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下陈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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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堆子里的济世方



颜桥（书评人）

银元时代的市民景观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作洋钿。”这是《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里的句子，阿城看了，直说是老上海书里写得最好的一本，倘若用阿城喜欢的词，有常识，却不失通识。银元，在作者看来意味着一种市民经济的规则，围绕这个货币的中心所建立起来的老上海生活方式，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作者能用扎实的“常识”向看家细细道来老上海滩头的零丁小事，这位名叫陈存仁的中医用他的“杂学”做到了。

陈存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师从名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主编有《中国药学大辞典》。恐怕这些僵硬的介绍不足以概括这名中医的特质，可以说是报刊文人和医者天性的好奇成就了这个“杂学家”，他用常识、掌故和那个年代存留的街谈巷议很“传奇”地拼贴出那个“银元时代”的社会地图。

《银元时代的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的生活史》这两本书，为陈氏杂文风格体的集中典范，那些无处不在的稗史把整个民国世界当成江湖来写了。陈氏的叙述里总带有点老江湖自矜的口气，他写的是那个时代真实市民生活的剪影。比如他举的一个例子，初恋女友爱丽斯的照片被南京路宝记照相馆挂在橱窗里，爱丽斯母亲认为大家闺秀的照片不该被公开挂出来，遂与照相馆交涉。照相馆老板认为挂出去的几张，一张是陆小曼的，一张是唐瑛的，和这些人列在一起，反而显得高贵，坚决不肯撤下。结果就打起了肖像权的官司，当时人们的观念，把未婚女子的照片临街展示，这本身就是有碍风化的。新旧两种伦理观念针锋相对，陈氏的文字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去研究上海的风化史与市民观念的转型，这里的“料”是值得很多史家去研究的。

中医乎？报纸文人乎？

撰写陈氏的文字颇多，各方面各角度都有。有些可能有不断拔高的趋势，却完全忽略作者当时的媒介环境，作者用怎样的民间观念去书写。以目前整理的《银元时代的生活史》、《抗战时代的生活史》、《我的医务生涯》、《业外杂谭录》、《被误读的远行》、《被阉割的文明》、《阅世品人录》，涉及颇丰。除独立成书的一两本，许多是由编者按类汇编，编撰成集。散布在上海的《康健报》、香港的《大成杂志》、台湾的《中国时报》、新加坡的《星岛晚报》多个报纸。涉及如老上海明星、宫刑、缠足、中医、说史、理财、地产等等，可谓杂之又杂，其中好些文字由于发表在那个时代的报纸上，不得不“迎合”那个时代，如作者所谓“编者的热诚催促和读者们的函件纷至”，以“传奇”之笔法作史事之演绎时常变成专栏作者之倾向，当然这是因为报纸的受众需要引得。

如对章回体标题的偏好，注重“亲闻”，把许多史事转化为亲历者的“感”“闻”“见”，这是时代报纸的固定套路，自然会因“虚构”或者把转述、听闻转化为说书资源，未经历史考据而失实。再如强调起伏和悬念，回忆自己深入“七十六号”魔窟（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为当时的杀人魔王吴四宝出诊的惊险，也有转述友人亲历“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刺杀，再有些不免带有些“八卦”性质，诸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逸闻，陆犯有严重的胃病，当时座中有翁瑞午的世家弟子，以推拿为其治病，成为徐宅常客。后徐志摩因飞机遇难身亡，陆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后翁瑞午又结识未成年女子，导致对方怀孕，锒铛入狱，陆小曼进入中国书画院当任画师，两人自此分开，翁瑞午自此有了“陆放翁”的戏称。恐怕这样的“料”要是推演到某个时代，即便当成娱乐小报的话题也不为过。

再举几例史实错误：陈氏回忆章太炎1928年“住南阳桥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xxx上”，自己可以直达。历史上，1927年仲夏章太炎即迁出南阳桥，搬到同孚路同福里八号，不是陈氏说的“同福里二十五号”。事实上陈氏根本不可能在1928年在南阳桥太炎住宅拜太炎为师，可见其中不乏虚构出来的逸事。

陈氏还回忆，他们在杭州时还发生一件趣事。章太炎在“楼外楼”吃饭，巧遇蒋介石。蒋想表以慰问，但总被拒绝，最后只好把自用的手杖送给章留作纪念。第二天，杭州各大报纸大登这件新闻，称章先生“杖国杖朝”。而学者朱维铮先生根据对章太炎生平的详尽考证指出，章太炎自1928年后几无可能去杭州，不用说小住数月，更别提什么“杖国杖朝”了。（以上几处参考梁捷先生部分资料文字）

悬壶：一个时代的医务观念

一旦提到“郎中”文人的形象，大家大多想到的是“游医视角”的传统，好比《老残游记》，也是一位走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将整个社会的弊端暴露出来的套路。悬壶的后面是一台流动DV，将各种阶层的病态与现状暴露出来，陈氏的叙述路子也颇受这样的“游医札记”习惯的影响——“当时如何，我正在行医，有何所见”。这种亲历皆是和医生这样的社会角色相连带的，有诸多江湖之气。如给戴笠治疗，戴笠送他名表等等。杂以当时传闻，云里雾里。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媒介气氛里，无论真假，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值了自身的医名。

从时代的从业环境看，1929年2月，余云岫等人抛出所谓的“废止旧医案”，妄图取消中医。为了抗议这种荒谬的主张，“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召开，公举五位代表到首都南京请愿，陈存仁便是这五名代表之一。这次请愿几乎成为一种示威和抗议活动。结果废止中医的提案胎死腹中。在很奇怪的“中西之争”的语境里，陈氏是坚定的中医捍卫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医药和保健知识的报纸——《康健报》，一炮打响，第一期就发行了1.4万份，有了8000固定订户。他深知报纸传播对于个人中医推广之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应香港《星岛晚报》邀请，陈氏开辟“津津有味谭”专栏达17年之久，《津津有味谭》这几本与饮食健康有关系的文字可以说开启了用报纸普及健康生活观念的先河，在那个年代的媒介环境下，这样一种宣传对大众健康与自我保健意识的培养，都起到了一种很好的作用。从这些角度看，陈存仁兼有医者、报人与文人三方便的气质，他是那个独特时代的三面体，以学者视之，恐不严谨，以医者读之，则有忽略报刊文人的气质。总言之，陈氏用一个独特的“郎中视角”呈现出一个无可替代的关于市民的江湖，那个以货币形状所定义的年代，会不会成为一个年代生活史的坐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