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评儒学

千年捧素王，
为人作嫁裳。
伟人有评语，
孔学实秕糠。

sonia6949

没头没脑，说出道理来

欢迎指正。
不过请论述“没头没脑”的理由。
鲁迅说过：辱骂决不是战斗。

转贴：毛泽东论古代帝王

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秦始皇

　　（1）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2）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3）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4）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5）“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6）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自评：
诗意不多，属于宋诗议论一格，而非唐诗风韵一格。
小注：孔丘史称“素王”。有点文史知识当然不会不知道的了。

sonia6949

没头没脑就算辱骂和恐吓，你也太脆弱了吧？我是说你的诗太简单了，没头没脑的，这算辱骂和恐吓？
谁告诉你儒家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这都谁规定的？

随口一个观点，理由证据论证呢？没有。这才是没头没脑的。
谁告诉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有点绝对和过火。？
http://heritage.news.tom.com/1066/20041122-25815.html

sonia6949

生错时代了吧你

sonia6949

请看狂想农民的语录

毛语录真实版  

   ★皇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１９６４、７、１０】

　　 ★滚一滚★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屁股★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　１９６４、５、１１】　

★臭菩萨★
   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左左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５４２页】

   ★屁有香也有臭★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８１页。】

   ★拉屎拉尿★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７年版，第４２页。】

   ★有屎拉出来★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引蛇出洞★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操娘★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４３５页。】

   ★节粮问题★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党内通信（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２９３页。】

   ★绿林大学★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考试要一概废除★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考试可以抄★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春节谈话纪要（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４６０页。】

   ★考几何我就画个蛋★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论哲学★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也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

   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象航空母舰一样。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０日）】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４年３月）】


   ★评古典作品★
   《西厢记》里的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都是知道的。她是个青年人，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帮崔莺莺、张生那么大的忙，当时那是不符合宪法的，是违反婚姻法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

   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９月４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引述。】

   诗经大部份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

   ★谁打倒谁？★
   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

   ★论武斗★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打仗靠流氓★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论选举★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那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６６７页。】

   ★论国家★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８０页。】


   ★坏事登报一定灭亡★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


   ★小平耳朵聋★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十月）】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你看孔夫子 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传下来了，……大字报我看也要传。譬如讲，工厂里整风，我看用大字报好。如果是一万张，那是头等。如果是五千张，就是二等，如果只有二千张，就是三等， 如果稀稀拉拉只有几张，吃了等。－－（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 的讲话　１９５７、７、８）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 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３、２２）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 ，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 ，也是短期的，鲁国不过几十万人口，只顶上我们一个县那么大， 他那个司法部长只顶得上我们县政府一个科长。他还当过管钱的 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他学了很多本领。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５、８）〔当时毛大谈青年人比老年人强的道理，几乎逢人便讲〕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 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 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 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同上）

   洋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外国人看我们也是洋人，月球上看我们也 是神仙，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学好的……从古以来一般儿子比老子 强，学生比先生强，年轻人比老年人强，看戏人比演员强……孙 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 做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 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４、６）

   赫鲁晓夫过于谨慎，过于不平衡，是铁拐李，不是两条腿走路。 －－（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　１９５８、１１、３０）至于社 会主义，我还想干它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 。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 倒。还有点阿Ｑ味道，但是一点阿Ｑ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１２、１９）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１９５９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 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 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２、９、２４）〔此时 距庐山会议已三年，正在狠抓阶级斗争〕

   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归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句 ，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３、５）

   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习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就证明他的工作未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那么多高血压、肝炎。－－（关于保健工作的讲话　１９６４、１、２４）

   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春节谈话纪要　１９６４、２、１３）

   （苏联产品）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法国资产阶级好办， 还有一点商业道德。－－（同上）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索索，允许学生打磕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有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同上）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同上）

   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左派？－－（和毛远新的谈话　１９６４、３）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ｘｘｘ，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朱元章……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１９６４、３）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　１９６４、５、１１）

   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人不信不立。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他剥削谁呀？……我们没有死，是剩下来的渣子。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　１９６４、６、１６）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大家对他有意见。〕


   主席：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王开始抱怨开会多〕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当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１９６４、６、２４）

   主席：《聊斋》可以读。《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同上）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１９６４、７、１０）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关于哲学问题得的讲话　１９６４、８、１８）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同上）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　１９６４、８、２４）

   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１９６４、１２、２０）

   〔当时正搞‘四清’，人们互相揭发。〕为什么赵紫阳住的那个老贫农家喂条狗？怕人听。 －－（同上）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还是好斗的。－－（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　１９６７、５、１）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１９６８、７、２８）

   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 －－〔以上两句，没有找到出处。但在台湾的复制说明中，是作为‘毛泽东自供’被引用了的。想必应在书中某处，时间也应在六十年代中后期〕




　

　

　

zhuce2003

同意sonia6949 对楼主的质疑。楼主对sonia6949 的质疑的质疑可能需要楼主自己去看一些儒学方面的专业研究书籍就会明白一些了。这么一个论坛里面是不能充分的展开对儒学的研究与评价的，所以，sonia6949 也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回答楼主你质疑的问题。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无论你的诗里面是你的观点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来的那些观点，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这个问题我也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在这个帖子里面回答你，自己看儒学原典再看看海内外的有关专业研究自己去找结论吧。

1.任一观点，都可以谈其是非。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而是泼妇骂街，说什么“生错时代了吧你”！？
2.这也出自拥护以“仁”“礼”为教义的儒学的“人”之口？自己打了自己好大一个耳刮子。呵呵
3.鲁迅说过：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毛泽东有点粗鲁的话也被当作人身攻击的口实。可见有些人儒学修养还差十万八千里啊。这也难怪很多（不是全部）小儒满口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了。
4.郁达夫的观点：没有文化伟人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伟人而不知拥护、爱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5.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某些人看过儒学几本书呢？值得怀疑。

zhuce2003

你的诗只能表明你对儒学的无知。难怪二楼要说你没头没脑。看了楼主的相关帖子，感觉楼主大概是记的名言比较多的高中生或者大学低年级学生而已，根本就没有看过任何原典然后自己独立思考问题得出独立的结论，只会拿这个伟人那个名人的话来撑着。

楼主真是小家子气，无非几句批评就接受不了了，又如何能追随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呢？不过我们的共产主义从来就是毛家主义，因而毛从来就没错过，到现在毛也是批不得的主。
sonia老大看来是个博学之士，尾巴晃动幅度过大马屁难拍阿！
夫子是令人仰视的，而毛是可以平视的！
我只叹夫子这句话：命也乎！（没记错的话）
所以看来生当逢其时，时势造英雄也！
毛算不得农民，地道的政治流氓
不过看了某人的回忆录后，我把政治两字毫不考虑的精简了。
呵呵，大家一起批评我吧，把此佳贴批评成精华贴！
顶！

论儒教的形成  
［ 作者：任继愈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点击数：2410   文章推荐：田诤 ］

《文史精华》第2期（儒教问题专集）（2004年2月1日）
  本期主编：李申

   中国哲学史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发展的，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面貌和性质，正像欧洲的社会历史决定欧洲哲学史的面貌和性质一样。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进行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史研究清楚了，找到它的基本规律，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任务也接近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哪些特点，大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剔除其分歧的部分，总还有些基本上被人们公认的部分。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久而稳定；

   (2)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

   (3)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

   (4)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

   (5)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的六个时期：(1)分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期(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秦汉)；(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期(魏晋南北朝)；(4)统一的封建国家重建、兴盛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5)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期(宋元明)；(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期(清)。以上六个时期，隋唐以前封建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宋元明以后封建社会制度则开始停滞以至僵化。在上述经济、政治形势变动的同时，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了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孔子的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利用机会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对外宁可退让，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汉唐与宋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家，但中央权力却是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方法也越来越周密。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儒家的第二次改造，虽说完成于宋代，追溯上去，可以上溯到唐代。韩愈推崇《大学》，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李翱用《中庸》来对抗佛教的宗教神秘主义。到宋代朱熹则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用一生精力为它作注解。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四书”从十三经中突出出来，受到特殊的重视。

   下面，我们就从汉代起回溯这个历史过程。

   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秦王朝不加掩饰地实行严刑峻法，结果很快覆亡了。贾谊《过秦论》就总结了这一教训。汉初的黄老之术，虽有一时的作用，也不是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能够用统一的神权来维护至上的君权，它能够用祖先崇拜来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它又能够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来掩饰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为了寻求合适的思想体系，西汉王朝探索了六七十年之久，终于选中儒家，出现了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董仲舒为了巩固政治的统一，主张思想统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董仲舒起，孔子被抬上了宗教教主的地位。春秋时期的孔子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术团体的领袖，但常常被嘲弄、被冷遇；汉代的孔子就成了儒教的庄严、神圣的教主，他被塑造成神，成了永恒真理的化身。汉代封建统治者希望人民去做的许多事，都假借孔子的名义来推广，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加强。“三纲”说在荀子、韩非的著作中已开始提出，但那时只是一家之言，表达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汉代董仲舒以后，通过政府把它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东汉的地方察举制度曾规定了许多道德品目，如“孝廉”，既是一种道德品质，同时又是一种做官进仕的条件。儒家的封建伦理和社会政治的制度结合得更紧了。西汉和东汉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他们使王权与神权进一步合流，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把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而不允许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神权凌驾王权之上了。

   中国封建统治者，由于和农民起义打交道的经验多，日益感到利用宗教化的儒学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十分必要。因此，汉代开始采用儒家的经典来为他们的政治、法律的措施作说明。汉武帝时，张汤决狱，要从《春秋》中找根据(其实是捕风捉影，与《春秋》没有关系)。东汉以皇帝名义召开的白虎观的会议，更是用政权来推行神权、用神权维护政权的典型例子。这时的儒家的面貌已经不同于先秦的儒家，孔子地位被抬高了。

   汉代的儒家，先按照地上王国的模特儿塑造了天上王国，然后又假借天上王国的神意来对地上王国的一切活动发指示。这就是汉代从董仲舒到白虎观会议的神学目的论的实质。天为阳、为君、为父、为夫，地为阴、为臣、为子、为妇。天地自然界的秩序被说成像地上汉王朝那样的社会秩序。自然界也被赋予封建伦理道德的属性。虽然没有西方上帝造人类那样的创世说，但也有类似的地方。儒家定于一尊，儒家的经典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理论依据。哲学虽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都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成了六经的脚注，非圣等于犯法。所谓圣人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所崇拜的偶像。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基础。王权与神权紧密配合的汉王朝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分散割据的地方封建势力。政治上出现了三国分立的局面。三国时，商业交换基本停止，不再铸造货币，出现了更典型的自然经济。以王权、神权相结合的儒家正统思想——神学目的论也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这时出现了魏晋玄学，在民间和社会上层相继发展了佛教、道教。这时，我国北方、南方少数民族也纷纷武装起义来反抗汉族的政治压迫。他们的领袖人物中有的是被卖的奴隶，后来起义成功，建立了王朝。1在思想领域，他们首先冲击的是儒家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思想。少数民族统治者信奉佛教。汉族群众信奉佛教和道教。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农民中间广泛流行。

   由于中国广大地区已具有高度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少数民族掌握政权后，由奴隶制社会很快被带进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很快被他们接受。具有中国特点的封建宗法专制主义也还得被重视。因为这一套统治人民的经验行之有效，而这一套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儒家有深远传统。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的，“三纲”、“五常”被儒家说成是万世不变的规范。说“万世不变”，这是古人的局限性，因为古人不知道封建社会以外还有其他生产方式。仅就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论，说它是封建社会“万世不变”的秩序也未尝不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广泛流行，儒家失去独尊的地位，但统治者并未抛弃它，它仍然是封建思想的正统。梁武帝崇奉佛教，但梁武帝的《敕答臣下神灭论》的主导思想仍是儒教而不是佛教。当时的统治者用佛、道作为儒教的补充，三者并用或交替使用。三教之间有斗争，有妥协，也互相吸收。既然封建宗法制度未变，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纲常就不会被抛弃，“三纲”、“五常”的秩序非维持不可。因此，佛教、道教也要适应封建宗法制度的要求，才能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佛教五戒十善，采用的善恶道德标准仍然不能超出三纲五常的规定范围，违反了就是十恶不赦。封建地主以造反为罪大恶极，佛教也认为无君无父是构成入地狱的罪行。难怪宋文帝发自肺腑地说，佛教虽主张出世，但有助于王化。2魏晋玄学否定了神学目的论，但未对儒家的封建宗法制度、三纲五常触动一根毫毛。当时名教与自然的争论，反映了玄学家们如何对待三纲五常的根本态度。不论哪一派，都不敢说不要名教。玄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如王弼，还是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3农民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农民的思想随着生产资料、政治权力的被剥夺，也被迫接受统治阶级的王权神授、天命决定论，也被封建宗法制度所束缚。4

   虽然政治上南北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历史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发展。北方和南方在各自的统治范围内有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北方和南方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有了进一步的融合。许多落后的氏族部落和奴隶制初期的民族，由于同汉族不断交往，相互了解、通婚、学习，很快赶上来，进入封建社会，这就给以后隋唐建立的多民族繁荣昌盛的封建统一王朝准备了条件。

   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有过贡献。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的影响逐步泯除。佛教结束了南北朝各宗派长期分裂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各宗各派；道教也混合南北，形成了统一的唐代道教。佛教、道教各自发展自己的寺院经济并建立宗派传法世系。儒家的经学也兼采南北经学流派，形成具有唐代特点的经学。儒、释、道三家鼎立，都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支持。5三家学说有异，服务的对象却是一家。6朝廷遇有大典，经常让三教中的代表人物在殿上公开宣讲。儒家讲儒家的经典，佛教、道教也各自讲各自的经典，时称儒、释、道三教。儒、释、道所讲论的内容，也逐渐由互相诋毁而变得互相补充。政府命令禁止道教攻击佛教和佛教攻击道教的文字宣传。唐初朝廷举行公开仪式中，有时规定佛教徒在先，有时规定道教徒在先，中唐以后规定齐行并进，不分先后。儒家对佛、道有所攻击，主要说他们不生产、不当兵、不纳税、不负担政府的义务、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等等。但儒家在哲学观点上，则大量吸收佛、道的东西。

   久为人们熟悉的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的代表著作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周敦颐的学术渊源，来自道士(陈抟——种放——穆修——周敦颐)，他们的传授关系是有案可查的。维护周敦颐的朱熹一派，极力否认周氏与道教的关系，给以新的解释；也有一派如陆九渊弟兄，认为“无极”之说源出老子(道教)，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他们提出这不是周氏的主张，不然就是他早年思想体系不成熟的作品。又据记载，周敦颐与僧寿涯也有学术上的交往。7宋代的朱熹与道教的牵连更深，对道教的经典《阴符经》、《参同契》曾大力钻研。儒道合流的代表人物，由北宋上溯，如唐朝司马承祯，由此再上推，到南朝的陶弘景，北朝的寇谦之，都是结合封建伦理学说来宣传道教的。宋以后的道教更是公开宣扬三教合一，如假托吕洞宾的名义的一些宋明道教著作，都在宣扬忠孝仁义等封建宗法世俗观点。

   儒佛互相渗透的情形更普遍，如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梁肃、白居易，这是人所共知的。过去人们对柳宗元、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而信佛，觉得不好理解，有的哲学史工作者出于爱护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感情，对这个现象也进行过解释，对他们的信佛表示遗憾。宋代的唯物主义者王安石，同时又是佛教的信奉者，晚年还舍宅为寺。这些唯物主义者都受儒教的熏陶，并且认为儒佛并不矛盾，可以相通。8以佛教徒和尚而公开主张儒教的，如宋代的孤山智圆，自号“中庸子”，他自称：

   中庸子智圆名也，无外字也，既学西圣之教，故姓则随乎师也。尝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故人亦从而称之。或曰：“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对曰：“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唯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闲居编·中庸子传上》，第19页)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同上)

   自然现象不同于社会现象，它不具有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但智圆用儒家的仁义观点，加以自然生物以道德属性9，与朱熹等以仁义礼智释元亨利贞的思想方式是一个路数。

   至于佛教与道教的合流，交互影响，也是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形成的。道教经典很多取自佛经，这已是公认的事实。10天台宗的创始人慧思，既是佛教徒，又信奉道教长生求仙的方术，要作“长寿仙人”11，史传有明文，并不避讳。

论儒教的形成  
［ 作者：任继愈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点击数：2411   文章推荐：田诤 ］
   从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鼎立发展为宋代的三教合一，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儒教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已具有宗教雏形。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征，尚有待于完善。经历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地推动，三教合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儒家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它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正如佛教奉佛、法、僧为三宝，离开了僧，佛与法就无从传播。宋朝理学兴起的时候，恰恰是释道两教衰微的时候。风靡全国，远播海外的佛教，形式上衰微了，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因为儒教成功地吸收了佛教。看起来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宗教独霸绝对权威，但中国中世纪独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

   儒教这个宗教，看起来不同于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甚至打出反对上述宗教的幌子。清代学者颜元早已指出，程颐的思想“非佛之近理”，乃程颐之理“近佛”(见《存学编》)。还指出：

   其(朱熹)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

   进入高级阶段的宗教都有他们不同的“原罪”说。宣传人生下来就有罪，必须靠宗教的精神训练来拯救人们的灵魂。程颐说：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

   儒教宣传禁欲主义：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臭，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则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莫贵于思，惟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这种禁欲主义，一直成为宋以后儒教修养的中心思想。他们甚至连五欲排列的次序也按佛教的眼、耳、鼻、舌、身五欲排列。

   宗教都要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名称各有不同)。儒教亦宣传敬天、畏天，称国君是天的儿子。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起来，国君被赋予神性。儒教还有祭天、祀孔的仪式。

   宣传“以贫为荣”、“以贫为乐”，也是儒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儒教著作中称赞有道之士“虽箪瓢屡空，宴如也”。穷了，就避免了声、色的物质诱惑。儒教认为生活水平越低，道德品质越高，他们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看作罪恶的源泉，把生活欲望与道德修养摆在势不两立的地位。“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是天理”(《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儒教把一切学问都归结为宗教修养之学。儒教不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纯洁内心；不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不去认识世界的规律，而是去正心诚意当圣贤。圣贤的规格就是儒教规格的人的神化，即典型的僧侣主义的“人”。他们说：

   颜所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以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颜子所好何学论》)

   伊川见人静坐，便叹且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宗教都主张有一个精神世界或称为天国、西方净土，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规、经典，随着宗教的发展形成教派。在宗教内部还会产生横逸旁出的邪说，谓之“异端”。儒家则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的天国。这是人们通常指出的儒家不同于宗教的根据。

   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宗教所宣扬的彼岸世界，只是人世间的幻想和歪曲的反映。有些宗教把彼岸世界说成仅只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在中国的历史上，隋唐以后的佛教、道教，都有这种倾向。以影响最大的禅宗为例。中国出现过许多宗派，禅宗受中国封建文化影响最多，他们宣称“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坛经》)。禅宗主张极乐世界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不在现实生活之外，就在现实生活之中，所谓出家、解脱，并不意味着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西天。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接受了宗教的世界观，当前的尘世就是西天，每一个接受佛教宗教观的众生即是佛，佛不在尘世之外，而在尘世之中。

   宋明理学吸收了禅宗的这种观点。虽然它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却把圣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当作彼岸世界来追求，这和禅宗主张在尘世之中成佛是完全相同的。

   程颢的《定性书》被宋明理学家公认为经典性的权威著作，这种“定性”与佛教禅宗的宗教修养方法一脉相承，所谓“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书》)，即是禅宗的“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把人性区别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人欲”又是挟“气质”以具来的罪恶，实质上是宗教的“原罪”观念。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是一篇典型的宗教修养方法论，是一篇宗教禁欲主义的宣言书。张载的《西铭》也是一篇歌颂“天地君亲师”的儒教宣言，他认为人生的一切遭遇天地早安排定了，享受富贵福泽是天地对你的关怀，遭受贫贱忧戚，是天地对你的考验。天地与君亲本是一家人。二程教人主敬，程颐终日“端坐如泥塑人”。“存天理，去人欲”更是一切唯心主义理学家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他们所谓“天理”，无非是封建宗法制度所允许的行为准则，内容不出“三纲”、“五常”这些儒教教条。儒教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修养，巩固宗法制度。儒教的孝道除了伦理意义外，还有宗教性质。12儒教没有入教的仪式，没有精确的教徒数目，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大量信徒。儒教的信奉者决不限于读书识字的文化人，不识字的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专横的族权，高压的夫权，普遍存在的家长统治，简直像毒雾一样，弥漫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角落。它像天罗地网，使人无法摆脱。

   宋明理学所普遍关心并反复辩明的几个中心问题有“定性”问题、“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问题、“孔颜乐处”问题、“主敬”与“主静”问题、“存天理，去人欲”问题、“理一分殊”问题、“致良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虽以哲学的面貌出现，却具有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实质和修养方法。看起来问题虽多，最后都要归结到“存天理，去人欲”这个中心题目上来。

   宋明理学各家各派，不论是政治上进步的、保守的、唯心的、唯物的，都在围绕一个中心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处理(对待)“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即如何拯救灵魂，消灭“罪恶”，进入“天国”(理想的精神境界)的问题。中国哲学史涉及社会伦理思想的特别多，而涉及自然的比较少，这也是被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奴婢，它的注意力也不在认识自然界而在拯救人类的灵魂。恩格斯指出，特别在近代才突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13，古代不是这样，那时是靠天吃饭，是自然的奴隶，也就没有能力摆脱神学的束缚。西方中世纪神学的中心观念是“原罪”，中国中世纪神学的中心观念是“存天理，去人欲”。这不是谁抄袭谁的，而是封建社会的共性决定了的。只要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必讲天理人欲之辩。只是欧洲有欧洲的讲法，印度有印度的讲法，中国有中国的讲法。

   在资本主义出世以前，人们都受神的统治，神学笼罩一切。因为中外中世纪的经济是封建经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靠天吃饭。物质生产要靠天，精神上就不能不靠天。人们不能摆脱宗教这个异己的力量，统治者则充分利用牧师这一职能来维持其统治。由于这个原因，封建社会里的唯物主义阵营在实力上无法与唯心主义阵营旗鼓相当，唯物主义者总不能摆脱宗教和唯心主义的巨大影响。欧洲中世纪宗教和教会具有垄断一切的势力，曾经发生过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唯名论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但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后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是踢开上帝，抛开神学的外衣，大讲无神论。像斯宾诺莎实质是唯物主义者，还保留着“神”这个外壳。中国哲学史上提出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如宋代的陈亮、明代的王廷相、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对儒教的某一方面的问题有所抨击。14与正统的儒教——程朱陆王的理学在哲学路线上相对立，但他们都抛不开孔子，摆脱不了六经，他们都自称得到孔子的正统真传，假借孔子、孟子的衣冠来扮演革新儒教的角色。他们对孔子这位教主则不敢怀疑。明代的李贽曾提出过“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是他敢于突破藩篱的地方，他怀疑的限度只限于孔子的个别结论，而不是怀疑孔子这个教主，更不是要打倒孔子。他竭力抨击那些口诵圣人之言、败坏封建纲常的假道学假圣人之徒，他提倡忠孝仁义，维持封建宗法制，他是爱护这个制度的孤臣孽子。李贽对佛教五体投地，他是儒教异端，而不是反封建的英雄。

   宋明理学体系的建立，也就是中国的儒学造神运动的完成，它中间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15。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心内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备的落后宗教内容，儒教应有尽有。

   佛教禅宗曾把僧侣变成俗人，以求得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配合；儒教则把俗人变成僧侣，进一步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有人认为中国不同于欧洲，没有专横独断的宗教；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它的宗教势力表面上比欧洲松散，而它的宗教势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控制群众的牢固性更甚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欧洲中世纪设有异教裁判所，中国的儒教对待叛道者使用的教条教规也是十分严酷的。凡是触犯了封建宗法规范，被认定为大逆不道、逆伦灭理的，可以在祠堂里当众处置，直到死刑。更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以理杀人”。被儒教残害的群众，连一点呻吟的权利也被剥夺干净，丝毫同情、怜悯也得不到。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男男女女无声无息地被儒教的“天理”判了死刑。儒教“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必尽除之而后快。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精神的镣铐比物质的镣铐不知道严酷多少倍。

   董仲舒对孔子的改造，已经使孔子的面目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孔丘。汉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在上升时期，统一的封建王朝继秦朝以后，富有生命力，配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形成的儒教虽有其保守的一方面，但也有积极因素。宋明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不幸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机会。宋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推动儒教的发展，朱熹对孔子的改造，与孔子本人的思想面貌相去更远。如果说汉代第一次对孔子的改造，其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那么宋代第二次对孔子的改造，其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

   儒教限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限制了中国的生产技术、科学发明。明代(16世纪)以后，中国科技成就在世界行列中开始从先进趋于落后。造成这种落后，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日趋腐朽，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而儒教体系对人们探索精神的窒息，也使得科学的步伐迟滞。上层建筑对它的基础决不是漠不关心的，它要积极维护其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顽固，儒教的作梗应当是原因之一。

   自从五四运动开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进步的革新派指出孔子是中国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必须“打倒孔家店”，中国才能得救。当时人们还不懂得历史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善于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因而把春秋时期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孔子和汉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封建统治者捧为教主的孔子混为一谈。孔子只能对他自己的行动承担他的历史功过，孔子无法对后世塑造的儒教教主的偶像负责。作为一个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先秦儒家流派的创始人，我们应当给以全面的恰当的评价，历史事实不容抹掉，而且也是抹不掉的。孔子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这是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取得一致的意见。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家的消亡，这是两笔账，不能混在一起。说孔子必须打倒，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儒教应当废除，这是应该的，它已成为阻碍我国现代化的极大思想障碍。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时期，是得力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儒家起了抵制宗教的作用，儒家不迷信，所以抑制了神学的统治。

   中国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说中国有了儒家从而避免了一场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是不对的。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的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

论儒教的形成  
［ 作者：任继愈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点击数：2412   文章推荐：田诤 ］
   宗教、迷信、神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迄今还没有发现过有哪一个民族、国家有过对宗教的免疫能力。不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宗教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中国儒教顽强地控制着中国，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甚至封建社会终结，它的幽灵还在游荡。

   还应当看到宗教有它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上可以有信奉的偶像不同、教义教规的不同，但寻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世界观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特点。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西方与东方形式上有所差异，西方是教权高于王权，中国除从前西藏地区外，则是王权高于教权。但王权与教权的紧密配合，及其禁锢人们的思想的程度，东方与西方没有两样。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历了多少次风雨，儒家提倡的气节，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历史上出现了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当民族面临危机严重的关头，我国出现过不少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应看到，临危不惧、以身殉其理想，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墨子的门徒们为维护墨家的利益、理想，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田横有五百壮士同日自杀以殉齐国；董狐秉笔直书，视死如归。他们都不是孔子或儒家的信徒。还有一些为宗教狂热

的驱使到西方取经的佛教徒，也能不避死亡，策杖孤征。可见把曾子所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坚强品德记在孔子或儒家名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像曾子所标榜的这个要求，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没有做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蒲人的围困，孔子对天发了假誓，作了保证，才逃脱包围。一旦脱离险区，发的誓就不算数了，还自己解嘲说“要盟不信”16。孔子还看不起那些“言必信，行必果”17的人们，他在气节这一点上偏偏表现得不好。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的长处。世界大门已经敞开，可不能再抱着“河东白豕”那种自我欣赏、自我锢蔽的态度。欧洲人的书里也曾讲由于有了基督教的好传统使他们保持了宽忍、忍让、慈爱为怀的高尚情操。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有过深刻体会——当年大炮、军舰、《圣经》、鸦片同时莅临，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高尚情操。所谓宽容、忍让的美德是有的，它出自劳动人民，而不是《圣经》的教训的结果。

   有人认为儒家有爱国主义的好传统，儒家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团结的向心力。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名词，它有实际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有政治抱负的人，到处游说，想依靠一个国家的国君支持他们的主张，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孔子离开了他的祖国鲁国，到处游说，他到过齐国、卫国、楚国等大国。哪一个国君用他，他就在哪一个国家当官。后来孔子的弟子们、诸子百家的领袖们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没有人议论他们背离祖国，或不爱国。战国末期，李斯的《谏逐客书》不但没有想到要好好为祖国效力，而是举出种种理由，规劝秦国君主重用有才学的外国人，而不必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当时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婚姻的联系频繁，视为当然，诸侯贵族曾与邻近的少数民族通婚18。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到了秦汉以后，中国创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国家。这时的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也是平等和睦的。只是来自北方游牧地区，尚处在奴隶制前期的匈奴部落对农业地区经常掠夺，把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内地居民掠为奴隶，这就遭到进入封建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反抗。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加深了民族的限隔。长期的战争和经济交流(战争也是一种代价很高的文化交流)，使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在安定的政治局面下不断得到发展。隋唐皇室就不是纯汉族。唐代任用朝廷和地方官吏，对蕃汉各族一视同仁，这对于封建的发展繁荣起着促进作用。民族融合，和平相处，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地理形势的局限，我国与东南海外的往来关系远不如西北陆上的密切。我国历史上不断地一批一批把西北民族从部落社会、奴隶制社会带进了封建制社会，同时又不断接触一些新的部落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族的自大优越感，以“天朝”自居。宋以后，历代统治者致力于控制内部、防止造反，再加上儒教的长期灌输，从而形成一种极不健康的民族思想意识。对外来的东西，又怕又恨，产生一种儒教变态心理。19

   有人认为有了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团结了中华民族。华侨中多半相信儒家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得力于儒家传统。

   这是用思想去说明社会历史，而不是用社会历史去说明思想，而且这个说明也是不正确的。华人海外谋生，很不容易，他们多半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明清以前出国谋生的华侨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近代中国又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政府无力保护，在海外受尽了凌辱和种族歧视。华侨如不团结，不互相帮助，就难以生存，更不用说发展了。华侨渴望祖国繁荣、昌盛，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中国是一个封建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华侨离乡背井，往往依靠封建宗法关系、同乡邻里关系、行会关系。以这些关系为纽带，加上语言、习惯、经济的联系，自然结成了自己的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可能把“天地君亲师”的神位一齐带出国，但团结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儒教的遗泽。多少世纪以来，世界上失去祖国的犹太人，顽强地生存着，他们都不信儒教。流浪的吉卜赛人，也顽强地生活着，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儒教。

   有人说，儒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培育了许多“取义”、“成仁”、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不错，中华民族是有优秀的传统，在它的历史上也涌现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不能把功劳记在儒家或儒教的账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自强精神是在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要是指反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些优良传统首先体现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也体现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一些先进的人物身上。历来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反抗暴政、反抗民族压迫，最终把封建制度推翻的并不是正统的儒家人物，而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农业、手工业和建筑、绘画、雕塑等方面创造出高度的技艺和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品的作者们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是农民、手工工人和各种巧匠艺师，却不是儒教信徒。否定天命鬼神，高举无神论和唯物论旗帜的并不是儒教正统学者，而是敢于冲破儒教传统的先进人物。宋元及明清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指导思想多半是发不平之鸣、离经叛道之作。近百年来，在民族危亡、社会昏暗的时刻，从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这些斗争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中国重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开辟了道路。这些伟大的运动，一个重要的斗争目标，就是反封建制度，反儒教思想。

   宋明以后的儒教，提倡忠君孝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都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神赘疣。像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由于儒教灌输给他的忠君思想，使他违背了民族利益，放弃已经到手的胜利，自己冤死，国家受难。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说的“成仁”“取义”的名句，虽出自儒教圣训，但推动他行动的根本动力，还是他面临的民族压迫的现实。我们同样应当指出，外来侵略者也提倡儒教，内部的投降派也提倡儒教。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修过孔庙，大小维持会的头目，多为儒教信徒，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群众并没有靠“成仁”、“取义”的口号来作为抗战的动力。

   中国文化确实有好传统，像奋发有为、刚毅顽强、吃苦耐劳、不畏强暴，这都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并非来自儒教，甚至是反儒教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都照儒教的规范行事，那就要脱离生产，轻视劳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神龛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虔诚礼拜，终日静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将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

   总之，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教的地位，就没有现代化的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我们只能沿着五四时代早已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向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前进，更不能退回到“五四”以前老路上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作者附言：这篇文章，是根据1979年访日时所作的“儒家与儒教”学术报告补充改写的

孔子的烦恼（原稿）  
［ 作者：张海晏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12-14   点击数：62   文章推荐：田诤 ］



(现发表的是原稿)



大凡圣人多与厄运相连，厄运成就了圣人，也戏弄了他。孔子便是这样一位圣人。孔子生于春秋末那个叶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血腥时代，可他却高扬起“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思拯天下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平生饱尝了不幸与烦恼。然而，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却是孔子死后的事，如若孔子在天有灵，他一定会生出无尽的烦恼。



孔子这位圣人，亦遵循了圣人的另一铁则，生前郁郁不得志的他却在死后尽享无限荣光。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死，鲁哀公遂称其为“尼父”。这是孔子死后从君王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封号。自此而后，各种封号便接踵而来。如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改谥为“文圣尼父”，北周宣帝追封为“邹国公”，隋文帝赠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孔子为“宣父”，唐高宗赠“太师”，唐中宗封孔子“隆道公”，唐玄宗谥曰“文宣王”，宋真宗加谥孔子曰“元圣文宣王”，后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称“至圣先师孔子”，清世祖易之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而且，不仅如此，曾往儒冠里解手以示轻蔑的刘邦，于公元前196年到鲁地，作为汉朝开国皇帝以太牢祭祀孔子，于是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面对死后不期而至的这种种荣耀，孔子本来应该志得意满才是，但我们却为他高兴不起来。原因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孔子身后的显扬是以其思想的被盗改为代价的，后世尊崇的孔子已不再是孔子本人，而只是宗法专制统治的符号性存在。因而，此种荣耀，又何足求哉。



当然，历史上也有些老师大儒真心推崇孔子、弘扬儒学。如汉儒董仲舒向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遂创独尊儒术的先声。宋儒朱熹亦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可是，历史上的儒学传人往往为一己之私利，一味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与之联手糟改孔子，使孔子原有的人文关怀、理想主义和现实批判精神退色，沦为世俗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注脚，一面招牌，一尊偶像。他们满嘴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实则奔竞于功名禄利之途，追逐于声色狗马之欲。就是上面提到的董仲舒，竟神吹孔子是什么前知千世、后知千世的“大神”，把孔子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而那位朱熹，他为提举浙东刑狱时因与某官员争夺名妓未得，遂向皇帝奏章弹劾其人，这再次证明了孔子的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再看看《儒林外史》描写的儒林中人的龌龊行径，以及根本拿不出像样的道德表现的海外当代新儒家，孔子会作何感想，是不难想象的。



鲁迅说：“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确有几分道理。也正惟如此，历史上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才把孔子当成批判的靶子。东汉王充作《问孔》、《刺孟》，认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礼”。魏晋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明代李贽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并诘问：“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呼？”（《焚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批孔高潮，虽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据查是“打孔家店”之讹传，但“打”与“打倒”实乃大同小异，都是骂的暴力化表达。当然，在今天看来，对孔子的批判似有欠公允，因为归于孔子名下的封建意识形态多是孔子本来没有而后世强加给他的。但也毋庸讳言，权力的兜售者与追逐者们之所以青睐孔子，亦有其内在的思想根据。如《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这正中了统治者的下怀。用齐景公的话说，若不搞君君、臣臣这一套，不事稼穑的统治者只有饿死之一途。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与专制主义难脱干系。当然，孔子也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夏世奚仲造车，驾马服牛，在当时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至于后代仍用牛马拉车，那是因为后人不能与时俱进，后世小子没有理由苛责奚仲为什么不造出火车、轮船和飞机来。想到自己蒙受的委屈，孔子又怎能不愤愤然。



至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家铺子”与“孔家店” 当成了连锁店，堪称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创举。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就差查孔老二的祖宗三代了，其实稍一调查还真有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的父亲“（叔梁） 乞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所谓“野合”者，有学者考证即是“非婚生子”。照此看来，这位中国最大的道德家本身便是不道德的产物。面对于此，孔夫子一准要拍案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然而，否极泰来，一阳得复。“五四”以来被打倒的“孔家店”，到了今日却买卖兴隆。不少商品纷纷贴上“孔氏”标签，加入“孔府”系列，诸如孔府糕点、孔府菜谱、孔府地毯之类，以及“让人想家”的孔府家酒。当然，孔子尽管“罕言利”并轻视商业活动，但能用自己的不朽之名为家乡经济的振兴当当商标、做做广告，想必他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可是问题在于，“旧瓶装新酒”不可怕，可怕的是装假酒。当今是名牌就难逃假冒，谁能保证以“孔氏”冠名的各类商品永远不被“克隆”呢。真假孔子的历史公案已经使他不胜其烦，“孔家店”里的商品再闹出点假冒伪劣的官司来，孔子真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了。



学者们都说中国的历史是“死的拖住活的”，可是孔子的个案告诉我们，分明是活人在对死人不依不饶。面对身后的种种遭遇与烦恼，九泉之下万般无奈的孔子，恐怕会“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借用时下文化衫上的一句流行语来郑重地敬告世人：“别理我，烦着呢！”

北大小学生回赠诸如熊良山之流伪教授两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就纳闷，伪教授为什么不论证儒学的是非，而是猜测（注意，误人子弟的伪教授一贯作风）作者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低年级，呵呵，

zhuce2003

就凭你抬出来一个“任继愈”就已经知道你的水平了，而且还是抬的任继愈1980年的文章。“儒学”和“儒教”什么关系，中国哪些人认为“儒家”是“儒教”，这些问题恐怕你都回答不起。陪你探讨问题浪费我的时间。而且专业问题也不愿意在这样一个论坛里面探讨的。我的所有问题和回复就此打住，其它人愿意陪你的是别人的事情，本人不屑陪你。

kkkyyy

儒教必须打倒! 害人害国害民!

其本质是虚伪! 说不好听是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