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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勺糖

抗日英雄 希望大家猜猜 然后拓展下 谢谢！

ouju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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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
【谢晋元】（1905-1941）民国抗日将领。字中民，1905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蕉岭县一个农民家庭。

1925年12月，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37年在淞沪抗战中，“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军屡受重挫，不断增调援兵。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谢晋元受命率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411人向南推移，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谢晋元带领部队穿过敌人猛烈的炮火，于27日晨2时进驻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为了迷惑敌人，号称800人。曾奉命率部死守上海四行仓库仓库，坚守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世人誉为“名震中外的八百壮士”，而谢晋元的英名也被人民广为传颂。

闸北区的“四行仓库”原为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在上海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抵抗鬼子的中型山炮轰击。

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上海人民无不敬佩感泣，把他们誉为“八百壮士”。每天从早到晚，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表示对四行仓库孤军的尊敬和关心。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国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不久，以《歌八百壮士》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

日伪特务机关为收买谢晋元，曾派人以50万元、师长之职诱降，被谢晋元严辞拒绝。敌人决定杀害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率官兵出操，发现几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已被汪伪特务机关收买的这几个民族败类，用匕首将谢晋元刺死。谢晋元时年37岁。

全国，特别是上海的民众得知谢晋元遇害的噩耗后，极为悲愤，各界人士纷纷用各种方式悼念抗日英雄。4月25日前往送葬者达7万余众。同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壮举，并抚恤其亲属。1982年，谢晋元的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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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用猜，我认识，谢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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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1905-1941）民国抗日将领。字中民，1905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蕉岭县一个农民家庭。

1925年12月，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37年在淞沪抗战中，“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军屡受重挫，不断增调援兵。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谢晋元受命率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411人向南推移，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谢晋元带领部队穿过敌人猛烈的炮火，于27日晨2时进驻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为了迷惑敌人，号称800人。曾奉命率部死守上海四行仓库仓库，坚守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世人誉为“名震中外的八百壮士”，而谢晋元的英名也被人民广为传颂。

闸北区的“四行仓库”原为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在上海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抵抗鬼子的中型山炮轰击。

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上海人民无不敬佩感泣，把他们誉为“八百壮士”。每天从早到晚，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表示对四行仓库孤军的尊敬和关心。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国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不久，以《歌八百壮士》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

日伪特务机关为收买谢晋元，曾派人以50万元、师长之职诱降，被谢晋元严辞拒绝。敌人决定杀害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率官兵出操，发现几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已被汪伪特务机关收买的这几个民族败类，用匕首将谢晋元刺死。谢晋元时年37岁。

全国，特别是上海的民众得知谢晋元遇害的噩耗后，极为悲愤，各界人士纷纷用各种方式悼念抗日英雄。4月25日前往送葬者达7万余众。同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壮举，并抚恤其亲属。1982年，谢晋元的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的右侧。
【谢晋元故居】



  谢晋元故居位于中国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尖坑村，由谢晋元曾祖父在清代咸丰年间建造。房屋座西向东，为沙灰瓦木结构、三幢合面两门楼平房，占地面积1080平方米，建筑面积675平方米，两座大门分别命名为“儒林第”和“荆树居”。


  为弘扬将军精神，蕉岭县人民政府1998年拨专款赎回已散失的故居房屋，整修后批准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拨专款兴建了谢晋元纪念馆，与故居原有建筑相连互映，并珍藏了大量展现将军生平事迹的图片实物。谢晋元故居每年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华裔子孙及国际友人前来景仰参观。上图为谢晋元将军故居


　谢晋元将军1905年生，广东梅州市蕉岭县人。1925年，在广东大学预科肄业。同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1926年10月毕业，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后调到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在济南讨伐孙传芳战斗负伤，愈后先后任武汉要塞、河南省保安处营长、中校团副及旅部参谋主任等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任陆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参谋主任，参加闸北八字桥战斗。后任五二四团团副，团长牺牲后接任团长，率部驻防北火车站，与日军对峙二个多月，10月26日，日军疯狂向驻地防线发动进攻。他率领第一营的400余官兵，坚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后撤。10月27日，上千的日军进犯，他沉着应战，号召壮士“要人在阵地在，誓与日军血战到底！”激战一天，毙敌80余名。率部孤军死守危楼，誓不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为国内外瞩目，赞誉他们为“八百壮士”。28日凌晨，官兵又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中国国旗，表示捍卫祖国尊严，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接着敌军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形势险恶。29日，写下遗书：“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30日，接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31日，敌又以飞机大炮攻击四行仓库(下图)，他以3挺机枪掩护，率部冲出重围，退入租界。坚守仓库4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名，写下中国抗战史上极为壮烈的一页。他受到上级通令嘉奖，升任为上校团长。部队退入租界后，正待整装再战，被英军解除武装，送往胶州路“孤军营”，受尽凌辱。他满腔悲愤，每日清晨带领孤军唱国歌，举行精神升旗仪式，出操上课，教育部属勿忘爱国军人的人格和国格。1938年8月11日晨，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率部升起国旗。当天下午遭到万国商团外籍军队包围冲击营房，夺去了国旗。他指挥壮士展开搏斗，4名壮士牺牲，100余人负伤。孤军被送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幽禁。他下令开展绝食斗争。工部局被迫让步，将他们送回孤军营，奉还国旗，抚恤死难壮士，并对此事件表示歉意。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派员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诱降，他严词斥道： “尔等行为，良心丧尽，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为民为天职，余志已决，决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休以狗彘不如之言来污我，你速去，休胡言。”（下图为谢晋元与其手下的四名连长）敌伪见软硬兼施无效，
谢晋元与其手下的四名连长于1941年4月，被日、伪收买的叛兵4人在24日早操时，乘他不备，用匕首将其刺死。遇害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5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追赠为陆军少将。上海10万民众前往瞻仰遣容。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典型”。蒋中正誉其为“精忠贯日”,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建立晋元中学高级、蕉岭县建立晋元中学作为纪念。1983年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桥万国公墓重建其陵墓，以彰其“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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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答案：卫立煌。[/hide]

oujunzhu

]卫立煌（1896—1960年），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第十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八军军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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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小柯

]卫立煌：第六名将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hide]

=5000]卫立煌

一点也不象范伟啊。[/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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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人物简介
卫立煌（1896—1960年），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第十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八军军长等职。

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华中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1937年9月，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后，又沿长城向西，以图会攻山西，占领太原。敌军先后攻破雁门关、平型关各口。为挽救山西危局，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忻口战役总指挥由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10月1日，日军与防守崞县的中国守军遭遇，发生战斗，忻口会战揭开序幕。10月5日，日军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崞县、原平先后失守。接着，日军又出动30架飞机轰炸中国军队的中央地区，并以战车、火炮掩护步兵5000余人向南怀化阵地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中国守军浴血奋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为争夺204高地，组织多次冲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24小时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各师积极配合，接受卫立煌统一部署，并向日军两翼及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中国守军的作战。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1941年，卫立煌曾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1943年奉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率部打败盘踞于滇西和中缅边界的日军，与中国驻印军一起，打通了滇缅公路。解放战争后期，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于1955年回到北京。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
卫立煌将军是国民党军中的“五虎上将”之一。他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员起步入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走到了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的人生巅峰。他身经百战而身不挂彩，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奇迹。1939年，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就高度赞扬他对华北保卫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白丁将军
“祖父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年2月16日出生于安徽庐州义兴（今合肥市郊区肥东县）卫杨村。他少年时代正值合肥各地瘟疫流行，他的不少家人相继病故，年幼的他因无钱上学而沦为白丁。”卫修申说。卫立煌打小就对军旅生涯十分神往，1912年初，15岁的他便只身来到安徽和县学习军事知识，1916年到广州，投入以朱庆澜为省长的广东省防军，
并在“二次革命”时参与了坚守和州的战斗。1914秋，卫立煌又孤身前往武汉，进学兵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毕业后前往广州投入粤军，进入孙中山卫队当兵，不久便升任警卫团排长，跟随在孙中山先生左右。1918年，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卫立煌率百人乘乱直捣敌方指挥部，依靠胆气与过硬的军事知识扭转了所在部队的败局，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后，年仅22岁的他又被提升为营长。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巧施“空城计”固守阵地，未放一枪便使敌军因摸不清底细而离去，顺利完成了守备任务，旋被提升为团长。
1926年7月，卫立煌率军参加北伐，升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在北伐途中，其部与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不断发生战斗，当部队行至粤闽交界处的松口时，他指挥所部与孙传芳部激战了六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凸显卓越军事才能的他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3月，当东路军光复南京时，卫立煌所部又与孙传芳部鏖战于南京郊外的龙潭，大败敌军，使南京转危为安，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第5军军长。但一向反感蒋介石的他却不卖帐，称病到上海休假，弄得蒋介石一鼻子灰。
此后不久，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正当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相继北上之际，石友三又突然在浦口倒戈，南京顷间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得让卫立煌速回安徽组织军队保卫南京。卫立煌认为南京有孙中山先生的陵园而应该去保卫，最终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号令。到安徽后，他迅速组建了多由合肥子弟组成的第45师，亲率这支子弟兵赶到南京与石友三部激战，很快便击溃石友三部，解除了南京之围。
抗日名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祖父奉命率部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丰台一带与日军第45联队遭遇，从8月9日到9月10日间，祖父指挥着他所率的各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交战，大挫了日军的锐气，他的名字因此而在日军阵营中传开。”卫修申说。
1937 年10月，卫立煌擢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亲率10余万官兵在山西忻口抗击日军约14万人的进攻。在忻口会战中，卫立煌指挥所部官兵奋勇作战，坚守了近一个月，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粉碎了日军突破晋西北防线的企图，再次挫败了侵华日军的锐气。1938年2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阻击日军。
经过对抗战形势的认真分析后，卫立煌发现：日军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而中国军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最有效的打击手段，为此，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日军由北南下的师团，以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及敌后作战。 1938年2月17日，他指挥所部在太行山一带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与日军恶战了10天，始终寸土不让，直到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后才率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
1939年1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同年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同年9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携手抗日，在中条山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一位抗日名将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军事奇才，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高度赞扬他对华北保卫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1941年10月初，因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被更换为“中国通”冈村宁次大将，日军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河进犯郑州，守备空虚的郑州陷落敌手。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战略重镇，不可丢弃，于是便亲自率领部队于10月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硬是将郑州从大军压境的日军手中夺了回来。
1942年1月中旬，在卫立煌率部的坚决阻击下，中原重镇洛阳的形势暂时得以稳定，而他却因“亲共”之嫌，被蒋介石革去了二级上将军衔并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当他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时，沿街群众都自发设置香案来为这位因战功显赫而遭削去兵权的抗日虎将饯行。


挥师滇西

1943年7 月，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失利，滇西大片国土沦陷于侵华日军之手，国际援华抗战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信道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卫立煌又被再度起用──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及相关支持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展滇西抗战，以扭转国内抗日战场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卫立煌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50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屯，以便就近了解前线敌情并指挥部队。非但如此，他还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都依法效仿，将司令部或指挥所逐次前移，既减少通讯联络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指挥作战。
与此同时，卫立煌还积极争取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按照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厉兵秣马地部署对日作战。除对滇西远征军30个师的官兵进行美式训练外，他还恳请美军为中国军队培训了500多名军医，在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请了大批美国军医随军服务。此外，他还命令部队反复进行战前的渡江演练，以至于远征军在后来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过程中，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奇迹。
卫立煌认真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严密的反攻作战方案。1944年5月11日拂晓，卫立煌向第54军下达了「强渡怒江、向驻守滇西的日军实施反攻」的命令，54军将士使用橡皮艇、竹筏、汽油桶等渡江工具，分几路从惠通桥、三江口、攀枝花、粟柴坝、双虹桥等渡口同时大举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动进攻，揭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


激战腾龙

由于日军第56师团在松山、龙陵、腾冲、平戛等重要据点部署了重兵及坚固工事，中国远征军在进击这些据点时付出了沉痛代价，也大大减缓了向前推进的速度。其间，卫立煌将军多次深入前线阵地察看敌情，与所属各部抗日将领们认真分析战场形势，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
6 月23日，卫立煌电令担任右翼的第20集团军在空军的协作下，向驻守腾冲城内的日军发起进击，第53军旋即渡过龙川江，分东、北两路直趋腾冲坝子，向腾冲城外的宝凤山、蜚凤山、飞凤山、来凤山四大日军坚强阵地发起进攻，经过近一个月的分头围攻，相继拔除了日军在城外四凤山上设置的外围阵地，将腾冲守敌全部压缩到不足3平方公里的城内。8月2日，第20集团军以4个师的优势兵力向腾冲城发起攻击，通过飞机大炮轮番集中轰击和组织工兵掘壕爆破，于8月中旬将日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城墙防线全部攻破，远征军随即突入城中与日军巷战。经过历时一个月的激烈巷战，远征军终于于9月14日拔除日军在腾冲城东北角的最后一个暗堡，歼灭日军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及其所辖的3000多名日军，成功收复了有“极边第一城”美誉的腾冲县城。
主峰海拔2267 米、由20多个大小山头组成松山，东临怒江，西连龙陵，山高谷深，地形险绝，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塞，被西方记者称作“东方直布罗陀”，日军第 56师团113联队主力3000余人在这里修筑了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扼要坚守。中国远征军担任左翼的第11集团军第71军主力万余名将士，自6月1日起从正面仰攻松山，但经过一个多月的强攻却始终无法攻陷，攻山任务最终落到了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第8军身上。从7月5日起，第8军通过采用炮兵集注轰击软化敌阵、步兵波浪式冲锋推进策略，逐个攻克了松山前沿阵地，并于8月初围攻松山主峰，但因日军工事过于坚固，在多次使用飞机重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死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的情况下，只得改用坑道作业，从日军碉堡下方150米处开凿两条直达山顶的爆破隧道，填塞3吨TNT炸药，于8月20日上午同时引爆，摧毁了日军建造在松山主峰上的坚固工事，随即又居高临下荡平了松山主峰后侧的马鹿塘、黄土坡、黄家水井等处日军阵地，歼灭日军1200余人，于9 月7日成功收复松山，打开了滇西大反攻的前进信道。
东通保山、北接腾冲、南控芒市的龙陵县城，是滇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9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左、右两翼部队分别克复松山和腾冲后，乘胜西进，在龙陵城外会合并夺取了龙陵四周高地并切断芒市到龙陵的公路交通。10月29日，卫立煌下达了总攻龙陵的命令，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歼灭日军10640人，于11月3日夺回龙陵。


芒畹荡敌

克复腾冲、松山、龙陵之后，远征军1945年元旦逼近畹町国门。1945年1月3日，卫立煌令中国远征军中路主力沿滇缅公路向畹町外围守敌发起进攻，经过反复争夺，于同月19日攻克畹町东北屏障黑山门，20日攻入畹町街，歼灭据守畹町一带的日军第56师团余部5000多人，光复了滇西地区的最后一块失地──国门畹町。
值此时节，入缅作战的中国驻印军一边向据守缅北地区的日军进击，一边修筑中印公路，已经向北越过了缅甸南坎。卫立煌命令中国远征军跨越过中缅边境，与中国驻印军一道夹击逃窜到缅北地区的残余日军，并于1月27日在缅甸芒友同中国驻印军胜利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大反攻胜利结束，缅甸战场形势因此大变——1945年2月20日，中国驻印军进入新维，3月8日攻占缅北重镇腊戍，5月1日收复仰光并完全光复缅甸。
由于滇西大反攻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呼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反攻，卫立煌因此获得了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4月，功勋卓著的卫立煌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将军挥师滇西大反攻的创举，令中外军事界都为之震惊，美国《时代周刊》曾用较大篇幅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他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辗转赴港

　　1948年10月31日，沈阳“失守”。此前一天，经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活动，国民党空军的一架专机将被困沈阳城中的东北“剿总”司令兼代行辕主任卫立煌接出，经葫芦岛飞回北平。卫立煌料想老蒋会把这次辽沈战败的责任归罪到他一个人头上(这里补充一个细节，采访柴春生第二天，10月1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罗道善在参事室办公室告诉我，1948年2月卫立煌乘飞机视察锦州战场时，俯瞰范汉杰部被围的惨状，于飞机轰鸣声中写一纸条递给他：“一切的一切，我们来晚了！”罗看毕，卫要回撕碎装进自己口袋里，说明卫已意识到他接替陈诚赴任东北是代人受过。局势已无可挽回)，20天后便暗中潜走广州。不意风声泄露，蒋介石着广州方面将卫立煌夫妇押回南京，软禁在上海路5号的家中约一个月。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便下令将在卫家监视的宪兵全部撤出。卫立煌想想老蒋仍然实权在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遂于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坐自己的车佯装出门兜风，一直开到上海。在一王姓朋友家，他剃掉平时喜欢蓄着的小胡须，用7天时间办手续、买船票，只带柴春生、任异堂两随从赴香港。海轮上，换了中装的卫立煌又加戴了一副墨镜，贴了两片头痛膏药，俨然是一富商模样。船在台北停一小时，为避免遇到麻烦，卫通过熟人由头等舱暂时躲到船头去。到香港后，卫立煌一行住铜锣湾国泰酒店。几天后，任异堂回广州接卫的儿、女并取行李，又过了十天，韩权华也由海路从上海来港，全家团圆。


德昭牵线
　　4月的一天，一位不速客也来到香港，他叫汪德昭。汪德昭是江苏灌云人，原籍安徽，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法国留学，是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他1940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任研究员，曾参加过世界上第一台声纳的研制工作。1947年夏秋之交卫立煌在欧洲考察时，韩权华大姐韩俊华的女婿汪德昭陪同并兼翻译。汪德昭是进步科学家，与法共有联系。考察中，卫曾向汪透露自己有意反蒋、追求光明的思想，要汪设法转告中共方面。在卫立煌离欧前，汪德昭向卫立煌反馈了国内中共权威人士经苏共、法共传回的信息，欢迎卫将军根据情况选择时机做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事情。50年代后，汪德昭曾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兼原子能所九室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汪德昭这次来港，自然有非常使命。他在卫立煌与中共香港党组织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柴春生说，卫立煌第一次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家，就是他陪的。工委书记家住铜锣湾半山，名叫张铁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暨阅兵式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天，这条“改朝换代”的要闻登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


投石问路

　　卫立煌坐不住了。他和大陆方面联系的渠道已经沟通。于是，他和身边的几位贴身随从字斟句酌，起草了一份电文，由柴春生径送张铁生，请代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
　　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煌十月江电
　　按“江”在电文中系汉字指代“三日”。这份电文，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卫立煌对祖国诞生新政权衷心向往的心迹。近半个世纪中，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地位虽节节上升，但细一想来，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国共对垒，多半还是“国人打国人”，恍如一场梦，梦醒时分除了遗憾还是遗憾。对共产党和新政府，他寄予极大期望，盼望新中国如日之升，光芒万丈。
　　早在十多年前访问延安时，卫立煌就称颂那里“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那时他已隐约感到，共产党朝气蓬勃，有可能成为主宰中国的政治力量，甚至提出了秘密加入中共的请求，林伯渠根据卫立煌实际情况作答：“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果然，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指挥所部积极作战，并顶住压力向列入其战区序列的八路军拨发了大批武器弹药，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上，卫立煌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作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从而加速了解放军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基于这些考虑，被困香港的卫立煌向新政权领导人拍发祝贺电是顺理成章的。
　　不久，柴春生从张铁生处取回重要信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欢迎卫先生随时归来！


策反“归队”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他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雪上加霜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
　　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对返回祖国大陆，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
　　恰在此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
　　3月14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


主席复电

　　3月15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今珠海市)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 铸随后会见了他。
　　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告台湾胞泽朋友书》。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接待罢前来采访的新华社、中新社记者后，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自己的安然归来。17日上午9时许，林李明派秘书送来毛主席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3月的花城，繁花似锦，春意浓浓。卫立煌在市区的五天中晋谒了黄花岗烈士墓和中山堂，参观了工人新村、农学院、岭南文物宫、农民运动讲习所，游览了越秀山、热带植物园、海珠公园和海珠桥，还看了京戏、桂戏、汉戏和歌舞演出，逛了百货商场，又到从化温泉休息了三天。所见所闻，感受颇深。海内外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发表卫立煌的访谈录。
　　“说到回国的感想，那真是太多了。兴奋和愉快充满了我现在的心里，真不知从哪一点说起好。”卫立煌激动得难以言表了。香港《大公报》3月底以《访问卫立煌夫妇漫记》为题推出连载，《大公画刊》4月7日则以整版图片报道《回到祖国的卫立煌夫妇》，远在美、加的华文报纸也刊登了中新社记者采写的专访。


抵京团聚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
　　他们于3月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7日启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来北京。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当天，周恩来、邓颖超设晚宴欢迎卫立煌夫妇。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在此前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邵力子、余心清等都会见并设宴款待了卫氏夫妇。
　　在到京后最初的应酬交往中，很令韩权华高兴的是，她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和几位姐姐。韩家祖籍也是安徽，20世纪初举家常住京津。北京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中一个大宅院的主人，就是韩家七姐妹的父亲韩诵裳，他曾任北平盐业银行经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卫立煌、韩权华的归来，给韩老先生以极大的慰藉，姐姐们也欣喜异常。1955年时的北京韩家，独缺仍在美国的五姐咏华，她是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妻子。


与新中国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注重认真看书学习，注意与新社会新思想相适应。1957年曾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思想改造和反右等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总理表扬他后来居上，学习得很好。他频繁外出视察，煤城大同、钢城包头、近代玻璃工业发祥地秦皇岛、塞外重镇张家口，还有锡林格勒大草原……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在各地参观考察，流连忘返。自然，他忘不了他的家乡，计划回合肥，看看皖西的佛子岭水库。庐剧晋京演出，他陪毛主席、周总理等观看，还热情向他们介绍庐剧前身“倒七戏”的源流。稍有空闲，他则为海内外报刊撰写文稿，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卫立煌曾参加过会见印尼总理和越南主席等重要外事活动，但最使他难忘的还是1957年4月16日晚他参加的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当周总理向伏氏介绍卫立煌后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条消息。这是毛泽东首提、国内报刊首次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语，且是对卫立煌说的。卫立煌受到友人称羡，他自己也感到光荣。他还一直致力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工作，他坚信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是徒劳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大的误解在历史和时间面前也会消除。他在1956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撰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称“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觉……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际，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他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卫立煌夫妇回大陆当年夏天，有关部门就安排他们去北戴河疗养，以后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1958年“五一”观礼，卫立煌在天安门上突觉心里难受，被扶到休息室休息一会，便提前回家，但睡不着，喝水也咽不下去，似食道不通，怀疑“中风”，当天即送北京医院。以后他一直住院，身体时好时坏。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一版报道：卫立煌“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最近又患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今年64岁。”
　　1月20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周恩来临时中断在上海的公务，乘夜车赶回北京主祭，陪祭的有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包尔汉等。张治中致的悼词在回顾了卫立煌生平后指出：“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从此开始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公祭仪式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中共高级干部为邻，卫立煌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
　　一、卫立煌回大陆之初，人民政府月拨500元，旋定行政级别四级。国家为其配一司机、一厨、一警卫、一服务员，另有随员柴春生、刘性夫，生活费用由卫立煌供给。
　　二、卫立煌夫妇回大陆之初，暂住北京饭店。1955年6月迁入修葺一新的麻线胡同2号。1960年1月卫立煌病逝后，韩权华和卫的子女提出这个四合院太大，要求换个小四合院，他们遂搬至棉花胡同2号。1960年6月，柴春生向有关部门提出，我们没固定工资，卫先生也不在了，我想回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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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19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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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楼介绍了卫立煌的一面，我也乘机补充一点，算是拓展吧。

这个人，在所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因为攻克著名的鄂豫皖根据地，立了大功，就将大别山的一个地方，当时叫金家寨，改为“立煌县”。除了“中山县”，这是国民政府仅有的以人名作为地名的地方（中共执政后，也搞了有“靖宇”“左权”等地名）。
在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及而后的太原战役，结果一败涂地。战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只注重太原正面防御，忽视了侧后“娘子关”的防御，被日军从娘子关迂回到中国军的侧备，从而输掉了这场战役。战前，大军事家毛泽东就转告过卫立煌，要他充分重视娘子关的防御，但是，可能是兵力不足吧？最主要还是认识不足，才造成一场大溃败。

日军会从娘子关迂回太原战场的侧备，作为大军事家，毛泽东提出关注是有充分的学术依据的。毛泽东之前仔细地研究过日军的作战思想，早就发现日本陆军惯常采用“侧备迂回”的战术（相关的战例很多，这里就不讲了……军史迷应该比较清楚）。

卫立煌最后一次指挥大型战役，就是辽沈战役。初期，他用四十多万人成功地牵制了中共林彪的东北大军（战后号称百万大军）。但是，东北解放军攻克了锦州之后，东北战场出现了重大的逆转，卫立煌，以及老蒋、老杜，都犯了很多错误，最后导致东北四十万精锐国军全军覆没的大失败。卫立煌本人后来也畏罪脱离了国民党集团。

由于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中共的朱老总等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他转变立场，回到了由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受到了较高的待遇（突然想起一句话：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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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
1948年初，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总揽东北党军政大权。这时，蒋介石正举棋不定，他考虑过放弃东北，保留实力，确保华北和华中，但又顾虑这样做会使局面一败而不可收拾，因而未敢贸然决策。他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然而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他在抗战中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婉转地告诉卫立煌，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同时他加紧网罗旧属，收揽人心，开展部队的训练整顿，修筑工事。这些貌似积极的备战姿态，颇能掩人耳目。他常对周围的人说：“共军目前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7－4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与此同时，卫密电汪德昭回国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第649页）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入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
　　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杜聿明：《辽沈战役概况》，《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蒋介石对卫立煌逐渐失去信任，为了挽救东北主力，他费尽心思地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此二人无论地位还是资历均无法与卫抗衡。卫立煌则坚持按兵不动，静待时机，这种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郭汝瑰回忆录》第3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月24日，驻守锦州的范汉杰连电告急。同日，蒋介石急召卫立煌到南京，迫令卫由沈阳出兵西进锦州。卫表示沈阳兵力不足，不能西进，要蒋就近从关内调援军解锦州之围。蒋坚持原命，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监督卫立煌执行命令。卫立煌回沈后，在军事会议上仍坚持己见，多数将领唯唯诺诺，无所适从。无奈，顾祝同只得溜回南京复命。
　　10月2日，蒋介石亲飞沈阳，撇开卫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以南下解锦州之围。同时命令葫芦岛的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强攻塔山。其间，卫立煌曾亲上葫芦岛，据侯镜如回忆，卫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卫再三嘱咐他，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8页）
　　在锦州危急之际，蒋介石命令范汉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但卫立煌却指示：“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军。”（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等到最后锦州难以维持，范汉杰再向锦西撤退时，已走投无路了。（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10月14日，锦州解放。
　　15日，蒋介石再飞沈阳，严令廖耀湘加速西进，否则军法从事，然而还是无济于事。
　　18日，蒋介石三飞沈阳，名义上是与卫立煌“商决规复锦州之计”，实则决心临阵换将，（参见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日记，《蒋总统密录》，第14册，第82页）彻底撇开卫立煌，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侯镜如兵团和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卫立煌则命令廖耀湘必须谨慎，部队如有闪失将惟他是问，并暗中命令，供应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不准超过一星期，使其无法快速推进。据卫夫人韩权华回忆，当时卫立煌告诉她：“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
　　此外，卫立煌还做了一些保护城市的工作，他叮嘱沈阳市长董文琦，对市辖各单位的粮食分配要从宽发放，同时通知沈阳城防司令胡家骥、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要他们尽一切力量维持治安，使两百万市民免遭侵扰。（赵朝：《朱德与卫立煌》，第299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卫还制止了联勤总司令郭忏破坏沈阳兵工厂和城市设施的计划，并暗中命人将炸药投入河中，以防不测。
　　10月28日，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被全部歼灭，廖耀湘及所部将领悉数被俘。坐镇北平指挥的蒋介石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东北全军，拟陷于尽墨之命运。寸土焦虑，诚不知所止矣！”（参见蒋介石1948年10月26日日记，《蒋总统密录》，第14册，第83页）
　　11月2日，沈阳守军王理寰一三○师起义。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12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第62－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蒋介石担心立刻审判卫立煌将使军心大乱，就将卫软禁在南京寓所。不久，趁李宗仁上台放松看管之机，卫立煌经上海逃往香港。在回归前夕，他担心自己战犯之身是否会得到人民政府的宽恕，经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完全打消了顾虑，于是在1955年3月中旬他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战后国民党方面在谈及辽沈战役失利的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第497－503页）美国方面亦认为“卫立煌于9月25日奉命解锦州之围，迟至10月9日始率其一部兵力离沈，途中与敌遭遇，被其各个击破，遂不能达目的地”。（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美国与中国之关系》，文海出版社，第503页）
　　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将东北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卫立煌的贻误战机与抗命不遵，显然是片面的。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辽沈战役时期卫立煌的良苦用心。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他的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的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从而在中国革命战争最为关键的时刻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他不仅保护了东北重镇沈阳，还有效破坏了蒋介石要把东北几十万主力撤回关内，以便在华北、中原战场再与解放军一决雌雄的计划。

秋水小柯

孙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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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楼秋水小柯于2008-03-02 09:23发表的 :
孙立人

怎么说呢,这两人名气不好比较，只能说此人出名在前，孙出名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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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服饰应该是抗战时期的，猜一个：张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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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1892-1968），广东省罗定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32年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 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军长蔡廷锴等致电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不出所料，入夜，日军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冲锋陷阵，奋战月余。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仅闸北一役，便使日军开战一周，未取得丝毫进展，损失逾千。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抵达上海增援助战。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上海各界、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展开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给予十九路军大力支援。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3年11月，蔡廷锴与十九路军其他爱国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逐步地转向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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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中率领19路军抗击日寇闻名全国。[/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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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一位纯粹的爱国者
　　核心提示：蔡廷锴，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他早年参加北伐，中途退出了南昌起义，为蒋介石打过中原大战，也坚决抗令打了淞沪会战。但他的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是一位纯粹的爱国者。

蔡廷锴将军
“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
“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追忆祖父当年作出的选择，蔡先生激动地说：‘当时我祖父还故意组织官兵在日军营房附近举行野外演习，就是要让日军知道，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为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
1930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5月间，桂系与张发奎部由广西出湖南，企图进攻武汉，与阎、冯互相呼应，袭击蒋介石。时任第六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和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奉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桂军、张军北上之师。蔡、蒋两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在衡阳七圹一带与桂、张联军决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蒋急调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光鼐的第六十一师北上增援。
7月22日，蔡师和蒋师抵浦口乘车，通过徐州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这两个师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军之左后方。蔡师日行八九十里，至第四天，官兵所背带的米粮已将食完，大有在陈之叹，蒋师又没有跟上来。第六十师进抵泰安东南约五十里时，蔡廷锴获悉阎部约一个旅在右翼据寨固守，即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速度攻占泰安城。蔡令区寿年旅先扑攻右翼敌旅。区旅只经过六个小时战斗，就将敌攻破，旋改为预备队。紧接着，蔡令沈光汉旅继续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沈旅激战一昼夜，尚未得手，蔡派一个团增援，泰安车站、九里山等险要地带，均被占领。阎军一个旅退入城内死守，另有小部分兵力仍据泰山。蔡又令预备队区寿年旅将泰山敌军收拾，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翁中之鳖。
此时，蒋介石全线已成败势，便又电令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进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下了血本颁发赏令，谓“若能在十天之内占领济南，则犒赏该军一百万元”。蔡把泰安防务交给友军后，于8月10日首先将泰山背长城岭之阎军击溃。敌残部向铁路方向溃退，蔡师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师与阎军增援部队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即全线崩溃。接着，蔡廷锴率沈光汉旅向仲弓镇迅速推进，增援蒋光鼐第六十一师，反击阎军的进攻。8月14日，蔡廷锴和蒋光鼐在仲弓镇天主教堂再次研究进攻济南的军事计划，决定以第六十一师先行，第六十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蔡、蒋两师攻克济南，从而挽救了蒋介石全线动摇的军事颓势，打下了席卷阎、冯陇海全线的基础。8月17日，蒋介石任命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委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并赏款100万元。蒋介石还特奖蔡廷锴数万元。
这年秋，蒋介石又调第十九路军到平汉铁路与冯玉祥军作战。在河南省新郑附近，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迫使冯玉祥军三万多人投诚。
“违令”抗日被誉“民族英雄”

十九路军的草帽是那段时期的象征。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负警卫。该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车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月22日报载，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又蛮横提出，要第十九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次日，十九路军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沪部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筹备在内)。根据会议决定，下午19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1月24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约蔡廷锴面谈。何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从新布防。此是中央意旨，想兄也必同意。”蔡则对何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的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接着，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在杜宅面谈，蔡到杜家时，张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当天，蔡廷锴坐车到苏州，召集驻军旅长以上干部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在会上再次表明抗战的决心，并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
1月26日，日方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日本领事村井的关于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当晚，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
1月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寇分兵五路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蔡廷锴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于是，守军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由于守军的顽强抗击，日军各路进攻均被挫退。中午，蔡亲临闸北等处视察，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立功。这天，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十九路军在闸北奋起反击。

蔡廷锴亲临前线
1月31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进攻青云路守军的日寇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进攻江湾的敌军一联队（即一团）被包围歼灭。蔡即与蒋密商，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
2月6日，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说：“谁叫你打仗？”然而，蔡没有理睬何的这个命令。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一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剧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蔡特赠两打白兰地酒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浜。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亲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位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位外国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以对。

坚守阵地的十九路军战士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发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军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据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了三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待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附：在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英雄们用鲜血捍卫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挽回了已经丧失殆尽的中国军人的荣誉，保卫了祖国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十九路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南国广东，军长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六十师的师长沈光汉、六十一师的副师长谭启秀、七十八师的师长区寿年，以及大批旅、团、营、连长都是罗定人。他们保卫上海而战死他乡。）

广州的十九路军陵园，总算是“叶落归根”。
“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
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是年4、5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在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和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蔡廷锴曾率部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围剿”，致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的事实，让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三十六师等部队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平难以固守，竟于翌日派人接洽投诚。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守，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入城。
次日，蔡抵莆田，得悉卫立煌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和第三军张君蒿师激战半日，打算集中兵力先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第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互相掩护西侧继续南进；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泉州布防。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十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脱险，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蔡到目的地，即令毛维寿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面十里)布防，但是毛的态度十分暧昧。为了保存力量，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徐图再举。蔡深知毛已有异志，于当天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次日凌晨，蔡率第四军周士第团、十九路军总部直辖两个炮兵营及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前往龙岩，以待沈光汉第一军和区寿年第三军到来。不料第一、三两军抵达泉州后，被毛维寿用“要在泉州与蒋军决战”的谎言拖住，沈、区不敢突围，结果这两个军都被改编。毛叛变投敌，蒋介石委其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后，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顿，决心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抗日。这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几经考虑，为了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带回广东去，便和陈派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见面，旋将从漳州带来的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周力行、谢鼎新为团长。该旅由大池、小池移驻永定时，被陈济棠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蔡廷锴于2月中旬取道汕头去香港。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将黄和春旅缴械，借以对第十九路军斩草除根。（作者：陈支农）

蔡廷锴将军
蔡廷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联生活周刊）
在位于上海社科院大楼10层的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里，在密密匝匝寂然无声的排排书架后面，记者抽出被微尘覆盖的《蔡廷锴回忆录》。当“九一八”战火爆发时，蔡廷锴正在菲律宾的旅游城市碧瑶。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硝烟弥漫的中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蔡廷锴的举动正是历代中国爱国军人对国家危难的第一反应。
“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曾经是蔡廷锴部下的前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说，“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与蔡廷锴齐名的蒋光鼐则与他截然不同，“蒋光鼐毕业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骑兵科）”。
蔡廷锴的女儿蔡绍芝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谈到蔡蒋两家的关系，“他（蒋光鼐）个子瘦瘦小小，我父亲个子很高。他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年，至今我们两家一直都有来往”。虽然十九路军总指挥和军长，家庭出身和性格都截然不同，但朱伯康说，“他们合作非常好，两人好像正是一种互补。蒋光鼐很有学识，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
农民出身的蔡廷锴本是因为对清朝的腐败不满，试图通过当兵寻找出路。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与许多在内战中追求权力与地盘的旧军人不同的是，蔡廷锴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他先后参与北伐，参加中原大战，与当年兄弟部队厮杀，又参与围剿红军，但在“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终于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当时陈铭枢被蒋介石邀请前往南京，并允许带部队在京沪一线驻防保护。”朱伯康说，在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廷锴决定“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1931年底，蔡廷锴曾经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已经打算于1932年2月率部乘津浦车北上。这时日本在上海增兵和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在淞沪加紧备战。“蔡廷锴这个人血性很强。虽然蒋介石要求他不要与日军作战，但他抗日心切，连命都不要了，根本不听。我记得当时蔡廷锴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福建事变”后蔡廷锴再次出国，回国后居住在老家罗定，依旧同情共产党。蔡绍芝谈到离职后的父亲依旧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我的叔叔是老家罗定的一个开明地主，曾经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和手榴弹。父亲专门告诉叔叔，让他把这些武器交给共产党游击队。”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后，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我父亲当时和几个民主人士第一批出发，偷偷乘坐苏联轮船前往北平”。
长期的军旅生活，蔡廷锴一直与子女分离。“我们家里一共6个兄妹。大哥在香港，我们5个在广州。广州解放时，父亲已经前往北平。当时我家里人大多在香港，只有我在广州，大部分房子都空着。解放军入城后住进我们家里，要给我房钱。”现年73岁的蔡绍芝当年正在广州读高中，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蔡廷锴，结果却是“父亲知道后骂了我一顿，要我把钱退还给解放军”。
解放后的蔡廷锴家依旧未能在一起，“我们6个孩子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后来在外奔波是和母亲罗西欧在一起。除了大哥早年定居香港，解放后一个妹妹在南京，一个妹妹在加拿大，只有姐姐陪父母在北京。每年暑假父亲定期去北戴河疗养，那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见面。”虽然解放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但蔡绍芝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关照。“我当时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后来参加土改。但是我还是渴望读书，于是自己考到湖北大学学习财会，从此一直留在武汉。我记得1957年时父亲经常和我通信，他对我说，‘你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从来没有依靠他，工作努力，一切全凭自己，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
蔡廷锴长孙激情讲述祖父当年抗日情怀 （羊城晚报）
呵！十九路军抗战老照片纪念册，抱出整整两大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长孙蔡醒民，昨天“指点”老照片，激情飞扬地向记者讲述祖父当年的抗日情怀、老照片的“不凡”来历。他还遗憾地说，十九路军将士陵园现在用地不完整，希望给阵亡将士一个更完美的安息之处。
在日军营房附近演习
十九路军源起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创建的粤军第一师，1930年8月成立，蔡廷锴任军长。1932年，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剿共”，然而十九路军将士深明大义，公开“联共、抗日、反蒋”。
追忆祖父当年作出的选择，蔡先生激动地说：“当时我祖父还故意组织官兵在日军营房附近举行野外演习，就是要让日军知道，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时半，日军用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兵分五路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向十九路军袭击。蔡廷锴当即下令“全力扑灭之”。蔡醒民先生说：“29日凌晨，我祖父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三人一同向全国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国族垂亡！我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十九路军抗日热潮不断高涨，蒋介石却采取妥协政策，拒绝向十九路军发放武器弹药、医疗器材和军饷，连海内外同胞捐的款项，也被强令归公上缴。蔡先生说：“十九路军装备简陋，能抵抗武器精良的日军侵略者，离不开全国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的支持。”
珍贵老照片得来不易
翻开十九路军抗日老照片，蔡先生说照片来得很不容易，都是他和十九路军抗日将属联谊会以及陵园管理处从全国各地收集回来的，有的翻印，有的高价购买，还有的是亲友从国外提供的。
“记者采访蔡廷锴”的照片是他从北京军事博物馆收集的，蔡先生说，1991年老家罗定县博物馆需要十九路军抗战资料，正巧作家贺朗要写我祖父传记，我就帮着收集照片和文字材料。从那时开始，我常跑北京，通过新华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各种渠道收集。
蔡先生指着“蔡廷锴率十九路军部署于1947年1月28日在陵园祭扫先烈”这张照片，高兴地说：“这张照片是个意外收获。2003年左右，联谊会准备出版《十九路军纪念文集》，已基本定稿。两个会员跑到广东历史博物馆去最后核实资料，偶然发现这几张照片，当时就打电话告诉我，我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老照片太珍贵了。” (网易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