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pf在一九一五年由二十三歲的猶太人阿爾弗列德‧克諾普(Alfred A. Knopf)創辦於紐約,兢兢業業,兼經營得法,開店十年即成美國出版界傳奇,其後更努力經營大西洋兩岸市場,名氣漸高,克諾普夫婦與編輯群從一九二○年代起勤走歐洲尋訪作者,挖掘新秀,此後數十年旅蹤遍及世界各地,Knopf成為歐洲、亞洲、拉丁美洲作家的首要美國出版公司,並且眼光尖嗅覺敏而頻得文學潮流之先,簽下「哈林文藝復興」的一批作者即為著例,先鞭網羅約翰‧厄普戴克也是一例,在鼓勵女作家方面也貢獻出色,早期有名的例子是簽下維拉‧凱瑟(Willa Cather),連出她十六部作品。 Knopf也信任名家推薦,由此而出版的名家和名著包括華勒斯‧史蒂文斯、一九二四年湯瑪斯‧曼的《布登布魯克家族》(Buddenbrooks),及一九二一年季伯倫的《先知》。湯瑪斯‧曼在歐洲即結識克諾普,流亡美國後兩家人過從尤密,大作家日記三天兩頭記載和克諾普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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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稿函經常由克諾普親筆,他愛才識貨,但有時也未能免俗,在商言商。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帕默(R.R. Palmer)名著《民主革命的時代》(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以「決難打平七千七百五十美元的製作總成本」而見棄,結果克諾普鐵口失金。英國著名史學家普蘭姆(J.H. Plumb)寫的華波里(Sir Robert Walpole)傳,是「史學佳作」,但「在美國假使能賣七百五十本,已屬天幸」。克諾普割愛新左外交史之父威廉斯(Williams Appleman Williams) 一篇稿子,說「根本而言,大作有如精裝版社論,要說服讀者付錢享受捧讀的殊榮,實甚困難,幾乎不可能」。
克諾普和史特勞斯給最多白眼的,是成名學者雷大雨小之作。John Hope Franklin的《從奴役到自由》(From Slavery to Freedom)在Knopf銷售不惡,接下來的大著久候方至,史特勞斯回函說:「本人歉甚,但仍須奉告,大稿學術優點雖明眼可見,唯其商業潛力令敝社深為失望。敝社覺得,閣下完全錯失寫出一部多采多姿且刺激引人之作的機會」。專研美國南方史的哈利‧威廉斯(T. Harry Williams)在Knopf出一本好賣的書,接下來的一本交稿,收到克諾普這麼一封信:「親愛的哈利,至為遺憾,因為我想收到閣下一份真正好的稿子,但《戰爭中的美國人》不是這麼回事。」威廉斯回敬一函:「隨函附一美元支票,足供第一級回郵之用。若能立即接回敝稿,不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