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非首发]《晋察冀日报》与抗战新文化建设

本文系省教育厅课题，曾提交学术讨论会。

                  《晋察冀日报》与抗战新文化建设

摘要：抗日战争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作为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和旗帜，是边区抗战新文化传播和建设的主要载体和渠道，在充分发挥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大力推动边区大众的文化运动，发展和繁荣边区文艺，建立、发展边区的出版发行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晋察冀日报　抗日根据地　抗战新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模范区”的晋察冀边区在根据地建设中致力于“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创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伟大的事业离不开正确的舆论宣传和引导。作为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和旗帜，《晋察冀日报》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仅就《晋察冀日报》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略陈管见。

  一、发挥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和宣传者”的作用，为边区的抗战新文化建设引路导航。
  所谓抗战新文化，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P698)。抗战新文化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首先抗战新文化建设是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其永久的殖民地，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军事占领只是第一步，根本的还是要在意识深处彻底泯灭中国人的反抗意识。因此，在占领区内，普遍实施奴化教育，为侵略辩护，宣扬所谓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抗战初期，由于日本侵略者军事上的优势，在许多人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恐日病”。因此，唤醒、发扬炎黄子孙的自信心、自尊心，激发民族意识，反对奴化教育就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抗战新文化的宣传与建设。因为“只有发扬民族的自尊心，发扬民族伟大雄浑的气魄，加强民族斗争的思想，提高全民族伟大的斗争力量，才能争取民族光荣的胜利。” “必须充分发挥我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发扬民族的自尊心，从而坚定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2]其次，抗战新文化建设是共产党八路军发动群众、壮大自我，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必要手段。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其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又是主体。然而，抗战以来，晋察冀地区成为国民党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势力、乡绅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共产党要在这样的地方立足，就要与种种政治势力竞争，除了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正确与先进之外，观念上的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当时的情况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文化生活比较落后，80%的老百姓不识字，尤其是边远山区，有的村子只有一两个识字的，甚至连一个也找不到，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成为他们思想观念的主体。共产党要让老百姓理解、拥护自己的抗日主张，就必须把他们从旧的观念系统中解放出来，就得让他们识字，提高他们的理解、接受能力，获得他们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只有这样，根据地才能生存、巩固和发展，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再次，进行新的文化建设是共产党奋斗目标中的应有之义。“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P708)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其远景目标中就包括把人们从落后、愚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一种为完成当前具体任务的权宜之计，也是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实现的要求。因此，文化宣传与文化建设是共产党一贯重视的。具体落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甚而表现出条件越艰苦，抗战新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愈强的特点。
  《晋察冀日报》在边区的抗战新文化建设当中发挥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这是和它的党报性质与地位紧密相关的。《晋察冀日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当时的名字为《抗敌报》（为统一计，后文统称为《晋察冀日报》），隶属于晋察冀军区，1938年4月，成为晋察冀省委机关报，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后又成为北方分局的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区党报之一”（聂荣臻语）。它代表党的意志，是党的喉舌。时任晋察冀与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对该报的作用与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晋察冀日报》是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意志和巩固、团结抗日的武器，也是边区人民忠实的舆论代表和行动的指针，它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铁的正规军。”[3]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机关报，是代表最进步阶级说话的，并且代表全边区1500万人民说话。它是全边区人民走向新中国的向导、灯塔。”[4]
   《晋察冀日报》在边区抗战新文化建设中的“正规军”、“向导”、“灯塔”作用，突出表现在，党在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方针、政策大都是通过《晋察冀日报》在边区强大发行网络得以宣传贯彻的。晋察冀边区远悬敌后，受日伪的严密封锁、围攻和分割，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变化不定，共产党有的地方能公开活动，有的地方不能公开活动，造成信息渠道不畅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把党的有关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政策、方针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1，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政令的上传下达的作用，成为“在政治上、精神上沟通党与群众的血管和纽带”[5]，是宣传党的理论和主张，贯彻党的意志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当然也不能例外。具体而言，《晋察冀日报》主要是通过刊登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文件、指示，撰发和转载有关社论、专论和重要讲话，进行广泛的社会号召与宣传，从而实现其在抗战新文化建设中的组织与导向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2月创刊至抗日战争结束，《晋察冀日报》发表的直接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社论、专论就有40余篇，这还不包括转载的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报刊的有关论文○2。其中既有宏观的、方向性的号召，如《论民族自尊心与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论边区的文化运动》（1938年12月29日）、《深入边区的文化运动》（1939年10月11日）、《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1940年8月25日）、《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1944年5月4日）等；也有对于文化建设的具体的指导，如《开展冬学运动、高抗战力量》（1939年12月19日）、《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加强国民教育》（1941年6月6日）、《群众文艺运动的新范例》（1944年12月3日）、《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1945年2月25日）等，内容涉及教育体制、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的形式与风格等方方面面。
  在边区抗战新文化建设进程中，《晋察冀日报》还不断总结经验得失，分析原因，及时提出建设性意见，为以后的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出谋划策。例如，1938年12月29日，《晋察冀日报》发表《论边区的文化运动》的社论，指出边区文化的文化运动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零星、散漫、不普遍、不深入的，远不足以配合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是边区文化运动也带有浓厚的游击的非正规的性质、文化工作缺乏组织性与计划性、对于文化运动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于文化工作抱着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与态度等。针对上述缺点和造成这一缺点的主要原因，社论提出：今后必须：“第一，用一切力量和总后方文化界建立密切联系，取得文化主力的帮助；第二，建立并健全边区统一的文化工作的领导机关，提高文化工作的组织性与计划性；第三，纠正与克服文化工作中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与态度，全面地开展文化运动；第四，大量吸收与培养文化工作的干部，健全文化工作的领导；第五，推进文化工作，大踏步走进广大的群众中去，面对广大的群众，开展通俗的文化运动。”[6]又如：1940年8月25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在充分肯定三年来边区文化教育运动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指出“边区学校教育的最大缺点，是中学以上的正规的学校教育”。进而社论提出，边区今后的具体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依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关于文化教育的纲领， “继续猛烈发展边区的初小教育”，“大量开办高小和中学，……建立并改进大学及专门教育”，“建立并健全学校教育”，“继续提高小学教师质量，改善小学教员生活”，“更广泛的开展群众的识字运动”，“继续发展大众的文化娱乐工作”[7]。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无疑对边区抗战新文化建设事业的深入、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立足边区实际，大力推动边区大众的文化运动。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1](P692)。边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大、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要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面对广大最基层的农民群众。他们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非常低。这就要求必须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将生存（通过战争而自卫）与发展结合起来，将战争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或者把战争与文化看作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晋察冀的文化建设死死抓住这一特点，始终把农民群众当作中心与主体。《晋察冀日报》通过社论反复强调这一点：“边区的文化运动，完全是边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中的产物，它是在敌人不断的猛烈的炮火进攻底下，在全边区广大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同时，这一文化运动本身，也就是边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民族自卫斗争的一部分。在边区，抗日的群众斗争是促进了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却更推动了这一斗争。”[6] “我们坚决执行了广泛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和社会教育的政策，得以极少的财力和人力，使极大数目的失学的成年、青年和儿童，普遍受到了政治和文化教育，这是远悬敌后文化教育运动伟大开展的重要的环节和最大特点。”[7]其目的、任务，一如《晋察冀边区文化教育会议决议案》（1940年6月，边区文化教育会议通过）所言：“以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精神教育人民，以粉碎敌伪的奴化教育政策及一切落后的迷信的复古的与买办性的反动教育，树立全国教育的模范，使教育为抗战建国服务。”[8](P12)
文字是文化的承载这与传承者，边区把以识字扫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当作一项中心工作常抓不懈。“冬学”是当时最基本、有效的教学形式。由于战争与供给的巨大压力，农民平时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来接受正规的教育，基于此，边区政府提出了开展“冬学运动”的号召，动员、组织民众利用冬闲时间识字扫盲。第一次冬学运动开始于1938年，当时《抗敌报》发表了《开展冬学运动》的社论，对冬学运动的意义、课程内容、学习期限等进行了部署。课程内容包括识字、救亡歌曲、国难讲话、军事常识等。从当时农民与抗战的实际出发，寓政治教育于文化提高之中，二者紧密相连。冬学运动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之外就是突出的群众性，这是一种全民学习，集体扫盲的活动，充分尊重群众的特点与创造性，一切有助于识字与提高观念认识的办法都用上了，行之有效的形式被大力推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以民教民，能者为师”，利用一切条件，展开学习，真正实现了“全民皆学”。
  《晋察冀日报》对冬学运动给予充分的关注，几乎每年都发表社论，开始的时候有动员，结束的时候有总结，并在冬学运动开展的过程中积极进行指导、宣传，对新的形式、先进的经验进行报道、推广。尤其对冬学运动的意义与必要性反复予以强调，建设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晋察冀日报》指出：“认为文化政治教育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能进行，或认为文化教育可以脱离抗战而孤立，都不是正确的见解。我们必须抱定在战争中坚持战斗的文化政治教育的信念和决心，开展不但是巩固地区的而且是游击区的伸入敌寇据点附近的冬学运动。”[7]对冬学运动的方法与方向提出了具体了明确的意见：“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冬学运动，我们建议政权、群众团体、当地驻军、先进士绅，共同开会议论。组织各级宣传部门领导我们的冬学运动委员会。冬学运动委员会应负谋划、督促和检查之责。”[9]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晋察冀日报》的宣传、推动下，边区的冬学运动猛烈发展，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据当时的统计，1938年第一次冬学运动中北岳区（平西、雁北未计）即成立冬学3966处，学员181794人；冀中区27个县成立冬学2047处，学员69766人[10](P91)。至1939年底，晋察冀区（北岳区）共办冬学5379处，1940年进一步增加到8373处，入学人数分别达到390495人、520808人；冀中区1939年27个县共办冬学5188处，入学人数达331621人[11](P266)。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冬学运动是一种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对于抗敌大业以及提高群众素质都有着重要意义。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彻底的扫盲运动，尤其是总人口一半的妇女也大规模地被动员到学校中，接受文化教育，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也属创举。

  三、兼顾提高与普及，致力发展、繁荣边区文艺事业。
  边区的文化建设是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因而非常突出普及性、通俗性的一面。这是由当时边区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战争需要决定的。但是，艺术、文化的通俗与高雅向来就是对立而统一的，通俗的形式可以蕴涵高雅的精神，同样一种思想、情感、意识也可以用高雅的、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普及与提高、艺术与政治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偏废一方，另外一方也必然受到损害。同时，边区的文艺也要走出根据地，到后方甚至在世界上发挥它的影响，显示它的实力。这就赋予了边区文化建设双重性的任务：既要“提高文化人本身的文化水平，同时提高边区大众的文化水平。”[12]这里所谓的“文化人”即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边区文化运动的骨干，只有通过提高他们的文化艺术水平，才能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推进人民大众的文化建设，实现提高与普及的有机结合。
边区党和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非常重视广泛团结文化人，尊重他们并为他们自身的发展与提高提供宽松的环境。提出：“应保障其研究、创作的自由和时间，过多的突击晚会，使文化人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研究与创作，会妨碍剧团本身的发展与文化人自身的提高。”[13](P491)同时对某些片面强调通俗的看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如1941年7月，聂荣臻在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非常明确地说：“边区的文化和艺术水准很不齐。一方面是艺术大众化，同时也更使艺术水准提高。如果只谈大众化，则对提高的艺术就不能接受。譬如演外国戏，群众是看不懂的，但不能因此就不演，这是应该演来借此提高艺术，外国戏只有艺术水准较高的人来看，特别是艺术工作者要求有更高的艺术，同时我们要更努力于创作更多的反映现实的东西，使广大人民都能了解，这样才能把自己负担的任务担起来”。[1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边区自上至下成立了“各种文化人的联合组织”――文救会（1939年2月成立，1941年6月改称文联），之下成立了文协、剧协、美协、音协等各专业文化人的团体，“它们的任务不仅是提高自身文艺水平，并且通过文救推动整个边区大众文艺运动”[15](P303)。边区文化艺术水平因此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群众，深入前线，创作了一大批生机勃勃、群众喜闻乐见，反映边区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敌后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晋察冀日报》紧密配合边区文化建设的这一形势和要求，不断发表社论、专论进行宣传。1940年9月8日，发表社论《拥护双十纲领，团结知识分子》，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化’，就是把工农大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而‘知识分子工农大众化’就是把知识分子的生活意识、组织性、坚定性提高到工农大众的水平”[16]。同年10月18日，发表社论《边区文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充分肯定这次大会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这次文救会代表大会的召集和成功，将把边区的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17]
  《晋察冀日报》还对边区具体的文艺创作提出意见和号召。在诸多艺术形式中，戏曲是最灵活、最能贴近群众的形式之一。1939年6月，《晋察冀日报》就边区的戏剧创作问题发表专论，指出：边区戏剧运动是全边区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产物，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战斗作用，戏剧应“迅速反映与报道当地当时的群众斗争、武装斗争的新事件、新胜利……以教育广大人民，动员广大人民”[18]。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号召，创作了越来越多的反映敌后斗争的好戏剧，如《到山那边去》、《齐会之战》、《参加八路军》、《抗日人家》、《游击组》、《马母》、《苦肉计》等，使边区戏剧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15](P344)。
  边区文艺扎根于边区人民大众，服务于边区人民大众。因此边区在发展、提高边区文艺的同时，特别强调文艺大众化，发展大众的文化娱乐工作。在“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指引下，边区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边区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形式无不贯穿着为战争服务、为群众服务，大众化的特点。在1940年11月7日边区举办的首届艺术节上，既有专业剧团演出，又有群众剧团、群众歌咏团演出，既有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诗歌、墙报、街头诗、墙头小说、宣传画等作品，又有群众的街头诗、墙报、壁画等文艺作品，充分显示了边区“文艺大众化”的正确方向。
  《晋察冀日报》把“文艺大众化”作为报导边区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在推广、鼓励各种艺术形式的同时，《日报》一直把群众性、通俗性放到突出的位置。在社论中反复强调：“继续发展大众的文化娱乐工作，使文化娱乐工作深入到村庄中去，普遍大量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剧团和歌咏队，培养村级的文化娱乐工作干部，使广大群众对文化能够进一步的实际参加与享受。” “推进文化工作，大踏步走进广大的群众中去，面对广大的群众，开展通俗的文化运动。”[7] “文艺工作要突破专业剧社的狭小圈子，变为广大群众性的运动。”“使文艺工作与战争生产更紧密的结合起来。”[19]除了一般性的号召之外，《晋察冀日报》还对缺乏群众观点、艺术至上主义的思想倾向进行检讨、批判，发表了《加强文艺工作整风运动为克服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而斗争》（1943年5月21日）、《对边区文艺工作检讨的意见》（1943年5月21日）、《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等社论文章。同时对一些典型的好剧作则给以肯定和总结。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和演出的《穷人乐》一剧，表现的是老百姓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的故事。剧本的创作及演出都是文艺工作这与群众结合的产物，群众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甚至剧中主人公陈福全就是由陈本人扮演。其真实、生动、新鲜自然得到充分的表现与发挥。《晋察冀日报》为此特别发表了专门的社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20]。针对当时边区中流行的看不起秧歌舞的观念，《晋察冀日报》还开辟了大量的版面讨论秧歌舞蹈。在讨论中，各方面基本做到了畅所欲言，在认识到秧歌舞的某些局限之外，对它在当时的积极作用也有了重复跟的认识，统一了思想，使秧歌舞在边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战地动员、群众娱乐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在整风运动中，也存在着对一些过火的地方，如不适当地批评了边区的“艺术至上”倾向，而这种倾向并非如当时指出的那样严重，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晋察冀日报》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抗日战争期间，在激越的民族精神感召下，敌占区、国统区文化界许多胸怀报国之志向的艺术人才纷纷奔赴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他们大都汇聚在《晋察冀日报》的周围，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教育，其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文艺界的骨干分子，也有不少人为抗战文化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曾在《晋察冀日报》社战斗过的周巍峙先生曾经深情地回忆：“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炮火硝烟中，一支朝气蓬勃的文艺队伍应运而生，前后发展人员近三千(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员)。这些青年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抗日，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战斗在太行、五台、恒山、燕山的崇山峻岭之间，挺进在滹沱、永定、沙河、滦河的广大流域，拼搏在冀中、冀东、辽西的广阔平原。这支文艺队伍创造的抗战文艺作品和所进行的革命文艺工作，是我国近代文艺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晋察冀文艺的影响，由此也超逾了晋察冀边区的地理限制，也超逾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年的时间限制。不少优秀作品不仅当时在边区流行，而且在延安等革命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国统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有的佳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直到今天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它们还将长期发挥作用[14]。
  四、适应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建立、发展边区的出版发行事业。
  《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阵地。在敌后战争环境异常残酷、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边区各抗日单位都办报是很难作到的。因此，充分利用《晋察冀日报》副刊创办各自的“副刊”，是边区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加强工作指导、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途径。当时各单位在《晋察冀日报》主编的副刊先后有十几种：边区工、农、妇、青、抗援会等各群众团体主编的《民众》、《抗战农民》、《边区青年》、《边区妇女》、《工人先锋》、《边区民众》、《晋察冀群众》；边区文化团体主编的《剧运》、《文化界》、《晋察冀艺术》、《鼓》；军区政治部主编的《子弟兵》等。此外，还有在整风学习运动中北岳整风区整风学习委员会主编的《北岳学习》，以及在大生产运动中由边区政府实业处主编的《大生产》副刊。这些副刊，多半是主办单位自己组稿，交报纸副刊编辑统筹编辑出版。[21](P434)可见，由于其在出版印刷、编辑方面的突出力量，《晋察冀日报》无可争辩地成为当时文化艺术的中心，是边区文艺工作者、艺术家发表自己作品的园地，没有《晋察冀日报》，边区的文化艺术状况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通过《晋察冀日报》流布四方、传之后世的，比如孙犁的小说《白洋淀记事》、仓夷的通讯《无住地带》等。由于有了这个中心和发表园地，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晋察冀日报》周围，通过《晋察冀日报》实现了他们的价值。1945年张家口解放之后，《晋察冀日报》迁到到张家口。张家口是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所控制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当时为察哈尔省会），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日报的各项事业也有了飞跃。同时，张家口是延安等解放区通向平津等大城市的必经之路，许多全国著名的文化人一度云集张家口，这座塞外山城一度成为共产党统治下的文化中心，《晋察冀日报》也就自然成为凝聚这些文化人的核心。“这个时期（从1945年冬至1946年初），延安大批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和艺术家先后抵达张家口，准备经张市转赴平津或东北。由于形势变化，许多人滞留在张垣，其中有萧三、沙可夫、萧军、吕骥、艾青、杨朔、周巍峙、江丰、蔡若虹、王朝闻、贺敬之等。”[21](P440) 丁零一到张家口就被邓拓委托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而她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以这个时期的生活为素材写成的。郭沫若和茅盾关于解放区文学的评论文章也在《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发表过。
  同时，《晋察冀日报》又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出版中心，许多刊物就是报社印刷的，比如《边区导报》《边区文化》、《新长城》（中共中央北方局主编的政治理论半月刊）、《群众杂志》、《晋察冀群众》、《边区教育》、《五十年代》（成方吾、何干之主编的大型文化与艺术综合杂志）、《晋察冀杂志》（晋察冀日报社主编的供国际友人阅读的英文杂志）等。这些杂志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边区整体的文化水平。此外，报社还编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书籍，为中国新时期的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1938年，在邓拓的组织下，报社用“七七出版社”（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名义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是边区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毛泽东有什么新著问世，报社总要印成单行本，在边区广泛发行，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就是在这里出版的。从此，马列主义书籍陆续被编印出版。“从1938年到1942年的5年内，共出版各类书刊180多种，110多万册。从而改变着北岳区出版极为落后的面貌。”[21](P474)开始的时候印刷条件非常简陋，铅字的数目和种类都很少，在出版《论持久战》的时候，甚至连“投降”的“投”字都要用两个字来拼。后来工作不断改进，水平逐渐提高，1939年，出版了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摄影常识》，为边区培养摄影人才起到积极作用。本书共70页，附表5个，插图18幅，这种比较复杂的图书的出版标志这出版社技术的进步。在抗战后期还出版了一些挂图，还有彩色精印的，如《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图》、《苏联西线图》、《太平洋形势图》、《最新日本详图》等。还出版了许多伪装封面的毛泽东以及其他的马列主义著作，发散到敌战区，起到瓦解敌人，鼓励群众的作用。1941年，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根据地也成立了一些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在业务上一般受到报社的支持。从1942年起，由于实行精兵简政，除军队系统保留自己的出版机构外，政治、群众团体的出版机构都已撤消，或合并到晋察冀日报社中，《晋察冀日报》在文化出版事业中更发挥着砥柱中流的作用。因其在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报社获得“创造有功单位”，给予边币奖励1万元。
  报社还有自己的发行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不断壮大，除了发行报纸外，还发行书刊1941年5月，在报社出版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使书刊的发行工作有所发展。此后，北岳各专区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书店，作为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的特邀代售处。各县也建有自己的文化合作社、文化书店、乡村书店等，作为新华书店的经销处。可以说，《晋察冀日报》也是边区书刊发行网的神经中枢。
  余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大众化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是在激烈的战争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那个时候，笔杆子应该围绕着枪杆子，因为生存第一。但是，在和平时期，笔杆子与枪杆子之间有着广泛的中间地带，其做法当然要与战争年代有所区别。同时，在当时的文化艺术活动中，更加注重大众化与普及性，这种做法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但是艺术贴近生活，扎根生活的原则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晋察冀日报》对于边区群众觉悟的提高、奴化教育的破除、边区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起到了核心作用，某种程度上，它是边区文化建设的榜样与号角。尽管有些做法随着历史的已经过时，但是，有不少经验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尤其是不畏艰苦、 团结一致、勇于创造的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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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谢忠厚、肖银成主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M] .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
[12] 彭真在晋察冀军区娘子神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Z] .1940年7月13日、15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3]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 下）[M] .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14] 周巍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概述[A] .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M]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5] 彭真.晋察冀边区的各种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Z] .1941.谢忠厚等著.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6] 晋察冀日报，1940－9－8 .
[17] 晋察冀日报，1940－10－18 .
[18] 开展边区的戏剧运动――为边区戏剧座谈会而作[N] .晋察冀日报，1939－6－13.
[19] 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N] .晋察冀日报，1944－5－4.
[20] 晋察冀日报，1945－2－25.
[21]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 晋察冀日报史[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robertc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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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发表了，编辑部已经三校了，呵呵～

俺是穷人啊，想买一款下载图书的软件，急需“财富”，可又没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