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话语理论及其学术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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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学传播的，对于批判学派情有独钟，有段时间对话语理论的发展做了一些简单的梳理，现在扼要发在这里。

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话语与话语理论（Theories of Discourse）是重要的理论基石，影响极为深刻和全面。而话语理论也是传播批判学派的重要学术资源。

话语理论的语言观缘于马克思——这位福柯眼中“伟大的话语发现者”,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指出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说明语言和意识同是人类劳动、社会交往、物质生活的产物。

在话语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俄国学者巴赫金又是首屈一指的先驱。巴赫金的学说虽然涉及广泛，但其基本思想则可以概括为交往与对话。巴赫金从语言的社会学立场出发，强调交往在语言中具有基础而重要的意义，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语言的存在，不论是在哪一个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显然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在此观点基础上，巴赫金提出了“超语言学”，超语言学不是在文法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而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中来研究语言。超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就是话语问题。所谓话语，可以理解为言说活动以及制约言说的潜在社会机制。针对索绪尔以及结构主义的“系统结构符号论”，巴赫金提出了他的“意识形态符号论”。他认为，在符号及其实际应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非历史性、非社会性的体系，而是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充盈物”。它一方面体现在对话的内容上，如表述、回答、肯定、反驳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交往与对话的语境上。所以，各种符号、话语、言说都与意识形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巴赫金的交往与对话学说、“超语言学”以及意识形态话语观形成的话语理论体系，为人们批判性地解剖各种传播活动的深层机制和本质提供了朴实而新颖的视角，至今仍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1968年后，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转向跨学科微观系统研究，譬如语言/意义、知识/权力、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对话语研究异常重视，而意识形态研究也与话语研究相关联。

路易•阿尔库塞有关意识形态的思考，为西马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关键线索。阿氏对当代话语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

当代话语研究有以下三个分支：拜肖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福柯的知识/权力研究；布迪埃的语言行为实践论。其中由以福柯的知识/权力研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