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周恩来的外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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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周恩来的外交遗产


新华网 （ 2008-03-07 08:23:00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用周总理的外交思想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窦晨、郭一娜发自北京、东京 他是一个爱结交朋友的人。以至于钱其琛有过这样的评价：“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除了怀念，似乎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他和他朋友的故事，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延续？

待客要周到 礼宾无小事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5点以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同事们大都下班了。马保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响起熟悉的淮安口音：“我是周恩来呀！”
  马保奉赶紧说：“总理您等一等，我把司长叫过来。”没想到周恩来却开门见山：“谁管明天卡翁达（时任赞比亚总统）访问的文艺晚会？”得知是马保奉负责后，总理立刻让他记下了新调整的晚会节目单。按照礼宾工作需要，还要送去翻译。
  周总理的朋友们未必知道，这个大国总理接待朋友时竟是如此事必躬亲。
  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礼宾司到2007年退休，马保奉大部分时间都在礼宾司工作，这使他对周总理的待客之道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中苏关系不好时，在接待国宾的宴会讲话上时常批判“苏修”，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会退席抗议。由于讲话一般安排在冷盘之后、上热菜之前，因此就出现了退席使节吃不上热菜的情况。周总理发现后，找礼宾司商量，把讲话时间改在吃完热菜之后，这样即使一些使节退席，也可以让他们吃好饭。
  “周总理就是周到。”不管当时那些驻华使节是否领总理的情，但他的诚意却清晰可见。“今天我们的外交礼宾工作严谨、周到、细致的好作风，就是周恩来言传身教、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对于这笔外交遗产，马保奉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温暖异乡客 历久更弥新

  “我认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是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代理会长的佐藤嘉恭。虽然和周恩来只有一面之缘，而且前后不到2个小时，但用佐藤自己的话说，“那次见面至今还总在记忆里回转”。
  1965年，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中日代表团“意外”相逢。
  当时印尼方面特意为中日两团安排了非正式午餐会。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给随团的佐藤留下“强烈印象”。“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日本代表团团长川岛正次说，‘我认为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两国关系’。当时两国还未建交，所以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说。他真的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会餐结束后，周总理走过来和每位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握手。“那是我和他唯一一次握手。”与周总理见面后的第30个年头，佐藤来到中国出任日本驻华大使。每次他和中国官员提起那次见面，“都感觉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今年已经74岁高龄的佐藤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和他同年代的很多日本外交官都很佩服周恩来。他希望两国都能珍惜相互的友好关系，踏踏实实解决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这也许才是对周恩来最好的怀念吧”。

外交大智慧 能管很多年

  在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所写的《外交案例》一书中，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被当作了“外交大智慧”的案例。
  “当时中国有三种选择，支持万隆会议但不参加；参加但以意识形态划线；参加会议而且力促会议成功。”吴建民说，中国选择了第三条。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成为会议成功的关键。
  “求同存异，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代表了历史的潮流，体现了人类进步的方向，了不起，所以是大智慧，不是雕虫小技，它能管很多年。”吴建民说，十七大报告里“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源于求同存异思想。
  吴建民向《国际先驱导报》透露，外交学院将建“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是为了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吴建民眼中的周总理

  在这位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看来，周总理的外交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窦晨发自北京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采访中吴建民总是调整坐姿的动作，让《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有些不安：“您的腰是不是不太好？真不好意思……”
  “没有啊，我的腰很好。”在外交学院会议室，吴建民的回答一时让记者有些困惑。“我讲话要看着人家，否则会觉得不大尊重，椅子太重，我只有调整自己。”记者突然想起，刚才这位中国前驻法大使说过，周总理对他影响甚深，包括“平等待人”。
  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民，曾经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3月4日，身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他，与《国际先驱导报》的对话就从当年的那段经历开始。

大国总理的气派

  《国际先驱导报》：听说因为早年留学法国，周总理的法语也不错。给他当法语翻译，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吴建民：他可以听懂，而且能够听出来你是不是原原本本地翻给对方，这当然对有的翻译会有压力。我还好，开头有点紧张，但慢慢就适应了。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对很多事情都很严谨、细致。
  吴建民：是。有一次我去人民大会堂给他当翻译，总理露了一面就不见了，那时外宾还没来，总理哪去了？原来在旁边房间刮胡子。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看总理，他的衣冠总是很整洁。尽管衣服并不新，但是给人一种大国总理的气派。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这么细致，在他身边工作也会紧张吧？
  吴建民：那当然，比如文字上的东西，他会具体到给你挑错别字。所以外交部报告的文字都比较严谨，因为总理如果发现有错别字，会批评的。
  《国际先驱导报》：您见过总理发脾气吗？
  吴建民：有的时候总理也发脾气。尤其对有些外交人员身上的“大国主义”习气深恶痛绝，他会骂得你狗血喷头。比如看不起小国，想指挥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风俗习惯，嫌人家落后，总理非常非常看不惯。

外交艺术充满魅力

  《国际先驱导报》：周总理为中国结交了很多外国朋友，您注意到有什么诀窍吗？
  吴建民：周总理跟人家谈话，都讲得很到点子上，不是强加于人，而是讲道理，同时把我们立场为什么这样坚定的道理讲得很清楚。
  我记得一次他会见非洲某国客人，会谈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6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1998年我去法国当大使，当时参与会谈的一位该国外交官正好也在法国，他居然还记得当时周总理的讲话。为什么呢？该国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独立后受到法国的压力，他们就想完全依靠中国。周总理当时就说，我们虽然同情你们斗争，支持你们斗争，但到底离得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句话很形象，把很复杂的关系变成一个简明易懂的比喻，人家会觉得有道理。
  周总理总能设身处地为对方去着想，很尊重小国。他可以从深夜11点谈到早上5点，一个大国总理，又是文革期间，那么忙，对方当然非常感动，感觉中国是真诚的。所以中国和非洲关系那么好，非洲人后来把中国人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当成自己的事情，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国际先驱导报》：每个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高超的外交艺术都有自己的概括，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吴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我在自己写的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情：1955年4月16日，在飞往万隆会议中途，经过新加坡时遇到雷雨，飞机只得迫降，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听说周总理来了，提出与周总理在机场贵宾室会面。那时新加坡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在当地特务活动也很猖獗，出于安全考虑，同行的人都建议他不去，周总理的态度是，送上门的工作为什么不做？他是前英国首相的儿子，“不做岂不可惜？”

总理让我终身受益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的言传身教对您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有什么影响？
  吴建民：举个例子，我在法国当大使，一个法国大公司头头要见我，但他突然有事不能来。他的二把手说，能不能代替他来见我？我其实也可以让他见我的副手，这在外交上不失礼，但是我说可以呀，结果她很高兴，觉得我尊重她。这是一位女士，她后来当了法国核能集团的总裁，很能干，和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外交总要考虑机会来的时候不要拒绝。
  《国际先驱导报》：您曾说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就有意识去学习吗？
  吴建民：当时年轻，有的理解，有的也不一定能理解，但年轻人记忆力好。我记得1971年11月，我作为中国派出的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赴纽约工作，代表团离开首都机场那天，周总理带领大伙绕场一周，接受工农兵欢送。我那时是三等秘书，小萝卜头啊，要求我们先上飞机，让领导最后上，我们铛铛铛跑上弦梯，周总理回头一看，“怎么上去了，还没和你们握手呢，都下来”，我们就又跑了下来。
  我当时就感觉，这几年总理老得真快，头发都白了。握手时我不由得冒出一句“总理多保重”，他眼睛看着我，很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这是我和总理最后一次握手。这些年来，很多事情过去了，但是总理这个举动我不会忘。
  在他身边工作的6年，当时是一种尊敬的心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记忆经过自己的思考、咀嚼，慢慢品出其中的道理，化为我们的行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8-03/07/content_77356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