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

oliver197411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

本文即将刊于南京大学《清代文学研究辑刊》创刊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首发于国学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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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汇集明清之际众多文人尺牍，具有重要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于其版本、编纂（包括成书过程、编纂动机、辑选标准、编纂方法、特点和缺陷）以及价值作初步探索，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 周亮工 《尺牍新钞》 《藏弆集》 《结邻集》 版本 编纂 价值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指《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汇集了明清之际众多文人尺牍，保存了鲜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不仅可从中欣赏优美的文字，借鉴古人尺牍写作的技巧，亦可从这些尺牍中挖掘珍贵的文学史料，考见文人行事，考察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及其转型，文学流派之变迁等。同时对于周亮工等人的眉批[1]，目前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故有必要加以探讨。由于《尺牍新钞》三选卷帙庞大，加之周亮工等人眉批繁复，因此本文充其量只是挂一漏万的初步探索，期收抛砖引玉之功。

版本小议

《尺牍新钞》，又名《赖古堂尺牍新钞》或《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此书笔者所知版本有：

康熙元年赖古堂刻本，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等图书馆藏。《四库禁毁书丛刊》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道光二十七年番禺潘氏《海山仙馆丛书》本。

国学扶轮社石印本，据赖古堂刻本排印。

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海山仙馆丛书》本排印。

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据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排印。

岳麓书店1986年点校本。

上海书店1988年复印本，据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复印。

贝叶山房本后有张静庐跋，说明各本之间差异之处：

金溪周亮工选《尺牍新钞》十二卷，录明末清初诸大家书翰甚富甚精。时当文网綦严，明季诸贤诗文集被毁者不少，此书亦蒙其殃。右文之士，咸珍之秘笈。《海山仙馆丛书》覆刻之，颇有删削改窜处。民国初年，国学扶轮社亦争为之石印传世，惟所据赖古堂原刻本，甚有脱落，未为全帙。今据赖古堂原本，允可无憾。至其书选辑义理之精当，俱详卷首选例中。学人当自识之。此书行世，而后海内翕然奉为中郎帐中秘，遂有《结邻》、《藏弆》二续集之刻，今其书亦存，会当并付剞劂焉。[2]


笔者借助康熙元年赖古堂刻本与各本对比，发现确实存在某些差异，可据此将《尺牍新钞》分为两大系统：
一是赖古堂刻本系统。赖古堂刻本、国学扶轮社石印本、《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上海书店复印本均属此版本系统。《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虽号称“据赖古堂原本”排印，但脱漏了《尺牍新钞·选例》中“期于抒其所见而”至“质思衒价于捉刀”间300余字，恰为赖古堂原刻本中一页。上海书店1988年复印再版时，未能发觉，沿袭此错误。使用此两本作研究者，须加留意。

二是《海山仙馆丛书》本系统。《丛书集成初编》按照《海山仙馆本丛书》排印，亦属于此系统。此系统与赖古堂刻本系统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首卷“熊文举”条和“纪映钟”条之间多出“王士禛”条，共九通尺牍[3]。第二，第九卷“余怀”条和“刘城”条之间删去“顾源”条[4]，将其二通尺牍（《答太初索画》、《寄云溪枯木寒泉图》）误归“余怀”名下。两系统之不同，可能源于《尺牍新钞》刻印后，不断增修之缘故。参见后文《藏弆集》初印本和增修本的分析。

康熙元年《尺牍新钞》问世后受到极大欢迎，此后不久康熙六年《藏弆集》、康熙九年《结邻集》相继问世。

《藏弆集》最早为康熙六年赖古堂刻本，其后有道光十九年北平雷学淦刻本。民国廿五年（1936）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据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排印，号称据赖古堂原本排印。此后1947年，贝叶山房又以《明三百家尺牍》为书名再版。

《结邻集》最早为康熙九年赖古堂刻本，其后亦有道光十九年北平雷学淦刻本。民国廿五年（1936）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据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排印。1947年，贝叶山房又以《明二百家尺牍》为书名再版[5]。

《藏弆集》和《结邻集》的近代排印本甚少，除贝叶山房本以外，笔者未见其他版本。但贝叶山房本虽号称据赖古堂原本排印，实脱漏甚多。以《藏弆集》为例，对照康熙赖古堂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以下简称清华本）发现不少问题：

第一卷清华本顾宪成有三通尺牍，而贝叶山房本无（称“无”者，为无此人名条目，下同）。

第二卷清华本安致远有十五通尺牍，但贝叶山房本少五通。

第三卷清华本宋懋澄有两通尺牍，而贝叶山房本无；清华本龚鼎孳有四通尺牍，后者少三通；罗孚尹有十二通尺牍，后者少一通；失名有八通尺牍，后者少一通。
第四卷朱一是有四通，后者少三通；尹民信有十二通，后者少二通；邓韍一通，后者无。

第六卷蒋鸣玉十二通，后者少一通。

第七卷严首升二十一通，后者少三通；赵贞吉四通，后者少两通；宋登春三通，后者少一通。

第八卷周圻九通，后者少四通。

第九卷张芳三通，后者少两通；释正嵒一通，后者无。

第十卷熊文举十一通，后者少一通；徐芳五通，后者少两通；章士纯十二通，后者少五通。

第十一卷张遗五通，后者少一通；盛时泰三通，后者少两通。

第十二卷陈弘绪十二通，后者少一通；徐世溥一通，后者无。

第十三卷王象春六通，后者少两通。

第十四卷程正揆九通，后者少三通。

第十五卷王岩三通，后者少两通。

第十六卷黎遂球四通，后者少三通；钱栴一通，后者无；王道通三通，后者无；尤侗一通，后者无；杨继芳一通，后者无；李日华六通，后者少一通。

总计《藏弆集》的贝叶山房本比清华本少六十五通尺牍，所以贝叶山房本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排印本。

那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的康熙赖古堂刻《藏弆集》是否就完美无缺呢？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偶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赖古堂刻《藏弆集》（以下简称清华本）对照国图藏清康熙六年赖古堂刻《藏弆集》（以下简称国图本），结果意外发现两者居然存在极大差异。

如第二卷“安致远”条下，国图本比清华本多两通，分别为《答友生》、《与李乾一》。而无“胡介”和“张坛”条。

第三卷，国图本无“徐芳”、“周崇极”条，“朱一是”条下比清华本多一通《谢友人招入社书》。第六卷，国图本无“蒋鸣玉”、“傅占衡”条，而比清华本多“陈继儒”条，计四十五通尺牍。
第八卷，国图本无“宗元鼎”条，而多“刘绘”条一通尺牍。
第九卷，国图本无“徐允禄”、“徐缄”、“杜濬”、“盛于斯”、“申用嘉”、“申绎芳”、“王豸来”、“高兆”、“孙枝蔚”、“徐汧”、“释正嵒”等十一条，而有“方文”、“方氏孟氏”、“方以智”等三条，共计九通尺牍。
第十一卷，国图本无“魏裔介”、“陈玉璂”、“董以宁”、“胡周鼒”、“陈龙岩”、“邹祗谟”、“陈允衡”、“李清”等八条，而“钱谦益”条无《示从子求赤》，而有《答唐训导》、《答徐巨源》、《复徐巨源》、《与陈伯玑》、《与介大师》、《与方尔止》、《又》等七通。
第十二卷，国图本无“方孝标”、“李以笃”两条，而“陈弘绪”条下多出《答梅惠连》、《王在朋论文》、《上黄中丞》。
第十三卷，国图本无“胡周鼒”条，而“李焕章”条下多出《与顾宁人先生书》。
第十四卷，国图本无“龚鼎孳”、“余怀”、“孙汧如”、“徐芳”、“林嗣环”、“周在浚”等六条，而多“毛先舒”条（《与芜湖萧尺木》一通）和“宋珏”条（《答黄若木》、《又》两通）。
第十五卷，国图本无“胡周鼒”条，“王岩”条比清华本少两通尺牍，但“雷士俊”条多两通（《与施愚山》、《答李屺瞻》），“黄虞稷”条多一通（《再与冯讷生论读书》）。
第十六卷，国图本无“陈维崧”、“刘体仁”、“何平”、“苏惟霖”、“钱栴”、“王道通”条，而多“戚玾”条尺牍一通（《与盱眙令黄仲丹》）、“张贲孙”条多三通（《与谢全州论文书》、《寄杨司李秦中书》、《与门人戴大矩论文书》）。
在十六卷之后，国图本还有一卷“补遗”，有“申用嘉”、“申绎芳”、“王豸来”、“高兆”、“孙枝蔚”条（“补遗”中注明“以上卷之九”），“林嗣环”、“嵇僎”条（“补遗”中注明“以上卷之十四”）。

综上所述，国图本和清华本的《藏弆集》是两个差异极大的本子，但笔者发现两者之间有密切继承关系：国图本可能为初刻本，而清华本则是国图本挖改后的增修本。

如《藏弆集》卷之二国图本和清华本都有“安致远”条。国图本“安致远”条共有十七通尺牍。清华本则删去其中第十六通尺牍“答刘友生”，将其挖改为“胡介”条共八通尺牍，但为迁就行款（《答刘友生》占5个半页，而“胡介”条八通尺牍也正好占5个半页），清华本“安致远”条最后一通尺牍（《与李乾一》）只能排在“胡介”条八通尺牍之后。为此，清华本刊刻者特地在《与李乾一》题下又加小注，“系安静子札误入此”。但观察国图本，《与李乾一》与前面《答刘友生》，均为安致远尺牍，连贯而下，并无讹误。

卷之六，国图本有“陈继儒”条（共45通尺牍）为清华本删去，挖改为“蒋鸣玉”和“傅占衡”条（共计十三通尺牍）。“陈继儒”条，国图本共占23个半页，清华本为迁就行款，选择的“蒋鸣玉”和“傅占衡”条尺牍数量，也恰好占23个半页。

至于挖改原因，比较复杂。安致远《答刘友生》条观点较为激进，激烈攻击朱熹《诗经》和《离骚》注解的观点，似有离经叛道之嫌，故重印时加以挖改。但“陈继儒”条挖改原因未详，可能缘于陈氏尺牍已收入其集刊刻，《尺牍新钞》三选一向标榜“已刻一字不录”、“已刻一篇不载” [6]，因此重印时，周亮工或其后嗣进行挖改，剔除陈继儒那些业经刊刻的尺牍。清华本《藏弆集》中一些后来补充加入的尺牍，有的来源于国图本的“补遗”，但亦有国图本“补遗”所无的。这反映出《尺牍新钞》三选刻成之后（至少对《藏弆集》而言），在重印过程中，不断加入新获尺牍、去除不合时宜尺牍的动态过程。

[1] 《尺牍新钞》三选中主要为周亮工本人的眉批，也包含其友人高阜、吴嘉纪、纪映钟等人的批语。非周亮工批语一般都以“×××曰”的形式出现，较易识别。

[2] （清）周亮工《尺牍新钞·跋》，上海杂志公司，1935。

[3] 多出的王士禛条为：“王士禛 贻上、阮亭，山东新城人。《渔洋集》。《与汪苕文》、《将出都与苕文》、《答陈其年》、《与程昆仑》、《复张友鸿》、《与顾修远》、《与友》、《减斋》、《又》”。

[4] 赖古堂刻本“顾源”条为：“顾源，字清甫，号宝幢，江宁人。”

[5] 其实《藏弆集》和《结邻集》中不仅包含明人尺牍，还包含清人尺牍，冠名为《明三百家尺牍》或《明二百家尺牍》均不妥。此当为书商改换书名的射利之举。

[6] 分别见《尺牍新钞》、《藏弆集》封面所刻广告语，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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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浅探

一、《尺牍新钞》三选之成书过程

周亮工自言：“壬寅（康熙元年，1662）之夏，吾适有肌肤之疾，于长夏之日而弗堪也。于是取尺牍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请吾广之，集遂得三。”[1]似乎壬寅之夏，周亮工已将《尺牍新钞》三选一举编成，但事实并非如此。《尺牍新钞》是壬寅年编成刊刻[2]，而《藏弆集》和《结邻集》则分别在康熙六年和九年编定付梓。
据《年谱》记载，周亮工从癸卯（康熙二年，1663）春赴任青州海防道到丙午（康熙五年，1666）八月才回到江宁，在青州三年有余[3]。当他赴任青州时，随身携带若干《尺牍新钞》刻本，赠送当地名贤，其中就有寿光的安致远。安致远有《谢惠〈尺牍新钞〉》一札：
昔人之评山林宫阙者，曰壮丽，曰奇峭，曰幽邃，而李勉于灵隐独叹为标致。标致二字，前亦无人拈出，后亦无人雷同。若此选之亭亭秀出，盖亦书中之灵隐矣。[4]
周亮工赠送安致远的这部《尺牍新钞》，当为壬寅在南京时所刻。安致远信中对《尺牍新钞》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标致”，誉为“书中之灵隐”。“标致”形容其出类拔萃，非同一般。此语为时人对《尺牍新钞》的最早评论之一。
对于《尺牍新钞》，尤侗也大加赞赏，说：
《尺牍》一选，犹见精详，子桓称元瑜书记翩翩作乐，而刘公一纸，至贤于十部从事，岂小道哉？窃不自揣，录近作数首，呈之典籤，明镜在前，虽嫫母无所匿其丑矣！亡友汤卿谋，少年早夭，其遗集《湘中草》，可以传世，而未得其人以传，知明公于存没之谊最深，故摘其尺素数则寓览，此未足尽人才之万一，盖哀其无闻，庶乎附作者以彰焉！[5]
尤侗见《尺牍新钞》后极为欣赏，主动将自己和友人尺牍呈送周亮工，希望收入此后集子。
《藏弆集》和《结邻集》成书过程比较复杂。限于笔者所见文献不足，只拟谈《结邻集》的有关情况。《藏弆集》康熙六年（1667）付梓后，周亮工即着手《结邻集》之编辑，与好友张怡往复探讨选文问题，将庚戌（康熙九年，1670）端午节前二日初刻之《结邻集》十二册付张怡“覆阅一过”[6]，这大概在其弟周亮节过世（康熙九年，1670年9月8日）不久：
无聊之极，日惟藉选择尺牍送日。……前《藏弆集》逸去之稿，颇有足存者。弟眼迷五色，不免令同人抱屈于故纸。今心绪大乱，万不能再为翻阅。共十二册，统烦先生代为覆阅一过，有必当存者，幸用丹笔大为标出，其中亦有续增入者，先生不必论其增与否，但为标出。弟自当另为钞录也。先生闲极，此虽极无益事，亦尚有小小韵致，非同世俗尘务，唐突云窝，知先生不讶其冒昧也。石公一札甚妙，已授之梓。弟极厌无公近笔，每作禅语，令人望之欲呕。先生所钞一则，笔墨楚楚，是此公不多见之笔，亦录之矣。惟石公相去既远，不能往索，先生有便羽，幸代为言之。近得檗庵和尚二十余札，无一点禅和气，真足传也，刻成奉览。近人文集有何人可供采择，即先生无其书，亦望示其目。弟当托人四处觅之。[7]
《结邻》皆节缩衣食而成者。一部呈览，内中最当先生意者为某人，某人可以删去者为某篇，某篇讹字某行某字，暇中一一示之。亦可以当山中数日功课也。[8]
周亮工将初刻一部《结邻集》送张怡审阅，并打听“近人文集有何人可供采择”，“当托人四处觅之”，准备增订。其中周亮工说，“近得檗庵和尚二十余札，无一点禅和气，真足传也，刻成奉览”。此处非指单刻此二十余札，而指将其增入《结邻集》，再刊后送给张怡。清华大学藏《结邻集》，其中已有檗庵和尚六通尺牍，这大概就是后来补入的。周亮工在檗庵和尚《与石溪兄》上眉批：“檗老诸札脱尽禅和子风。”[9]显然此段眉批和周亮工与张怡信中所谈内容相互呼应。
清华大学藏《结邻集》还收有严颐《与郭天门》一札，周亮工眉批：“此平子辛亥（康熙十年，1671）春寄至者。”[10]因此清华大学藏《结邻集》不是庚戌（康熙九年，1670）年端午节前二日的初印本，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增修本，否则集中不会出现辛亥春才收到的信札。清华大学藏《结邻集》大概印于辛亥（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五日周亮工焚书后不久[11]，因为其中有些尺牍已谈及周亮工焚书之举。如江宁人张惣致周亮工的一封尺牍《与栎下先生》，谈及：
先生所著书，无不从蚕丛见丘壑。昨闻刻板尽付祖龙，为之骇愕。[12]
而周亮工也在眉批中自述此事。钱陆灿《与汪舟次》，钱谈及：“弟尝作一年之诗，至岁除，欲烧之，不果也。明年岁除，又欲烧，烧其一年之诗，并烧前几年之诗，已而皆不果。”周亮工眉批：
栎下生则竟烧之矣！能自烧其诗，而诗复不趣古人，正不如稍稍姑存之。[13]
周亮工有一封写给张怡的信：
只此一双眼睛，自己有时瞎却，迨遇明眼人又还我双眼珠，则先生重阅尺牍之谓也，感先生目力不浅。……二月初五日已刻未刻，诸芜作尽付咸阳一炬矣。葛藤一断，省得许多牵绊。然事过而旋悔之，始知名根难断，此老学道拖泥伴水，此一事征之矣。[14]
此信是周亮工庚戌（康熙九年，1670）七月廿五后委托张怡“覆阅”初刻的《结邻集》，而次年张怡阅毕奉还时，周亮工对张怡的答复。据内容可知，此信当写于辛亥（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五日周亮工焚书之后。此后不久，周亮工结合张怡“覆阅”意见，在《结邻集》中补入了一些尺牍和评语，最终刊定。
二、《尺牍新钞》三选之编纂动机

周亮工自言编纂《尺牍新钞》三选源于闲暇无聊，“壬寅之夏，吾适有肌肤之疾，于长夏之日而弗堪也。于是取尺牍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请吾广之，集遂得三”。[15]当然这不可能是他真正动机，只是促使他谋划编纂一个由头而已。真正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1、借尺牍选本以存人、存史

王愈扩云：“（周亮工）所著书多，尤以表扬人为第一义。其所辑《赖古堂文选》及《尺牍》四集皆此意，而或者以犹以为有厚薄，其甲乙宽严，私故乡人，窃谓不然。”[16]黄虞稷云：“修士隐沦著作不显者，务表章之。所选《尺牍》三集，阐幽之功尤多。”[17]周在浚云：
先大夫……见人诗文可存者，惟恐不尽而尤加意于阐幽。……至于藏之笥中者，一字一句不忍散轶，遇有可表扬即为表扬之。所选尺牍数集，虽三数句必登，人多不习其姓名。先大夫以奖励人材为急促，即一技一艺之士，惟恐其淹没不传。[18]
也揭示出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以尺牍存人，意在阐幽的动机。明末清初许多文士或怀才不遇，短命早夭，或穷困潦倒，遗稿散失，保存其尺牍不失为一种彰显其声名的方式。
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凡例》云：
    表扬近贤，又以阐幽为最急。故虽名人巨公，尤多取其未经传诵之作。……至于当世不名之士，有美即收，每以不克极意搜扬，寰海之大，未必无抱膝苦吟终老蓬户，而文章不表于当时者，不能不为之浩叹也！[19]
其又在《尺牍新钞·凡例》自陈：“且意在阐幽，非徒射利。”可见《尺牍新钞》三选编辑的最大动机就是为了以尺牍选本之形式，阐扬明清之际文人名言懿行。
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涌现出一大批忠臣烈士，如孟兆祥、刘理顺、汪伟、梁以樟等，《尺牍新钞》三选中多收入其大义凛然的片语只言，周亮工批语中对他们推崇备至，不惜笔墨加以褒扬，为他们树立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如为明朝殉节的孟兆祥《与客》只有短短两句：
家事小获，何能博国事大失耶？[20]
周亮工先在题下加双行小注：“癸未公子章明成进士，有贺公者，为此复之。”阐明写作背景。又在短札下加双行小注：“甲申之变，公自经死。章明同妻王氏亦从容就义。呜呼！公之志早定于此两语矣。”介绍孟兆祥与其家人甲申之际“从容就义”之情况，赞扬孟氏的坚定志向，早显现于此两语中。然而周亮工尚觉未尽情阐发，批道：“两语耳，却是一篇大文字，与子陵答侯霸书并足千古。”《后汉书·严光传》载：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21]
严光自古被目为志向高洁之楷模，他答侯霸的 “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短小精悍，义正辞严，素为后世称道。周亮工将孟兆祥此札与严光答侯霸书相提并论，对其不以自身得失为意，心忧社稷的高尚节操推崇备至。
再看刘理顺《训子》一札：
二曜光华，人人仰其尊高无匹。抑知野马尘埃而上，云溃羽没。人世艰危，莫极于此，而日月在中，独往独来，逍遥莫驻。盖能处人所不能处，方能做人所不敢做，刀山剑树，学人安身立命之所也。尔曹识之！[22]
《明季北略》载刘氏一门忠烈事迹：
刘理顺，字复礼，号湛六，河南开封杞县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举于乡，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数奇，公自视夷然。至崇祯甲戌，成进士，廷试第一。……甲申三月十九，平旦，公入朝，门未启，大理卿凌义渠、侍郎吴履中至，传报贼骑入城，相顾愕然。俄传上崩。公抚膺大恸曰：“理顺荷上特简，无所报效。国事至此，万死莫赎。”还寓，手书赞于壁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余何不然！既掇巍科，岂可苟全！三忠祠内，无愧前贤。”北面再拜，自缢。妻万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仆四人，俱殉。一云：并婢仆十八人，合门缢死。公素为德维桑，其魁天下也，乡人书榜于门曰：“天从人愿。”至是，贼多中州人，有数百骑至其寓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惠者。吾辈奉李将军令，正来护卫公，以报厚德，何遽死也！”俱下马痛哭，罗拜而去。时为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仆死主，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南都赠公詹事府正詹事，谥曰文正；妻万氏，赠淑人，并妾李氏，同祀旌忠祠。
……论曰：刘公，其逊国时黄伯澜后一人哉？不然，并列鼎元，适遭大故，一门靖节，何大致相类也？先后相距，几三百年，取义成仁，较如一辙。语云：“非常之时，贤者出焉。”其谓是欤！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节也；仆死主，义也；忠孝节义，萃于一门，可谓盛矣！可谓难矣！而刘公复以状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难中之难也。馨炤青史，休哉！[23]
周亮工批刘理顺《训子》：“观先生此书自命何等！宜其从容就义，烈烈在天壤也。以是知世人沦堕，皆其自取，何复动见怨嗟！”既表扬了刘理顺甲申之际从容就义的壮烈，也谴责了世人的沦堕（亦自嘲降清之耻），认为他们以后的磨难都是咎由自取，不必怨天尤人。短短几句批语，蕴含周亮工无限感慨，想见其自怨自艾之情态。周降清后，虽一度官至户部右侍郎，但宦途坎坷，屡次因事下狱论死，姜宸英说他，“才为时需，十年之间晋历卿贰，然时时与世抵牾，关木索，婴金铁，抢地而呼天者数矣”[24]。周亮工晚年内心充满无奈和懊恼，所以有卷入“漕运案”后愤怒得丧失理智的焚书之举，“庚戌再被论，忽夜起彷徨，取火尽烧其生平所纂述百余卷，曰：‘使吾终身颠踣而不偶者，此物也！’”[25]周亮工批语赞扬刘理顺的同时，也曲折流露了心声：后悔当年畏死偷生，至有今日之辱，又有何脸面怨嗟！
周亮工对关心民生疾苦，具有崇高道德修养者多加褒扬。《尺牍新钞》三选入选作者，多为正人君子，明末著名的奸臣、反派，即使文学才能出众如阮大铖辈，一概不选。而被誉为正派领袖的高攀龙、顾宪成、缪昌期、赵南星、顾大章等人的尺牍，尽管有些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因可彰显其高风亮节，还是选了很多。
如赵南星《与友》：
兢兢业业，常如养病之时，则可以却病矣。兢兢业业，常如省过之时，则可以寡过矣。[26]
周亮工批：“可铭座右。”
死于魏忠贤之手的“六君子”之一顾大章有著名的《启尚书王公》：
以大章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大章尚便宜，况以一官易五十命耶！[27]
《明史·顾大章传》记载了此信的背景：
尚书王纪令（顾大章）署山东司事。司辖辇毂，最难任。自辽阳失，五城及京营巡捕日以逻奸细为事。稍有踪迹，率论死，绝无左验者二百余人。所司莫敢谳，多徙官去，囚未死者仅四之一。大章言于纪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即日会谳，系三人，余悉移大理释放。[28]
周亮工选入顾大章致王纪的尺牍，即《明史》中顾大章一番议论之出处。周亮工眉批：“如此心肠人，做出如此文章，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顾大章不贪恋官位、性命，甘愿舍身搭救无辜民众的行为高度评价。
同时周亮工也有一种以尺牍存史的动机。他将明亡的经验教训、文学思想的争鸣和变迁中的得失、对科举制度弊端的体悟等，通过他人尺牍加以总结。
如刘荣嗣《与成先生（戊辰）》：
闻新上聪明天纵，其视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对既行，诸臣无一语当圣心。上曰：“这就是召对了么？真可谓有君无臣！”[29]
戊辰为崇祯元年（1628），刘荣嗣赞叹新即位的崇祯皇帝“聪明天纵”，但当时群臣唯唯诺诺，苟且敷衍，“无一语当圣心”，崇祯只能哀叹“有君无臣”。周亮工对此深有感触，悲从中来，说：“此语大堪痛哭，当时竟无纪之者，特存于此。此集所存有不可以尺牍观者，诸如此。”此处周亮工明确揭示《尺牍新钞》三选所收的尺牍并不都是单纯以文采取胜，而是具有一种存“史”和借鉴的意义，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崇祯末年江北战火连绵，而江南依旧歌舞生平的怪状，陈弘绪《复严子岸书》云：
中原杀运不知何时底止？主上廸畏焦劳，殆同日昃不遑之怀，而普天类皆泄泄梦梦。江以北肝脑涂地，江以南犹复酣歌恒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数渐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以我辈。此时惟有捍劳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气。庶可感动天心于万一耳！[30]
对明末江南怪状，周亮工批曰：“不幸士业言之中矣，事机亦只在目前，庸者昧昧耳！”充分肯定陈弘绪（字士业）的远识，对于当时“江以北肝脑涂地，江以南犹复酣歌恒舞自如”的醉生梦死的怪状流露出强烈愤慨。
徐世溥《答黄商侯论保举书》叙述明末怪现状：
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贤之途狭，而患养民之道微；不在于百为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过不暇，势必媚大臣以求宽，故操切而权愈下移。权在下，则拙者、憎者易于求疵，巧者、爱者可以高枕。故综敷而功罪仍不当其实，如是则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为集事之计。赋日重，民日贫，四方盗贼安得而不多？蠲免无受赐之实，加派有不返之势。言者有不测之恐，优容复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为威，而患失其所以为患。譬如有人百节皆病，不思致病之由，修养焉，以审药饵。乃顾日求不知谁何之医于四方，将使新进之医持未达之药，治不谙之病，而责旦夕之效。愚未见其可也！[31]
深刻揭露出崇祯末期，“赋日重，民日贫……蠲免无受赐之实，加派有不返之势”的社会现状。明末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已如“百节皆病”之人，但崇祯帝依然“不思致病之由，修养焉，以审药饵”，而是走马灯地换相，“日求不知谁何之医于四方，将使新进之医持未达之药，治不谙之病，而责旦夕之效”，完全本末倒置。
张岱《石匮书后集·烈皇帝本纪》说：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即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宁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下。[32]
这也印证了徐世溥的说法。亲身经历崇祯末年弊政的周亮工深有感触，连续点评三次：“甚中崇祯末年之弊！”、“巨源此言，全仿大苏”、“当时纷纷以荐举为非是，不如此一二语足以破的”。第一句赞叹徐世溥切中崇祯末年的弊政。第二句赞扬其文章气势有苏轼之风格。第三是赞他比喻精当，切中弊政之害，胜过当时千言万语。
曾异撰几封尺牍反映了明清之际文人对科举制度的愤慨：
每阅墨艺房书，辄有弃日之叹。以为前世司马子长、杜甫诸君，何幸而不为此，彼亦人耳！使我无科举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未能胜之，亦未必尽出其下。以此为应制帖括事，每一举笔，则谓我留此数点心血，作一篇古文辞，数首歌行，直得无拘无碍，而又庶几希冀于千百年以后，何苦受王介甫笼络！（《答陈石丈》）
私念我辈既用帖括应制，正如网中鱼鸟，度无脱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瓮，畜之樊笼。虽不有林壑之乐，犹庶几苟全鳞羽，得为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跃，几幸决网而出，其力愈大，其缚愈急，必至摧鬓损毛，只增窘苦。如某得无类是？缚急力倦，正不知出脱何日耳！（《与丘小鲁》）[33]
这些词句，周亮工都细细加以圈点，期望引起读者注意。明清科举制度戕害人性，浪费人的有限生命和精力。失意文人控诉和抱怨，“我辈既用帖括应制，正如网中鱼鸟，度无脱理……几幸决网而出，其力愈大，其缚愈急，必至摧鬓损毛，只增窘苦”。这种将自己视为鱼鸟，料定无脱逃可能的绝望哀怨，触目惊心，不失为后人理解科举制度戕害人性、压抑思维和创作自由的鲜活材料。

2、借尺牍编选和评点阐发政治和文学观念

周亮工对于《尺牍新钞》三选中的许多尺牍，都有精妙的分析和批评，不仅阐明相关背景，引导读者领悟其妙处，更借此阐发自己的政治和文学观念。如徐芳《答邓日生》抨击时人详于祭而略于葬：
今世之俗，详于祭而略于葬，甚者先世遗骸叠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为其亲营尺寸之土，冲风苦雨、严水烈日之吹荡、冻炙而莫之顾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壑者何异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穷窶不知礼义者，奚所法乎？[34]
对于徐芳这种重葬的意见，周亮工深表赞同，“率世如此，恬不为怪。故借仲光（徐芳字）之言提醒之”。
对于周亮工借尺牍编选和评点阐发其政治和文学观点，前面已有提及，另见后文“周亮工眉批之重要价值”中分析。

3、借助尺牍汲取广泛的知识

古代文人会面不易，一时兴起，千里访友之事虽偶有发生，但更多的是咫尺之遥，缘悭一面。此时，尺牍就成为思想交流的重要媒介。《尺牍新钞》三选内容广泛，涉及对当时各种文艺现象、思潮和文艺作品鉴赏、评点，堪称一部明清之际文艺百科全书。周亮工着意搜集友朋尺牍，甚至辗转委托友人搜集，一个目的就是通过鉴赏学习众多尺牍，汲取广泛的文艺营养。阅读尺牍，在周亮工看来是一种快速汲取他人思想成果，取长补短，提高自身文艺修养的办法。
与周亮工编纂《尺牍新钞》大概同时，陈枚（字简侯）也编纂有尺牍选本《写心集》、《写心二集》以及应用文选本《留青集》（汇集尺牍、寿文、祭文等各类应用文）等，周亮工对此大加赞赏：
读《留青》妙选，众美毕陈。不啻饥岁之粮，渴时之饮。凡具波斯胡妙眼者，如入多罗宝藏，真足衣被无穷。承惠。仆一转盼间，不独留于目，且留于心，亦敬谢！[35]
周亮工对陈枚《留青集》的赞赏，其实隐含着他对所编《尺牍新钞》三选的看法。
周亮工善于从他人尺牍汲取营养，《书影》大量征引他人尺牍，起首二则就来自他人尺牍：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后，天下文治向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丰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陵之博物，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川之词曲、李奉祀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下而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敝天壤。而万历五十年无诗：滥于王、李，佻于袁、徐，纤于钟、谭。”
徐巨源常言：“今天下文章声气，可谓盛矣；虽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异日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数十里不敢通尺书者。”已而娄东复社，果有违言。识者谓巨源卓识。[36]
第一则出自徐世溥《与友人》，除“癸酉（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以后”，原文作“当神宗时”外，其余文字全同[37]。第二则出自徐世溥《与友人》（二），文字稍有差异，“异日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数十里不敢通尺书者”，原文作“将来必有以文章得罪，数百里不敢通尺书者”[38]。《书影》为周亮工在刑部因树屋中回忆平生所读之书的杂忆，其中转引自他人尺牍的内容很多。他不断从大量尺牍中汲取有益养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如其对王、李、钟、谭诗风的批评，可能就直接继承了徐世溥在尺牍中表达的看法。
但周亮工往往对他人尺牍中观点有所驳正，而非随意苟同。比如这封陈孝逸的《答刘孝若》：
王大将军一旦开后閤，驱出婢妾数十人，并放之，意气何似？常开平（按：即常遇春）每战必斩所幸美人头，然后临士对敌。千古英雄人物，正诡不同，而刚决则等。吾曹丈夫于天下何所足系累，乃复刺刺昵昵，向儿女耳边语耶？来教获我心矣。[39]
陈孝逸宣称“千古英雄人物，正诡不同，而刚决则等”，赞扬“常开平每战必斩所幸美人头，然后临士对敌”惨无人道的行为。周亮工对此表示质疑，眉批道，“此或开平偶一为之，后人误传耳！不然，安得如许妇人供其宰割耶？今之枭弁，语以称病，相戒不妄杀人、冬不治墙恐伤蛰虫诸事，必不肯信。语以此等事，必以为大英雄应当尔尔，或反生效法心。我辈笔墨，不可不慎也！”周亮工戎马倥偬，目睹明末战乱中，清军奸淫掳掠，屠杀无辜的惨状，哀叹南京妓院，“今旧院鞠为茂草，风流云散，菁华歇绝；稍负色艺者，皆为武人挟之去”[40]。因此周亮工对于这种鼓吹“每战必斩所幸美人头，然后临士对敌”的野蛮残酷行为深恶痛绝，在眉批中驳斥陈孝逸的说法，断为后人“误传”，还谆谆告诫读者，“我辈笔墨不可不慎也”，不能随意宣传此类血腥残酷之事，以免那些凶悍的枭弁“反生效法心”。这不仅体现周亮工内心的善良，还反映他时时刻刻注意以善道教化民众的觉悟。这段眉批，周亮工感触颇深，认为有助世道人心，后收入了《书影》[41]。

4、射利亦是动机之一

周亮工曾担任清廷中高级官员，俸禄应该不薄，但家族庞大，加之他又笃于亲旧之谊，不时接济亲朋好友，葬死抚幼，搜集刊刻故人遗稿佚文，又有酷嗜藏书、收藏字画砚墨等文人雅癖，喜与友朋聚会饮酒作乐，吟诗作画，所以开支比较吃紧。尤其因闽案牵连，六年牢狱之灾，令周亮工几乎倾家荡产，他有一首诗歌，题为“长安旧传《十卖诗》，仆卖不止十，然皆非所忆，忆惟四，作《四忆》”，说他卖了不止十种藏品。据诗歌内容，其中最值得回忆的是画、图章、墨、小汉玉四种[42]。宋琬《题〈赖古堂藏册〉前》云：“岁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先生来湖上，顾余而叹曰：‘予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藏古人法书、书画、金石、篆刻之属，朝夕爱玩，以为寝食性命者，今皆斥典略尽。’”[43]由此可见，周亮工顺治十八年（1661）脱离牢狱之灾后，经济上已濒临破产。次年，他马不停蹄地投身《尺牍新钞》编辑和梓刻，当年就编辑、刻印完毕，可谓高效。这其中射利以求缓解经济压力的动机，肯定是存在的。
但周亮工高于一般书商之处，即在于他并不过分计较金钱利益得失，慷慨允许别的书商照原样翻刻。但他要求不能偷工减料，胡乱删削、篡改，否则定当追究，“倘欲缘兹简册，更布枣梨，必须殚极精良，一如原部，镌字无差点画，择楮定见光鲜，庶慰余怀，有裨遥企，任其翻刻，不禁可焉！至于滥恶相欺，谬讹遗恨，定行究治，不问遐迩”[44]。周亮工在《藏弆集》扉页，依然谆谆教诲那些书商，“但前集（指《尺牍新钞》）曾白坊间，许照鄙刻重梓，而一时好事者，用其十七杂以二三，图惑世目，殊觉不伦。……请与诸公约，是集（指《藏弆集》）出后，仍照原刻梓行可也。倘有更蹈前辙，仆固任之，恐有起而嗤诮者矣，诸公何乐为此？”[45]

三、《尺牍新钞》三选辑选标准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的辑选标准颇严，除了坚持“已刻一字不录”、“已刻一篇不载”[46]总的原则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标准。
对于所选尺牍的时间和范围，周亮工严格限定为近数十年间的名家：“断自数十年以来名家，不特远古所宗，不须赘设，即传闻之彦，弗更遐稽，盖以数十年间，风气大开，阐扬不及者颇富，邓林之名材未经搜采，荆山之秘宝尚待攻求，从此辑成，自然巨丽。古今错杂，终觉不伦也。”[47]在《结邻集·凡例》中他依然强调：“尺牍有选，断自数十年以来者。以隆万之前，归茅而下，一二大家，制作昭然，无事表扬，但欲模范后进，终恃崇尚前修。”[48]这种严格的断代，避免了芜杂的毛病，使选本内容集中于明清之际数十年“风气大开”的转型时期，对于研究明清之际文学有特殊价值。
对于所选尺牍的中心题旨，他也有严格要求。所选尺牍没有篇幅、体裁限制，“篇无定格，幅不同规，要于抒写性情，标举兴会，可谓独空前往，游方之外者矣”[49]。“抒写性情，标举兴会”的主旨要求，与周亮工一向强调的诗文必须抒写性情的文学主张契合。在《结邻集》中周亮工进一步强调借助辑选尺牍以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性，“稽《诗》、《书》之垂训，以忠义为首称。然与其发为文章，孰若见之行事”。他随后列举周顺昌、高攀龙、刘宗周等人，认为他们“皆表节烈于一时，庶振馨芳于千载”，“安得不急标之以为世范？”[50]
对于所选尺牍作者和内容，周亮工亦有严格限制。
首先，道教徒、佛教徒的文章基本不选，“道士服食之言，瞿昙面壁之音，自有专家，非关染翰，故是集概不轻入，傥或妄见飞裁，反至流为绮语”[51]。但《尺牍新钞》也选择了无“禅和子”气的佛教徒文章，如莲池大师“亦曰与子言孝，与臣言忠，犹之乎风华之朴茂者云耳”[52]。此后编纂《结邻集》时标准有所放宽，说：“张君僧持以所钞诸释子札见贻，揽其宗趣，颇释尘撄，遂多录以示世”，但也指出“亦取其言下了了，斩断葛藤者”[53]，所以《结邻集》中选入佛教徒尺牍甚多。周亮工继承其家庭传统的道德观点，对妇女尺牍持一种严格限制的态度：“闺秀之篇，集中鲜载，惟顾夫人大家风范，周淑媛道韫雅风，急登数则，获表双奇。自余非抒闺怨，则报幽期，非申花月之盟，则订香茗之约，或青楼艳质，思衒价于捉刀，或绣口令才，竞托名于染黛。玉室遥忆，终类神山；翰墨导淫，徒沉欲海，故宁失之严，勿失之滥也。”[54]这种消极对待妇女作品的观点，反映了他落后保守的观点。《尺牍新钞》三选中妇女作品甚少，可算是一大遗憾。
其次，对于相互驳难的文章也不加收录，认为“辨析疑义，论难岐端，然一涉往复，便启争凌，既有胜情，遂生掎角，于圣贤精义，亦复何有？徒使翰墨之林，为迂腐学究之播煽而已”[55]。但在《结邻集·凡例》中，周亮工态度有所改变，认为一概不收有失偏颇，主张收入一些相互驳难的尺牍，“使往复相生，庶见机锋对触”[56]。
再次，风花雪月的文章亦不收，“不特桑濮之音，概从屏置，即月露之句，尽谢甄收”[57]。尺牍中的寒暄客套习语一概删去，“通体全无意义，一节亦愧雅风，是集非置不录，即用微删。若欲不废寒暄，不妨别为拟托，又何必乞灵于往牍，取办于陈篇也哉！”[58]
出于对明末文风和世风强烈不满，周亮工坚决摒弃以下两类作品：
一是以门户之见而党同伐异，肆意攻击的尺牍。明季文士喜以门户、地域之见而相互攻击，周亮工对此深恶痛绝，在《书影》抨击明季因门户、诗文之别而导致的人伦悲剧：“万历中以门户分别，忍于推选其父者，某；以诗文分别，而忍于推远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论，留当首诛。”[59]对于此等尺牍，周亮工声明概不入选：
文人聚讼，自古为然，尺牍纷争，于今更甚，自何李倡道于前，艾陈沸腾于后，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讹，一言之异，动生抵牾，论难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犹未知所抵者，不过争吐笔锷之飞翔，大肆文澜之湍激耳。不知一理而两端具足，殊途而归旨斯同。妄持偏见，终类井蛙；竞起狂锋，究同管豹。启门户之渐，造水火之端，酿祸贻讥，莫此为甚。原其所始，未尝不可两存而并是也，岂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严绝之。[60]
哪怕是对周亮工青眼有加的同乡艾南英，周亮工虽极为推崇他，但因其喜好在尺牍中肆意攻击，不得不加以裁抑。《尺牍新钞》中只选入艾南英一通尺牍《答杨淡云书》，周亮工批点：“千子多骂座之书，故尽逸之，仅存此一则。”[61]
二是轻薄文人之尺牍。那些“是非之无定，毁誉之难明，尊已卑人”的文章，概不入选。周亮工云：
今则不然，即此笔墨之间，便徵心术之险，是以盗名巧若穿窬，衒直工同龙断。生未谋面，忽有太史之报任安；死既无知，才见鲁连之规乐毅。因成败之既定，冒泾渭之全分，鬼蜮同情，戈矛易向，流将何极？孰谓可欺？此等之篇，概不入选矣。[62]
这反映了周亮工注重心术，重视文人道德修养的观点，“凡所登选，亦必有关大道，裨益古心”[63]。在《结邻集》中，周亮工再次强调选入的尺牍，“皆足维持末俗，期于敦笃同声。……读者尤当秉兹高谊，勿仅溺其英词”[64]。
对于尺牍文体，周亮工持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上世表笺，亦以单行尽意，则今人裁答，何妨偶语抒华？”[65] 《尺牍新钞》中骈文和散文兼收。《结邻集·凡例》认为对于骈文，“前集之选，不甚斟收”，所以集中收入更多，“务使齐梁艳体，还美于西京；抑将王骆环篇，更争高于盛世”[66]。值得注意的是《尺牍新钞·选例》和《结邻集·凡例》均为周亮工用骈散结合的文体写成的。

四、《尺牍新钞》三选编纂方法、特点和缺陷等

周亮工在《尺牍新钞·选例》中阐明了一系列编选观点，可作为三个选本总的编辑主张。

1、旁搜博采
《选例》云：
一书之成，必须博采，众家不备，讵足大观？合二十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栋，凡系翰牍，必事甄收，加以旧家秘本，废簏残编，莫不曲意搜求，恣心采访，甚至友人所存往复之笺，虽半纸数字，亦必倾笥借录，以罄幽奇，聚千腋以成裘，酿众英而为蜜，数十年间，名人巨公之搆，可谓侈矣。犹有海内硕彦，不无挂漏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檄同人故也。傥不吝琼瑶，惠而锡我，嗣成续集，伫候好音。[67]
周亮工友朋众多，《尺牍新钞》每卷由两位好友代为选辑，由其子周在浚和侄子周在梁钞写，最后由周亮工统稿，加批语后刊刻。周亮工为编选《尺牍新钞》三选，与友人通信时都会嘱咐代为搜集文集和尺牍。如周亮工托付张怡：
近人文集有何人可供采择，即先生无其书，亦望示其目。弟当托人四处觅之。[68]
在《结邻集·凡例》中还道：
张君僧持以所钞释子札见贻。[69]
《与汪舟次书》中谈及《藏弆集》的编辑：
   赤牍二钞，已得八卷，再得二卷，便可梓于青州。足下并野人肯搜罗两卷见寄，吾事济矣！[70]
大概周亮工催逼太紧，陈弘绪《与周栎园》不得不道：
曾有所得，即抄录驰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71]
为了能广搜博采，周亮工除在《尺牍新钞·选例》中希冀同人“不吝琼瑶，惠而锡我，嗣成续集，伫候好音”，在《结邻集·凡例》中亦云“诸公遗文，或有存者。同心搜逸，尚其望诸。勿谓大雅之云亡，遂使斯道之绝响”外，甚至还在《尺牍新钞》扉页做广告：
更祈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锦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境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阊门外池白水书坊。二集即出，尤望早寄。[72]

2、加以剪裁，参以评点

周亮工自云：
尺牍为一时挥翰之文，非关著作。或兴会所至，濡染逾涯，或繁赜交纷，拖沓累幅。至有名章俊语，每以一句之疵，一字之类，少为减价者，不妨稍加删割，要之无伤大体。[73]
又云：
是集非标榜之书，间有评语，或照应苦心，或阐扬逸行，多则数十言，少则一二，则期于抒其所见而止。[74]
加以剪裁、评点，可以说是《尺牍新钞》三选的优点和特色。对繁芜的篇章，周亮工加以适当剪裁，突出重点，又加以圈点和批语，或一二词，或数十字，阐发作品的背景，或分析尺牍之妙处，见解精辟，具有独到的价值。详见后文对于周亮工眉批价值的分析。

3、不分类，无次序

周亮工自云：
启事通怀，万端难尽，分门别类，一节可稽。尺牍之选，往往如是，所以利浅学之渔猎，便不文之袭取也。不思一牍而中涵数事，究将依附何门？即使区别果安，岂能纤微悉合？若欲少加移就，终当恃我才思。是拙手既难全剿巧笔，又何用悬疣？不若并浑之为得也。且是集全为通才而陈胜赏耳，傥欲借文浅陋，自有合俗简编。[75]
尺牍往往由于一札蕴含数事，分类不易。周亮工称他所编选的尺牍有特定的读者群，“全为通才而陈胜赏耳”，主要目的是提供鉴赏，而非应景式的模本范文，因此不需要按内容分类。但一通尺牍往往都有主旨和侧重点，按内容分类，便于检索，亦方便读者。以“一牍而中涵数事”、“拙手既难全剿巧笔”为由不分类，实在是个偷懒的理由。
周亮工又云：
一人之牍，必系之一帙者，可以辨其源流，见其品第。至于次序，随选既登，总无定例。既非全纪世次，有初盛中晚之分；又非编次缙绅，有通显隐逸之别，故前后一本无心也。[76]
《尺牍新钞》三选以人系尺牍，但因为时常挖改、变易之故，多有重见叠出的人物，加之“随选既登，总无定例”、“一本无心”的做法，既不按年代等次序排列，也不按内容等分类，显得杂乱无章。《尺牍新钞》三选不分类，无次序的主要原因在于搜集汇辑出于众人之手，成书仓促，周亮工事务繁忙，无暇细细整理。如他自陈《尺牍新钞》编选：“是役也，始自载阳，成之陨箨，余固不无微劳，而分治之功，亦不可没焉。人期一卷，则简别惟精，卷不百篇，则论衡不易，芟繁标异，备极苦心，故某卷属某汇订者，即载某氏于前，不忘所自也。”[77]参加《尺牍新钞》编选的有周亮工好友高阜、罗燿、黎士弘、林嗣环等二十多人，两人分担一卷编选，从春到秋，几个月就完成了，最后由周亮工汇为全书，加以评点付梓。
为追求成书迅速，不分类和无次序，是《尺牍新钞》三选编辑上的大缺陷，为后世使用者增添了很多使用的麻烦。

[1] （清）杨彭龄《〈结邻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491页。以下无特别说明，所引《结邻集》均为此版本）。

[2] 见《尺牍新钞·选例》后“赖古堂”识语，“康熙元年岁在壬寅六月望日赖古堂识”（《尺牍新钞》，《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11页。以下无特别说明，所引《尺牍新钞》均为此版本）。

[3] 《赖古堂集·年谱》，第917～918页。

[4] 《藏弆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275页（以下无特别说明，所引《藏弆集》均为此版本）。

[5] （清）尤侗《答周侍郎书》，见《明清十大家尺牍》“尤侗”篇，中华书局，1938，第19页。

[6]《结邻集》黄虞稷序后有“康熙九年岁次庚戌重五前二日赖古堂汇梓”字样，此集初刻于此时（《结邻集》，第495页）。

[7] 《与张瑶星》（二），《赖古堂集》，第779～780。

[8] 《与张瑶星》（六），《赖古堂集》，第786页。

[9] 《结邻集》，第672页。

[10] 《结邻集》，第743页。

[11] 笔者考证出周亮工晚年焚书之确切日期为康熙十年辛亥二月初五日（1671年3月15日），参见拙文《周亮工焚书日期确考》（即将刊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

[12] 《结邻集》，第736页。

[13] 《结邻集》，第575页。

[14] 《与张瑶星》（三），《赖古堂集》，第781～782页。

[15] （清）杨彭龄《〈结邻集〉序》，第491。

[16] 《赖古堂集·小传》，第898页。

[17] 《赖古堂集·行状》，第969页。

[18] 《赖古堂集·行述》，第1010页。

[19] （清）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康熙六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20] 《藏弆集》，第268页。

[21] （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中华书局，1965，第2763页。

[22] 《藏弆集》，第269页。

[23] 《明季北略》，第524～525页。

[24] 《赖古堂集·墓碣铭》，第946页。

[25] 《赖古堂集·墓碣铭》，第946页。

[26] 《藏弆集》，第260页。

[27] 《藏弆集》，第266页。

[2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顾大章传》，中华书局，1974，第6341页。

[29] 《尺牍新钞》，第124页。

[30] 《尺牍新钞》，第73页。

[31] 《尺牍新钞》，第47页。

[32]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第一卷《烈皇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41页。

[33] 《尺牍新钞》，第32～33页。

[34] 《尺牍新钞》，第121页。

[35] （清）周亮工《与陈简侯》（（清）陈枚《写心集》，《国学珍本文库》，中央书店发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189页）。

[36] 《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页。

[37] 《尺牍新钞》，第52页。

[38] 《尺牍新钞》，第52页。

[39] 《尺牍新钞》，第65页。

[40] 《书影》，第11页。

[41] 见《书影》，第45页。

[42] 见《赖古堂集》，第269～270页。

[43] （清）宋琬《题〈赖古堂藏册〉前》，《赖古堂文选》卷十九，上海图书馆藏。

[44] 《尺牍新钞》，第3页。

[45] 《藏弆集》扉页语，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46] 分别见《尺牍新钞》、《藏弆集》封面所刻广告语，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47] 《尺牍新钞·选例》，第8页。

[48] 《结邻集·凡例》，第496页。

[49] 《尺牍新钞·选例》，第8页。

[50] 《结邻集·凡例》，第496页。

[51] 《尺牍新钞·选例》，第8页。

[52] 《尺牍新钞·选例》，第8页。

[53] 《结邻集·凡例》，第497页。

[54] 《尺牍新钞·选例》，第11页。

[55] 《尺牍新钞·选例》，第8页。

[56] 《结邻集·凡例》，第498页。

[57] 《尺牍新钞·选例》，第9页。

[58] 《尺牍新钞·选例》，第9页。

[59] 《书影》，第47页。

[60] 《尺牍新钞·选例》，第10页。

[61] 《尺牍新钞》，第71页。

[62] 《尺牍新钞·选例》，第10页。

[63] 《尺牍新钞·选例》，第9页。

[64] 《结邻集·凡例》，第496页。

[65] 《尺牍新钞·选例》，第11页。

[66] 《结邻集·凡例》，第498页。

[67] 《尺牍新钞》，第10页。

[68] 《与张瑶星》，《赖古堂集》，第778～780页。

[69] 《结邻集》，第497页。

[70] 《赖古堂集》，第732页。

[71] 《尺牍新钞》，第76页。

[72] 《尺牍新钞》，第3页。

[73] 《尺牍新钞·选例》，第9页。

[74] 《尺牍新钞·选例》，第10页。

[75] 《尺牍新钞·选例》，第9页。

[76] 《尺牍新钞·选例》，第11页。

[77] 《尺牍新钞·选例》，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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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浅说

《尺牍新钞》收录230余人尺牍近900篇。《藏弆集》收录300余人尺牍600余篇。《结邻集》收录200余人尺牍400余篇。《尺牍新钞》三选共收录明清之际文人尺牍近2000篇。由于坚持“已刻一字不录”、“已刻一篇不载”[①]的原则，收录的多为当时较罕见的作品，加之经过周亮工的刻意选择和批点，这三个选本成为研究明清文学和思想的丰富宝藏。周亮工对此也颇自负，自夸：“尺牍家言，从来诸选，咸皆旧制，间翻变调，即鲜佳观。是集凡系已刻，虽美不登；但属无奇，虽新弗录，诚艺林之枕秘，实书记之宝函也。”[②]《尺牍新钞》三选刊刻后，社会反响极佳。周在浚云：“先司农选辑之书，如《赖古堂文选》及《尺牍新钞》、《藏弆》、《结邻》三集不在焚书之列，迄今印行海内，学者莫不奉为枕秘，咸望续刻，以广未见。”[③]其在后世，甚受识者重视，如陆以湉《冷庐杂识》“《尺牍新钞》”条云：
《尺牍新钞》十二卷，祥符周栎园侍郎亮工所辑，明季及国初名人笺启皆悉采入。……所采尺牍，不尚华藻，颇有粹语，略志数篇于后。[④]
其后选摘了杜濬、陈孝威等数十则有关世道人心、品德修养的尺牍，可见《尺牍新钞》颇受有识者重视，被视为有益世道教化的书籍。但《尺牍新钞》三选其中蕴含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更加重要，前人尚未揭示。就笔者愚见，有如下几点：

一、文字优美，富真情实感，是鉴赏和学习的范本
高阜《与周减斋先生》：
    寒家敝垣上薜萝，见者多赏。其初夏展放时，新绿如染，叶叶鳞次，微风过去，作碧波千顷。而某更领略秋冬之际，霜深宇净，落叶满庭阶，如在万山深处，令人意思孤远。因忆此萝为先君手植，至今三十余载。先君见背已二十余年，犹令某对之肃肃不敢作凡近想。生我之教训，固何时已乎。敢请先生为书萝栖字，以宠其居志不忘也。
高阜是周亮工好友，其家有薜萝，乃其父手植，非常茂盛，想请周亮工书写“萝栖”两字。周亮工诗《江上留别高康生（即高阜）、蔚生》有“兄弟薜萝居”之句，自注“两君（指高康生兄弟）所居多薜萝，康生命予书‘萝栖’颜之”[⑤]就是指这件事。高阜因为思念父亲“生我之教训”，恋恋亲情不已，笔下父亲手植之薜萝也超凡脱俗，婀娜多姿：初夏“新绿如染，叶叶鳞次，微风过去，作碧波千顷”，秋冬“霜深宇净，落叶满庭阶，如在万山深处，令人意思孤远”。读者欣赏作者笔下美景的同时，亦能体悟作者对父亲的深情怀念。
唐堂《与丁叔潜本部》：
音尘销灭，又更两载。今春归省，过化城旧馆，闲无一僧，颓棂败瓦，委荒榛蔓草间，颇有稷茁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属他姓，庭树寂寥，枝条欲折。大略今日鼯穿鼠窜，烟颦露泣之地，皆我两人当年花朝月夕，啸歌寤宿处也。昔之所乐，今之所哀，人言声无哀乐，此地亦当无哀乐尔。昔日红颜，半就衰老，且有墓木修修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识。虽铁石作肝，能不销铄？自非皈心西土，逆旅不能不闲思往事也。[⑥]
唐堂为周亮工族侄，河南开封籍。1642年黄河灌开封城，城中居民几乎死亡殆尽，千年古城化为废墟。此信是他多年后返回故乡所见：旧日庭院，风景寂寥，人物凋零，加之此时已改朝换代，满清入主中原，更引发作者“稷茁之悲”。唐堂虽是武解元出身，但此信却能通过景物描写渲染气氛，“颓棂败瓦，委荒榛蔓草间……庭树寂寥，枝条欲折”，而这些地方都是当日作者与友人“花朝月夕，啸歌寤宿处”。强烈的今昔对比，反衬出明末动乱以来家乡凋敝的惨状，抒发物是人非之痛感。因此周亮工批语：“文章妙处在真耳！真则笑有笑靥，啼则有啼痕。彼假作悲喜者，亦何关痛痒哉！”阐述了周亮工主张文以真情实感取胜的主张，鄙薄那些“假作悲喜”，无关痛痒之文。

二、可以深入了解明清之际的文学思想

《尺牍新钞》三选均为明清之际文人尺牍，由于尺牍是亲朋好友间的私密交流，具有抒写心情，真挚随意的特征，因此往往多有官样文章中少见的真心语和心得体会，是研究时人文学思想的鲜活资料。在三选中，我们往往可见当时文士相互质询解答，运用数十年学术心得进行语言和思维的交锋，细加斟酌，对于明清文学思想的研究大有裨益。
如徐世溥《答钱牧斋先生论古文书》讨论了文人安身立命何在的文学核心问题：
来教曰：“龙门、昌黎安身立命在何处？”窃观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达其性情，而止要于广读书，善养气为本。根极至性，原委六经，所以立命。贯穿百氏，上下古今，纵横事理，使物莫足碍之，所以安身也！……如必曰某处为龙门所安身，是即非龙门；某处为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始露全身，为文之境，何以异此！此非故为推堕滉漾，不可致诘，实以平日用功经悟，所见如斯。以先生下问，辄复罄陈求正。[⑦]
此处徐世溥回答了钱谦益“龙门、昌黎安身立命在何处”的问题，认为“根极至性，原委六经，所以立命。贯穿百氏，上下古今，纵横事理，使物莫足碍之，所以安身也！”做文章也要根坻六经，贯通古今，不能食古不化，拘泥固执，要如“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始露全身”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之说，《五灯会元》“哪吒太子”条记载，“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⑧]。“投子大同禅师”条，载其与弟子问答，“问：‘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如何是那吒本来身？’师放下拂子，叉手”[⑨]。可见宋代佛教中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之说比较流行，故严羽《沧浪诗话·附答吴景仙书》论诗云：“吾论诗，若那咤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⑩]明董其昌用此说论书法，“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11]。而徐世溥此处则用来形容为文之境，意在汲取诸家之长，而不拘泥于某门某派，要“广读书，善养气”，“根极至性，原委六经……贯穿百氏，上下古今，纵横事理”得古人之真精神，独出机杼，始能造文之化境。
周亮工批语，“所自得如此，宜其独树一帜！”对徐世溥所悟之文学观点极为推崇。此通尺牍涉及古人安身立命之处何在以及如何向古人学习古文精髓等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明清之际文学思想有参考价值。
亦有谈及文风与地域之关系，如罗万藻《与友人》：
然自甲戌之别，不过四载，而地方荣悴顿殊，岂富贵繁丽，所以用地气者已太过。抑一时名士如林，山川转换之意更进一局乎？兄台光景颇似不同前，而气体高悦，不改其翩迁，殆山川相之矣。至近作疏密有致，而别着手眼处，针线全自学问中来，则地气不能转换兄台，但兄台为地气讨一转换耳！[12]
明代文人喜谈文风与地域之关系，此处罗万藻即谈及地气与文风之关系，认为友人文章“气体高悦，不改其翩迁，殆山川相之矣”。周亮工批语：“地气太过，见道之言。先辈云：‘东南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处。’此者可以悟矣。”周亮工的说法大概源于医书，其在《书影》中记载：“医书中有天地国脉日气趋东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见《偶然录》。”[13]
尺牍语言比较随意，所以多用通俗形象的比喻阐发深奥的文章道理，令人闻之不禁莞尔。如闻启祥《示子弟》，论述作文如打鼓之法：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离。……张元长云：“作文如同打鼓，边鼓需极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 [14]
周亮工对闻氏用打鼓敲边鼓和击中心的手法阐明为文“不可太粘，亦不可太离”的抽象道理的妙语，极为推崇，眉批：“妙语使人心折。”无独有偶，林嗣环《与吴介兹》一文中亦谈及作文与打鼓的问题，巧妙辨别作文“高者”与“呆者”之区别：
昆山张元长云：“作文如打鼓，边鼓虽要极多，中心却少不得几下。”余谓鼓心里但少不得几下耳，却多打不得。以打边鼓左右时，其下下意，都已送到鼓心里去。今人之文高者，下下打边，呆者下下槌心，求其中边皆甜者，乌有哉！[15]
对于林嗣环对于张元长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周亮工深表赞同，眉批：“善于论文。”
明清之际，对于杜甫诗歌的推崇成为一种风尚，各种杜诗选本层出不穷，但周亮工对于这些选本有所批评：
足下所注《杜诗约本》，一味求切求实，不事钩深索隐。仆每见誉人著书者，辄曰：“似郭注庄。”盲人缘此，遂欲与作者对垒。若足下此注，不过因世人不见老杜真面目，直以杜还杜耳。但约本之名，不甚惬鄙意，欲更之曰《杜还》。老杜被学者挦剥殆尽，又被注者摘索无遗，不得不褴褛筚路，逃之无何有之乡。直遇足下始得咏“生还偶然遂”也。勿论自来诗文书画，直当以笔还笔，墨还墨，而注古人者更当以古人还古人。得一“还”字，杜诗从此无事矣！仆昨谓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岁粮，闭此君于深山老屋中，俾早成此书，使杜老‘直从巴峡穿巫峡’，使我辈从羌村邻人后早作墙头观耶？”振公亦为失笑。[16]
明代后期存在对于杜诗或“挦剥”或“摘索”的时弊，正如钱谦益所称：“李献吉以学杜雄压海内，窜窃剽贼，靡然成风”[17]。周亮工对于当时选本注释杜诗穿凿附会，失却杜诗本来面目的行为深恶痛绝，称赞其人作的注释之书可名之为《杜还》，抨击“世人不见老杜真面目”，主张“注古人者更当以古人还古人。得一‘还’字，杜诗从此无事矣！”颇切中时弊。

三、蕴藏丰富的文学史料

《尺牍新钞》三选常涉及对当时文人的评价或者介绍。如侯方域被后世誉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但时人却对他颇有微词，周亮工《与吴冠五》一牍就记录了很多批评意见：
秀才金式祖评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蚤，末暇鍊句耳。”计孝廉东评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成波折，差乏风水相遭之趣。”申隐君涵光曰：“朝宗才气雄冠一时，然事鲜情实，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壮悔堂集》中书、策、志、铭极多奇构，《宁南》一书尤酷拟史迁，可推近时作者。然宁南事皆失实，左诬魏葳，殆所不免。无征不信，其谓是欤?”杜征君濬曰：“朝宗后出才俊，而根坻不坚，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语，以行己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学骈丽之文，壮而悔之，一规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传矣。惟《与阮光禄》、《田百源》诸书及《马伶》诸传记，毒詈匪类，妙极形容，未尝不痛快人心，而惟憾发于群奸既死之后，遂不免于杜撰失实，致开纷纷之口。嗟夫！士君子操觚，所讥讽者，既非吾之族类，论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当刻论之矣。而事稍失实，即甚恶其人，甚爱于我者，犹因其文，以疑其余，起而訾议之。若此，可以知所戒矣。”[18]
此处周亮工引用许多时人对侯方域文章之批评，有指责其“末暇鍊句”，有指责其“差乏风水相遭之趣”，有指责其“鲜情实，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有的指责“事皆失实”，亦有指责其“根坻不坚，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语，以行己意”。这些时人评语，无疑有切中肯綮的一面。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批评侯方域，“朝宗文，气爽而笔灵，颇有飞动之观，惜根柢太浅，不学无术，多近小说家语耳。余自十八九岁时，见其文，甚喜之。嗣于壬子冬得其全集读之，大惊，以为隽爽劲利，几于无篇不佳。今日重阅，深叹其徒有机势之胜，全无酝酿之功，其佳处往往直到龙门，离合变化，俱有神会；而用事之陋，措词之浅，乃多近伧父面目。足见古人作文，须读书养气，行文不必徵典，自有经籍之光。以朝宗之天分，而能加以学力，杜牧皇甫湜不难到也”[19]。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批评侯方域，“惜其根坻太浅，无学养之功。故徒驰骋其辞，以空辩相矜尚，非文之至也”[20]。由周亮工此札所引时人批评看来，李、张的说法无疑是所来有自的。周亮工虽承认侯方域有文章“杜撰失实，致开纷纷之口”，但更以一种宽容大度的态度来看待其人，认为“所讥讽者，既非吾之族类，论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当刻论之矣”，对于时人这种“事稍失实，即甚恶其人，甚爱于我者，犹因其文，以疑其余，起而訾议之”的刻薄批评不以为然。周亮工反诘，如果遇见“彼以鄙俚之词，造无影之谈，以毁谤诸正人者，又当何如哉？”认为批评者过于苛刻，于侯氏文章“毒詈匪类，妙极形容，未尝不痛快人心”的优点认识不足。虽然周亮工可能出于同乡之谊，为侯方域辩护，但其主张文学批评应注重作家主要思想倾向，不纠缠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加以肆意抨击的宽容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此札包含丰富的侯方域批评史料，惜《结邻集》近代排印本甚少，至今尚无较好的点校整理本，笔者浅陋，尚未见有侯方域研究者引用此资料。

《尺牍新钞》三选中亦蕴藏着许多小说史料，如其中有关金圣叹的史料，对于金圣叹研究有重要意义。稽永仁《与黄俞邰》云：
近有一绝异事。周计百使君司李赓南，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遣使赍舟车之费，往迎之。圣叹适有《唐诗选》，未赴也，然业已心许之。越明年，使君梦一人披发跣足，耸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圣叹也。”使君晨起，谓客曰：“圣叹休矣！”遣使再至吴门，始知使君梦中之夕，即圣叹绝命之晨也。嘻，异矣！仆为之作《纪梦诗》、《追悼诗》，足下和之。[21]
此信记述赓南司李周计百与金圣叹交往的故事，虽然梦中感应之事荒诞不经，但亦可见两人惺惺相惜之深情厚谊。据信中内容，当时金圣叹就名声远扬，不仅地方官员，“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遣使赍舟车之费，往迎之”，且其去世后，众人也纷纷作“《纪梦诗》、《追悼诗》”等悼念，这些都是研究金圣叹的重要史料。陆林认为“现当代金圣叹研究者多数人对《尺牍新钞》所提供的这则重要史料均视而不见，从无论及”，因为“近代俞樾已不知其详，今人更均以荒诞怪异视之”。经陆林钩稽史料，考出周计百乃河南延津周令树，时任江西赣州府推官，并由此考出金圣叹临终遗诗“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是向其托孤之作，认为“在金圣叹生命后期，清高狂傲、才气英发的周令树乃是其重要友人之一”[22]。由此可见《尺牍新钞》三选中哪怕短短百字之文，也可能对后代的文学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由此做出一番文章。

《尺牍新钞》三选中还涉及时人对明清艳情小说的看法。如张宗绪《正同学书》抨击明清之际淫书大行的危害：

近来文字之祸，百怪俱与。往往创为荒唐诡僻之事，附以淫乱秽亵之词，谓以艺苑雄谈，风流佳话，甚之曲笔写生，规模逼肖。俾观者魂摇色夺，毁性易心，其意不过网罗蝇头耳。……若夫不读诗书，未闲礼法，以暨黄童红女，幼弱无知，血气未定，一读此等词说，必致凿破混沌，邪欲横生，抛弃躯命，毁茂伦彝，小则灭身，大且灭家。……祸天下而害人心，窃恐千劫难悔，可不痛哉，可不惧哉！[23]
对于《xxx》等艳情小说的社会危害性，加以揭示。吴第《与友》亦云：
前人著《翦灯余话》，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会处出此书，亦为物类所鄙。此不过唐小说之流，而识者犹惜闲检如此。今书肆邪刻，有百倍于画眉者，其迹近于儿戏，其见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毁天下淫祠，当世伟之，至今犹令人闻风兴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书之害存于贤智，吾不知辅世长民者作何处置？[24]

也对当时“淫书”盛行的情况有描述，认为明清之际的书贾为了射利不择手段，抛弃了社会责任感，大肆刊印淫书，对社会危害巨大，“今书肆邪刻，有百倍于画眉者，其迹近于儿戏，其见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周亮工批语：“当与张宗绪《正同学书》并传。”对此深表赞同。这些都反映了时人认为艳情小说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看法，可以作为小说批评史料来看待。
《尺牍新钞》三选中蕴含的有价值的明清文学史料甚多，有待相关领域研究者进一步发掘。

四、周亮工眉批之重要价值

《尺牍新钞》三选中周亮工的眉批[25]，现代排印本都加以舍弃，只保留在刻本中，所以较为罕见。但周亮工见闻广博，具有深厚的文学理论造诣，加之他出身刻书世家，交友广泛，他的批语中包含着明清之际极为宝贵的文学和历史资料，具有较高的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1、有助于了解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等情况

周亮工往往在批语中表达他对明清之际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态度，从中不仅可见出他的文学主张和爱好，并且还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风和文学批评情况。

周亮工对明末以来文人作品动辄窜入禅宗语录风气极为不满。曹学佺《与友人》：
禅有理障，有魔障，与绮语无关。观昔词人刘勰、陆羽，生长丛林，所著《文心》、《茶品》雕繢满眼，不涉禅只字。即支道林、庐山远，非老法师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单刀一棒等语窜入，宁不厌呕！[26]
周亮工批点：“今之大善知识刻语录者，但载彼家言尚令人堕其云雾，一刻诗文尺牍便丑态毕露，以为不事文字，则何如不刻为愈也！”表达了对明清之际文人刻诗文尺牍喜窜入禅宗语录的强烈不满。这与周亮工本人内心对佛教的厌恶思想有关，他本人就自称“予性恶浮屠家言，见习其言者者斥绝之”，虽然他与金鼎（字冶王）是好友，但却不为其收拾遗文，“冶王诸古文词咸散失，无一存者，盖其所谓古文词俱杂浮屠家言，予性不好之，故当时不为收拾”[27]。但周亮工对佛教并非一概斥绝，对于高僧大德他还是非常崇敬，《赖古堂集》中多有拜寺问佛，与名僧往来的内容。周亮工一向讨厌佛教徒的所谓“禅和子”气。他在致张怡的信中评价佛教徒的尺牍：

弟极厌无公近笔，每作禅语，令人望之欲呕。先生所钞一则，笔墨楚楚，是此公不多见之笔，亦录之矣。……近得檗庵和尚二十余札，无一点禅和气，真足传也，刻成奉览。[28]

对于佛教徒无“禅和子”气的文章，他也极为欣赏，在《尺牍新钞》三选中也收录了很多僧人作品，比如莲池大师的作品。他这样解释：“集中尚载莲池大师数则者，亦曰与子言孝，与臣言忠，犹之乎风华之朴茂者云耳。”[29]

周亮工对明季艾南英与复社诸子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艾南英《答杨淡云书》云：“《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继之《房删》之后，亦犹用药者，先用大黄、硭硝，泻去肠胃积秽，然后以参术正其元气。《房删》者，弟之大黄，《文定》、《文待》，弟之参蓍也。”周亮工评点：
制义一道，得千子起而正之。当时不无妒者、谤者，至今日，《文定》、《文待》，家传户诵，守为金科玉律，始知千子之功自在天壤，彼纷纷胡为者？吾友康生曰：“不舍弃性命，出死力与世人相争一场，其书断不能千古。”旨哉言！[30]

对艾南英当时提倡恢复制义古风，“不舍弃性命，出死力与世人相争一场”的争辩精神，加以推崇。当然周亮工的看法未必是定论，对于艾南英与复社诸子争辩的是非曲直，现在学术界依然有很多不同意见，但周亮工批语无疑提供给我们当时人拥护艾南英的观点。

针对明末人好摹仿古人的复古风气，周亮工眉批徐芳《与汤惕庵》文，曰：“如此方真是欧苏之文，无一笔不有，却无一笔摹仿之痕。”[31]表达了他对如何学习欧苏等唐宋八大家的看法，认为必须要化用其笔法，而不能盲目照搬其词汇语句。

2、对尺牍作法和有关理论问题加以评点分析，有助鉴赏和学习

如对于一篇长尺牍，周亮工常加以连续评点，揭示其写法妙处，给读者以启发。下面以徐芳《答萧明彝》为例，加以讲解：
失晤遂已再岁，旷阔滋甚矣。然人谓之莫往莫来，弟谓之数往数来，此必有辨也。（周亮工批：“原道之言，却是一篇好文字，得之书牍。”指出该文为尺牍文体中“原道”的好文字，定下批评基调。）承示卓上人与子淳兄论难书，甚畅甚悉。子淳固志于道者，岂真墨守门户，不肯相下，无亦其所见，固自有同异耶？（周亮工眉批：“尤为不易。”）若弟则户外盲也，盲不识日，至于终古经天之物，转展于叩槃扪籥，况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问之辱也！若所云异同之际，固思之，大抵斯道现前，无虞于参差诡秘。而人之诣力不能皆一。譬之炤琉璃者，青入见青，白入见白，乃至闪忽幻变，百状具出。不但儒与释刲若敌国，即儒与儒、释与释，其支离抵牾，更有不可纪极者。（周亮工眉批：“与后一段故是喻言，为此段作反势。”指出此处以“炤琉璃”为比喻，与下面的“燕粤人言洛”的喻意正相反，是为引出下面的观点造势铺垫。）盖自孟氏以后，至今数千年矣，而其断断未齕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岂势之所易得哉？今夫洛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粤之人亦至焉。其间关隍途轨、邸第村郭、山川风土之属，燕之言如是，粤之言亦如是。粤人之不耻其袭于燕，燕亦不得犄于粤也。何则？洛同，则所见者，固不得以燕、粤异也。（周亮工批语：“正意尽此，余俱旁侧言之耳。”指出以上为徐芳正面立论的观点，下面都是围绕论点，从旁侧议论。）如使取洛邑图之，聚途之人讼焉。此云是，彼或意为非；此云美，彼或意为恶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则？彼于洛，固未至也。其所谓关隍途轨、邸第村郭、山川风土者，仅得之疑似仿佛之图耳，乌能测其所以然哉！（周亮工批语：“正如公明清酒三升以后。”管辂字公明，曾饮清酒三升后与众人辩驳，风流倜傥，周亮工以此赞扬徐芳议论辨析，精细入微。）故所见至，则燕、粤之口如一人，所见不至，则父子兄弟之说不相入。（周亮工眉批：“有关锁，全是八大家。”指出徐芳文章开合有道，反复照应论点，乃学习唐宋八大家的风格。）今夫道，犹中天之洛也。诸家之论，犹聚天下之人而言洛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悦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乌能强以所至者，饫其心，而关其口哉！故弟迩来，有一极简易法，欲使人勿认儒认释，而直认心认性。何则？儒与释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认吾性，且不向宣尼寻辙迹，而何有于纷纷者乎？（周亮工眉批：“粉碎虚空。”指出徐芳之言有助于扫除那些纷纷空谈儒、释之别的言论。）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释迦之教未入，吾宁无扩然证入之路乎？（周亮工眉批：“却有着落。”赞同徐芳摒弃时人儒、释分别之争议，而自认“心”、“性”以自证的做法，有实际之价值。）如不自认吾性，而门户是依，断断然争之，争之不当，只是滋之蔓矣。争之而当，而宣尼自宣尼，佛亦自佛也，乌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释者，不横胸而佐之鲠耶？不自至洛而日与人争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见与子淳之见不同，而皆未能无儒与释之畛。盍俱化之，使至虚乎？[32]

徐芳针对时人“未至洛”，而心中时时存“儒与释之畛”，空谈儒、释之别，纷纷不已的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勿认儒认释，而直认心认性”。对此周亮工深表赞同，对此进行了一番批点，用详细的批点，阐明了文章的风格妙处，揭示了文章做法，指出“关锁”之所在，同时其详细的批语亦有助读者明了文意、欣赏文章。

另外，周亮工借助《尺牍新钞》三选的编选，贯彻他的尺牍理论。如徐世溥《上虔抚潘昭度先生辞荐辟书》，周亮工评点中阐明了选择此则尺牍的用意：“赤牍必以大家为宗，艳则失之纤，板则失之腐。何仙郎辈，山人墨客之牍耳！即王百谷，近亦成通套矣。故予特举巨源此等文以为正鹄。”[33]
萧士瑀《与兄》论及作尺牍的情况：

他人与人书，终日言而为常言，如弄珠铃者，上不住空，下不堕地，中不著手，乃为妙耳。兄书乃棒打石人头朴朴，论实事将动而血指耳！[34]

这里萧士瑀讽刺时人尺牍中“上不住空，下不堕地，中不著手，乃为妙耳”的空泛虚假的文风，而赞扬其兄“棒打石人头朴朴”实实在在的真切风格。周亮工对此大为赞赏，眉批：“近人与人尺牍，滔滔数千言，按之究不知其意之所在，皆弄珠铃手。棒打石人头朴朴，亦为渊渊若金石。”
周亮工厌恶尺牍中使事滥套。叶秉敬《启黄鸣谷座师》用“如鱼猜水冻，犹涩其行；狐听水坚，未前其步”来形容未得名师指点前自己对于圣贤精义的疑惑状态，周亮工眉批：“使事冷韵。今人尺牍辄是一派滥熟字面，所以令人望而欲呕。”[35]

3、阐明尺牍创作背景，介绍当时文人逸事，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料价值

徐世溥《上虔抚潘昭度先生辞荐辟书》，仿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章法，委婉以“二难处”、“六不可”拒绝了潘昭度的荐辟。周亮工眉批不仅点出其章法机杼“词旨激昂，虽与嵇叔夜之书并传可也”，同时还介绍了其背景：
潘公荐巨源于乙亥岁，戊戌春巨源谢世。居源此书出，当时疑为矫情，殆二十四载终不出，始知巨源此书灼有真识，非徒托空言以自夸大者。[36]

阐明了此信写作的背景和大致时间，并以二十四年中徐世溥始终坚持文中观点，不肯出仕的事实，来反驳当时众人“疑为矫情”的猜疑，高度赞扬其不应荐辟和信守承诺的孤高人品，令后人读此文时更能深入一层感悟。

如张风（字大风）《与郑汝器》一札，周亮工眉批：
大风以辛丑秋，赴玉楼召。遗书有《双镜庵诗稿》、《上药亭诗余》、《楞严纲领》、《一门反切》四种，病中付郑汝器，命为刻行。而《一门反切》，法甚简，但用音和一门，使学者一调音韵便得，可以不习等韵而人通韵学，是大风生平最得意书。汝器不负之友者想，当为之次第刻布。[37]

这里周亮工眉批的信息量丰富，介绍张风的卒年以及其遗著情况，尤其指出张风有《一门反切》一书。此书今已失传，赖周亮工介绍，才为世知。据眉批，此书为讲解韵法之书，“可以不习等韵而人通韵学”，这无疑是可贵的音韵学史料。对于张风卒年，周亮工明确说是辛丑秋，即顺治十八年（1661）秋天。但周亮工《读画录》另有一种说法，“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风过高座寺，相聚五六夕，为予作册中诸幅已，又以小册贻我，未数月，即归道山矣”[38]。

考《年谱》：
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五十岁。正月，世祖皇帝升遐。凭几之际，诏赦在狱诸人。……三月，奔丧，还白下，庐居城南高座寺。

因此周亮工“自北回”，居高座寺的时间应为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而非壬寅（康熙元年，1662），《读画录》误记。周亮工为张风好友，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周亮工回南京，居高座寺，张风还曾为他数日作画，所以眉批中周亮工记述张风的卒年当为可信，可据此纠正很多书画辞典中定张风卒年为1662年的错误，由此可见周亮工眉批价值之一斑。

另如臧懋循《与吴左兆》，周亮工眉批：

晋叔得元人杂剧三百余种于麻城锦衣刘延伯家，与汤海若去取，得百种行世。元人遗音赖此不绝。晋叔固是韵人，尺牍多有可传，以其年次少前，故不能备录。[39]
此处周亮工披露臧懋循所得元人杂剧三百余种的相关史实，对于元杂剧的研究，无疑具有宝贵史料价值。

再如稽永仁《与黄俞邰》谈及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的逸事，为陆林考证揭示。但其中周亮工眉批还涉及金圣叹著作情况，极为重要：

    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

由于与金圣叹基本同时，加之拥有相同的一些友人，因此周亮工对金圣叹知之甚详，其眉批甚有价值。如在金圣叹《答王道树》一札上，周亮工批曰：

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水浒传》之外，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枝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

周亮工既表扬了金圣叹的“妙舌”，认为其中有些批语“妙绝”，但是又批评其章法单一，“苦是一枝笔，所谓数见不鲜也”，为他惋惜，认为“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由此看出周亮工对金圣叹及其作品非常熟悉，且有公允的评论，既指出其优点，也揭示其缺陷，所以陆林认为周亮工“堪称金圣叹研究古今第一人”[40]。周亮工对金圣叹行文“一枝笔”的批评当时可能流传甚广，吴晋《与周园客》中云：

栎园先生谓金圣叹评书三四种，总是一枝笔，此语惜圣叹不及闻。盲人无识，尚欲争学此一枝笔，岂不可嗤。仆又常闻前人论画，运笔专主中锋，石田老人曰：“八面锋一齐都来，尚了不得，如何说中锋？”此可谓文章法。愿与园客共参之。[41]

吴晋与周在梁（周亮工之侄，字园客）的信中，谈及了周亮工对金圣叹“一枝笔”的批评，认为“惜圣叹不及闻”，又讥讽了当时争相学习金圣叹批评风格的人，提倡文章之法要“八面锋一齐都来”，不能拘泥于一个套路，一种风格。

周亮工对金圣叹的评价在《尺牍新钞》三选中还有多处，如张芳《与陈伯玑》：

近传吴门金圣叹分解律诗，其说即起承转合之法，亦即顾中庵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说诗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阐绎，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而王李一派恶套诗，大抵不明于此说，以致村学究坌气狺声，涂墙缀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圣叹以前未闻于艺苑，为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评辑诸说家，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独《左》、《史》诸评尚未传到，不审宗趣若何？弟深欲闻之。[42]

张芳（字菊人）对金圣叹分解律诗之法以及评点之书都非常欣赏，认为“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和“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殷勤向陈允衡（字伯玑）打听金圣叹情况。所以周亮工眉批：“菊人亦圣叹知己，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周亮工口气隐然以金圣叹知己自居，并对金圣叹不及闻张芳赞赏之言感到非常惋惜。

余大成《答心灯》：
又譬如学打拳，然先学躲法，后学扑法。若单学得扑人，不学得躲人扑。一扑扑去时，早扑倒自家也。何以故？彼人学得躲法，不受我扑，故以彼人正躲时，便顺手有一扑扑我。故以彼人扑时，我不学得躲法，便遭彼扑。[43]

周亮工眉批：“近金圣叹一派，早已自先生开之。”认为余大成用浅显口语和比喻，酣畅淋漓地讲解为文之道理，已开启明末清初金圣叹一派善用比喻和口语批评之风。这对于理解金圣叹评点风格之由来显然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对《尺牍新钞》三选的系统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近两千篇尺牍中蕴含的巨大价值还远远未能发掘。但周亮工等人批语只在赖古堂原刻本上保留，近代排印本都加以舍弃，殊为可惜。2000年，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刻本《尺牍新钞》三选，但因天头批语原本笔迹细微，又加以缩小影印，四页合并为一页，更加模糊，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使用价值，未免令研究者扼腕叹息。

[①] 见《尺牍新钞》、《藏弆集》封面所刻广告语，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②] 《尺牍新钞》，第3页。

[③] 《赖古堂集·凡例》，第27页。

[④] （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清咸丰刻本。

[⑤] 《赖古堂集》，第189～190页。

[⑥] 《尺牍新钞》，第83页。

[⑦] 《尺牍新钞》，第48页。

[⑧]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第116页。

[⑨] 《五灯会元》，第299页。

[⑩] （宋）严羽著、胡才甫笺注《沧浪诗话》，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7，第242页。

[11]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4页。

[12] 《结邻集》，第577页。

[13] 《书影》，第173页。另（明）徐树丕《识小录》卷三亦有同样说法。

[14] 《尺牍新钞》，第95页。

[15] 《藏弆集》，第454页。

[16] （清）周亮工《与某》，《藏弆集》，第364页。

[17] 《书影》，第198页。

[18] 《结邻集》，第724～725页。

[19]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第992页。

[20]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1页。

[21] 《尺牍新钞》，第60～61页。

[22] 陆林《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2第1期，第79～80页。

[23] 《尺牍新钞》，第226页。

[24] 《尺牍新钞》，第233页。

[25] 《尺牍新钞》三选中的批语主要是周亮工的，但也杂有少量他人批语，如对于周文炜、周亮工等人尺牍，周亮工不能或不欲自批时，便委托亲朋好友来批。本文只研究周亮工的批语。

[26] 《尺牍新钞》，第34页。

[27] 《〈盛此公哭金冶王诗〉序》，《赖古堂集》，第554页。

[28] 《与张瑶星》，《赖古堂集》，第778～780。

[29] 《尺牍新钞·选例》，第8页。

[30] 《尺牍新钞》，第71页。

[31] 《尺牍新钞》，第116页。

[32] 《尺牍新钞》，第117页。

[33] 《尺牍新钞》，第45页。

[34] 《尺牍新钞》，第103页。

[35] 《尺牍新钞》，第174页。

[36] 《尺牍新钞》，第46页。

[37] 《尺牍新钞》，第60页。

[38] （清）周亮工《读画录》，《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海南出版社，2000，第57页。

[39] 《尺牍新钞》，第158页。

[40] 陆林《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第125页。

[41] 《尺牍新钞》，第234页。

[42] 《尺牍新钞》，第165页。

[43] 《尺牍新钞》，第160页。

往事如风

我刚来发了一个帖子发现被删除了，看了楼上的文章觉得确实写一篇文章还真不容易，看来挣分和增进威望得花时间呀

oliver197411

引用第3楼往事如风于2008-02-22 22:02发表的 Re: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 读后 :
我刚来发了一个帖子发现被删除了，看了楼上的文章觉得确实写一篇文章还真不容易，看来挣分和增进威望得花时间呀

写文章难，写好文章更难

robertc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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