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欧阳静茹

【书名】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作者】周天勇 王长江 王安岭
【出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日期】2007.10
【页码】16开 366页
【ISBN】9787807560043
【书价】￥58.00
【推荐】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书评】一本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非常优秀的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作

内容简介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是中央党校和社会上部分学者在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思考我国政治体制方方面面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提出了许多实践中尚未进行的设想。具有著述权威性、理论前瞻性、资政建设性、社会敏感性、务实操作性。

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本书从研究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权威性的、完整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央政府机构的改革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大方案，政府部门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官方向发展。二是中方案，对国务院行政部门进行机构调整。三是小方案，政府现有的部门和机构基本不动，只进行人员增减调整，严格控制公务员总量，这三种方案各有利弊。
★著述权威性：

　　这本能摆在中央有关决策部门案头的研究报告，是由一支庞大的学术巨人团队用心血、汗水、智慧和胆识凝聚而成的伟著。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周天勇、王长江、李良栋、马怀德、王安岭、张占斌、吴旭东等中央党校及各高校相关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在看完这份研究报告后，欣然作序。

★理论前瞻性：

　　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许多内容与2007年2月就已经完成的本课题研究的建议相吻合。比如：扩大党内民主，人大代表城乡人口同比例，发挥信教群众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等等。

★资政建设性：

　　这本研究报告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课题其中初步研究的八个分报告和全部报告就先后提供给有关参事决策部门参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社会敏感性：

　　本书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必然会触及部门、机构、单位、阶层等各方面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权力、资源和相关利益的一次大调整，不可能不遇到阻力，也不可能没有一定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次革命。

目录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图书详细目录:

总论  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一 、政治体制改革：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
三、形成权力制衡的框架结构
四、政府怎么改
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六、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的积极作用
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盘考虑的几个问题
八、党的十七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提高执政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二 ： 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三 ： 政协体制改革与地区协商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四： 立法的民主化及其法律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五 ： 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行政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六： 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基础做起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七 ： 调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八 ： 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司法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九 ：  和谐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与宗教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十 ：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反思

醉乡常客

既然有这样的书评，就应该介绍一下作者。

欧阳静茹

姓　　名：周天勇
性　　别：男
出生日期：1958年
职　　称：教授
职　　务：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金融风险、城市
　　　　　经济、农业经济等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

个人简历：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祖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县。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咨询专家。
　　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1984年毕业留校，1989年考取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东北财经大学期间，经济理论方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各流派、西方经济学；并学习了货币银行、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工业经济等部门经济学。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金融风险、城市经济、农业经济等。在经济学研究和制定政策方面的主要贡献为：
　　一、研究了劳动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关系。其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为《劳动与经济增长》，1994年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1、论文评述了前人在劳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建立了劳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模型；2、澄清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影响就业的经济学误区，论证了动态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增加就业的正向关系；3、论证了国有企业中劳动者有偷闲行为情况下的总产出损失，并发生劳动低效率下其他资源的多投入替代劳动低效率损失的现象；4、提出劳动低效率下，由于投资替代劳动低损失而发生投资过度型通货膨胀，称之为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此文以“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为题，发表于1994年《经济研究》第9期；5、运用舒尔茨的理论计算了中国解放以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6、提出了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和节约其他物质资源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战略及其政策。
　　二、论证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后，财政变成了借债型和吃饭型财政，注资于国有企业的能力下降，国有企业的注资方式从财政投入为主转向银行借贷为主，形成高负债和高风险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和发展模式，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向银行转移大量的坏帐，如果国有企业资本不社会化，必定会导致银行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因而，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社会化改造，并对其布局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以分散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提高企业运营的效率。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多篇论文：“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解决思路”，1995年《经济研究》第8期；“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深层次原因”，1999年《经济研究》第10期；“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 1997年第5期；“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1998年《经济研究》第5期；“债转股的流程机理及其运行风险”，2000年《经济研究》第1期；“建立国有企业出资人制度的原由和框架”，2002年《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三、从投融资渠道的变化和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就业不足角度，论证了1997—2002年增长速度下滑和供给过剩的内在原因。即财政投资渠道萎缩，银行由于控制贷款风险而对国有企业贷款量收紧，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和个人投资渠道又不能相应扩张，导致储蓄大于投资，进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减人增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出量增加，而相对于总产出规模的劳动力就业不足，甚至大规模下岗，导致收入和消费不足，也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主要论文有：“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梗阻及扩张途径”，1999年《经济研究》第1期。
　　四、对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城市化模型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分析方法和得出的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结论是片面的。提出只有不断地推进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发表的论文有：“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分析及其政策含义”，2001《经济研究》年第3期。
　　五、分析了就业水平与企业规模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内在关系是，中小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使用劳动力多，资本和物质产品产出规模小，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使用劳动力要素较少，而资本和物质产品产出规模大。从国际上各国数据比较看，一个社会大部分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就业。如果大型企业较多，而中小企业不足，就会发生就业不足，而产出过剩的情况。发表的论文有：“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2002年《经济研究》第4期。
　　六、对传统的国民经济体制，即计划、国有企业和按劳分配等三位一体的制度在经济运行方面的内在矛盾、效率等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计划和信息的成本不为零、计划人员的非理性、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利益的不同，计划配置资源的实际结果是非优和低效率的；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融资渠道的改变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就业不足；而单纯按劳分配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无法以社会承认的贡献分配收益和不能鼓励居民投资和承担国家发展风险的缺陷。发表的论文有：“为什么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管理世界》第1期。
　　七、提出国有企业体制成本理论，即国有企业除了非体制性的原材料、工资、折旧、管理等经济成本外，还有企业内部的非经济机构（如计划生育办公室）成本、机构之间的磨擦成本等；有企业与外部党政各部门打交道的成本，如汇报、审批、等待等等所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而在统一的国内外市场中，成本和价格的竞争机制并不承认国有企业的体制成本，因此，如果不是垄断型企业，体制成本越高，在市场上倒闭的可能性就越大。发表的论文有：“企业体制成本论”，1998年《管理世界》第5期。
　　八、针对中国城市化道路方面，重点发展大城市，主要发展中等城市，及小城镇论等不同的观点，对城市化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个人财产的出现，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需要有一种空间形式，用来降低保护财产安全的成本，减少专业化的协作和交易费用，使这种空间内的生产和服务的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并获得外部经济，综合起来的聚集经济，就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动因。而交易的科层性，使不同规模城市远距离不对等交易和不同规模城市越层交易成本加大，一个国家绝对超级城市和普遍发展小城镇，都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因此，城市也呈科层分布，即存在着小集市—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市圈这样的体系，而其怎样分布，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发表的论文有：“城市及其体系起源和演进的经济学描述”，2003年《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
　　九、分析了目前土地制度给经济运行、城市化、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收入分配等带来的诸多问题，提出改革目前的土地征地制度，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全部土地国有化，根据土地用途不同，延长土地使用年期999年和99+99年，土地使用年期可以出租、转让、继承、抵押，土地资源分配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规划、监督等管理体制。发表的论文有：“土地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冲突与改革的框架设计”，2003年《管理世界》第4期；“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10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较和方案选择”，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26日；“对土地管理一些重大疑惑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 日。
　　十、在中央党校教学和研究的十年中，对中央各部门和省地县领导中就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些问题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了研究、解释和纠正，对提高领导干部经济学决策的水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典型的一些教学案例和分析，以《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出版，剖析的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对“村村通”、“城乡一体化”、“乡村工业化”、“农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农业规模经营要回到集体经济体制上”等等这样似是而非的一些有误的思路和决策成本很高的案例给了经济学上的证伪；包括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战略的选择、增加就业的思路、扶贫的方式等等重大现实问题。书中以大量经济生活中决策的案例来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剖析了下到一个乡镇的扶贫，上到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决策方面可能发生的失误，并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合理的思考和决策解决问题的思路。
　　还就宏观经济形势、国有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金融风险、扩大总需求、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加快发展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和建立其担保体系、扩大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写过一系列内参，报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其中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发展民营经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城市化、新疆和西藏特殊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许多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并批转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参考

simeonfu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政治与政党研究。
在一次谈话中，他谈到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照录如下：
一党民主有解决方法

　　人物周刊：今天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你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当时你只是提出了问题，比如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能否搞民主；比如在不走三权分立的路子上能否找到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如今你再度发表文章，是不是已经对之前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王长江：一年来，我有一些逐渐定型的思路。我觉得一党内发展民主的提法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政党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政党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的一种互动。这就是民主政治。

　　这里的政党是一个概念，它到底是一党还是多党，还是政党和别的东西共同组成的一个混合体，都没有固定的模式。

　　西方通常认可多党制，一个党只能沟通一部分公众，许多党才能沟通全部。美国认为两党就可以了。选择一党的呢，成功的例子不多。为什么呢？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没有生存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这说明一党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这就取决于你一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魄力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包容性。过去意识形态没有包容性，经济上又搞的是计划经济，个人的利益诉求被压制，这就造成不允许利益沟通，是走不通的。

　　但是，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上看，不光都是失败的例子，也有个别成功的借鉴。比如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执政71年，在它的执政历史中它起的沟通作用还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第一承认了阶级存在；第二承认了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第三，它说，可以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怎么合作呢，通过政党内部的合作，在政党内部建立不同的阶级诉求体，把社会上最主要的几大阶级全部纳入党里面。通过党内的协调，成立若干机构，一个机构代表一个阶级，通过机构之间的沟通达到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沟通。

　　人物周刊：这和党内有派有什么区别？

　　王长江：这不是派别，这是通过机构的形式，以机构来体现，如设立工人部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通过部门协调切割出一些合理的利益分割点，通过合理的协调机制，工人和农民之间，农民和城市人之间都在一党内通过协调机制来达成沟通。

　　另一种方式是，比如日本的自民党，以党内派别的方式来解决，那也是解决的办法，而且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各阶级有了明确的代表者，这个代表者都是派别，这些派别都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有自己的报纸，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样一来它起的也是多党的作用，但这些多党都是包容在一个政党之内的。

　　一党民主，至少我们说它有这样两种解决的办法，不能说没有办法。

　　另外，不用政党，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政党来沟通，如今看来并不这么单一了，因为又出现了其他很多种形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今越来越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比如媒体、网络。像这些新兴介质的出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政党的部分功能。还有非政府组织。很大程度上民众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和公共权力达成沟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起公民与公权沟通作用的既有政党，又有媒体，又有非政府组织，这几块为我们组成了一个大的政党概念，即公民参与政治的工具概念。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当然可以达到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发展。因为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走多党制的路子，注定会出现大乱，遭殃的是老百姓。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没有发展民主的空间，我们现在眼前要走的是这一步。我的观念是，看现有的有没有空间，如果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这个路必须要走的。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我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包括分权监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认为在一党的基础上还是有的。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尚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执政71年，在它的执政历史中它起的沟通作用还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第一承认了阶级存在；第二承认了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第三，它说，可以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这点存疑。执政71年是在怎样执政的呢？是否强权或威权专制下？这句话逻辑有问题。

zhurenzhi18

引用第4楼尚戚于2008-04-10 11:22发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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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墨西哥的腐败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虽然人均GDP比我国要高，但是明显无法和西方社会相比。

这本书出的很有意思，特别是出版社和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提供电子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