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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8 16: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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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铜艺术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传统说法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刻铜艺术最早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錾铜工艺，是錾铜工艺的再现与艺术再创造。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以创作材料为对象的研究基础上，是按照铜文化自身发展脉络来研究和探讨的一种狭义的刻铜艺术起源说。
笔者认为，关于刻铜艺术的起源考证，应该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长河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可以从艺术创作工具、创作形式、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历史演变进行立体考证。
一、雕刻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从创作形式来说，雕刻艺术的表现手段最早可追溯史前时期的琢玉工艺。“琢”与“刻”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但其创作思想、创作原理基本是相同的，其不同在于时代的局限，技术手段的限制，造成创作工具的不同，创作对象（材料）的不同，表现内容的不同而产生的创作方法上的差异。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石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同时，也就发现并使用了玉器，至今至少已有长达七、八千年的发展历程。考古发现证明，在许多史前玉器残存着的加工印迹中，有以片状硬性物体的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锯切割，有以筋、弦等柔性物体作抛物线状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一些玉器所展现以纤细的阴线刻画，有研究者认为是史前先人们采用坚硬的细石器，直接徒手在玉石上进行雕刻的结果。如果这种考证成立，那么将是最早的雕刻艺术产生的技术雏形。到红山（距今5000年—6000年）、良诸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5000年），玉器雕刻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与飞跃，形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工匠们已可以在坚硬的玉石外表，雕刻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装饰纹图（如玉燕、玉鹰、玉蝉、玉兔、玉龟等），其表现手法不仅有圆雕、半圆雕、浅浮雕、透雕、两面雕，还有细如发丝的繁密阴线刻，在制作上还能将阴线刻和浮雕两种技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由主体纹、装饰纹和地纹三重组合的装饰章法，这种玉器特有的装饰章法一直延续到商周以后，并被陶文化、青铜文化、石文化（碑刻、篆刻）直接汲取并广泛应用。碑刻与篆刻文化是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玉文化属同一文化的两个方面。
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公元前5000年～6000年），沿习了玉石文化的雕刻技术，并根据陶器性能特点，用青铜、骨、石、竹、木等坚硬工具在陶坯上直接刻画出花纹，如：指甲纹、划纹、波浪纹等。到新石器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040年～公元前224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010～公元前1580年），划纹、水波纹、镂刻纹、锯纹、蛙纹、锥刺纹、弦纹、人字纹等已被广泛使用，其刻画和剔刻手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陶瓷器的生产除陶洗工艺、烧制工艺，成型工艺、造型工艺和陶瓷品种不断创新发展外，其刻画手段与方法并无实质性改变与创新。
到了唐代，瓷器的使用更为普及与广泛，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几乎无所不备。越窑瓷器除以“千峰翠色”的釉色擅长外，其刻画和镂雕技艺空前发展，往往寥寥数笔就刻画出一朵盛开的荷花、一枝风吹叶卷富有生气的荷叶。以长沙窑为代表，瓷器开始了由从注重釉色美向彩绘与刻画装饰美转变的发展新方向。长沙釉下彩的运用，为瓷器装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釉下褐绿彩有两种表现手法：一种是在坯上用褐绿彩直接画纹样，另一种是先在坯上刻画出纹饰轮廓线，再在线上填绘褐绿彩，最后施青釉入窑烧制。长沙窑釉下彩刻绘瓷的出现，为宋代磁州窑白地黑彩彩绘瓷（我认为这也是元、明、清彩绘瓷艺术的直接起源）和燿州窑刻画装饰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燿州窑刻花装饰始于北宋初期，南宋时得到高度发展，不仅纹饰题材多种多样，而且刻锋犀利，线条流畅，匠师们把汹涌澎湃的海水刻划得淋漓尽致，所刻海水三鱼纹别具匠心，图案布局严谨，画面生动形象；婴戏纹简炼脱俗，常常仅用寥寥数刀即能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婴戏形象。金代的犀牛望月，刀法纯熟，纹饰生动有力，表现出当时匠师们的高超技艺。燿州窑刻画装饰不仅在宋、金刻画装饰工艺上首屈一指，在中国刻画装饰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对此后中国艺术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成为此后中国雕刻独特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方面。
石器时代对石器、玉器、陶器、木器、骨牙器的长期艺术创作实践，为青铜器的艺术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期青铜器在造型上借鉴陶器，在装饰花纹上取法玉器，通过不断实践，到了夏朝，青铜器艺术已正式形成了自身的造型语言，以浮雕和线刻花纹为主要装饰图案，通过刀刻制模，浇铸形成线条强韧、富有内在力度的各种纹饰。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青铜器铭文铸刻水平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
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同为中国书法与篆刻艺术的最早代表。青铜器铭文自商代就开始铸刻，但铭文字数还较少，大多为族徽、作器者之名。到西周以后，长篇铭文渐多（如：史墙盘铭，铭文共有18行284个字），经过写、刻、浇铸、打磨等一道道艰辛创造形成的铭文书体，所展现的内涵筋骨，外耀锋芒的艺术魅力，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这其中，除了有高水平的铸造工艺和制造工匠以外，还必须同时具有高水平的“写”、“刻”艺术大师的广泛参与，虽然青铜器铭文没有留下这些书法和刻画大师的英名，也没有形成系统的书法理论流传于世，但在铭文的运笔、结体、布局上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铭文的不同书风、刻风已体现出古人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广泛审美范畴。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矢人盘铭”书风磊落、豪放、飘逸；陕西扶风窑藏出土的西周“史墙盘铭”行次规整，结体严谨，书风端庄秀美。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铁工具已得到普遍应用，青铜艺术的工艺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一种主要流行于江淮地区，以坚韧、锋利的钢铁刃具，在锻打的匜、奁等薄壁青铜器表面进行錾刻的针刻线画工艺，开始产生并流行。作品题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表现贵族的宴乐、竞技、车骑出行、狩猎等活动；另一类是表现大自然环境中的山、林、鸟、兽以及人与鸟兽共处的神话人物。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前期的刻纹宴乐画像橢杯，橢杯内外都錾刻了细如毫发的刻纹图像。画面由三组组成，一组是楼上的贵族在宴飨，楼下侍人们在烹煮和传送食物，穿插期间的有乐舞、射箭等场景，远处有树木、鸟兽及车骑。针刻线画线条纤细但强韧有力。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考证到的最早的具有刻铜艺术雏形创作特征的实物之一。
刻石是继青铜铭文之后，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字记载形式，也是篆刻文化的最早表现形态之一。石鼓文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秦刻石是我国古代最标准的小篆字体，有泰山、琅琊、之罘、碣石、峰山、会稽等六处，至今尚存泰山、琅琊残石。刻石的不断发展，集中体现在以印章为典型代表的篆刻艺术上。印章的直接起源是古玺。古玺的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陶玺”，考古证实，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到战国时期都有陶制印模发现，此后随着青铜文化的崛起与壮大，印模的功用及性质发生转变，由印讫标记逐步演变为权力与凭信的象征。中国古玺从其雏形开始就受到青铜文化的浸润与渗透，一直以文字作为主要的抽象表达形式，这一表达形式也为以后印章篆刻艺术所直接继承并发扬光大。我国印章发展可分为两条发展路径：一是实用性印章，它作为统治者的权力象征和反映主人身份地位的标记，以及公私事务的凭记从商周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是作为独立艺术种类的篆刻。印章篆刻是一门艰深的艺术，它与印章刻戳（工匠所刻的印章）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由单纯的印章实用功能，逐步演变为以艺术创作鉴赏为主的艺术创造。印章篆刻从隋唐就开始出现，如“开元”、“贞观”“端居室”一类的游艺性印章，但这个时期尚未脱离刻画艺术而独立。大约到元代以后，印章篆刻艺术开始被人们关注并逐渐流行，特别是到明代，文彭、何震两位篆刻大家，从印章篆刻的表现对象、表现形式到表现内涵，都进行了大胆变革与创新，以印章形式为典型体现的篆刻艺术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印章篆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为明末清初刻铜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从客观上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艺术基础和技术基础，其表现形式，表现内容直接为刻铜艺术所运用，并成为刻铜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和表现形式之一。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生产、生活水平和冶铁技术的不断提高，秦汉以后，青铜器生产工具逐步被铁器所取代，日常生活用品、文化用品逐渐被陶瓷器所代替，虽然铜镜、铜炉、铜壶、铜佛像等青铜器在中上层社会仍然盛行，但贵族阶层日常生活和文房用品则更多地让位于錾刻工艺更趋精细的金银器，青铜器的生产与创造已日见衰落，与之相应的铜文化也随之被日益崛起和广泛使用的陶瓷文化、漆器文化、金银器文化所取代。直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以铜墨盒、铜镇纸、铜香薰、铜酒具、铜茶具等文房和生活用品为代表的刻铜艺术的再度兴起，才使中国铜文化又以新的面貌和形式再现艺术魅力。
二、刻铜艺术的产生与创造。
刻铜艺术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劳动生产力水平与收入消费水平普遍提高，铜的冶炼技术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成本降低，价格下降，铜制品有条件地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消费品之一。其次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特别是雕刻艺术的高度发展与成熟，为刻铜艺术的产生、发展从创作思想、创作内容、表现形式，技术手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既是现实社会对文化艺术消费品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集石文化、陶瓷文化、铜文化、篆刻艺术、书画艺术与一体的必然产物，是时代和历史的结晶。第三是艺术自身不断发展创新和众多艺术家对艺术创造的孜孜追求与不惜探索的结果。刻铜与刻石、刻瓷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种类，刻铜艺术与瓷绘艺术所产生的年代并不久远，艺术创作与工艺生产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有无艺术家的广泛参与和以艺术家为核心的艺术创造与推动。
刻铜艺术究竟产生于何时，仍是众说不一，当前学术界公认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明代说。目前尚没有实物证据证明刻铜艺术在明代已经存在，但从以文彭、何震为代表的明代篆刻艺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从具有典型意义的明代紫砂壶由日用工艺品演变成消费艺术品，并且有像陈继儒这样的艺术家参与紫砂壶的题字署款创作，以及明代的刻木、刻竹艺术业已成熟并广泛流行来看，可以初步推断，明代的文人艺术家也极有可能以铜质香炉、香薰、酒具、茶具、文房用品（铜镇纸、铜印章盒等）等为对象进行题字与书画创作（且不论墨盒是否已经存在）。只是在明代，刻铜艺术与紫砂壶艺术一样，应尚处于少数文人艺术家的开创摸索阶段，是文人艺术家的自置自用或友人间的相互赠予，远未像篆刻艺术那样已形成艺术家广泛参与推动，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已成为消费艺术品的程度。
二是清初说。持此说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王士祯遗存的刻铜墨盒。刻铜墨盒呈圆形，黄铜质，直径10.5厘米，精刻闲竹数棵。盒面刻有行书题款44字：“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茂之，八月为尊甫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壬午七月朔望济南王士祯。”
王士祯生于明崇祯六年（1634年），逝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博学好古，善古文，工词阙，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盒面题款“壬午”年应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王士祯既善书法，又精篆刻，以亲自书写亲自篆刻的自制铜墨盒，为朋友的老父祝贺八十寿诞，是极具可能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类似可以作为确凿佐证的清初刻铜艺术品，但有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刻铜墨盒，作为清初刻铜艺术产生的直接证据仍有一定说服力。至少我们可以认定，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这段时期，在文人艺术家的参与推动下，已经实现了从刻铜工艺品到刻铜艺术品创作形态上的跨越。
三是嘉道说。嘉道说源于徐彻先生收藏的孙星衍四言诗铜墨盒。刻铜墨盒呈长方形，黄铜质，浇涛而成，底座内圈为紫铜。长16.5厘米，宽9厘米，高1.7厘米。盒面刻有四字铭诗“易世载德,不陨其名。及其从政,清拟夷齐。直慕史鱼，历郡右职。上计掾史,仍辟凉州。”隶书镌刻，刀法古拙，神韵饱满。上款“静轩云兄先生正此，壬戌年仲冬”，落款“孙星衍”，底铭“砀山人刘贞甫”。
孙星衍（1753年～1818年），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少有奇才，博闻强记，对经史、文学、训诂等兴趣浓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编修。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因办事公道，升为山东按察使。嘉庆十二年（1807年）为山东布政使。十六年（1811年）病归故里，二十三年（1818年）病逝。
盒面上的“壬戌年”是嘉庆七年（1802年），此时孙星衍50岁，正在山东按察使任上。盒面四言诗布局严谨，书法精到，镌刻流畅，内涵丰富。底铭为“砀山人刘贞甫”说明此刻铜墨盒是从“砀山人刘贞甫”店铺订做或购置，这一底铭也证明了刻铜艺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流行并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已有专门店铺进行商业性的生产制作，已经具有典型的刻铜艺术特征。
以此推断，刻铜艺术的产生应远在1802年之前，因为在信息相对封闭，信息的传递缓慢的明清时代，对新生事物从认识，到尝试，再到被社会广泛接受使用，需要有较长时间。一种新的艺术种类从产生到被社会认同，再到商业化的专门生产创作，至少也要有上百年的不断演进。由王士祯刻铜墨盒（1702年）到孙星衍刻铜墨盒（1802年）时间跨度正好为整整100年。在这100年时光里，刻铜墨盒完成了由文人艺术家自制自刻自用的纯艺术性创作，到由文人艺术家推动参与、店铺商家组织专门化制作的转换，实现了由艺术品到艺术消费品的飞跃。
如果说把王士祯遗存的刻铜墨盒作为刻铜艺术正式产生的起点，并由些上溯推断，刻铜艺术萌生于明代之说是极其可信并极有可能的，只是需要等待实物证据的证实罢了。虽然实物证据尚嫌不足，但从上述不同时期的实物证据推断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雕刻艺术起源于石文化（玉文化）、陶瓷文化和青铜文化，刻铜艺术是在雕刻艺术基础上产生的，由錾铜工艺演变而来，是艺术家在錾铜工艺基础上实现的艺术变革与艺术创新。刻铜艺术萌生于明末清初，形成于嘉庆、道光时期，兴盛于同治至民国年间，衰落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刻铜艺术与篆刻艺术、刻瓷艺术、刻木刻竹艺术的产生发展相辅相承，互为推动，是相同的创作思想、创作形式、表现内容、创作手段在不同创作对象（材料）上的艺术体现，是在数千年历史的石文化、陶瓷文化、铜文化等中华古代文明沃土上孕育生长的一朵奇异的艺术奇葩，集诗词书画艺术、铭文印章艺术、雕刻篆刻艺术于一身，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在铜质材料上的艺术再现与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创作种类，是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合的典型代表，研究和保护好刻铜艺术这一艺术珍宝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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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磁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