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毕业演讲：世界多么不平等 想法改变

跳梁

转自:http://culture.people.com.cn/GB/70968/70970/6766479.html


Bill Gates: Never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 比尔·盖茨:世界多么不平等 想法改变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 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 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 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 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 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 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 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 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 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 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 类。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跳梁

想请互助基金的朋友讨论讨论.

跳梁

转自：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0801/0108_2579_356627_3.shtml

兰州姐弟因贫困抓阄上学 姐姐没抽中跳崖自杀(图)
2008年01月08日 08:06兰州晨报【大 中 小】 【打印】

资料图：这两个纸团决定了她的命运 来源：西部商报

2005年8月31日，兰州市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由于贫困，不得不和弟弟抓阄争取上学机会的姐姐杨英芳精神失常，离家出走4天后被村民在本地的一处悬崖下发现。由于受到惊吓，杨英芳得时时抓住母亲的手，包括睡觉。资料图来源：西部商报

贫困高中生：被改变的命运

一封两年前的遗书

虽然距离杨英芳跳崖已经有两年的时日，但是贫困高中生的问题依旧

“也许还有千言万语，我已经没有权利，再说纯粹就别再提起我这个人。这样也好，让你们的心不会很快变老，让一切都重新开始，相信明天会更好。”2005年8月22日，榆中县恩玲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杨英芳在笔记本上写完这几句话，撕下来放到家里的抽屉之后，给弟弟做了饭，到地里收拾完庄稼，之后纵身跳下300多米深的悬崖。

直到2007年12月26日下午，杨育祥才向记者公开女儿杨英芳两年前写的这封遗书。虽然距离杨英芳跳崖已经有两年的时日，但是关于贫困高中生的问题，目前还有待解决。

杨育祥一直保存着这两张纸，虽然他不明白女儿在混乱的思维中写就的这封遗书真正的含义。55岁的杨育祥递出这两张纸的时候，泪水满眶。

杨育祥的妻子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就和大人一样，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

遗书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问我去了什么地方，那里才是我的家……我走了，将不会再回来，希望弟弟能够好好学习，实现自己的理想。眼下需要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需要的人，也许出门远行才是我最好的归宿，没有我，你们反而会轻松些，反而会过得更好。这是事实……与其这样生不如死地挣扎，倒不如寻找远方的净土，让心灵净化。”

抓阄、跳崖

两个纸团都是空的，抓任何一个结果都一样

2005年8月底，开学之前，杨育祥身上只有1000元钱，不够两个孩子上学。女儿杨英芳和儿子杨栋都上高中二年级，当时的学杂费为每人700元。

女儿学习好，但是杨育祥夫妇希望儿子能继续上学。为了“公平”起见，杨育祥让两个孩子抓阄决定谁上学。让女儿杨英芳第一个去抓，杨英芳抓到的是空白纸团——这预示着她将离开学校。

通过弟弟，杨英芳知道了这原来是一场骗局：两个纸团都是空的，抓任何一个，结果都一样。

“我心里凉透了！”杨英芳给弟弟做完饭，独自去地里拔胡麻。
“我又拔到（傍晚）7点，感觉心烦得很，不想回家，想往上再走，散心。”

“书没有办法念了，我就想打工，但是天已经黑了，身上没有一分钱，家里再也不想回去。”闪电在乌云中扭曲挣扎，杨英芳有些害怕，在一个叫二怀沟的地方挑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身后是深达300多米的悬崖。杨英芳出来的时候，为了节省，连袜子都没有穿。

“我能去哪里？”她反复地问着自己。

“我突然很绝望，就跳了下去。”

悬崖上伸出的树枝救了杨英芳一命，杨英芳靠着野山棘度过了2天3夜后，被放羊的孩子救起。

“不能念书了，唯一的出路就断了，这样做我不后悔！”杨英芳说。

杨英芳的命运

休学后的杨英芳只能躺在家里看书，病也没有好

从崖下被救起后，杨英芳全身肿痛，后来留下了“幻视幻听”的后遗症。她的眼前总是出现各种幻觉，耳朵旁也好像有人在说话。

从2005年9月开始，杨英芳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漫长的治病经历。在榆中县医院、定西市医院，以及兰州的医院四处求诊，而从医院拍出来的脑部照片看，大脑正常。但是幻听幻视的现象依旧没有消失，无法确诊。

2006年4月5日，大夫在她的病历上写着：目前尚未查及感知障碍，情绪不稳，思维散漫，紧张，注意力不集中，自己无法控制。

杨育祥说，在一年断断续续的治疗中，杨英芳住院50天左右，总共花了2万多元人民币。

杨英芳在治病期间也去学校坚持上了两周课。2005年10月份，杨英芳回到学校，她的班主任金杰仓老师说，杨英芳到学校之后，身体状况很差，走路都要同学搀扶。“虽然这个孩子很喜欢学习，但是她身体状况真的很不好。”

一周后，在校长和金老师的陪同下，杨英芳又去了兰大二院，大夫说要住院观察治疗，否则病情可能会加重。杨英芳以家中困难为由，拒绝住院。

回学校没几天，杨英芳对金老师说：“我这个样子，万一控制不住自己，跳楼了可怎么办？”她最终离开学校回到家里。

杨英芳第二次到学校，是去办理休学手续。我们无法猜测当时她的心情。事实上，杨英芳将考大学当作她唯一的出路。

休学后的杨英芳只能躺在家里看书，病也没有好。

听着孩子躺在炕上说一些糊里糊涂的话，杨育祥夫妇内心凄凉。杨育祥打起精神，要把女儿再次送到学校，临走时刻，杨英芳决定不去了。“她说去了也不能念书。”

2006年9月，杨英芳被北京一所私立半工半读学校录取，每周学习两天，其它时间在酒店打工。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她先去酒店打了三个月工，才被通知上学。

换了新的环境，杨英芳的病情有所好转。2007年8月，杨英芳回家。她的母亲观察到，女儿依旧会自言自语，但是与一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好转。

2008年元旦，杨英芳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问现在病情怎样，杨英芳说自己全好了。“孩子怕我们担心。”
一半的学生吃不饱饭

食堂餐费涨价了怎么办？陈圆认真地说：“一周少吃几顿不就行了。”

因为贫困，杨英芳过早地结束了她的高中生涯。而在西部，在恩玲中学，还有更多的和杨英芳一样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

金杰仓说，他们班和杨英芳一样生活困难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班72个学生，现在有一半吃不饱饭。”

“我们学校大部分都是农村学生，情况都差不多。”恩玲中学的副校长胡也说，“因为涨价等各种原因，吃饭现在是农村高中生的一个大问题。”

学校离家远，大多数学生只能住校，吃饭也在学校食堂，学校实行封闭型管理。

2008年1月4日，榆中县恩玲中学高一四班的学生杨富保平静地说：“我已经一周多没有吃饭了。”

他经常给自己算钱的账，他这半年的所有花费——包括1100多元的学杂费在内，他规定自己不能超过1300元。“半年生活费要控制在100多元。”

17岁的杨富保给自己一周一次改善生活的机会。那就是每周的星期五中午，他会花上两块五毛钱到学校的食堂吃一碗臊子面。其他的时间，他全部用家里带来的干馍充饥。

“这个学生刚到我们班的时候，精神不振。我问他后，才知道他家太贫寒。”金老师介绍，学生受社会风气影响，在生活上攀比心理较强，这样导致贫困生在班级“有心理压力”。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杨富保坐在学生中间，一直低着头，面露恐慌。

读书至今，他从来没有买过一本复习资料。从哈岘乡下湾社的家到学校一个来回需要车费12元，他除了能在国庆回一趟家——收拾庄稼之外，再没有回去。“我一个月就花十几元钱。”

更多的学生都和班长陈圆一样，她说：“我是中午吃了饭，晚上就不吃；晚上吃饭，中午就不吃了。一天吃一顿饭。”陈圆和姐姐都在恩玲中学就读。她们的父亲每三周给她们每人100元钱生活费。

在金老师的高一四班，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学生大有人在。而事实上，学校食堂的饭菜至今还没有涨价。胡校长说，承包食堂的一直叫嚷着要涨价，不涨价就不承包了，但学校一直压住没让涨。

“学校退给食堂一个月的承包费，让他们不要涨价。”有知情的老师说。“但是看这样子，08年是堵不住了，可能会涨价。”

食堂餐费涨价了怎么办？陈圆认真地说：“一周少吃几顿不就行了。”而在座的同学大都点头回应。

丰收也没余钱

“一般的农村家庭，有两个高中生，就被拖入贫困”

杨育祥家在山顶社一直算作收入中等人家。2007年的收入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了：5亩洋芋卖了4200元，还有一些包谷，值1200元。

2007年9月，儿子杨栋上学，一次性拿走了6000元。“我们家一直是入不敷出。”杨育祥说。

在杨育祥家的隔壁，是杨行家。他家是山顶社33户居民中最早盖起全砖房子的，有摩托车和三轮车。“我们家里算社里条件好的吧。”

“我们07年也收入了1万多元，但是钱不够花，手头根本没有余钱。”杨行的孙子还在上小学，儿子在外打工，目前还不必考虑孩子上高中的事情。然而即使这样，“钱不知道去哪里了，手头没有余钱。”

“治病、化肥、过节、日常花销……花出去的很多钱是算不出来的。”

陈圆的父亲一年也能收入4000多元，但是仅两个女儿的学杂费就要花去4400多元。他对陈圆说：“在学校，吃饱，钱不要乱花。”他又对金老师说：“本来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但是两个高中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2007年恩玲中学高中一年级半年的学杂费为1100多元，不包括餐费、资料费、补课费等。“一般的农民家庭，一家有一个高中生，如果家里没有人生病、开支单一，生活就很紧张；如果有两个高中生，即使家里没有人生病，也将被拖入贫困家庭的行列。”榆中县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学校要多少钱，我就贷多少钱的款！”杨富保父亲患病多年，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妹妹，住的还是窑洞，2004年电网改造，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才拉上电。县上一位干部去查看，感叹地说：“想不到还有这么穷的家庭。”

1000元

这是我国首次资助高中贫困家庭学生

16岁的季维也是高一四班的学生。在暑假期间，他到兰州的饭馆去洗碗，两个月之后，拿了500多元的工资来上学。长年在外打工的父亲给了他600多元，他自己补充了300多元交了学杂费，剩下的200多元就成了他这半年的生活费。“我还剩着40元，应该能坚持到寒假到来。”自强的季维脸上透出的乐观和自信是贫困学生中比较少见的。

“我们班季维、张斐这样的学生，自立能力很强，把他们放出去，肯定很放心。”金老师说。张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上学报名的时候，才16岁的他双手满是老茧，领着他来报到的外公拉着张斐的手，泪流满面。

“寒假当然要去打工，挣下学期的学杂费、生活费。”季维说。而事实上，从金老师处了解到，寒假学生可能要补一段时间的课，外出打工时间不够，打工的可能性很小。

家里没有钱，自己又不能出外打工，季维碰到了生存的难题。

2007年12月21日，据相关报道，中央财政将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资金，用于资助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这是我国首次资助高中贫困家庭学生。

中西部30万高中生将受助。听到这个消息，让金老师精神一振。他每天早上都要到教室去看看，主要是观察几位家庭特别困难、或者有病而得不到良好治疗的学生，例如患有心脏病的马梅花。这些学生让他担心。

“1000元，至少可以解决半年的学杂费。”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加强资助困难学生方面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普通高中阶段助学政策方面的空白。”

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孙光奇说，这项政策的出台使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各个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得到有效的资助，也就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

这批资金将在春节前后发给学生。

不是尾声

贫困家庭的脱贫，又是一个未知数

杨英芳2007年8月份回家，行囊中还是一大堆的书。她的母亲难以消除对女儿的愧疚。女儿对她说：“妈，我这脑子现在不行了，只能读这样的书了。”

儿子杨栋2007年没有考上大学，执意不再补习，最后和姐姐杨英芳一起参加“佳佳乐援贫助教事业”，半工半读。

“这是出路吗？”杨育祥不知道孩子以后的路会是怎样。而他的爱人则说：“杨英芳学习好，爱学习，现在不得已这样。”

杨英芳去了一趟恩玲中学找金老师，看有没有愿意和她一起去北京半工半读的贫困学生。“我们这里的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去这样的学校，他们希望能考一个正规的大学。”金老师说。

杨育祥已经55岁了，灰白的头发这两年增添了不少。他把改善生活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靠天吃饭，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指望了。”■文/图本报记者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