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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仔虫

九丝城

位于四川省兴文县九丝城镇境内

宋政和(1101— 1125)间，夷卜笼谋叛，据五斗坝，旋据九丝天险，号九丝山都掌。

成化年间“都掌蛮”人曾因不满官府勒索，相聚依山筑城，称“九丝城”，储粮筑堡以为军事据点凭险固守，抗御征剿，屡挫官兵。直至万历初，终因寡不敌众而遭珍灭。山腹关口石壁上至今尚留有关题刻。山顶平旷可事耕作。

秋水小柯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关索岭驿道

wuzhe

四川:九丝城

九丝历史。
历史
在兴文县九丝城镇境内的九丝山上，古代都掌人（俗称僰人），在山顶建城，称“九丝城”。“九丝城”距县城60公里，海拔1247米，是在崇山峻岭中兀起的一座大山，传说以丝围之，约重九两而得名。　　《辞源·九丝山》注称：“明时都掌人据山称王，周围30余里，四隅峭兀。上有九岗四水，地面极广，可以播种，下唯一径可通东北，连峰鼎峙，峻壁皆数千仞。”僰人依山筑城，建有48个哨楼、3道城门和一座“大王宫”，囤粮仓库多处。　　“九丝天险，大兵望而限进。”它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那里连年战火，僰人酋长阿大、阿二、阿三曾多次率族人起义，反抗明朝统治者。在1573年（明神宗元年），明朝宗派遣大将是刘显、刘铤父子率汉土官兵，分五路围攻僰人，因寡不敌众，王城被攻破，僰人遭到明军惨绝人寰的屠杀。从此这支少数民族销声匿迹，他们的悬棺葬习俗已告终止，成了千古之迷。但是，僰人留下的悬棺、遗址和明军为了表功留下的岩刻、石碑等遗迹仍历历在目，为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和文学家所追溯，为后人所慨叹。歌颂阿大王的优秀民间故事广为流传，人们也趁休闲之时上山探寻僰人的遗物、遗迹，访古寻幽。　　“僰明大决战”之后，明军为了表功和扩大影响，刻、立大石碑七块。其中，在建武寨内的崇报祠前立有六块大石碑概述了征剿九丝山全过程，文字全部阴刻。碑名是：明万历潼关兵备道周爻《平蛮碑》，明万历国史馆筵讲官李长春《平蛮碑记》，四川巡抚曾省吾撰文并书《宗功小记碑》，明翰林院经筵讲官《平蛮碑记》，明翰林院经筵讲官南充任翰《西蜀平蛮碑》、《平行》碑早年被毁，其碑后载有：此碑有二，一竖锦城巡抚署中，一竖建武崇报祠外。此外，万历四年，叙州府安边同知吴文全在建武岩头寺立《天险洪开》石碑，歌颂这次战事，后改立于建武碑林。　　上述七块石碑，碑厚0.33米，两块大碑高4.55米，宽2.3米，小碑高3.5米，宽1.9米。碑额图案均为海潮汹涌、双龙捧日。碑文辞藻典雅，书刻俱佳。1946年以来，已先后为国内外学者及四川大学历史系、合江师专中文科等师生拓碑、摄教学片，峨嵋电影制片厂还拍了纪录片。目前该石碑列为地管文物。　　在九丝山上，现在仍保留着两处石刻。一是“九丝山岩刻”字镌西关口下岩壁上，刻字面积竖约6米，宽约3米，字脚距地面约20米。因久经风雨，自上仰视多难辨认，其碑文如下：　　荡寇崇朝升峭壁，同来睥睨接钩陈。　　扶桑日出乾坤辟，玉垒云堆虎豹屯。　　沃土已归神禹贡，中兴重拓鬼方宾。　　欢谐瘁为诸文武，胜军新回万壑春。 　　明万历二年，岁在甲戌闰十二月柒（平）阿，参政李江，参议杨一桂，佥事罗向辰，都督总兵刘显，副总兵张泽，都司徐仁威，知府陈大壮，同知曾可耕、陶采、吴文全、知县肖熊、赵汝谊、许一德、何汝质、嵇儡、陈忠、任体直、王慎、登平蛮城记事。　　都御史曾省吾书，都指挥吴宪吴鲧勒石。　　此碑文字大于升，行书遒劲，诗书刻俱佳，已列为县管文物。　　第二处是“四关口石刻”。（在富裕村的大湾头，距前岩刻约一华里），其碑文如下：　　万历元年冬、十月既望，四川石布政使四明冯成能、副使渤海李江、以议嘉禾、沈伯龙，同登九丝城。当天兵大捷，为经略万世这雄图也。惟时风卷长云，日开阴谷。相与酬觞绝顶，跃剑悬岩；俯视万灶星屯，蛮巢鞠为焦土；望西南诸夷厄塞，尽在目中。诚千古奇观，是用勒石，以志为朽。　　纬川冯成能书　　此碑文字大于碗，行书遒劲生动。文虽小，然明军对僰人之血腥剿杀及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之状，跃然在字里行间。　　游人如果从大寨门进入“九丝城”，使可以看到古土城墙的断垣残迹。踏上“大王路”、穿过“大王厅”遗址，便到了被大火烧毁的“大王仓”了。在“大王仓”遗址，还能找到“九丝糊米”。当时明军攻破王城，烧毁粮仓，仓中黄谷余烬时埋存土中，虽已上百多年，然谷形未变，类似化石。山上有小丘，小竹、杂竹丛生。登上丘顶，极目远眺，玉屏墩、都督寨、印把山、轿顶寨和五谷仓等奇峰及其异谷，皆尽收眼底，构成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在九丝山上，竹木忽葱葱，千亩茶园，生机盎然，给游人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　　九丝山及其附近的奇峰异谷（谷壁悬棺框160多个），便构成了既壮观、又秀丽且独具特色的九丝山风景区。清代进士兴文知事余炳虎登九丝山揽胜留下诗章赞：“千寻翠壁入云中，吹落飞泉挂玉虹。白练青山天影淡，丹霞映浅深红。”杨慎杨状元67岁时第六次由川返永昌，道经古宋，也留下雨 首咏九丝诗作：（一）《咏九丝城》：“九丝城寨控诸蛮，旧是鸦飞不到山。深箐篻蒡何太毒，横江烽燧不曾闲。萝桐列哨谁传箭，高珙孤城只闭关。安得超投笔起，戎州暂得破愁颜。”（二）《九丝城行》：“九丝城畔都蛮哄，刘显擒贼姚梧从。千户纽绶丧其元，六郡疲民器这恸。远隘搂哨烟尘昏，江阳戒严长宁奔。咫尺成都消息尚拥蔽，何况虎豹九关金马门。” 　　青山依旧，几度夕阳红。“九丝城”虽已毁于战火，但它留下了遗物、遗迹，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丰富的旅游资源，一旦得到规模开发，它将造福于人民。
“僰”：一个来历和去向都不明白的民族 川南的宜宾为古代僰人聚居地，宜宾夹在两江中的老城区一度为其族所建“僰侯国”都会。在今天市区下江北白沙湾镇尚有一“古都会庙”，又叫做“僰侯庙”，是这一久远历史留在宜宾近郊唯一的遗迹。 　　僰人大约在宋代以前即从位于金沙江、岷江交汇处的三江口一带退出，迁徙到宜宾南部的珙县、叙永山区聚居。而其从历史上消逝，则是在经历了400多年前的“叙南平蛮”战争之后。 　　那场十分惨烈的战争发身生于公元1573年春，时为明神宗万历元年三月。当时，朝廷调集14万大军，对称作“叙南”的宜宾南部山区的土著“都掌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征剿，这就是史称“叙南平蛮”的“九丝之战”。据《万历实录》记载，这场战争历时半年，官军于当年九月攻破都掌人据点九丝城、前后“克寨六十余处，擒酋首……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面”荡平了被朝廷认为“负隅称乱，历三百余年”之久的“都蛮”。又于次年四月，再次派兵搜剿山箐遗匿，直至“都蛮尽灭”。此战距今已400多年，如《万历实录》史实不谬，则“都蛮尽灭”也是400多年前的事。 这个被战争荡平“尽灭”的“都蛮”是否肯定就是僰人一族，至今尚无确论。然而，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于宜宾的僰人也因“都蛮尽灭”，从此在史籍中不再有关于他们活动的任何记述，这是许多研究学者所认同的。 　　诚然，僰人一族，不是唯一从历史上突然消失的民族。但400年前那场战争使其遽然间消逝得踪迹全无，却使这个本来就来历不明的种族，又因此变得去向不明。加之在可考的文献史料中，有关“僰人”及其活动的记述寥若晨星，或是一鳞半爪，或是只言片语，不但时间跨度长而且十分散乱。更有许多民间的传说和迷茫的历史交织，构成种种云遮雾罩，赋予了僰人一族越发神秘莫测的色彩。 　　对僰人族属的来源，以及其最终的归属，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为探究这一谜底，不少学者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并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入手作过种种努力。笔者试图作一种新的尝试，即从宜宾地名的历史演变，结合僰人的种族习性等入手，来窥探僰人消失这一千古之谜。或者，也不失为另一种可以试试的途径和方法。 　　一、“僰道”古称 　　远古僰人，曾在宜宾这块土地上建立过“僰侯国”，并带给宜宾“僰道”的古称。宜宾今天有“历史文化名城”的称誉，这与古代僰人的声名不无关系。 　　据文献资料记载，僰人很早就出现在宜宾一带，是个以如今的川南为主要集居地的农耕民族，一些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从广义角度将其归属于“西南夷”。 “西南夷”与内地的广泛交流，一般认为是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地区之后。今天的宜宾一带，在汉代开发大西南前是个边远之地，但其境内集居的僰人在汉武帝派唐蒙去夜郎国之前，就已经有发展较高的文化、经济水平。他们修水利、兴灌溉，除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外，还种植荔枝、生姜等经济作物。《太平御览》卷1 9 7 引《郡国志》说：西夷荔枝园，僰僮施夷中最仁者，故古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僰人栽种荔枝、生姜等经济作物致富的历史，西汉时便已经为内地所熟知。另外，从其参与过周武王伐商纣王的战争会盟，并因有功而受封为“僰侯”一事中，还可看出僰人一族不同于“夜郎”等其他“西南夷”的地方。 　　“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一族，直到汉时尚不知“是夜郎大，还是汉朝大”，而僰人早在殷商末年即参与了中原事务，无疑对中原情况很早就有一定了解。即便退一步讲，它仅是受邀参与其事，也说明了中原民族早在汉代以前对僰人一族已不陌生，这也是僰人与外界的接触比其他“西南夷”要早得多，也多得多的重要证据。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就可能在中原民族的认识中，僰人很早就被认为是个乐于与外界交流，容易与外界合作的民族了。这是他们后来“慕义来宾”，融入中原民族的基础。 　　“僰侯国”的领地，大约便是以今天的宜宾市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这也是古籍中称宜宾为“故僰侯国”的由来。但是，这个“僰侯国”建立的确切时间是何时？先后传承过几代？历任“僰侯”又是何人，叫啥名字......等，都是不清楚的。虽然史藉资料和一些传说中，古代僰人的活动中心一直在今天宜宾市中区的三江口一带，可在这个历史上的“僰道”治所，古代“僰侯国”的都会所在处，及其近周地区，至今还没发现有关这一古老民族确曾在这里生活过的遗迹。就是远周郊县的珙县、兴文等地峭壁上被称为“僰人悬棺”的悬棺葬，也并无确切可考的证据证明为僰人所遗。 然而，古代宜宾很长时间为僰人集居地相信是确切的，因此才有“僰道”这一确切的古称。尽管如此，对这个地名最初的启用时间，细加追溯起来也还是并不十分的清楚。《元和郡县志》“戎州”条这样记述：“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凿石开道二千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县，属犍为郡，今戎州即僰道县也”。 　　由此看来，用“僰道”一名称古代宜宾，并非始于汉武帝时代，而是早在唐蒙受遣之前、它似乎就已经是这个僰人集居地的地名了。只是在汉武帝对大西南地区的一系列开发中，僰道又得到较之于以前规模的开发，说明这一点的，便是这个地区原来仅称“僰道”，因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才被明确置为“僰道县”，这是目前认为的宜宾设县建城之始。 　　按汉制，“道”与“县”其实是同一级的行政区划，《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有蛮夷曰道”。有僰人的地区曰“僰道”，有氐人的地区曰“氐道”。古代的这种设置，大约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过称“道”不称“县”的地区多为“羁縻”状态，朝廷对它的控制远比对县的控制要宽松得多。因此，汉武帝时改“僰道”为“僰道县”，看似仅有一字的增加，实则意谓着其地原“羁縻”状态的结束。实际上，这也是历代朝廷对这一地区控制加强的开始，此后的“僰道”便一直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南北朝时，梁大将先铁于此“讨定夷僚”、设立戎州后，僰道更成为历代统治者控制、经略周围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心。虽作为“戎州”州治，其地仍以“僰道”名之，表明直到南北朝时，宜宾一带还是个以僰人为主体居民的地区，僰人在那时依然是个很活跃的民族。 　　隋代时“僰道”一度改名“外江”，不久又恢复旧称叫“僰道”，这种改而恢复，可能意味着直到隋代时，以三江口为中心的宜宾这一区域，主要居民还是僰人。不好思议的是，僰人在三江口居住生活如此长的时期，竟然毫无一星半点可考的痕迹遗留下来。以至今天要寻找僰人的遗迹，只好到远郊的珙县、兴文去看那些悬崖绝壁上的悬棺了。据说那是明代僰人所遗，如果悬棺主人真是僰人，其生活的年代，当然应在明神宗万历年间那场尽灭其族的“平蛮”战争之前。 　　对史称“僰道”，又传说曾是“僰侯国”都会的地方，没有僰人胜迹感到遗憾，大约并非始自今天。古人也早有过类似感觉，并为此还作过弥补努力的，证明这点便是，在如今三江口北岸的白沙湾一个叫做“古都会庙”的“僰侯庙”。庙的楹联曰： 随周武伐殷商以还，受封侯而世袭；看龙山与凤首并峙，蔚僰道之人文。联文说的就是古代僰人的辉煌，明显是后人所撰。 　　“僰侯庙”很小，占地仅2 7 5 平米，为单檐歇山式。此庙始建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不会是僰人在这一带居住时自己给自己建的。现今见到的据说是清嘉庆十四年所重建，这是现今在宜宾市三江口市区、唯一可寻到的有关僰人的古迹。“僰侯庙”虽已列为地方保护文物，但杂处在一片旧平房中间，周围是终日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二、“义宾” 　　唐代天宝年间，三江口上的“僰道”改称“义宾”，宜宾至此才算是结束了以僰道作地名的历史。宋代初年，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帝讳，“义宾”二字又改写成“宜宾”，成为延袭至今的地名。 　　一个地方地名的变迁，经常是历史重大演变的影子。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特别讲究“名、号”的国度，对正式的、要载诸史册的用名，不论朝野都从不以儿戏置之，只要可能，便要力求寓意吉祥、易记，当然前提是“不触讳”。冀求所谓“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是中国人在取名一事上根深蒂固的理念，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对一事、一物、一人、一地的命名，历来少有马虎从事、草率胡来的。 那么，唐代为何用“义宾”改称“僰道”？这一地名改变的意义在哪里？个中又透露出关于僰民族其时境遇的一些什么信息呢？ 　　“义宾”一名，据考有两个来源，一是“慕义来宾”；一是“以义宾服”。两者语面不同，其实是同一语义的不同的说法。前者为地主一方的客气自谦，后者为宾客一方的不客气自诩。不管角度如何，以信息学的眼光来解读这一改称事件，内中明确含有唐代时“僰道”地方基本情况已发生了空前改变的信息。那就是迁入此地的中原民族其时已经“由客而主”，已经确立了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义宾”一名似乎说明这种变化是渐行的、和平的，是外来民族和僰人土著都可以接受的。 　　同时，不论是“慕义来宾”，还是“以义宾服”，都透露出当时社会对僰人一族习性的认同。即认为僰人是个喜好学习外来文化，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种族。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强权政治的意愿，即统治集团希望宾服的“化外”僰人，最好是个有着这样习性的民族。 　　正是“慕义来宾”，终结了“僰道”地名的使用。这事所以发生在唐代，而没出现在更早以前，原因可能也在讲求“名副其实”上面。也就是说，此前的宜宾一带依然还是僰人集居的地区，这可以从隋代将其改称“外江”不久又恢复原名，称“僰治”一事上得到印证。接着隋去而来的唐朝，是个国力、控制力更强大的中央一统帝国。尤其重要的是，唐朝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这为中原民族的外拓和边地民族的内附，无疑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如前所述，自秦汉时代开始，宜宾即成为开发周围地区的据点。后来的历代朝廷也进而效法，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原民族源源不断的进入僰人集居的这一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进、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加速了部分僰人的同化。其间既有土著民族的“慕义来宾”，自然也有外来民族的“以义宾服”。与此同时，部分僰人在外来民族的挤压下，加速了向外的迁徙（主要是向南向西的迁徙）。成书于晋初的《华阳国志. 蜀志》记僰道县这样说：其地“......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这种“迁徙”到汉末，可能就已具相当规模，从一些故老相传的“龙门阵”中可看出些蛛丝蚂迹。宜宾民间向来有诸葛亮向夷人“借一箭之地”（注1）、和“蜀汉军以空黄桶挑水，吓走夷人”（注2）的故事，虽是传说，至少传递出了如下两点信息： 　　1、这种迁徙是在外来力量过于强大时，主动采取的； 　　2、这种迁徙是集体的、很大程度上还是民族的。 　　实际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浪漫，也不可能像文献记载的如此简单。但不管怎样，“僰道”以往那种以僰人为主要居民的情况，远在秦汉通“西南夷”时就已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与中原民族的差异日益缩小，以致司马迁写《西南夷列传》时，没有再将僰人作为一族单独叙述。 　　随着僰人的外迁（主要往滇西）和逐渐被同化，到唐初这一地区的情况发生了质变，外来民族已渐成主体，僰人已不再是其地主要居民，从而具备了终止使用“僰道”地名并加以改变的条件。继续以“僰”名之，显然是名不副实。“义宾”一名此时出台，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唐代虽改称“僰道”为“义宾”，但并非就是“同化”过程的结束，只是表明这种同化更明显、更主动，更加堂而皇之，也更加得到官方的认同和鼓励。 　　尽管如此，民族的融合也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从唐代开始，历经五代到宋时，也还处在这一过程中。从宋代苏东坡等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如：“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瘦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出亦款关。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环。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这是苏东坡在“戎州”一诗中写的。苏是岷江上游眉山人，古时出川主要依靠的是江河舟楫之便，这里的“戎州”依然指的是州治，也就是三江口上的古城，显然这是他多次途经之地。诗中“方从化”的少数民族，是否就是“僰人”？或其中是否有“僰人”呢？虽不清楚，但名称已不再叫“僰人”应该是肯定的。三、宋、元时期“僰人”在哪里？ 　　如果说，“僰道”地名的使用“知其终、不知其始”，颇有些“神龙现尾不现首”的意味，使本来就不甚了了的僰人族源罩进了历史的浓雾之中。那“僰道”地名的遽然停用，显然又使僰人一族的去向因此更为渺渺茫茫。 　　“僰道”改名“义宾”后，有关僰人活动的记述，在那以后的史藉中也就更少出现。在记述宋、元历史的史籍中，僰人已经基本消逝了。这种消逝，是否意谓着从唐代到元代的一千多年时光，已使没有外迁、留下来的僰人最终完全融入了逐渐成为主体的外来民族呢？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得出结论，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要知道，君临中原的满族，从入关到基本趋于同化，也不过二、三百年时间。问题是，沉寂许久的僰人，又复出现在明代的历史记述中。 　　万历年间那场务在剿灭当地土著的“叙南平蛮”之战，据说所针对的“都掌蛮”便是僰人。宜宾从来就不是政治地域的边界，不可能有地理隔离和进而的种族隔离，为什么在十分邻近三江口的宜宾南部山区，直到明代时僰人还依然是那里的主体居民，那么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就对他们没一点影响，倒是很奇怪的。 　　有“都掌人”就是僰人一说，值得怀疑。从一些史料看“都掌人”的民族习性，与史称“夷中最仁”的僰人习性大相径庭。宋代改“戎州”为“叙州”，今天宜宾南部山区因而称“叙南”。其地紧邻云、贵，与历史上历来是多民族杂居地的“乌蒙”相邻。有专家考证，这些“乌蒙蛮”多属“僚”族系统，他们使用铜鼓，行“悬棺葬”，唐代时就有“生僚”之称。据《新唐书. 地理志》“羁縻州”记：当时属羁縻州的宴州（即今兴文县）和巩州（即今珙县），都是招“生僚”才置的县。宋代后，“叙南”一带虽无“僚人”名称，但以“都掌蛮”呼之。这些当地土著，其民族特征和习性，与文献中记载的“僚”人基本一致，属“僚”族后裔是无疑义的。明任瀚《平蛮碑》便直称：都掌蛮为群僚。明代统治者认为其“叛服无常”，终被朝廷在“叙南平蛮”战争中武力平灭。因此可以认为，即便此地原有僰人，或是有僰人迁到这一带，无论是从种族习性、人口多少上讲，同当地的土著民族比起来，它都不可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民族。作为弱小的外来者，在与当地强族共处的漫长岁月中，可能最终不得不走渐渐融入当地人中这条路。这从那些远迁的僰人的结局可知。据李绍明《为“僰人悬棺”正名》一文中说，远迁到南中云南的僰人，融合当地民族成为后来白族的先民，这可能是南迁僰人的主体部分。 　　民族融合过程当然不会是个短暂时日，但因僰民族历来就不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族，又经过不断的迁徙分流日渐弱小，加之该民族素来性情温和、有乐于交流、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等习性，故僰人在各处融入别的民族的时间不会太迟，其“大功告成”至迟也不会晚到明初，极有可能就在宋、元时期。留在三江口地区的僰人，可能要稍早一些，从苏东坡的诗：“宋时方从化”可得应证。应该说：到宋、元后期，“僰”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就不再存在了。原先以开发荔枝园致富的僰人，从那时起便已经从历史上消亡。 　　有关“僰人”说法一度重新出现，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叙南平蛮”中，原因是明代官员认为“都掌蛮”就是“僰人”。如组织、参与了这场大战的巡抚曾省吾就说“都蛮即戎僰”。文献记载，明朝建立后，对宜宾南部的“都掌蛮”先后进行了十一次武力征讨。发生在400多年前的“九丝之战”是这些征讨中的最后一次，也最惨烈。朝廷“严督官兵尽行剿绝”，被“招安”的仅二千三百八十一人，可谓斩尽杀绝。因而，随着“都掌蛮”的被剿灭，“僰人”一说很快又在“九丝之战”后重归消失。这是僰人在“九丝之战”中被最终平灭说法的来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随着那场平蛮战争的结束，有关僰族的任何活动，不再见于以后的历史记述中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民族的消亡，可以有两种推断：这就是渐进式的“同化说”和激进式的“灭绝说”。笔者倾向认为：僰人的消亡，很大可能并非是个激进过程，而是个假之以时日的渐进演变，主要考虑到“僰”这个民族的根性。 　　僰，汉时便以性情温和，夷中最仁，有人道著称。比起“僚”在唐代初年、还被称为“生僚”，直到元代还被称为“土僚”来，显然、其它民族因之更愿意也更容易与僰人交流。而关于僚族的习性，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记，与僰道相毗邻地区的僚人习性：说“其夷僚则与汉不同，性多犷戾而……巢居岩谷，因险凭高。着斑布，击铜鼓，弄鞘刀。男则露髻跣足，女则椎髻横居。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在汉族统治者眼中，这种习性被认为是不具“人道”的，故旧时“僚族”的“僚”字不从“人”旁，而被写成“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作出规定，改称“獠”族为“僚”族，从而去掉了其中带有的歧视成分。 　　从以上文献中看出，僰、僚在种族属性方面确有很大差别。唐嘉弘在《“僰人悬棺”质疑》中认为：僰人与僚人“二者没有共同的历史，没有共同的心理状态，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因之僰人与僚人不能划上等号。 　　僰人的民族根性，使其一族没能逃脱被同化的命运。他们要么留在原居地被迁入的中原民族所同化，要么外迁被强壮的其他民族融入了其中。从而早在明代之前，僰人就已经结束了以一个单一的民族存在于世的历史。 　　笔者以为：400年前那场“叙南平蛮”战争，基本与僰人一族没有关系。 　　四、叙南的“悬棺”是僰人所遗吗？ 　　存在于宜宾南部山区的珙县、兴文等地的悬崖峭壁上的“僰人悬棺”，是一些神秘的古代墓葬。据考，这些“悬棺葬”最早不过明代所置。如果“僰人”在此前已不复存在，那“悬棺”的主人便另有所属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借一箭之地”，传说今宜宾一带古时为夷人居地，诸葛亮为了安定“南中”，巩固蜀国后方，亲自领兵南征。途径宜宾发觉这里为山川形胜之地，意欲夺而据之又不想为此分散兵力。便与夷人商议：允借“一箭之地”。朴实厚道的夷人头领想：蜀人纵有万钧之力，谅他一箭又能射出多远。便答应了。于是按诸葛亮安排：这边一箭射出去，那边即派人去寻箭的落点，并随即举族迁到箭落点之外。不想，诸葛亮还有另外安排，他叫人早已将箭带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插在一个大山的崖壁上。夷人在那里找到，只好按事前协商迁去那里居住。 　　2、“蜀汉军以空黄桶挑水，吓走夷人”，三国时，夷人据守在三江口上的宜宾古城，听说诸葛亮领兵到来，便隔着岷江与蜀汉兵马对峙。诸葛亮决计不用武力而智取宜宾，他让少量蜀兵一到天黑便赶着头角上挂着灯笼的山羊群，从背着古城的山那面上山，翻过山顶再从古城看得到的前面下来，而后又绕道回到山后再上山、再下来。如此周而复始，彻夜不停。连续数夜，夜夜如此，象是蜀兵正源源不断的从外地调来。白天，则挑选军中孔武大汉挑着无底大黄桶，来往江边佯装挑水，个个健步如飞，显得力大无比。此招令隔江相看的夷人吃惊不小，都以为是“天神”降临，不可争锋，悄悄撤守远走。 3、都指挥吴鲧勒石于九丝山，称“九丝崖石刻”。 兴文县德胜乡富裕村大湾头还有一石刻，叫做“九丝城西关口石刻”。 文曰：“万历元年冬，十月既望，四川右布政使，伟川冯成能，副使，渤海李江，参议，嘉禾沈伯龙同登九丝城。当天兵大捷，为经略万世之雄图也。惟时风卷长云，日开阴谷，相与酬觞绝顶，跃剑悬崖，俯视万灶星屯，蛮地鞠为焦土，望西南诸夷扼寨，尽在目中。车诚千古奇观，是用勒石，以志不朽。伟川冯成能书。” 在建武给曾省吾修建生祠，叫做“崇报祠”，附记九丝阵亡将领，清朝改为文庙。在“崇报祠”外的“万仞宫墙”旁的左右两边各立三块大碑。前两块高约1.5丈，后四块高约1.35丈，宽约6尺，厚约1丈，每块重约4-5吨。碑顶图案为海潮汹涌，双龙捧口。文字典雅，书刻精细。自左至右排列为： ①曾省吾撰书的“宗功小记碑”，上端“西蜀平蛮碑”5字龙蛇体。万历二年中秋，安边同知吴文全勒石。 ②明翰林院经筵讲官南充任瀚“平蛮碑记”。万历二年。 ③明国史馆修撰，富顺李长春“平蛮碑”。明万历二年甲戌三月。 ④明潼关兵备道，宜宾周爻“平蛮颂”。 ⑤“戎平行Δ并序，碑”。（中间一字已脱落） ⑥“新修建武所城记，碑”。（此碑已消极失） 4、明统治者还在今宜宾市中心竖立“平蛮碑”以叙其“功”。碑所在街从“平蛮碑街”先后改为“平蛮街”、“蛮街”。辛亥革命后，改名“都掌街”，后又叫“都长街”至今。街旁两巷名叫“大碑巷”、“小碑巷”。 5、九丝平定后，曾省吾还不放心，写了一个“平蛮善后十疏”上奏朝廷。其中有建城垣（即今建武），城制周围九百丈，开三门。内设总兵、兵备道衙门，同知府馆，守御千户，坐营公署，盖营房1200间。移守御，将泸州卫（今兴文中城镇）中前二所，每所1200名官兵，割并守御千户所（今建武）。扼要害，选精兵17600名，分守各要隘，每隘50-500名不等。并对僰人生活的地区实行拉网式的反复清剿，确信僰人已完全剿灭，刘显大军才在1574年后班师。曾省吾还将戎县改名为“兴文县”，取偃武修文之意。 6、明军真的将僰人杀得一个不剩吗？今天是否还有僰人呢？僰人的后裔到哪里去了?我们认为：明军不可能将僰人杀得一个不剩，但是，今天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僰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招降的僰人共计5600多，如果没有被杀，明朝廷也决不会再让这些僰人集中生活在一起，而是把他们谴散各地，与其它民族融合。而一些侥幸逃脱的僰人，只得隐姓埋名，绝不敢承认自己是僰人，也只能被迫与其他民族融合。因此，即使有僰人能侥幸活下来，较大的可能性是被迫汉化。僰人这个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生活了二千多年的古老民族，这个川南和南丝路的开垦者和建设者，这个为中华文明作出过贡献的民族，就这样消失了。僰人的消亡是一场值得吸取历史教训的历史和民族悲剧。
背景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的九丝城镇新发现一处僰人悬棺集中葬地，共有悬棺108个。 僰人为我国早期少数民族，春秋时建立僰人侯国，辖区在今四川省宜宾市和云南西北地区。秦汉时灭僰侯国，在宜宾设僰道县。明代时，僰人后代（亦称“僚”）在今兴文县九丝山筑城建殿，以此为中心，与周围相邻的珙县等地共数十寨遥相呼应，形成强大的部族势力，与朝廷相对抗。明朝廷曾多次派兵征剿未果。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总兵刘显率18万军队分路围攻，历时半年终于攻陷九丝城。从此，僰人在历史上消失。 悬棺葬是僰人的一种习俗，其方法一是在悬岩石壁上平行凿洞2—3个，打入木桩，在木桩上平放棺木；二是在峭壁上凿长方形或正方形石穴，在石穴内置放棺木；三是利用岩壁天然缝穴或洞穴，置放棺木。悬棺葬在宜宾市的兴文县和珙县都比较多，其中珙县僰人悬棺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兴文县九丝城镇的柳杨沱岩壁是僰人悬棺的一处集中葬地，属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发现的僰人悬棺集中葬地，位于与之相距三、四公里的九丝城镇新建村毓秀河边的岩壁上。其葬法全部采用凿长方形或正方形石穴放置棺木。由于年代久远，棺木多已毁坏。这些悬棺遗迹经县文物管理部门查验，没有历史记载。它的发现，丰富了研究僰人历史的实物资料，也为当地开发僰族文化旅游拓展了新的空间。
兴文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川滇黔结合部，是四川最大的苗族聚居县，也是革命老区县和古僰族消亡县。兴文县苗族文化浓郁。全县43.9万人，拥有17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同胞4.8万人，占总人口的11%。兴文苗族勤劳、智慧、真诚、善良，具有典型的川南苗族特征，苗族刺绣、服饰、舞蹈、建筑等极具特色。兴文县红色文化厚重。1935年，红一军团途经兴文，转战扎西，川南游击纵队由此诞生，并长期在兴文奋战，县境内多处留有红军遗迹。兴文县僰族文化神秘。200多年前，在兴文县九丝城镇，中华大地上一支古老的民族——僰族被明王朝剿灭，神秘地离开了人类，留下了千古之秘和无穷追思！但僰人的服饰、生产生活用具、丧葬习俗永远留在兴文的土地上。苗族文化、红色文化、僰族文化，共同构成了兴文浓郁而厚重的文化的灵魂，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如何将兴文文化有机融入城市建设，让每一位客人一到县城，就被其浓郁的文化所吸引，就被其特色的建筑所折服。县委、政府认为：要抢抓旅发大会机遇，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融入僰苗文化内涵，打造休闲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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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
    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囤，位于遵义县太平乡龙岩山东，又名龙岩囤。该囤居群山之巅，四面陵绝，左右环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仅山后仄径一线可以攀登，播州土司扬应龙的祖先利用地形，在宽约5公里的册顶上围筑土城，月城三重；建楼房、仓库、水牢于其间；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有护墙相连，随山势绵延十余里，别有一番气象。

　  明万历28年的平播之役，明廷自三月十二日发数省兵20余万分入道破重关以进，五月中旬把杨应龙围于囤由，设云梯轮番仑攻，六月初六被囤，杨应龙自缢死，从此结束了杨家自唐末以来七百余年的世袭统治，遂以其地星遵义，平越二府，该屯是研究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和关隘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

   囤前遗址“铜柱关”是由巨石砌成的坚固城墙，等囤小径从山谷蛇行爬升到城墙下，为囤东山腰上的第一关口，又名“城门洞”。

   “铁柱关”是与“铜柱关”相对应的城门，坐南朝北，下临溪谷，扼住上山之道，为登囤北大门。

   “歇马台”连接上下关口，实为军事瞭望哨，登囤人马在此等待验贴，方能进入飞虎关。

   “登囤古道”全长４７４米，沿山而上，下临沟谷，倚崖凿壁而成。侧有护墙，是连接“飞虎”、“飞龙”二关的重要军事通道。

   “飞虎关”亦称吊桥关，利用半崖上的天然石壕凿为城门，城门后，有开凿于岩壁上的秘密军事通道，直达“飞龙关”，“飞龙关”则建于海龙囤顶东侧，屹立在环形悬崖上，扼守一道窄山梁，下临杀人沟深谷。

   海龙囤不仅只有囤前遗址，还有囤顶朝天关、飞凤关、宋代老王宫、明代新王宫、采石场、绣花楼等遗址。而在囤后，还有土城、月城环山而立，万安关、西关、后关三座城门从高到低构成三道关口。在海龙囤周围，还有“养马场”、“校场坝”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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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19点左右公布答案。

oujunzhu

遵义海龙囤


　　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囤，位于遵义县太平乡龙岩山东部，又名龙岩囤。该囤居群山之巅，四面陵绝，左右环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仅山后仄径一线可以攀登，播州土司扬应龙的祖先利用地形，在宽约5公里的册顶上围筑土城，月城三重，建楼房、仓库、水牢于其间；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有护墙相连，随山势绵延十余里，别有一番气象。
　　明万历28年的平播之役，明廷自三月十二日发数省兵20余万分入道破重关以进，五月中旬把杨应龙围于囤由，设云梯轮番仑攻，六月初六被囤，杨应龙自缢死，从此结束了杨家自唐末以来七百余年的世袭统治，遂以其地星遵义，平越二府，该屯是研究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和关隘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
　　囤前遗址“铜柱关”是由巨石砌成的坚固城墙，等囤小径从山谷蛇行爬升到城墙下，为囤东山腰上的第一关口，又名“城门洞”。
　　“铁柱关”是与“铜柱关”相对应的城门，坐南朝北，下临溪谷，扼住上山之道，为登囤北大门。
　　“歇马台”连接上下关口，实为军事了望哨，登囤人马在此等待验贴，方能进入飞虎关。
　　“登囤古道”全长４７４米，沿山而上，下临沟谷，倚崖凿壁而成。侧有护墙，是连接“飞虎”、“飞龙”二关的重要军事通道。
　　“飞虎关”亦称吊桥关，利用半崖上的天然石壕凿为城门，城门后，有开凿于岩壁上的秘密军事通道，直达“飞龙关”，“飞龙关”则建于海龙囤顶东侧，屹立在环形悬崖上，扼守一道窄山梁，下临杀人沟深谷。
　　海龙囤不仅只有囤前遗址，还有囤顶朝天关、飞凤关、宋代老王宫、明代新王宫、采石场、绣花楼等遗址。而在囤后，还有土城、月城环山而立，万安关、西关、后关三座城门从高到低构成三道关口。在海龙囤周围，还有“养马场”、“校场坝”等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