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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致张静江函
1923年1月8日
静江我兄鉴：接示得悉电医有效，甚为喜慰。前闻该医说，兄所服之止痛药，恐日久成毒，切宜戒除，以免深中，虽偶有痛，稍为忍之，较胜于服药百倍。盖所谓止痛者，不过蒙迷脑筋，使不知觉耳，实痛犹在也。云云。今彼所施之电术，既属有效，则当惟彼之言是听，勿服止痛药，勿请他医，专由彼施治。彼言三礼拜当见效，三个月可全愈。吾信其判断为有把握。望兄一心信之。与之时机，以得尽其所长，而排除三十年旧疾，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此岂为兄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深为拭目望之。并候
时祺不一
孙 文 十二年正月八日
2.孙中山致张静江函
1924年6月15日
静江兄鉴：内子回粤，称兄病近来反剧，行动更不自由，殊为用念。兹有医生李其芳，新由德国回来，医学甚深。据称近日德国发明新法，用药注射，可愈此病。彼曾亲见一病十二年不能行动者不过一月便已医愈。今请李君前来诊视兄病，设法医治，如能于一、两月内全愈，则请兄与李君一齐来粤为荷。至于医金药费，由此间担任，兄不必再给也。弟与李医生详谈半日，深信其法为合理而妥善，想必能奏奇效，望兄亦深信而一试之，幸甚。此致即候时祉，并祝
速愈速愈
孙 文[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藏
（一）
“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山在精神上带来了可以说是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他自己也在《致海外同志书》中说道“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正此危难之际，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援助之手，而正是共产主义这根“稻草”，使得孙中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看到了希望，重新找到了革命的方向。1922年9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但国民党上层很多人士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持有异议，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刘成禺、戴季陶等人公开反对改组国民党，而另一些党员，如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等人则是阳奉阴违，不便公开反对，暗中消极怠工。甚至孙科也发表了反苏反共的言论，不支持改组，孙中山一气之下亲自将其名字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勾去，并说“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2]
对孙中山来说，“老同志”的第一人选非张静江莫属。以上两封信函正是反映了孙中山对张静江身体健康的关怀和政治上的巨大期望。张静江（1877－1950），字人杰，浙江吴兴南浔人，出身于江南巨富南浔“四象”之一的张家。孙中山曾誉其为“中华第一奇人”，并题“丹心侠骨”四字赠之。张静江自1905年结识孙中山以来，一直慷慨资助国民革命，襄助孙中山，如1907年冬，孙中山在东京经费匮乏，束手无策，便与黄兴商议致电张静江求援，不久，3万法郎从法国汇到；1908年夏，孙中山领导两广、云南的军事行动，又向张静江求助，共得款6万元；1911年12月，孙中山回国，张静江力主总统制，鼎立支持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13年至1914年，在财力上支持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并最早入党。张静江的功绩和忠实使孙中山在危难之际首先想到了这位有胆有识的老战友，那么此时张静江的境况又如何呢？从1920年开始，张静江就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开办证券交易所筹集革命经费，1923年证券所停业后，因骨痛病剧增，只能在家养病。第二封信函反映的就是孙中山派遣留德名医李其芳去为张静江诊治骨痛病的情况，其背后的用意则是希望张静江赶快赴广东与其共商国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张静江因足疾未能到会，但是孙中山依然提名他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二）
那么被孙中山寄寓厚望的张静江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政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张静江在以往史书上总是以“国民党老右派”的面目出现，这主要是由于张静江支持蒋介石反共，尤其是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张静江对联俄联共政策态度是复杂的，对是否支持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也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张静江对苏俄的印象主要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回国后向张静江述说的见闻，蒋介石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体制完全不同。”（由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被苏联领导人否决自然恼火，所以此评价显然过激[4]）；另一方面，是通过其在美国和法国通运公司的属下发来的电函，得知列宁病重，苏联党内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首的两派权力斗争正趋于白热化。同时，张静江从领土主权完整性角度也认识到苏联并不足信，因为苏联并没有履行归还沙俄所侵占的中国领土的许诺，由此张静江认为苏联仍然会像沙俄一样继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付中国。[3]之后二十年中苏关系史似乎也应验了张静江的忧虑，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也包括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显示出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始终是有所觊觎的。
尽管如此，最后张静江仍然站到了孙中山的一面，带病赴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一大”。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人性化理解问题。张静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并不只有政治利益的一面，或者说理性的一面，也应该有同志情谊的一面，或者说感性的一面。与孙中山的多年交情以及对孙中山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的充分理解使当时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张静江只产生了一个单纯的要求就是一如既往追随孙中山去完成未尽的革命使命。[3]在这个思想过程中，信函起到了关键的媒介作用，在决定是否去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前，张静江重新翻看了孙中山发给他的信函（1923年1月8日），当读到“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此岂为兄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一句时，张静江对孙中山对自己的绝对信任之情殊为感动，从而生发出一种对孙中山的负疚感，而正是这种真实之情最终导致了张静江在对联俄联共政策不解和困惑的情况下，依然南下广州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参考文献：
[1] 历史档案，1985（1）.
[2] 何虎生, 陶军谋. 孙中山大传[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P515－516.
[3] 张建智. 张静江传[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P148－155.
[4] 杨天石.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P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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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4 18: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