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 ”比较研究

xinghuit

原创，首发于《周易研究》二〇〇三年第三期。本次则做出了重大的修订，并会收入本人即将出版的小书中。原文有四个附图，论坛无法贴出，特贴出pdf版本。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 ”比较研究

  《太极图》是否出于周敦颐之手?这个问题讨论了近千年，至今尚未有定论。似乎论战双方都没有提出一锤定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但认为《太极图》源出道教的所谓“真脏正贼”的证据每每令人怀疑 ，认为《太极图》系出自周敦颐本人的证据，同样也无法令人信服。前人多已指出，周的好友潘兴嗣（约1023—1100，字延之，号清逸）所做的《谏溪先生墓志铭》一文，更应该是被读为“……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不是“……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 ，即它恰好说明周只是写了《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易通》(即《通书》)两部书，而不是像朱熹、李申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太极图》、《易说》、《易通》三部著作。同时，《宋史•道学传》则更为明确的指明:“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 ”显然，这些证据都似乎表明，《太极图》的出现应该早于周敦颐，周只是为之做过注解而已。那么，到底《太极图》是不是出于周敦颐本人之手?本文拟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表达这一内证入手，为解决《太极图》的渊源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与佐证。

                 一

  认为“《太极图》乃周敦颐自己的作品”，那也就认定了《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出自一人之手，则它们两者之间就自然不应该有表达上的矛盾之处，李申先生也正是这么看的:“度正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因为《周氏太极图》的意义并不在于那几个圈，而在于那些圈所表达的内容” 。但事实上，虽然《太极图》和《太极图说》都涉及到了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但是在这同一个问题的表述上，它们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然，这是我们推断《太极图》作者问题上的一个真正的突破点。
  据目前资料看，最早提出《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存在差异的，是湖湘学派的学者胡实（字广仲），他在给朱熹的信中首次提及:“《太极图》旧本极荷垂示，然其意义终未能晓。如阴静在上而阳动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无黒\，及五行相生先后次序，皆所未明 ”。在朱的回信中，他对胡的其它疑问都有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对自己为什么要对旧图的五行顺序做出改动却只字未提，这颇为耐人寻味。其实，《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颇有不同，这是困绕朱熹的一大难题，乃至于朱熹不得不为此绞尽脑汁。最终，他只能通过对朱震在其《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见附图一)的改动，来调和这些矛盾 。他改动“旧本《太极图》”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修改后的《太极图》能够迁就和迎合《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表述，弥合二者之间的原有矛盾。
  要找出《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表述上的差异，我们不妨先从“旧本《太极图》”说起。笔者基本同意毛奇龄的观点，即认为朱震在其《汉上易传》中所录之“旧本《太极图》”，最接近周敦颐所传之原图，而经过朱熹改定的通行本《太极图》(见附图二)，则不能代表《太极图》的原貌 。道理很简单，尽管朱熹一再声明他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都“皆有据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但是，显然朱熹的改动，没有足够充分的版本上的证据。而且我们说，“旧本《太极图》”所表述的“五行”理论，从其本身的逻辑性上来说就是自足的、完全没有改动的必要。进一步说，朱熹认为“旧本《太极图》”中，“阴静”先于“阳动”的序列是不合理的观点(同上)，就完全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朱子这一看法的立论前提是，《太极图》一定代表儒家的立场(这无形中是在承认《太极图》就是周敦颐本人所作)。 事实上，朱子的这一立论前提恰恰是个有待证明的命题。相反，“旧本《太极图》”与道家(包括玄学在内)、“有生于无”、“静体动用”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没有丝毫的不合理性。由于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朱熹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定完全忠实于原图的基本思想，因此本文仍以“旧本《太极图》”作为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五行”理论之异同的底本。同时本文也力图指出，朱熹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并没有彻底弥合《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内在差异，反而是制造出了一些新的矛盾。
  “旧本 《太极图》”的第二、第三层集中体现了其对“五行”思想的看法。要准确把握该图的“五行”思想，我们需要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该图第三层图，是其第二层图的具体展开，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点，也是我们准确把握《太极图》所蕴含的“五行”思想的基本立足点。该图的第二层图(这又被后人称为“水火匡廓图”)，表面上看是左右二元对立的格局，当然也可以说是左右中三元对立的格局。但是，若进一步分析，该图的左半部阳中抱阴(其实内在的包含着二)的半环，与右半部阴中抱阳(也包含着二)的半环，再加上中间的虚无圈子（为一），这五者共同形成一个整体，而这正是第三层图中“五行”的雏形。显然，该图中的上述五者之间，是彼此共在的整体关系，一损俱损，一存俱存。尽管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两两蕴涌、相互转化的关系。如，左半环与右半环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此消彼长，循环无端，形成一个大整体；而在它们的内部，阴阳关系也在时时相互转换：生者为母，成者为子，母子之间此消彼长，相互转化。
  进而，在作为这层图的进一步展开的第三层图中，上一层图中左半部的阳中抱阴的半环，在此图中演化为火与木的相互蕴涵与转化的关系，即木生火；而上一层图中右半部的阴中抱阳半环，在此图中则演化为金与水的相互蕴涵与转化的关系，即水生金；而居于上一层图中心的虚无圈子，则对应着第三层图中居无定位、寄体于另外四者之中的土。由此，在第三层图中，在整体上说，同作为母的木与金和同作为子的火与水分别两两对待；而在它们各自的一侧，则是母与子之间(木与火、金与水)的相互蕴涵，相互转化。而中央的土则把它们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应该说，《太极图》对“五行”思想的上述表述，还是相当清楚的。至少有一点很明显，该图中的“五行”之间，不能被理解为是从此到彼的单线传承关系，而是体现为相互对待、又相互蕴含的复杂关系。该图以连线的形式，把木火金水与中央土直接连成一个整体，这是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这里，土本身就只是一个虚位，它就寄身在其它四者当中。
  可是，作为对“旧本《太极图》”的解说，《太极图说》中论“五行”的内容则为:“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云云。在这段文字中，“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句话颇为值得人注意，也是明显与《太极图》本身有矛盾的所在。这句话讲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五行之间存在着合顺序的流变关系，二是强调这种五行流变与四时更替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种把五行顺次流变与四时更替相联系的做法，其实还是渊源有自的。据白奚先生考证，早在稷下学派兴起时，就已经出现了“五行说同四时教令的阴阳学说的结合”的说法 ，散见于《管子》的《幼官》)(即《玄宫)、《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该理论后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的逐渐发展，直至《春秋繁露》、《白虎通义》时代，乃趋于定型。该理论的核心是，以木→火→土→金→水的顺次流变，以及其中所暗含的生→长→化→收→藏的属性，来对应春夏秋冬这一时间上的自然流变节律，进而把这种顺序绝对化、模式化。为了处理四季与五行之间、也就是四与五之间不搭配的矛盾，该理论又提出：“土”为“五行之主”而“兼有四时”，因而不主一季。具体就是在每一季当中，都选出几天来让“土”当值(五行与四时搭配问题的具体演变过程非常的复杂，也始终是困绕前人的难题。本文只取《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的说法为定论)。以图表示，则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东→南→中→西→北的五方，以及仁→礼→信→义→智(在这里，五德与五行的对应排序有多种说法，本文只取为后世所普遍接受的《白虎通义》中的说法)和春→夏→季夏→秋→冬。至此，该理论在经过反复的变动后，已经相当的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人确实是真诚地相信，五行与四时之间的确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以上理论正是说明五行与四时相配合的“合理”的模式，为后人所普遍接受。以图示之，则为从“木”到“水”的单线顺布关系：附图一……

《太极图说》对《太极图》中“五行”思想的解说，显然希望贯彻五行与四时搭配的理论，却是不成功的:“旧本《太极图》”中“五行”之间所“展现出”的流变顺序，却是水→火→木→金→土(诚如笔者在上文所反复指出的，这一“顺序”，本来也并不表示五者之间一种单线式的先后顺序)，这应该是说:在该图中，水与火、火与木、金与木、土与水之间，都是两两相克的关系，难说是“顺布”。当然，它们在整体上也绝对不存在与“四时行焉”的必然联系。恰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不过照数目的次序，每年的四季，应该先冬(水)，次夏(火)，次春(木)，次秋(金)。为什么五行的次序与四时的次序不合?关于这点，他们没有解释。 ”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没有解释，而是这种五行理论本身就与四时流变无关。在《太极图说》之前，也没有人将“旧本《太极图》”的这种“五行”模式与四时更替进行比附。
显然 ，“旧本《太极图》”表达的“五行”思想，原本就与“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无关。《太极图说》以“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来解说《太极图》中的“五行”思想，似乎是关公占秦琼，不着边际。这一矛盾提示我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不会出于同一个人之手。

                               二

其实 ，“五行”思想源远流长，它的具体流变过程也相当复杂。在“五行”思想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两种独立的“五行”思想系统各自流传，并行不悖:其一，注重揭示五行之间的生克流行关系，它可以和四时更替结合在一起，以董仲舒的模式为代表；其二，注重揭示五行要素间的对待关系，不能和四时更替相结合，而后者正是“旧本《太极图》”所要表述的“五行”理论模式。该“五行”理论模式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序列为雏形。在今本《易传》中，它又以“大衍数”的形式出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易传》中，并没有出现这一段，证明它是晚出的)，并在两汉之际渐渐定形。在《汉书•五行志》中，有“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宜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欲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 ”的说法。《汉书》中的这一说法，抛开其中可能包含的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不谈，足以表明，在汉代确实存在两种各自独立的“五行”理论模式。《汉书•五行志》也就引述过这种附在“左传说”之后的“五行说”，其内容是:“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 ”。 这里最后一句是说，以上的“五行”模式中，五个“生数”分别与五相和，变成了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由此，“五行”生数与“五行”成数之间，其阴阳属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该理论中间经过《太玄》的发展，在《周易参同契》中有了成熟的应用：“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王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金为水母，母隐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肝青为父，肺白为母，心赤为女，脾黄为祖，肾黑为子” ，其中的最后一句，又被后人归纳为“金木交并，水火既济”，说的正是“旧本《太极图》”的第三层图中，从横的方面看，金木、水火两两对待的内容。以图示之，则为……
   该“五行”理论模式，后来又被发展为出强调五行之间在数上的结构性与一体性的“河图”、“洛书”，广为道教，风水、相术等理论所借用。但是，此模式基本上游离在儒学以尊德性为本质的正统理论之外，以至于清代学者如黄宗羲、胡渭等人始终视之为异端，想要把它排斥出儒学的正统传承之外。
   那么 ，以上所提到的两种“五行”理论模式是不是可以合二为一呢?也就是说，《太极图》是否想要在图中把这两种“五行”理论模式结合在一起呢?那要看在具体操作上是否会遇到困难。
  诚如前人的一致看法，这两种理论模式，一个重在强调五行要素之间结构性的对待关系，而非由此到彼的单线传递关系；一个则重在强调历时性的，由此到彼的流行关系。初看二者颇有一言体、一言用的味道，似乎有可以结合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事实上，在朱熹之前，还没有人尝试要把它们结合在同一幅图里。基于它们在各自方位上的对立，在没有做出相应调整的前提下，二者之间是无法调和的。这也是朱熹不得不去改动“旧本《太极图》”，来弥合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收录有署名为前人的《五行说》，其中就提出了对上述两种“五行”理论模式的比较:“五行之序，以质之所生而言……则阴阳之气各盛，相交相抟凝而成质……以气之行而言，则一阴一阳往来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几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则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之序若参差而造化所以为发育之具，实并行而不相悖。盖质则阴阳交错，凝合而成；气则阴阳两端循环而已。质曰水火木金，盖以阴阳相间而言，犹曰东西南北，所谓对代(待)者也；气曰木火金水，盖以阴阳相因而言，犹曰东南西北，所谓流行者也。质所一定而不易，气则变化而无穷，所谓易也 ”。在这里，该文的作者只是在泛泛讨论可以从气与质两方面来看五行，认为会因此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要在一副图中将二者体现起来。朱熹则是明显的借鉴了此说，而要具体的把它们融合在同一幅图里。他在对经过他改动过的“新本《太极图》”的解释中说:“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形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阴也，火金阳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 ” 这无疑是他的上述努力的最好体现。当然，前提是他必须要对“旧本《太极图》”做出相应的改动，从而使新图能更好的迁就于《太极图说》对“五行”理论模式的表述。
  那么，朱熹对“旧本《太极图》”都有那些改动，这些改动又是否成功？比较后文的附图可见，首先，朱熹调整了“旧本《太极图》”中第一、二层图的文字说明，把“旧本《太极图》”的“阴静”先于“阳动”的关系，改为二者相互并列。这无疑是抹去了“旧本《太极图》”所具有的浓厚道家色彩。其次，朱熹把“旧本《太极图》”中由水经土到木的连线，改为绕土而过的直线。这一点，与本文的关系最大。这一改动的利与弊，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且不说“旧本《太极图》”的作者是否真的就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在经过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极图》中(显然，朱熹对第三层图的改定，就是要努力体现出该图木→→火→土→金→水之间的单向的顺序)，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非常曲折而非“顺布”的五行流变顺序。看得出，虽然朱熹努力想在改定后的新图中，体现出《春秋繁露》相一致的，关于五行和四时相应的五行流变顺序。但是，他仅仅通过改定“旧本《太极图》”中五行之间的连线，来体现这种一致性的努力，却并不成功。经过朱熹的改定，固然可以体现出“五行”之间单线的流变关系。但是，为“旧本《太极图》”中所强调的，以土为中心，“五行”之间浑然一体的，所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的整体性，以及五者之间两两相对的思想(在“旧本《太极图》”中，这一思想是通过中央土与其它四者之间，分别以直线相贯通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却被破坏了。这又直接导致了《太极图》的第二层图与第三层图在表达内容上的脱节。此诚所谓得之于此而失之于彼。至少给人的感觉是，朱熹是在把两套原本无关的“五行”理论生硬的扭合在一起。
由上可见，在对“五行”理论的表达上，《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有差异的，至少朱熹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也很苦恼。这充分说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应该不会是由同一个人所做。前人认为《太极图》出于前人、而非周敦颐本人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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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pdf版本，带有注释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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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溪先生墓志铭》为《濂溪先生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