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王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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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王德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医药的不可替代性和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最近几年，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发展较快，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令人鼓舞。但是，中医药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很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目前我国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
　　一、中药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骤减。中药资源极度濒危。中成药大量取材于动植物，过度利用、采集、捕猎野生动植物使很多物种数量骤减，极度濒危。曾遍布我国北方的甘草，如今竞很难觅其踪影。甘草在中医药中用量很大，我国一年消耗的甘草多达4万吨以上，其中85％来自野生。虽然人工种植甘草技术已经成熟，但需5年成长期和成本投入。曾经遍布淮河以南半个中国的石槲是“脉络宁”的主要原料，但是石槲现在我国几乎没有“经济产量”了，所需的1万吨药材基本靠从越、泰、缅、老等国进口。我国目前出口的中成药中与麝有关的有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麝香保心丸等，用赛加羚羊入药的有银翘解毒片、天津感冒片、长城清心丸等，龟、蛇类多用来制膏、酒或蛇粉，海马则被做成三鞭丸、海马补肾丸、海马强壮丸等等。而这些动物都已经在国际濒危动植物种贸易公约限定的附录中。
　　二、西医超常发展，传承的中医发展受到抑制，中医力量不断萎缩，纯正的中医后继乏人。我国传承的中医，治病效果好，临床水平高，治疗成本低，深受群众欢迎。但是，这些中医往往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中医的发展受到抑制；中医的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中医的数量越来越少。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1962年34.4万人，1970年22.5万人，1989年37万人，2001年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西医超常发展，西医医生1949年8.7万人，此后年年增长，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综合医院发展快，中医院发展缓慢。我国目前共有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2449家，二者之比约4: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全国医药高等院校西医院校多，中医院校少。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72所，综合院校中含西医的22所，成人西医高校10所，中医院校28所，中医成人院校1所，综合院校含中医的3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三、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却日益衰退。我国的中医院校每年培养的学生不少，但培养的学生真正了解中医的却为数不多，在中医科研上有所成就的只是凤毛麟角，能成就名中医更是罕见。究其根源在于中医教育的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例如，在课程安排上，西医理论学习是必考课程，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不必考试；在技能培养上，西医的各种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在中医院校招生和教学时，外语是硬要求，古汉语训练却是软要求，其结果导致许多学生不重视中医古籍著作的研读，弄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等。中医药硕士、博士生是按照西医培养的要求重仪器重实验，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因此，不少中医硕士、博士甚至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多数很难成为真正的中医。中医药硕士、博士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工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
　　四、中药国际市场的洋中药对中医药危害严重，我国占全球中药市场份额越来越少。中药国际市场每年交易额约33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遗憾的是我国只占全球中药市场份额的3％左右。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利用其先进的技术肆无忌惮地仿制中国中药。耶鲁大学用中国一张1800年前的中药处方，启用现代生物技术制成的药剂，与其他化学药物合用，治疗肠癌的效果非常好，并且副作用少；日本一家中药企业用中国的“六神丸”配方和地道中药原材料制成的“救心丹”，以“洋中药”身份畅销我国，去年在我国的销售额高达1亿多美元。2003年我国中药出口突破7亿美元大关，较前些年有了较大增长，但这个出口额还不及日本“救心丹”一个品种；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出口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额的50％，且其价格比我国人参高出10倍左右。统计显示，“洋中药”已占领20％的国内市场，“洋中药”抢占我国市场势头凶猛，动摇着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地位。目前中成药国际市场的销售额每年约16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到了80％，韩国占10％，而中国只占5％左右。与此同时，“洋中药”纷纷在我国境内抢注中药专利，通过对我国的中药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以“洋中药”的品牌分食国内市场。我国在国外申请中药专利有3000多项，而外国在我国申请的中药专利却高达1万多项，而且“洋专利”占我国医药领域高新技术的80％以上。目前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外国公司在海外申请了专利。造成中国中药无形资产的大量流失。
　　五、中药出口问题突出、得不偿失。一些国家迅速抢占了国际市场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百年老号“世一堂”现有30多种中医药产品出口到20多个国家，但是每年出口总额不到30万美元，仅占国内销售额的10％。更尴尬的是，每一种药品在出口的时候，总是偷偷摸摸地将药品作为保健品或者食品出售。日本是目前我国中药出口最大的市场，对日出口中药中，原材料性质的药材占近80％，中成药出口仅占7％左右。而对韩国，我国中药出口的另一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比重中，低附加值药材占总金额比例高达94.6％，成药仅占1.6％。珍贵中药材正加速被日本、韩国等国家以较低价格从我国买走。日韩从我国进口中药材后通过自身的研发和加工，制成附加值较高的“洋中药”，迅速抢占了国际市场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目前，国际市场的中药销售额每年达300亿美元以上，其中，日本汉方药占70％以上，韩国药约占10％，而我国中药所占的5％的份额中70％为廉价中药材。同仁堂每年出口金额达到2000多万美元，而美国药品食品检验检疫局将同仁堂的很多药品作为食品添加剂，而不是药品，这样给同仁堂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天津口岸中药出口仍以价低、资源消耗大的中草药原料为主，科技含量很低。其中，天然植物药原料占90％以上，天然植物药制品比例较小，并且呈下降趋势。在出口的中药饮片中，尽管也有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但仍然是原料的形式。
　　六、珍贵的中医古籍保护乏力。大量中医古籍流失海外。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印了很多医籍，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尤其帝国主义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瓜分，所以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且很多珍贵的中医古籍流失海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海外著名博物馆都有收藏。现在国内能见到的针灸明堂图，一般都是清代、民国时期的。但大英博物馆有一张残图是唐代的，出自敦煌，堪称是举世无双的孤品。收藏中医古籍水平最高的是日本藏家，其整体质量胜过中国。很多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大体都在日本，我们无法匹敌。比如像中医里不可或缺的《外台秘要》和《备急千金要方》，我们连明版的都很稀见，而宋元版在日本。其中南宋版的《备急千金要方》在20世纪末，日本人精印后，送每位驻日大使一部。不管是中医、中药，包括中医古籍，的确到了非挽救不可的程度了。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明清医书已很少了。但民间及许多中医师还保有很大部分。现在不加以保护、抢救，未来我们研究自己老祖宗的文化还要到日本去“取经”。
　　七、中医医院的地位不断弱化。中医药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我国有中医院2500家左右，但大多数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医院。这些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诊断病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中药西药并用，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一些中医医院与真正的中医临床基地形成巨大反差。之所以如此，一是多数中医已不习惯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必须借助于西医仪器才能看病了。二是医生为了收入，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医疗仪器设备与西药。西药价高、仪器检验昂贵，医院创收靠它，医院评级升级也靠它。中医中药价格极为低廉，靠它根本无法养活医院。三是中医治病特别是治危重病人的医疗法律标准不规范。用中医方法抢救病人，医疗事故往往要负主要法律责任，西医方法则无此担忧。我国的中医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研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西医作为唯一考核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的“实践标准”，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能算数，已是司空见惯。例如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有关部门却长期不予承认；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等。
　　八、中医药的不断西化。导致中医药基础理论长期徘徊不前。几十年来，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丧失了主体地位，从“中医研究”变成了“研究中医”，主要是用现代西方医学来研究、解释中医，把西方医学思想认为不能接受的东西或不能为西药所用的东西，统统斥为“不科学”。例如，对中医药的认识仍然处于粗浅阶段，简单地认为中医药不符合现代科学模式而不予认可。又如，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的出现，出现了过分追求在细胞、分子层次进行物质研究的倾向，因此，越是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离高级生命越远，离临床越远，离中医药越远。再如，近几年中医药基础研究课题中，95％以上是实验研究，内容差不多全是药理学实验，或某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方法，这些都背离了中医药研究的主要方向。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忽略传承和割裂中医的历史研究。这是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因此出现了凡中医都是不科学的，要中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用西医的语言诠释中医理论。
　　九、以药养医的医疗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医药临床的应用。1980年，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到2000年下降为不足15％。与此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98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55％；特别是农村，95％以上农民自己负担医疗保健费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医疗体制不合理。医院采取以药养医的模式，使居民和国家不堪医疗重负。现行医保模式使得各医院，尤其是大医院为了经济效益，在引进技术同时，也引进了过多的核磁共振、中子刀、伽马刀等高技术设备。引进高技术设备已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利益驱使是其主要动机。耗费了巨额卫生资源的同时，也使得医药费用剧增。而派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不管是否需要都要使用这些仪器，因此，药物滥用导致费用激增。多年来，药品收入一直是医院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一般医院药品收入高达医院总收入的55％以上。在这种医保模式下，只有获得医疗保险的人群，才能享受得起这种服务，受这一模式的影响，在中医院里也出现了诸多不良倾向，如：小病大治，中医大夫开西药，增加不必要的检查，诱导病人长期服药、购买贵重保健品及不必住院的病人住院等，这些也都是“以药养医”的直接结果。尤其是“中药现代化”、“产业化”等，促使药费升高，使很多价廉效优的常用药被斥为“粗糙、落后”产品而逐渐消失。在这种“以药养医”的机制体制下，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