想率先发动了PC价格战，一举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登上了国内PC冠军的宝座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含辛茹苦的创业过程与融资成功之后的一飞冲天形成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这也使原来只是资本门外汉的柳传志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0年，联想分拆成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后，卸下一身重担的柳传志开始与联想控股副总裁朱立南筹划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柳传志觉得不仅可以赚钱，还可以以亲身经历为其他企业提供帮助。
　　柳传志做了两年的风险投资之后，赶上了“十六大”召开，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嗅觉灵敏的柳传志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从中科院国有体制中脱胎而出的他，太了解国有企业蕴藏在体制之后的巨大潜力了。“国有企业如果改造好了，就会由铜变成金子。”
　　“传统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这跟我们以前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他们发现，欣欣向荣的房地产带动了建筑材料、钢铁制造等相关行业，而中国巨大的人口也为食品加工、医药等很多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于是，联想又成立了做并购投资的直接投资部，并演变成现在的弘毅投资。
　　当然，最大程度地分散联想控股的整体风险也是柳传志必须考虑的问题。“仅靠杨元庆、郭为这两家IT公司发展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当国内管理学界均对企业多元化，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持保留态度时，柳传志仍固执地认为联想控股必须走非相关多元化的道路。

　　续写联想的成功
　　“做投资本身有四个环节，融、选、帮、退，如果做过实业的话，就会在‘选’、‘帮’这两个方面有独到的优势。”柳传志认为，联想的很多成功的管理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例如联想赖以成功的屋顶图，房顶那部分(采购、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每个企业、每个行业都是不同的，但是底下的基础(机制、体制、管理理念、方法论)却是一样的。”
　　而那些被投资对象也在选择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有帮助的投资人，联想这种“贸工技”的发展经历和强烈的企业文化，也往往容易被投资对象所接受。“其实，弘毅的进入已经很晚了。”先声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任晋生回忆说，当2005年4月弘毅与他接触时，先声药业已经与另几家投资机构进行了好几轮的融资谈判。“我们当时的决策其实很简单——对其他投资机构不了解，但对联想的品牌美誉度和发展历程是深有感触的。我将选择弘毅作为我们公司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而弘毅最终给我们带来的也超越了我们的预期。”
　　12年前，刚起家的先声药业还只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医药经销商，依靠买断药厂的一些新药和特药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与联想当年做AST电脑总代理如出一辙。直到2001年之后，通过收购海南海富制药、南京东元制药等生产企业之后，先声药业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基地，而当年联想也是在过了很久才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去年，先声药业投入2亿元巨资控股烟台麦得津，从而将同时拥有中国和美国专利的抗肿瘤新药“恩度”纳入囊中，这与联想集团收购IBM PC业务也有几分神似。先声药业的成长其实也能够用“贸工技”三个字来概括。
　　无独有偶，几年前第一次见到柳传志，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就有一种亲切感：他和柳传志都在西安上的大学，都是科研院所出身。与联想类似，中联重科也是先做贸易后做产业，这些相同的背景使得两个企业的文化和风格都非常相近。
　　正是由于联想经历了这种典型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历程，使得很多企业对做投资的联想也是青睐有加。“他们对中国企业以及企业所处的环境非常了解。”詹纯新认为。

　　协助国企改制
　　正是由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使得联想在做投资时，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策略。
　　赵令欢坦言，如果把被投资企业比作老虎的话，他认为对先声这样的民营企业弘毅要做的事情就是“如虎添翼”；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却是“放虎归山”。“很多国有企业不缺好的管理者，只是僵化的体制制约了他们的手脚。”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联想进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激活僵化的体制。此前，中联重科的发起人和大股东是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沙建机院”)，这家100%的国企计划进行改制。弘毅投资抓住了这次机会，通过旗下的智真国际有限公司拿到了长沙建机院8%的股份；与此同时，中联重科员工控制的两家公司也拿到了30%的股份；这次改制与当年联想的改制有异曲同工之处。
　　与此同时，弘毅投资控制的佳卓集团有限公司还拿到了上市公司中联重科13.3%的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股权比例)。今年4月，中联重科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收购大股东长沙建机院的全部经营资产，从而实现了整体上市。这次收购完成之后，中联重科员工控制的两家公司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在弘毅投资的帮助下，中联重科的大股东长沙建机院顺利完成了改制，公司员工的股权也将最终得到承认，员工们的心气比原来足了许多。“詹总说过，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打造了一批百万富翁，现在则要培养一批千万富翁。”中联重科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道。
　　此外，中联重科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引入弘毅之后我们才真正做到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分离。”詹纯新指着偌大的会议室，“以前我们开董事会时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的几乎都是内部董事，所有副总裁都是公司董事。而现在，即使加上列席人员也只有10个人了。”在如今中联重科的7人董事会中，只有詹纯新和刘权两人是内部董事，弘毅投资有1位董事，剩下4位都是独立董事；这种结构使得董事会能够超然于日常经营之外，更多地考虑长远发展。
　　2006年，中联重科这家老国企又焕发出了第二春，营业收入增长了41%，净利润增长了55%；2007年仍然会延续这种势头——第一季度，中联重科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又猛增了46%，净利润更是增长了185%。对于詹纯新来说，如今最令他苦恼的其实已经不是市场在哪里，而是产能跟不上。长沙市远大二路1636号的泉塘工厂里，工人们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而就在这个9.7万平方米的旧厂区的一墙之隔，一个15万平方米的新厂区正在加紧建设。即使是这样，产能的瓶颈在短期内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詹纯新将中联重科这两年的高速发展归结于体制的改变：“体制转变之后，公司的执行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同样也是焕然一新的还有中国玻璃。在收购了江苏苏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宿迁国资公司之后，弘毅投资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将并不知名的苏华达打造成了中国玻璃并登陆香港主板，而以原苏华达总经理周诚为首的公司管理层最终获得了中国玻璃上市前16.59%的股份，并且有权在适当时候增持。从此，中国玻璃的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从国内玻璃行业的第14名一下子挤入前3。
　　最近，弘毅投资又把目标瞄向了另一家大型国企石药集团，双方目前仍然在谈婚论嫁的过程中。柳传志甚至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国资委直属的中央国企。今年年初，弘毅宣布投资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亚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巨石集团。同时，弘毅也与中国建材集团签订了框架性协议，以后计划开展更多方面的合作。“只要国家同意，只要有机会，我们愿意参与央企的改制和重组。”柳传志表示。

　　复制联想经验
　　除了改制之外，联想还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复制到被投资的企业，这其中也包括联想最著名的管理三要素：“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
　　对于这一点，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同样是感触颇深：“弘毅进来之后，我们确实是在跟他们学习怎么做企业，例如做事的规范、超强的执行力、强调工作效率等很多方面，我们都在向他们学习。”甚至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上，詹纯新也模仿联想的企划办成立了一个“持续改进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职能与通常迎来送往的办公室不同，也是专注于公司战略方向的研究和企业文化的建设。
　　“我们的战略核心就在于增值服务。我们要做价值创造者而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工具。”赵令欢强调。2006年年初投了先声药业之后，他们并没有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而是和管理层坐在一起反复研讨公司的战略和发展方向。最后，公司明确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成为国内仿制药的品牌首发者和新药的领先者。
　　在这之后，明确了战略目标的先声药业开始加速奔跑，不久就成功在纽交所上市。在收购麦得津各方面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赵令欢特意交代弘毅的项目经理，“做不做收购完全由任总来定。”他认为，在具体的战术决策上，企业当家人的感觉特别重要。
　　而“搭班子、带队伍”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这也是柳传志最关心的问题。在每个项目投资之前，他都会抽出时间会见被投企业的当家人，通过交谈了解被投企业管理层的情况，并对此进行评估。他的判断依然相当准确，他曾经说过的“大材料”周诚确实领导中国玻璃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在柳传志的影响下，联想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非常看重被投企业领导人的素质——联想投资特别强调“事在先，人为重”，而弘毅投资最重要的投资标准就是团队和一把手的能力。
　　虽然联想进入之后很少更换被投企业的管理层，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出现，联想投资的项目经理肖斌最后竟然成了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肖斌的加入以及随之而来的转型显得很及时，星恒赶上了电动自行车在二、三级城市的大发展。由于与其他厂商相比星恒的技术较为先进，很快就占据了60%以上的国内市场。

　　投资各行各业的联想
　　去年12月，联想投资高级投资经理王俊峰负责投资的江苏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从联想投资注资到上市仅仅只有6个月，从公司成立到上市也只有28个月，创下了一项奇迹。
　　除了联想投资之外，投资林洋新能源的还有弘毅投资。实际上，两家联想系公司已经不是第一次携手作战了——早在几年之前，两家公司就曾经联手投资了科宝博洛尼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颇具创意的家俱和家居用品公司。
　　“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会带动很多消费类产品的大发展；此外，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也会给很多行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因此，我们不仅投IT产业，也投非IT业。”王俊峰认为。
　　如今，“联想系”已经在建材、医药、汽配等多个行业扎下根来，他们不仅仅从这些行业中培育出希望的种子，更是希望这些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例如，以前在本行业内只能被称为小弟弟的中国玻璃在上市之后接连收购了北京秦昌玻璃和蓝星玻璃，生产线也从2条扩大到14条，产能增加了4.3倍，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浮法玻璃生产企业。“我们唯恐天下不乱，这些行业都处在一种投资过剩的状态，需要重新整合。”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认为。
　　再过几年，在IT之外的其他行业中，联想控股还会培育出另一家国内领先的“新联想”出来吗？“未来也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首先我们要有合适的人。”柳传志认为，“我们目前大部分项目还是作为财务投资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将资金和其他资源调整好了以后，和最有能力的人结合起来，使得被投资企业的价值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将来我们还是要退出的。”


　　星恒的转型故事
　　冀勇庆/文
　　从1994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车用锂离子电池材料”开始，一直到2003年将近10年的时间，项目从最初的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发展成了星恒电源公司。但是，距离真正的产业化仍然有很远的距离——毕竟汽车电池的研发难度要远远高于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电池，2003年4月，陷入困境的项目负责人陈立泉院士找到柳传志；当年9月，联想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投资星恒，他们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产业。
　　当2004年柳传志来到星恒视察的时候，他看到的仍然只有一台涂布机，绝大部分的生产工序还是手工作业，生产出来的电池连一个最基本的设计指标——容量都不能合格。看到这种“悲惨”的局面，柳传志只是说了一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有做产业的长期准备，短期的心态一定会有问题。”
　　而这个时候，星恒从公司外部聘请的两任总经理也先后离去，当时联想投资的项目经理肖斌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业冲动，就向朱立南请求从投资方转到被投资方，并得到了朱立南的首肯。
　　加入星恒之后的肖斌开始思考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反复考察市场，他觉得国内电动汽车的市场还远未成熟，而电动自行车市场则已经在悄然兴起，而两者的技术相差无几，于是建议公司先从电动自行车作为突破口。
　　肖斌的建议在星恒内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家都是冲着四个轮子的汽车去的，怎么突然做起两个轮子了？肖斌耐心地说服这些技术人员：“我们的技术实力还不行，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汽车的问题。先做电动自行车，一方面积累资金，另一方面也是为汽车电池打基础。”当内部阻力仍然很大的时候，他就不客气了：“连只有两年寿命的自行车电池都做不好，还奢谈什么汽车电池？”
　　转型的效果很明显。据肖斌预计，到2008年星恒将能够实现100万套电动自行车用电池的生产能力，除了在国内占据了电动车电池的市场第一之外，目前星恒的产品也开始有少量出口了。对于汽车电池，尽管已经有国内的汽车厂商找到星恒，希望合作开发汽车电池，但是肖斌觉得这个市场到2010年之后才会真正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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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下放锻炼的一代人出了很多实业家，四十创业成功，柳传志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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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04月29日——安德烈·阿加西出生，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第一位获得大满贯的男子单打网球运动员。


安德烈·阿加西。网球明星
　　生日：1970年4月29日

　　出生地：拉斯维加斯，美国

　　国籍： 美国

　　项目： 网球

　　奥运会成绩： 金牌 1枚 1996 亚特兰大 男子单打

　　其他成绩：

　　大满贯：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单打：1995, 2000, 2001, 2003

　　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 1999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1992

　　美国公开赛：1994, 1999

详细介绍

　　安德烈·阿加西出生在一个奥运拳击运动员之家，他的父亲曾经代表伊朗参加奥运会的拳击比赛，但他是个为网球而生的天才运动员。当他三岁，还只有一个网球拍高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网球启蒙训练。1986年，年仅十六岁的阿加西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突破在1992年的温布尔登锦标赛，他夺取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从那以后，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阿加西总共获得57项冠军头衔，其中包括八个大满贯。1996年，阿加西代表美国队出战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并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尽管处于职业生涯巅峰，但阿加西这个唯一的奥运金牌之路也并不平坦，对阵瑞典的比约·克曼时，他经过两个抢七决胜局才过关；在与意大利的安德雷·高登奇交锋时，他失掉第一局；半决赛中，他也以7-5才艰难的战胜南非的韦纳·费雷拉，直到决赛时，阿加西才表现出他的最佳状态，以6-2，6-3和6-1轻松战胜西班牙的塞尔希·布鲁格拉，为他奖牌榜上增添了唯一的一枚奥运会金牌。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与桑普拉斯并称的男子网坛天王级人物，阿加西一直以自己所特有的特立独行著称于世，他是曾经的那样狂放不羁，是那样的金发飘飘，但是两次不如意的婚姻毁掉了他的自信心，在经历了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之后，1999年法网的夺冠重新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久违的网坛天才，而之此后他与格拉芙的美满姻缘也得到了全世界网球迷们的祝福。
　　后来，与已经处于半隐退状态的桑普拉斯相比，阿加西顽强不息不服输的精神却又那么值得所有人去尊重，他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竞技水平，他在2003年的澳网中夺得冠军，05年法网和美网也分别进入八强和获得亚军。在06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阿加西一直保持着ATP世界排名和冠军争夺战头名双双位居第一的位置，但是在相继失意温布尔登和美国网球公开赛之后，现在的位置已经被更为年轻和充满活力的罗迪克、费雷罗、费德勒等占据。
　　阿加西现在最大的渴望是能将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时间增多，在爱妻格拉芙前不久为他产下一爱女之后，这个幸福的家庭已经有了大儿子杰登和小女儿杰姬两个活泼的小身影。
　　2006年6月24日，36岁的网坛传奇人物阿加西宣布，0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赛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温网，8月28日开始的美网则将是他最后一次参赛，之后他将宣布退役。在21年的网球生涯中(1986年阿加西即转入职业赛场)，阿加西已经斩获了60个冠军头衔，其中8次夺得大满贯赛单打冠军，是网球历史上五位四大满贯赛均问鼎过的男子单打选手之一。他曾经四次夺得澳网冠军、两次在美网折桂、一次在法网称雄，1992年首次夺得温网冠军，一度占据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是上世纪90年代与桑普拉斯并称的男子网坛天王级人物。有意思的是，桑普拉斯正是在2002年美网决赛击败阿加西之后退役，阿加西也选择美网赛场作为自己最后的舞台。
　　伦敦7月1日，在温网男单的第3轮比赛的一场焦点战中，美国传奇球王阿加西和西班牙新人王纳达尔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最后阿加西以6-7(5)/2-6/4-6不敌纳达尔，在出局的同时，也永远告别了温布尔登。“不老传奇”在掌声中离开了“网球圣地”，告别了他在14年前拿到大满贯冠军的地方，留给球迷们的是永恒的辉煌记忆。
　　北京时间9月4日凌晨，美网男单第3轮的焦点战中，美国传奇巨星阿加西1比3不敌德国选手本杰明-贝克尔。这意味着赛前曾宣布要在美网赛后退役的阿加西就此告别职业网球赛场，60个ATP巡回赛冠军，其中8个大满贯冠军，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四大满贯冠军与奥运会金牌的男子选手……阿加西在职业网坛书写了一段跨世纪的传奇生涯。
年份 澳网 法网 温网 美网 大师杯
1986 / / / 第一轮 /
1987 / 第二轮 第一轮 第一轮 /
1988 / 四强 / 四强 /
1989 / 第三轮 / 四强 /
1990 / 亚军 / 亚军 /
1991 / 亚军 八强 第一轮 /
1992 / 半决赛 冠军 八强 /
1993 / / 八强 第一轮 /
1994 / 第二轮 第四轮 冠军 /
1995 冠军 八强 四强 亚军 /
1996 四强 第二轮 第一轮 四强 /
1997 / / / 第四轮 /
1998 第四轮 第一轮 第二轮 第四轮 /
1999 第四轮 冠军 亚军 冠军 /
2000 冠军 第二轮 四强 第二轮 亚军
2001 冠军 八强 四强 八强 小组赛
2002 / 八强 第二轮 亚军 小组赛
2003 冠军 八强 第四轮 四强 亚军
2004 四强 第一轮 / 八强 /
2005 八强 第一轮 / 亚军 小组赛
2006 / / 第3轮 第3轮


阿加西好象永远都年轻， 和格拉芙的美满婚姻在体育界少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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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4月29日，菲利普·史密斯出生，美国电子工程师，史密斯圆图的发明者 。


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Hagar Smith，1905年4月29日—1987年8月29日），美国电子工程师，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曾发明著名的史密斯圆图。


The Smith Chart as Art



A Smith Chart Quilt


This beautiful quilt was made by Cynthia Furs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Utah State University. She has her students sign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their MS or BS design projects. Neat idea, Cynthia -- thanks for sharing it with us!



他于1928年从Tufts College毕业，毕业后曾于RCA公司及贝尔实验室工作，至1970年退休。

Philip H. Smith: A Brief Biography

by Randy Rhea, Noble Publishing
Phillip Hagar Smith was born in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on April 29, 1905, to George and Rose Whitney Smith of Scotch and English ancestry. Rose Whitney was a descendant of Eli Whitney, the inventor of the cotton gin. While attending Tufts College, Phil was an active amateur radio operator with the call sign 1ANB. He also played the cornet in the Tufts College band. To commute between Lexington and Tufts, he drove a reconstructed model T Ford and later a four cylinder Harley Davidson motorcycle. He received the BSEE degree from Tufts College (now Tufts University) in 1928, majoring in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s.

In 1928, he joined the technical staff of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with the Radio Research Department in Deal, NJ where he worked under J.C. Schelleng and E.J. Sterba. In these early days, Phil became involved in the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directional antenna equipment for commercial AM radio broadcasting. In 1929 he was working in Lawrenceville, New Jersey, on an antenna system which was designed to communicate by shortwave with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The antenna was connected to the transmitter by a two wire transmission line. Perhaps the major reference at the time was J.A. Fleming's 1911 telephone equation, which expressed the impedanc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frequency transmission lines in terms of measurable effects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propagating thereon, i.e, the standing wave amplitude and the wave position.

In the reprint of an article entitled "Transmission Lines for Short-wave Radio Systems," presented at the IRE 20th anniversary convention in April 1932, there was a footnote which read "Disclosed to the writers by P. H. Smith,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The footnote referred to a paragraph in the article which began, "There is another effective way for transforming line impedance by means of short line devices...." It was the first published report of Phil's work, work that ultimately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Smith Chart.

In spite of his long ident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 with antenna activities, Phil was basically a transmission line engineer. He relished the problem of matching the transmission line to the antenna, a component which he considered matched the line to space. Considering the frequency and the consequent large size and resultant cumbersomeness of the antenna, the measurements were not simple. In those early days, the sensing element was a thermocouple bridge with about 6 or 8 thermocouples coupled to two coils, whose dimension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frequency of transmission. The indicator was a microvoltmeter which measured the magnitude of the signal. The entire assembly was then moved along the transmission lin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magnitude and location of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signals. For transmission lines high in the air, this required one individual to move the sensing device along at the end of a long pole, while a second individual would read the signal through a telescope. It was primitive, but it worked. This was the early environment that Phil faced as an electrical engineer with the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For those who knew him best, it was no surprise that he would doggedly pursue his goal of creating a chart to simplify the work. From Fleming's equation, and in an effort to simplify the solu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problem, he developed his first graphical solution in the form of a rectangular plot.

Phil persisted in his work, and the diagram gradually evolved through a series of steps. The first rectangular chart was limited by the range of data it could accommodate. He was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and kept working on the problem until some time in 1936, when he developed a new diagram that eliminated most of the difficulties. The new chart was a special polar coordinate form in which all values of impedance components could be accommodated. The data for this diagram was scaled from the earlier rectangular diagram. The impedance coordinates in this case were not orthogonal and were not true circles, but, in the form chosen, the standing wave ratio was linear. The chart closely resembled what ultimately became the final result.

Phil, however, suspected that a grid made up of a system of orthogonal circles might be more practical. He felt it would have distinct advantages, particularly as regards reproducibility. With this in mind, he spoke to two of his co-workers, E.B. Ferrell and J.W. McRae. Because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nformal mapping, they were able to develop the transformation whereby all data from zero to infinity could be accommodated. Fortunately, curves of constant standing wave ratio, constant attenuation and constant reflection coefficient were all circles coaxial with the center of the diagram. The scales for these values, while not linear, were entirely satisfactory. A diagram designed along these lines was constructed in early 1937. It was essentially the form still being used today.

Smith approached a number of technical magazines with regard to publication of the Chart, but acceptance was slow. There were not many technical magazines at the time, and none in the microwave area. However, in January of 1939, after a delay of two years, the article was printed in Electronics magazine.

A fact one cannot ignore is that many highly competent people proposed charts for use in solving transmission line problems. Some of their charts had brief periods of popularity, but it is a comment on Phil's persistence in searching out the ultimate solution, that his Chart stands out above all others in its use and usefulness.

It took a while for Phil to convince other people of the utility of his chart. One of the first individuals to see its value was A.G. Fox at Bell Labs, who in 1939 found it useful in some early work he was doing on the new subject of waveguides. When the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 was formed in 1940, the value of the Smith Chart was recognized immediately and it was put into general use. According to Phil, the M.I.T. workers were his first customers. It would be hard to visualize man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I.T. Rad Lab without some help from the Smith Chart. For microwave people at that period, the Smith Chart had the equivalent impact of turning on a bright light in a previously dark room.

Phil published a second article in 1944 which incorporated further improvements including the use of the chart with either impedance or admittance coordinates. In 1958, i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Microwave Journal, a biography of Phil was published to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his contribution. In a series of six subsequent issues of the magazine, Dr. George Southworth described the importance and som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mith Chart.

According to Dr. Southworth, the Smith Chart, even in its earliest form, was no sudden flash of genius. Phil's first ideas were imperfect and they required time for full maturity. However, as Dr. Southworth wrote, "it was to his everlasting credit that he did not allow his idea to die on the vine, but nourished it until he had brought it to a high degree of perfection."

Today's emergence of the digital computer as a dominant design tool has in no way diminish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mith Chart. The Smith Chart has become the ultimate background for both computer and measurement instrument displays.

Phillip Smith Beyond the Smith Chart
Had he not invented the Smith Chart, Phil would still deserve to be honored for his many contributions to technology. Just before America's entry in World War II, he was sent with a small group of engineers to Fort Hancock to work with the Signal Corps Laboratories on a most important secret weapon - radar. He spent a year on Sandy Hook designing antennas and related components for production of the SCR-268 radar. Later, he worked on early microwave radar antenna developments for submarine use under W.H. Doherty at Whippany, NJ. In his early professional career, while developing 500 kw coaxial line components for radio station WHAS in Louisville, Kentucky, he obtained a basic patent on the optimum conductor diameter radio for a coaxial transmission line. This is the outer to inner diameter ratio of a coaxial line which results in maximum power handling capability for a given outer conductor diameter. Smith said this was one of the simplest patents ever granted - the only claim was the single number 1.65. Another basic patent he obtained was for the adjustable matching stub tuner.

After World War II he worked on the design of FM broadcasting antennas for Western Electric broadcasting equipment. During that period he invented the famous "Cloverleaf" antenna. Later he became involved in military weapon radar systems studies and designed and supervised groups responsible for the electrical design of the DEW LINE, NIKE ZEUS and the ABM System, which became SAFEGUARD.

One of the programs he worked on that can help to illustrate his creativity in microwave technology was an acquisition radar system on the Island of Kwajalein, in the South Pacific. This was an experimental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AFEGUARD program. The design of the antenna involved using a Luneburg lens technique. The classical Luneburg lens is a spherical lens that has the property that when the lens intercepts a plane wav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wave will always appear at a point perpendicular to the wave itself on a line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sphere at a point on the opposite surface of the sphere, regardless of the direction from which the plane wave approaches the lens.

This made it possible that when a signal was received, by virtu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receivers and the action of the Luneburg lens, one could determine the azimuth and elevation of the target.

The technique that was used at Kwajalein was to build one half of the sphere - that is a hemispherical Luneburg lens - with a ground plan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diameter of the sphere itself. The lens was made up of a series of polyfoam cubes about 2' x 2' x 2' loaded with aluminum slivers, so that the polyfoam block had a uniform dielectric constant throughout. By varying the amount of aluminum slivers, one could vary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of the block. The required values of dielectric constant were then determined to achieve the Luneburg lens performance. It turned out for their system they needed about 10 to 12 different values of dielectric constant and perhaps dozens of each value. The system worked as predicted by theory.

The operation of the antenna relied on the ability to build the homogeneous aluminum-loaded polyfoam blocks of different, but precise dielectric properties. The idea for the blocks came from Phil. This episode helps to highlight one of Phil personality traits. As a friend of his commented, "he could be oh so stubborn." And "on occasion that stubbornness had a profound effect." Against the wisdom of som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onsultants at Bell Labs, Phil maintained that by the random distribution of the aluminum slivers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could be controlled both as to homogeneity and value so as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roject. The test proved he was right.

Personal Notes
Phil married Rosine Rittenhouse around 1930. They had three children. Donald was born in 1932 and is currently a Pastor. Stephen, born in 1936, is an engineer and founded Basic Research Corporation in 1993. A daughter, Sharon, was born just after the war.

Stephen recalls that around 1945 Phil used surplus components to assemble a television on top of a card table in their home. NBC was broadcasting 1 to 2 hours a night on channel 4 out of New York. As town folk regularly gathered to view the new marvel, Phil enclosed the entire table top to prevent contact with the HIV circuitry. Phil also had an interest in building boats, usually small boats with outboard motors.

In 1950 Phil took up private flying, eventually purchasing his own plane. He loved to fly and accumulated over 1500 flight hours in the U.S., Bahamas, Cuba, Mexico and Canada. On one eventful trip to Lexington, Phil, with son Stephen and Wally Smith (an unrelated coworker), ran afoul of a weather front and was forced to make an ungraceful landing in New London, Connecticut. Wally apparently refused to fly with Phil again.

Phil was continuously active in the IRE and later the IEEE from 1947 on. Phil served on and chaired numerous IEEE committees, including technical standards Committee 2 on Antennas and Waveguides. In 1952 he was elected IEEE Fellow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tennas and graphical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line characteristics." He was secretary-treasurer of th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Society in 1954. He is a past member of Commission 6 of URSI, and a member of the Delta Chapter of Tau Beta Pi.

In March of 1958, he and his bride, Anita Macpherson from Maplewood, New Jersey, flew in their private plane to Cuba for a honeymoon. In 1964, their daughter Penny was born. Penny is also an electrical engineer.

Toward the end of his career he continued to work as an individual contributor. Although he had the perks of a supervisor, he chose not to be a manager. His function was to look at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and contribute. And he did, in the very best sense of the word. He was completely happy in his environment.

He was a hands on engineer and was not particularly mathematical. When he had a problem to solve and recognized that he needed some special help, he would not hesitate to seek it out. He was highly organized and super meticulous. When he was sure he was right, there was no way to make him back dow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book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of the Smith Chart in Waveguide, Circuit, and Component Analysis, was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in 1969. He also authored an article on the Smith Chart for The Encyclopedia of Electronics published by Reinhold Publishing Company in 1962 and 35 papers on antennas and transmission lines. Phil has 20 U.S. patents in the microwave field including the basic patent on the transmission line matching stub, the Cloverleaf antenna, and the optimum power ratio coaxial transmission line. Phil retired from Bell Labs in 1970.

At its annual symposium in 1975 the MTT presented him with a Special Recognition Microwave Application Award for his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mith Chart.

The Smith Chart was eventually manufactured and sold by at least two companies. When Phil retired from Bell Labs he organized Analog Instruments Company of New Providence, NJ - which initially merchandised simple navigational instruments for light aircraft, but later began supplying his charts and a dozen or more chart-related items. Through 1975 Analog Instruments has sold about 9 million copies to engineers and educato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mith Chart is currently selling at the rate of about a ton per year. The company is still operated by his wife Anita.

Phil Smith passed away on August 29, 1987.

In 1989,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mith Chart was celebrated at the MTT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in Dallas, Texas. Much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biography was taken directly from material prepared for that celebration.

In 1994, Phil was elected to the New Jersey Inventors Hall of Fame.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Phil's wife Anita for providing much of the material used in this biography. Portions were taken directly from material prepared by Theodore Saad, Robert Mattingly, George Dale, and the Microwave Journal. Other details were provided by Stephen Smith.

Editor's Note:Randall W. Rhea's biography of Phillip Smith is taken (with permission) from a book by Phillip Smith titled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of the Smith Chart.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by Noble Publishing in 1995, with a second edition in Octo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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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夫图表



史密夫图表(Smith chart，又称史密斯圆图)是一款用于电机与电子工程学的图表，主要用于传输线的阻抗匹配上。一条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的电阻抗力(impedance)会随其长度而改变，要设计一套匹配(matching)的线路，需要通过不少繁复的计算程序，史密夫图表的特点便是省却一些计算程序。

该图表是由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Smith)于1939年发明的，当时他在美国的RCA公司工作。一年後，一位名为Kurakawa的日本工程师也声称发明了这种图表。史密斯曾说过，“在我能够使用计算尺的时候，我对以图表方式来表达数学上的关联很有兴趣”。

史密夫图表的基本在于以下的算式

Γ= (ZL - 1)/(ZL + 1)

当中的Γ代表其线路的反射系数(reflection coefficient)，即S-parameter里的S11，ZL是归一负载值，即ZL / Z0。当中，

ZL是线路本身的负载值

Z0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值，通常会使用50Ω。

图表中的圆形线代表电阻抗力的实数值，即电阻值，中间的横线与向上和向下散出的线则代表电阻抗力的虚数值，即由电容或电感在高频下所产生的阻力，当中向上的是正数，向下的是负数。图表最中间的点(1+j0)代表一个已匹配(matched)的电阻数值(ZL)，同时其反射系数的值会是零。图表的边缘代表其反射系数的长度是1，即100%反射。在图边的数字代表反射系数的角度(0-180度)和波长(由零至半个波长)。

有一些图表是以导纳值(admittance)来表示，把上述的阻抗值版本旋转180度即可。

自从有了计算机后，此种图表的使用率随之而下，但仍常用来表示特定的资料。对于就读电磁学及微波电子学的学生来说，在解决课本问题仍然很实用，因此史密夫图表至今仍是重要的教学用具。

在学术论文里，量度仪器的结果也常会以史密夫图表来表示。

以前学电磁学的时候用过史密斯圆图，现在才对发明者有所了解哦。

speary

1894年4月29日——李捷出生

　　李捷(1894～1977)，中国地质学家。号月三。1894年4月29日生于河北成安县，1977年1月30日卒于宁夏银川。1916年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矿产调查队队长,河北建设厅厅长,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总工程师，水利部勘测设计管理局地质总工程师，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等职。早年李捷在华北、鄂北、豫南、陕南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最早的主持人，1927年著有《周口店之化石层》等文。30年代他先后在湖南、广西、贵州、湖北和江西等省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为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鄂西第四纪冰川初步研究》(1940)一文中划分了鄂西山区的冰期，至今仍被沿用。1949年以后，他主要从事水利电力建设中的工程地质工作，为国内众多水库、水坝、水电站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1919)、《秦岭中段南部地质》（合著，1930）、《广西罗城黄金寺附近地质》（合著，1936）和《河南陕县三门峡第四纪冰川遗迹》(1959)等。



评论：我国第一批地质学家之一，长期从事工程地质工作，对水利水电建设事业亦有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