狒狒（Baboons）（genus Papio）是旧大陆猴的一种，在大约3600万年以前和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一般住在非洲草原，50到150只为一个群。尽管绝大多数公狒狒成年后会迁移出本群到其他群去，但母狒狒却一直留在自己出生的群里，和她的子代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系。母狒狒的社会等级是固定的，这种线形的等级结构决定了在食源缺乏的情况下，获得食物的优先次序。子代的社会等级则依赖于母亲。
在树林中穿行的时候，狒狒总是给出联系叫声（contact barks）。（Cheney et al 1996 ，Fischer et al 2000）由于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个体总是一齐发出叫声，看起来似乎就像是它们在互相回应对方。但还不清楚这些个体给予叫声的时候，是不是有把自己的位置告诉其他个体的意图，或者这些叫声只是表达了呼叫者自身离群的状态。而这两种解释在功能上是等效的，因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听者都可以使用联系叫声（contact barks）来确认群内其他成员所处位置。但是，这两种情况的心理机制是不同的。第一种解释假定呼叫者意识到其他个体可能不知道群的位置，即使它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假定认为狒狒具备心理理论（参见苏彦捷等，review2004）第二种解释认为只有在狒狒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才发出呼叫，而听者可以从该呼叫中知道其他个体的位置。
区别两种解释对于语言演化的起源至关重要。如果按照（Grice1957）和其他人所说，真正的言语交流只有在交流双方，即听者和说者都可以将对方的心理状态考虑在内的时候才可以发生，那么猴子便不能被认为具有交流的能力除非他们使用像联系信号这样呼叫来有意图的给其他个体提供信息。如果猴子不能识别自己和其他个体的知识状态，那么它们作为提供信息功能的呼叫所依赖的心理机制就从根本上完全不同于人类。基于心理状态的假说认为个体应该可以对其他个体的联系叫声做出回应，即使它们自己身处群的中心地带，没有丝毫迷失的危险。相反，如果狒狒不能理解其他个体的心理状态不同于自身，他们便不能识别其他个体是否迷路了，除非它们自己也处在同样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叫声便简单的表达了自己的状态和所处位置。
采用回放法的实验支持后者。给母狒狒听远处传来的一个联系叫声，它们只有在自己也离群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回应。（Cheney et al 1996），即便这些联系叫声是由它们自己的孩子发出，情况依旧如此。（Rendall et al 2000）。叫声似乎是对压力及潜在危险做出的情绪性反应。尽管大多数联系叫声并不能引发回应叫声，给出叫声却可以引发听者评估自己的位置，这或许会使听者自己也发出叫声，从而至少提供给叫声的发出者一个地点。由于狒狒以及大多数灵长类是可以区分不同个体的声音的，（Wich, et al 2003，Wich, et al 2006 这样，听者便可及时地识别出发出信号者的身份及其位置。听者于是便获得了发出信号者的信息，尽管它们并不像人类那样，是发出信号者有意提供的。
心理理论的缺乏导致了人类语言和狒狒通讯的根本不同。在人类中，对其他个体心理状态的感知是引发语言的一般刺激物：我们通过交谈告知，劝说甚至改变他人所想。但与人类不同的是，尽管猴子似乎可以认识到它们的声音可以对听众的行为造成影响，但它们却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声音对听者知识状态和信念的影响。（Seyfarth and Cheney 2003 ，Wich, et al 2003，Wich et al 2006）
猴子不具备语言能力，所以它们没有心理理论也毫不奇怪。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语言就完全不能推论其他个体的意图和动机。在人类儿童中，推论其他个体意图、动机、指示等对于其后语言的学习及完整的心理理论的建立都有重要作用。（苏彦捷等，review2002）在它们能够形成错误信念之前的很长一短时间，他们可以推论其他个体的意图以及其他个体喜欢或不喜欢什么。
相类似的，尽管大猩猩明显缺乏识别他人心理状态和自身心理状态的能力，，但它们可以理解看见和知道之间的关系。一些实验表明，至少在一些情境中，黑猩猩可以注意一个自己的同类看到还是没有看到，并进而从该信息来推断对方知道还是不知道。但猴子在没有经过培训的情况下，是不能识别注意的这种参照特性的，例如，它们不能通过指或者盯着一个方向来给出一个隐藏的物体的位置。（苏彦捷等，review2002）
同样地，除了联系叫声之外，狒狒的社会交往不仅受不同行为的调节，还要受一系列发声的调节。他们最普遍的发声是一种低振幅的声音grunt，它是表达意图之前的一个信号，用来辅助社会交往。（Cheney et al.1995）由于狒狒是以大型种群的方式居住，这样就会导致接收信号的狒狒很难被辨认出来。例如，在一个典型的社会交往情境中，一只社会地位等级较高的母狒狒走向两只社会地位等级较低的母狒狒，其中一只有子代，另一只没有子代。在社会地位等级较高的狒狒发出grunt之后，有子代的狒狒留了下来，没有子代的狒狒离开了。两只母狒狒如何决定去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眼睛的注视和相对简单的偶然性习得（simple learned contingencies）。发声的母狒狒一般要注视着某一个特定个体，而该个体毫无疑问会对注视方向敏感。同样的，有子代和无子代的母狒狒或许都已经学会grunts和照顾子代之间存在关系。因此，无子代的母狒狒离开了而有子代的母狒狒留了下来。（Cheney et al.1995）
在视觉信号缺失的情况下，对叫声的解释会更为困难。狒狒在树林中寻食的过程中，它的叫声是可以被其他狒狒听见的，但它自身却不能够被看见。由于叫声，例如grunts，是具有个体特异性的（Wich, et al 2003，Wich et al 2006），所以听者可以在不看到发声者的情况下辨别发声者的身份。但在无视觉线索的情况下，听者却很难得知发声者的意图指向的受者，因此而不能给出合适的反应。这里，同样很可能是相对简单的偶然习得指导了听者的反应。
例如，有大约13%的成年母狒狒在发生侵犯性冲突之后，社会地位等级高的母狒狒会朝受害的一方发出grunt。这些grunts似乎扮演了和解功能，它不仅降低社会地位等级较低的个体的焦虑程度，也降低社会地位等级较高的母狒狒自身的焦虑程度，并影响它们彼此之间接下来的交往（Cheney et al.1995）。Cheney与Seyfarth（1997）采用回放法的实验模拟这种具有和解功能的叫声。社会地位等级较低的母狒狒在经历冲突之后立刻给予对手的grunt叫声，并接受观察半个小时。控制组的被试不听grunt或听并未卷入冲突的其他社会地位等级较高的母狒狒之grunt。结果发现听到和解grunts的被试更愿意接近他们之前发生冲突的对手，与未听到和解grunt的被试相比，它们对对手的接近行为也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不同于实验组，没有听到grunt或只听到非对手的grunt的被试，对前对手表现出了明显的抗拒反应。由此可以看出，只是简单的听一个社会地位等级较高的母狒狒之grunt并不能增加被试接近其对手狒狒的可能性。
这些结果都与猴子具备判断叫声指向的能力这一假设有关。被试并不接近对手，除非听到是该对手自己发出的和解grunt。在这一情境中，被试的表现似乎表明它们可以将对手的grunt解释为一种指向它们的友好意图。同样的，由于不能对未卷入冲突的母狒狒之grunt做出反应，即表明它们似乎也可以将该grunt解释为指向其他个体的和解信号。
以上实验提示母狒狒在即使在无视觉线索的情况下，也具有推理叫声指向的能力，而之前的社会交往会影响到它们其后的行为。在听到一个叫声后，听者需要预测该做出何种行为，就必须辨别呼叫者身份，呼叫类型以及它们之前与该呼叫者有过何种社会交往行为。
毫无疑问，偶然性习得在其中亦扮演了一个关键作用。但由于听者的反应须同时考虑以上各种因素，因此这种学习是复杂且微妙的。Hare 等人的实验（Hare et al，2000），作为一个来自合作与竞争情境中的证据，也提示黑猩猩并不仅仅是在形成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结，对线索做出反应。它们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知识，并使用这种知识来解决问题。由此他们认为，黑猩猩的社会交往可能受它们关于社会情境的知识调节。
此外，基于偶然习得的说法不能解释听者一些方面的行为，尤其是它们可以预测一个呼叫是指向它们自己的还是指向其他个体的。例如，一个早期的和解行为研究（Cheney and Seyfarth 1997）发现：在冲突后，听到和解叫声的被试接近对手的几率甚至高于基线水平。如果听者的反应只是简单的由偶然习得指导，他们应该将和解信号简单的与低概率的攻击行为相联系。这只会使它们的行为回归到容忍的基线水平，但不可能增加它们与发出叫声者的交往水平。除非认为母狒狒可以将grunt解释为一种指向它们自身的，具有直接意图的信号，否则很难解释被试的行为。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猴子具有基本的识别其他个体指向自身意图的能力。
Cheney等基于以上实验结果认为：首先，狒狒不能表征其他个体的心理状态是造成它们的通讯从根本上不同于人类语言的原因。其次，尽管狒狒言语产出（production of vocalization）非常有限，但它们却具备从声音中提取复杂信息的能力。通过听其他个体的叫声，听者可以获取社会同伴的信息，这种信息具有参照性，可以独立编码，具有等级性结构，有规则。因此提示我们，在语言演化的最早阶段，即通讯发生之前，是存在一个社交性质的概念结构（formal structure）的，并且这个结构是从发出叫声的个体自身对社会关系的知识状态中发展出来 （grow out）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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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ey, D. L., R. M. Seyfarth and R. A. Palombit (1996).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baboon contact barks. Animal Behaviour 52: 507–518.
Cheney, D. L., R. M. Seyfarth Reconciliatory grunts by dominant female baboons influence victims’ behaviour. Animal Behaviour,1997,54: 409–418.
Fischer J., D. L. Cheney and R. M. Seyfarth (2000) Development of infant baboon responses to female graded variants of bark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Series B 267:
2317–2321.
Hare B, Call J, Agnetta B, Tomasello M. Chimpanzees know what conspecifics do and do not see. Animal Behaviour, 2000, 59:771~785
Rendall, D., D. L. Cheney and R. M. Seyfarth (2000). Proximate factors mediating ‘contact’ calls in adult female baboons and their infan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14: 36–46.
Seyfarth, R.M. and D. L. Cheney Signalers and receivers in animal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3，54:145–173.
Wich, S. A. & Sterck, E. H. M. 2003 Possible audience effect in Thomas langurs (Primates; Presbytis thomasi ):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male loud calls in response to a tiger model.
Wich Serge A. * and Han de Vries Male monkeys remember which groupmembers have given alarm callsProc. R. Soc. B (2006) 273, 735–740
莫书亮，苏彦捷，心理理论和语言能力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
莫书亮，赵迎春，苏彦捷，心理理论的比较认知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4） |
发表于 2008-3-15 00:57:41
发表于 2008-3-16 02:2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