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与《蒙古游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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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十分兴盛，出现了大批专家学者和重要的学术著作，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无外乎内外两个因素的影响：内因是康乾盛世后，清朝社会内部危机逐渐暴露，百姓生活困苦，吏治败坏日甚，清朝进入到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之中，社会矛盾尖锐。外因是西北边疆危机加剧。俄国加紧对我国西北、东北边疆的侵略。我国边疆处在列强领土霸占和经济掠夺的双重危机中。在这种形势下，大量有识之士开始从书本中抬起头来，寻找经世之学。因此当时的西北边疆史地学著作多为关系民生、挽救危亡的力作。张穆就是他们其中的优秀代表。
    一、张穆其人
    张穆（公元1805-1849），初名瀛暹，字诵风、蓬仙，一字石洲，又署石舟、硕洲、硕州，自署㐆斋居士，晚年号靖阳亭长。张穆出生于山西平定。清代的山西经商之风渐盛，读书向学之风并不浓。不过张家却是书香门第。张穆的祖父张佩芳，字荪圃，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历任泗州知州、江南乡试同考官等职。父亲张敦颐，字复之，嘉庆十六年进士，曾任编修和福建主考官。 祖父、父亲都醉心于理学，张穆自然是从小就受到了熏陶。可惜命运多劫，张穆十岁丧母，十三岁丧父。十五岁开始跟随表舅莫晋先生读书。莫晋先生也非常喜欢和疼爱这个苦命的孩子，同时张穆的收获也非常大。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以优贡生考取了正白旗官学汉教习，“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以知县候补。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应顺天府乡试，“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命悉索之破笔砚，毁衣被，无所得。石州扪腹曰：‘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忿，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谩曰：‘此怀挟也。’送刑部。谳白其枉，然竟坐摈斥，不复得应试。” 张穆的性格可见一斑，参加考试，却带着酒前往，监考搜身的人命令其把酒丢掉，张穆却一气喝光，倒空酒瓶给人家看。监考官因此大怒，更加仔细的找他的茬，他却摸着肚子嘲笑人家：“这里边都是学问，岂是像你这样的人能搜去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被监考的从笔袋中搜出写一行字的纸条当作夹带，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要说监考的人没错，本来任务就是搜查那些不允许带入考场的东西，谁知碰上了张穆这个倔书生。从此张穆一气之下放弃了仕途，居住在北京，闭门著书。
    早在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两次给祁寯藻当幕僚。开始结识几位志同道合的西北史地研究的学子，同时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史地书籍的襄校与研究。张穆被终生禁止考试后的道光二十年，张穆续娶了夫人赵氏。赵夫人的哥哥是赵振祚，赵振祚师从自己的舅舅清代公羊学大师刘逢禄。与赵夫人的结缘使得张穆有机会从刘逢禄的两位学生一个是大舅哥赵振祚，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魏源那里，了解更多今文经学的要义。从此踏上了他个人的“经世”之学的著述的道路。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张穆去世，年仅46岁。他留下的著作十分丰富：《蒙古游牧记》、《重修平定州志》、《魏延昌地形志》、《水经注表》、《汉石存佚表》、《顾亭林先生年谱》、《阎潜邱先生年谱》、《㐆斋文集》、《㐆斋诗集》。
    二、张穆撰写《蒙古游牧记》的原因
    说到张穆和他的《蒙古游牧记》，就不得不提到祁寯藻（公元1793-1866年）,山西寿阳人，字叔颖，号淳甫，又实甫、息翁。嘉庆进士。历事四朝，辅佐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君，官至体仁阁大学十、首席军机。祁寯藻的父亲就是开创清代私家研究新疆地理，并且完成清代第一部私家研究新疆史地著作《西陲总统事略》的祁韵士。平定张氏与寿阳祁氏同为山西望族，世有交往，并且有姻亲关系。 因此张穆很早就与祁寯藻相识，祁寯藻对张穆的为人和学问也是非常的欣赏。祁寯藻延聘张穆做过幕僚，并且委托他校核父亲祁韵士的遗作《藩部要略》。由于受到这部著作的启发，想到撰写《蒙古游牧记》。张穆认为“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昔司马子长作纪传，而班孟坚创修地理志补龙门之阙而相得益彰。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
    第二个原因，“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至于本朝新辟之土，……莫不各有纂述，……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作所为也。”
    在祁寯藻的全力支持下，张穆花了十年的工夫完成了十六卷的《蒙古游牧记》。到他去世的时候，后四卷还没有定稿，由张穆的好朋友何秋涛再花费十年的工夫补完，顺利刊刻出版。
    三、《蒙古游牧记》的编纂体例
    蒙古游牧记全书一共十六卷。采取了“因其部落而分纪之”的办法，以蒙古历史上各盟的旗为单位，采用史志体。有内蒙古二十四部六卷，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四卷，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各三卷各部类均有总叙，又因为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再分别加注，考证了蒙古古今舆地以及山川城镇的历史沿革，对蒙古各部的历史演变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这种体裁，正文简练，主要记述内外蒙古各部落的地理何建制；注释中则引用了丰富的资料，记述了历史掌故、山川水道、部族关系、经济发展、风土人情等。记录详实，使得该书的学术价值大大提高。

    四、张穆的学术地位以及《蒙古游牧记》的学术价值
    祁寯藻对张穆的评价是很高的。“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济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这也并不是虚言。
    首先、如前面讲到过的，张穆身受传统理学的熏陶，后能体会今文经学的要义，使得他的著述目的和学术观点都趋向“实学”。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埋头读书转向了寻求能挽救民族危机的探索上来。而张穆正是清代学术由“学大”“学精”向“学新”转变的过渡性人物。
    其次，《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蒙古地志，也是张穆一生呕心沥血的价值体现。在撰写的方法上还有创新，既突出了主题，又兼顾了更多资料的记载与联系。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甚至是广博。书中广泛的征引了二十四史及历代多种官私著作、地方志、笔记等，对于清代的官方资料也是大量记述，注重记叙当时所发生的边疆问题，一改过去写史忽略近代的倾向，史料价值很高。
    第四、考证精确，信而有据。对于历代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山川、河流等都是反复论证。对于外国研究中国西北边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全书浸透着作者浓浓的爱国之情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忧患意识。在书中到处都是歌颂民族团结，体现民族和睦的叙述。对于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壮举进行了详尽的描写，赞扬了土尔扈特部的英勇行为，表达了各民族团结一心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
    综上所述，《蒙古游牧记》是填补我国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空白的一部力作。张穆通过这部作品创新了史学著作的编写方式，虽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知识水平的有限，书中有一些错误，但《蒙古游牧记》的重要性不能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