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偷闲眼看芳菲——读济民先生《夏夜集》散言[非首发]

虚和子

黄庭坚曾描绘他的人生快事：烂蒸同州羔羊，佐以杏酪，用吴人良厨做松江鲈鱼羹，喝共城香稻酒；饱餐过后，用康王谷的泉水，烹曾坑的极品茶；然后，“使人诵东坡前、后赤壁赋，亦足少快！”
美食、精茶、雄文，人生快意，何过于此？黄庭坚是通人生至乐之道的。今人不逮此道久矣！或无此闲暇，或无此闲钱，或无此闲趣，最主要的，或无此闲心。暇、钱、趣、心都已俱备的，怕只是少数。
食、酒、茶，我都是外行，唯有一好，便是读书。读书不择时间，时间充裕，就读个天昏地暗；时间不充裕，读几行也有乐趣。最惬意的，是在寂静的夜晚，斜靠在案前的椅子上，让身后的灯光柔柔地照在书上，心无旁骛，尽情文字之上。不同的书，给你的感觉、给你的联想、给你的启发，最后，给你的涵养是不同的。艰深晦涩的哲学,跌宕起伏的历史，摇曳生姿的散文，冷若冰霜的年谱，玄冥通彻的佛经，读来心感，各各不同。而读刘济民先生的《夏夜集》，一字便可概括心境：静。
这已是作者近年所出的第三本文集了。前两本《春潮集》和《秋韵集》我都已读过。《春潮集》是一本工作文集，感觉上也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热”，炽热之热，对职守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时代的热爱，对未来的热爱。《秋韵集》是一本散文集，虽说仍然有工作背景的影子，主要的，是个人感言，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真诚、率直。新近出版的这本《夏夜集》，当然同前两本有很深的渊源，语言风格和行文特点都是济民先生所固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本散文集更超脱于物外，更袒露其本心，更裸见其胸襟。对身边人和事，对物外情和理，依然抱着炽爱，依然显露真情，更难得的是字里行间，多了一份淡淡流出的旷达，徜徉于文意，仿佛置身清风朗月之中，不染一丝尘俗。读罢掩卷，心静如水。
静从何处来呢？

一柄青松自有余
作者在自序里，直言“健康是财富”。这本文集，也主要是围绕着“健康”而辑选的，多为健康随笔，健康纪实。与一般谈健康不同，本文集中的文章，虽然有写身体健康的，也有写心理健康的，但写身体健康，不是讲运动的技巧；写心理健康，不是讲如何进行心理调适。这不是一本谈健康的专业书籍。不管是写身体健康，还是写心理健康，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一个人在大半生的岁月中，如何持之以恒地磨炼着自己的意志品质，修练着自己的道德情操。
作者用两句话概括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实质：“身体靠锻炼，心理靠修练。”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作者半个世纪体会入微的心得。在身体锻炼上，他从十一、二岁跟随父亲练武功，到青年以后坚持长跑三十多年，坚持练太极拳四十多年，近年又坚持爬山。每一项运动，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不管在什么岗位上，生活在什么环境中，都不懈地坚持下去。每一项运动，都能在得到身体锻炼的同时，得到心理上和思想上的磨练，悟到生命的哲理。练太极拳，是“拳风动日影、剑气惊月魂”，是体验到有一千多年传统的这一路中国功夫的博大精深，是“内外兼修、身心兼修、神形兼修”的中国哲学。在爬山中体验到“江山有待、花木无私”的境界，悟出“天趣、人趣、理趣和乐趣”，妙趣无穷。锻炼身体，贵在坚持。不是坚持几年、十几年，是坚持几十年，坚持一辈子，是“生命不息，锻炼不止”。比坚持更可贵的，是一种毅力，一种功力，一种意志力，尤其是常人不易达到的一种精神和境界。这无疑是作者长期锻炼、修炼所得的正果。把这写出来，不是对很多人都有启迪吗？
对比于身体健康，作者更独出心裁地把心理健康的问题直接提出来，认为这是一个人一生能不能“俯仰无愧天地”的关键。当然，作者不是心理医生，也无意于从医学科学的角度讨论心理健康问题。作者所说的心理健康，更毋宁说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品质的培养。
在作者看来，健康的心理，要有多方面的修炼，其中，“最重要的是淡泊名利。”因为“一个名，一个利，确实对人有极大的诱惑力。人生几十年，要过许多关口，最难过的一个关口就是名利关。”短短几句话，就把影响人们精神境界的最主要的障碍说得一清二楚。江河滔滔，岁月悠悠，千百年来，多少人对名、利二字看不清、勘不透，汲汲于此，乐此不疲，也苦此不疲。得之则喜，失之则忧，人生舞台，似乎只有这两物，象有神奇的魔力，哄得人团团转，逼得人团团转。作者坦言：“人为万物所累，‘减除得物累，便入圣境’。我没那么高的境界，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名利、钱财面前做到‘铁板一块，刀枪不入’，我看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信与自豪，所以，才活得没有那么累，甚至可以说很轻松、很悠闲。作者更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没有那么多包袱，所以“我不必挖空心思地去找靠山，靠权贵，傍大款；我用不着低三下四地去陪吃、陪喝、陪笑脸，送钱、送物、送什么；我也用不着卑躬屈膝，曲意奉迎，整天价去琢磨什么人的脸色、眼色、颜色等等；我当然也就用不着战战兢兢地听从什么人的差遣、吆喝，成为什么人的附庸！总之，我用不着去媚俗，也不会。”这掷地有声的内心独白，真如水银泄地，字字珠玑。
作者认为：“敢讲真话，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人都知道讲真话是做人、做事的起码要求，为什么作者认为敢讲真话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并且是一个重要标志呢？因为作者敏锐地看到当今社会一种奇怪的现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真话居然也成了问题。讲真话本来是人的天性。小孩子不会说谎，叫做天真。讲真话成了问题，不讲假话成了更大的问题，实在是一种悲哀！”有人曾善意地劝告作者：虽然“讲假话早晚要倒霉，”而“讲真话立马要倒霉”！这就更可悲哀了！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分析它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也没有愤怒地谴责和批判，但字里行间，对于这种颠倒道德标准、腐蚀社会良知的无良现象，是充满鄙夷的。尽管讲真话可能有风险，可一向以讲真话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作者，态度非常鲜明：“让我违心地去迎合什么人，去说假话，总是做不出，说不出。讲了真话，才觉得痛快，心情舒畅，心里踏实，心地坦然，才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睡觉也睡得安稳。”正是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才恍然，作者为什么把实践这些道德准则的要求，看做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在这里，没有大道理，没有深奥的理论，仅仅是从心情、心里、心地、良心的感受，也应该会讲真话，能讲真话，尤其要敢讲真话。作者这样写，这样做，就让人觉得入情入理，很感人，很有说服力。
一个淡泊名利，一个敢讲真话，作为健康心理的两个重要标志，本来无足为奇。足可为奇的，是在一些人的浮躁之风日盛、许多人以追名逐利为大目标的环境中，尤其是作为一位曾居高位、按一般情形应与许多人和事有着利害关系的老人，却能不急不徐，平实无华地把这层心理关捅破，这样灵敏的头脑、达观的心态和与人为善的出发点，不是更令许多沉浸在名利场中不能自拨、说惯了假话而不脸红、做了亏心事而睡不安稳的人——汗颜的吗？
作者强调淡泊名利、敢讲真话是心理健康重要的标志，作者自己也坦然自承做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不近人情的人。相反，我们看到文集中的许多文字，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亲人的至深感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常人都有、而作者尤其深厚的感情，有了这样的基础，作者那淡泊名利、敢讲真话的呼声，才显得有力量，更有说服力。纪念自己过世的老母亲的《世上千般爱，母爱为大》，通过对老母亲一点一滴的回忆，把一位象千百万母亲一样平凡、而在每一个儿子看来都极其伟大的形象，双手捧给了读者。对母亲勤劳、无私、灵巧和朴实的记述，正是作者自己对美好品格的崇尚。尽管作者的语调平静，记述平实，可在读者的眼中，那一份饱满、深厚的感情，还是如热风扑面，不由你不感动，不由你不在纯真的情感薰染下，用泪水洗得心海一片澄净。
《最忆古乐响起时》，是写国务委员陈俊生的，是很特殊的一篇回忆文章。本来写成较早，也曾发表过。一贯谦逊的陈俊生不希望人家宣传他自己，作者在文章初次发表时，只好隐去了陈俊生的名字，改为专记纳西古乐。两年多前，陈俊生去世了。作为国务院的副秘书长，长期和俊生一起工作，对俊生宽厚的为人、渊博的知识、勤奋工作的精神和幽默风趣的性格钦佩不已的作者，对这篇文章作了改写，以作为对这位老领导的深切怀念。对于这样具有高尚情操的领导，作者在文章中不乏赞美之辞，这样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向伟大人格学习的谦虚精神。实际上，不只是对领导同志，更多的是对普通人，对他熟悉的众多“小人物”，对平民百姓，作者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长处，甘为学生，没架子，不做作。教他太极拳的小师傅府强、老师傅施老师，那些同他一起爬山的山友，同他共事多年的那些青年人，等等，在作者笔下，都是可尊敬的人物。他说：“我这个人交友不看重地位、财富，只重人品、才华。许多交往较深的同学、战友、同志，大多是普通人，即使是老领导，也都退休、离休了。”这种不以职位高低、只以人格、能力而论的待人之道，在文集中随处可见，处处光芒。于是我理解，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超乎于红尘之外的胸襟，作者所论的淡泊名利、敢讲真话，才是真实可信的，才是特别可贵的。
不但如此，那一篇《小狗莫丽》，虽是短篇简构，却也写得字字生情。对女儿养的那只作者从未见面、却常在耳边听闻的叫莫丽的小狗，作者象对待婴儿一般，充满慈爱之情；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依然时时挂念；对莫丽的丢失、病亡，忧心、悲悼不已。这样博大的爱之情怀，不正是说明，淡泊名利、坚持原则，并不等于铁面无情、令人生畏的吗？健康的心理，并不是不可企及的得道成仙，——虽然那同样需要象求仙一样长期坚持；也不是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虽然做到了就是非凡。作者所给予我们的这些启示，最终说明了作者出版这本《夏夜集》的本意：健康是财富！
一生甘于贫穷、慕文尚义的宋代大诗人林逋曾有这样的诗句：“何须强捉白团扇，一柄青松自有余。”溽暑之中，象征富贵的白团扇当然是能带来凉风的；可是，对于淡泊的人来说，安坐青松的浓荫之下，依然拥有清凉的世界。读《夏夜集》，让我不自禁地想到林和靖的这首诗，感受到如同夏日酷暑中有凉风习习吹来。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文字可以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但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文字，没有一篇纯是自娱自乐的。那些千古名篇，无一不是与创作者当时代的现实紧密相关、不可须臾分离的。或者是记录创作者的真情实感，或者是记录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字不承载历史真实，就不算是真正的作品。
在多种文字形式中，我酷嗜唐宋人笔记，以为除文辞颇可玩味以外，小可观人，大可观风，是不可多得的时相写生。同那些远离实际生活、无病呻吟的华丽辞章相比，唐宋人的笔记亲切真实，其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不知要高出几多。笔记是时人时事，因为贴近，所以容易达到真实可信；因为很多笔记作者立意高远，所以作品味厚、隽永。尤其因为很多笔记作者，同时也是当时代重大历史生活的参与者，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多于、高于普通文人，作品就更具有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历史眼光。
笔记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读《夏夜集》，联想到唐宋人笔记，虽然作者的笔法已不是唐宋人的笔法（也不应该是），笔意却是唐宋人的笔意。作品集中所辑录的，都是时人、时事、时感，而且真实可信、意蕴悠长。作品都是近年创作，而笔迹所到，不止于近年。写自己、也写时事，自己在时事中，时事也在自己中。大部分作品是写自己的生活小事、心得杂感的，“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因此我们读他的文章，有一种饮甘露、沐清风的飒爽之感，由境入静，由静而思，不得不赞叹。但是，济民先生不是世外散人，不是无事闲人，也不是无聊文人。他不会、不能、也不必故作闲豫，将世事完全置之度外。事实上，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可能不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也不可能不在他的笔下有所流露。尽管《夏夜集》是一本以散文为主的自选集，而作者有意地将几篇散文意味不是那么浓厚、思考和纪实风格较为明显的文章集纳进来，可以叫做文学纪实。通过这几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作者在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后，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思考着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人间乐土信有》。作者平生的大半时光，是和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的，他热爱农村，熟悉农业，关心农民。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全中国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所有的变化中，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化，应该是最后衡量我们改革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志。而这也是作者思考最多、体会最深的。多年来，作者曾经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岗位发表过很多至有见地的同工作有关的文章，大多已收入《春潮集》，《秋韵集》里也有几篇。收入《夏夜集》的这篇《人间乐土信有》，不是讲大道理的论文，而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细致地勾划了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华西村今天的面貌，生动地记述了华西村的领路人吴仁宝的贡献和人品，也敏锐地提出了华西的实践和探索对全国农村现实的和历史的重大意义。作者认为“华西村的今天，应该是我国农村的明天。”
作者从1984年就开始关注华西村的发展，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多次深入华西村，同吴仁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华西村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对华西村的观察思考也深入。作者没有仅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站在与华西村的人和事有特殊感情的角度来写华西村、来写吴仁宝。他把华西村、把吴仁宝放在整个大环境之下，放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全局上，去观察、去思考。所有细致地记述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实现这个发展方向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观点非常鲜明，他认为，华西村的创新和探索，“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是“符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所追求的远大目标的”，——那就是走新型的合作制的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这条路要走通，关键是要有卓越的带头人，要有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作者认为，“如果我国农村的70万个行政村中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几万个像华西村那样‘一年比一年好’的乡村”，“如果我国农村有更多象吴仁宝那样的带头人，有更多的像华西村党委那样的真正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有共产党掌握在手上的、象华西村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我国农村的许多许多的难题就好解决了。”华西村让他看到了“人间乐土信有”，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乐土”因何信有，这也正是他站在高处、贴近实际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我多次听作者讲过，他写吴仁宝，有个思考问题的大背景。他不是把吴仁宝、把华西村作为一般的典型，而是作为代表我国农村发展方向、根本道路的一个政治典型。作者是从全局的、长远的、 战略的高度思考和提出问题的。
我国农村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群体。从古至今，大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那些震撼天地的大事，往往都是发生在农村。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先在农村突破的。我国农民，曾经是正义战争的脊梁，如今又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作者从我国农村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出发，明确指出，我国农民不仅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还要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还要为13亿人口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食品支持，还要为保卫和营造我国美好的生态环境作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还要为自身素质的提高作出不懈的努力，等等。作者认为，我国广大的农村，目前还不富裕，八、九亿农民，肩负着多重历史使命，他们实践市场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有自身的规律。作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农村要走华西村的道路，我国的广大农民“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进入广阔的市场”。作者在《夏夜集》的后记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我看我们持续不断地宣传吴仁宝、宣传华西村这个几十年红旗不倒的典型，更为深远的意义就在这里。”
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不只局限于农民、农村。作者的另外两篇文章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一篇题为《但留青白在，日日报平安》，另一篇是《忆当年，吃喝细事且莫等闲看》，记述了作者自1998年4月至2003年3月，先后在五个国有大型企业担任稽察特派员、监事会主席期间的工作和生活。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利益。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一项开创性的措施就是中央政府向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后改监事会），负责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经营状况的评估和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业绩的评价。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亲身经历了实施这一重大决策的全过程，他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对这一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大事，作了较为完整的、准确、生动的记述，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由此想到作者在《秋韵集》中收入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篇长文详尽地记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识青年返城前的一些真实的故事，跌宕起伏，曲折惊险，非常感人。作者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派往新疆处理这一事件的负责人，文章的全部内容又是作者亲历、亲见、亲撰，是迄今记述这一事件的唯一史料，就更真实，更可信，更难得。
这些文章，连同记述吴仁宝的《人间乐土信有》，构成了对当代中国几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录，虽然看似信笔写来，内中却有绝大丘壑，非文人闲笔可比，它恰如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说：是所谓“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的史笔！
济民先生撰写这类重大题材，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无意为之，而是有明确的创作思想的。在《夏夜集》收入的《温情满怀写春秋》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当代人写当代，写亲历、亲见、亲闻，把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的所历、所见、所闻诉诸当世、传之后人。他的创作，正是在实践着这一思想。
北宋中期的的嘉佑至熙宁年间，一时文人之盛，无出其右。晏殊而后，有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三苏、苏门四子，人才济济，华章琳琅。世所共知的大作品外，笔记作品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苏东坡的《东坡志林》、苏辙的《龙川略志•别志》等等，亦都是光辉灿烂的传世之作。这些在风口浪尖上参与历史的伟大人物，在作品中所记录下来的生活实录，让我们看到了那个逝去的时代的令人激动的风貌。我们要让后人记住我们的今天，就必须真实地记录今天，尤其需要那些亲身参与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的人们，来记录下这一切，给后人留下足资兴咏、深思的史实。济民先生在做这件事，他的几本文集在做这件事，也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
我们看济民先生写的这些重要史料，依然可以鲜明地体会一个字：静。他是站在党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的高度，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态度，面对现实，追忆往事，关注未来。济民先生在《夏夜集》的几篇文章中多次写道：“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其实，面对纷繁复杂的重大事件，“君子处变，渊静自守”（《诗•邶风》）,能时时保持冷静达观的心态，就是一种思想境界，当然是大境界。

白玉不雕，丹漆不文
读济民先生的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质朴、厚重，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虽然每一篇文章都是他精心结构、仔细推敲，从不马虎从事，甚至写完还要修改多遍，但是，呈现给读者的，总是那么自然、无华，语句平实，读来朗朗上口。作者在《秋韵集》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懂文学作品的构思啊，结构啊，谋篇布局啊，等等。信笔写来，别无禁忌，怎样写着真实就怎样写，怎样写着最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就怎样写，是心灵的表述，是真情的流露。”这就是济民先生的文风。“信笔写来，别无禁忌”。《夏夜集》在保持了原有文风的基础上，更突显其简洁、明快，明白晓畅却意味悠长。
好的作品无不是自然天成。自然天成也是我们古老的艺术传统中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孔子所谓“白玉不雕，丹漆不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洁白无瑕的玉，本身就有无以复加的美，一加雕饰，必坏美质，所以要“天然去雕饰”。丹漆有一种单纯的美，在上面添加文饰，必是画蛇添足。为什么呢？因为“质有余者，不受饰也”。内质本身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美，假如强作人饰，必然是“以文害质”。
在《夏夜集》中，这个“质”是什么？这个“质”就是作者的一派虚怀。读《夏夜集》，静从心底生，也是因为着作者字里行间，那一派不落尘俗的虚怀。健康的身体也罢，健康的心理也罢，没有这一派虚怀，是根本谈不上的。
在作者仅仅三百多字的《自序》中，有段自白：“‘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对一切功名利禄，早已看淡了；对一切世俗冷暖，也早已看明白了。”这近乎禅悟的“看淡”，使他除去了胸中尘芥；对依然存在的“世俗冷暖”，“看明白了”就知道该何取何舍。他在《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篇健康小传中引郑板桥六十岁生日的自撰寿联：“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一切尘俗却扫，胸中定有虚怀可纳乾坤。
“虚”之一字，正是这本散文集的一个特点。作者虚怀若谷，文风虚极生静，静极入玄。一篇个人小传，百十来字，“当兵、务农、从政”，六字括尽几十年；“几十年来平淡无奇，尽心尽力而已”，总结了几十年的经历，也表露了人生态度；“近年闲来少事，陆续发表散文、随笔、对联、文学纪实，聊以自乐”，闲非无事，少事有暇，发表点文章，自娱而已。其实，作为一个从艰苦环境奋斗过来的人，作为一个有过丰富经历的人，作为一个在政坛活跃几十年的人，哪一时没有故事、哪一处没有故事、哪一样不可以津津乐道个长篇大论？而作者仅仅用了百十字。这样惜墨如金，不也是一种恬退的人生态度的表露吗？所谓“静极入玄”之“玄”，不是玄奥神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足可禅悟世态的睿智和旷达，是在极简单、极明白中蕴涵的深邃的人生哲理。
“虚”，不仅“虚”去了字数，也“虚”去了很多无益的或不是很有益的内容。一篇心理健康的杂感，本该论论党性，谈谈觉悟，说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讲讲保持心理健康的科学性、必要性，全省了，虚化了，笔只落到“睡觉睡得踏实”。《江山有待、花木无私》写爬山运动，也只是记琐事杂感，平平淡淡，不拉架子，最后，笔也只落到“每日里平安无事，清静闲适，就是福份了。”可正是这一“虚”，“虚”出了意蕴，“虚”出了内涵，“虚”出了无尽的余味。
唐人有云：“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唯静唯默，澄神之极”。君子讷言和吉人寡辞，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话说，也不是因为他们有话说不出，而是因为真正的君子吉人懂得，人生至深至透的道理，往往是极简单极明白的，不需要多饶舌、费笔墨，自扰的往往是庸人。静观默察，才能澄廓心神，明见至理。济民先生是深通这层道理的。
甚至连这本书的书名题写、序言、印章篆刻和跋文，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创作的。这些年轻人都有才华，有朝一日也许成大器，至少在今天还名声不响。但作者偏偏就选了几位青年，作他这本书的助力。作者在文集的后记中，用浓重而又细腻的笔墨描述了同这几位年轻人交往的渊源和情谊。他说：“为出版这本小书，家新、林强、相仁、红雨的字、印、序、文喜成四佳，这是不可能再得的赏心乐事，是我偏得的福份。我非常感谢四位青年人的盛情，非常钦佩他们的才华。”作者对青年人的才华和潜力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这本身不就是特有含义的“虚”、“虚”到极处的“虚”吗？然而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虚”是博大至空之“虚”，是容纳万物之“虚”，是支持和鼓励青年人成长之襟袍远识。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致虚守静，不只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含义深刻的人生态度。排除私心杂念，扫却琐细凡俗，才有空澄的心灵，才能容当容之物，致圆悟平静，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云来云去自在心”。有虚怀才能有自在心；有自在心才能以心驭文、而不是以文驭心；以心驭文才能随心所欲，当简则简，当繁则繁，无为而无不为。苏东坡晚年训喻子孙辈，谈起作文的体会，有段很精彩的话：“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宋周煇《清波杂志》）这个“意”，就是从自在心生出的，有了这个自在心，才能够“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苏东坡）
虚怀是一种思想境界，是一种内在的“质”。有了这种境界，才会有那样的文风。时下的散文流变，渐趋浮华，往往一味讲究辞藻形式，甚而美其名曰“美文”，其内容却空洞无物，味同嚼蜡，其美安在哉？当年为作者的《秋韵集》作序的一位领导同志非常赞赏作者“文如其人”的文风，他认为：“济民的为文，与他的为人一样，总是那么认真、质朴、敦厚、坦荡，不拐弯抹角，不云山雾罩。又总能在简洁明快中，蓄起一种力量；在看似平实的叙述中，抵达事物的本质。读《秋韵集》，让人有一种翻山越岭、攀上人生新境界的感觉。这是同一般文人的散文情趣相异的。”这是对济民先生文风的最经典的评价了。
有虚怀才有平常心，有平常心才能说平常话，才能写出平常的文字，而以平常的文字写不平常之事，才是语言艺术的大境界。在重头文章、也是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夏夜集》之源的《夏夜追凉》中，突出地展现了作者的这一文风。他批评时下一些人的躁热，说的是“刚刚给小鸡撒了几把米，立马就要收鸡蛋；昨天才栽下几棵小树苗，今天就想见到大森林；巴不得天天掉金条、日日长元宝，一夜之间成新贵，两橛头刨出个金娃娃。总之是胀热有余，冷静不足。”多么生动准确！给各式各样的躁热的忠告，是“在滚滚热浪袭来时，面对无奇不有的捧场和各种花样翻新的诱惑，时时保持一种冷静和清醒，保持一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得意时不忘形，倒霉时不惊恐，门前冷落不趋炎，狂风起处不追风，在无休止的赞美声中不‘晕菜’，盛名之下不奢求，真正是：头脑冷静，心里干净。是为‘至人’，‘神人’，‘圣人’，如何？”这样的语言哪一句是深奥的？哪一句是看不懂的？全是大白话，大实话，甚至把“晕菜”这样当今北京的土话都用上了，何其明白、畅达，又何其生动感人！这些平常话又有不寻常的旨趣，又都是意指明确、有鲜明针砭的。
在记述吴仁宝的那一篇重头文章《人间乐土信有》里，更见作者以平常心表述的功力。吴仁宝的事迹太多太多，二十多年来，几乎家喻户晓。对这样一个人物，写浅了不足以打动人，写玄了离谱。而作者确实是2004年春节前夕，在去华西村看望吴仁宝途中来往的一两个小时中，想到了他们交往20年的一些往事，似乎未曾经意地把吴仁宝的几个侧面勾勒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建设新农村的基层干部的不平凡的形象。因为纪实，因为亲见亲闻，所以不拨高，也见其高；不夸张，也见其丰；不喧染，也见其神。这样游刃有余操纵文笔的本领，没有相当的积累，是难以做到的，也是难以打动人的。把这样一个人物写实了、写活了，又很有说服力、感染力，那个非常美丽的标题“人间乐土信有”才有充实的含义，才更加显得拟题准确。
作者尤其擅长叙述，几乎不用描写。记人、记事的如上所述，即使是写风景、写感受，也往往是一路娓娓叙述下来，人在景中、物中，景在人眼，物在人心，物我两现，浑然天成。九寨沟的风景，玉渊潭的樱花，想象中的小狗莫丽，无一不是物我两在，而又各显其神。
纵观刘济民先生所写的全部文章，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不亲历、亲闻、亲见的不写，没有切实感受的不写，和社会大众无关的不写，个人无病呻吟的不写。这个“四不写”，是作者有意的“不为”。正因为这个“不为”所以“而无不为”，写出来的文章，是实的，是真的，是感人的，是有益的。因为内容的充实、丰厚，才显得修辞的质朴。襟胸博大，无须言辞；文意充盈，不显妙笔。
大约是半生勤劳事业，济民先生于“闲”之一字，最为钟情。《秋韵集》的后记，是一篇《人生岁月闲难得》，巧得很，《夏夜集》的后记又是一篇《花开花落意自闲》，都得一“闲”字。作者常说：“闲来少事，写一点小文章，算是闲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闲”呢？苏东坡在初次被贬时，题黄州令徐君猷的“闲轩”，自称“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闲味是不能自辩的，犹眼不能观眼类同。那这样的“闲”，就不是无事的“闲”，因为无事的“闲”，味可辩，眼可观；而是意态的“闲”，是一种闲豫的心境，也正如王维所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不正是一种起卧安泰、波澜不惊的达观态度吗？
事实上，“闲”不仅是一种冷静的态度，更是一种思想境界，是摒弃了个人的进退荣辱、利害得失，尽可能客观地观察看待世间万物，尤其是观察与社会的大环境、大课题密切相关的现象。由写吴仁宝来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由写稽察特派员的工作经历来关注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写身体健康，哪里是写身体的问题？那是写一种意志，写一种精神，写一种矢志不逾的信念；写心理健康，哪里是写心理的问题？那是写一种名利无足介怀的人生观，是写一种超脱物我的世界观；写爬山，哪里是写一个运动项目？是写不论职位高低，都要把自己溶入自然、溶入普通人中间的处世哲学；写《夏夜追凉》，哪里是写气候？是写戒浮戒躁，时刻保持冷静、豁达的一种思想境界。——所有这些，不都是具有明确针砭的时政文章吗？ “我诗为闲作，更得不闲语”（苏东坡），有这种达观冷静的心态，才能做出“不闲”之语。在《夏夜集》里作者的意态是闲豫的，笔下却无闲情逸志，所书所写，都不是无的放矢，都与世态有关，是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观察摹写和深刻思考，是“且偷闲眼看芳菲”！（林逋）

今人的文章，是越来越容易发表了。传统的纸媒体而外，网络可说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人们有了感想，有了认识，都可以很轻易的写出来，发表出来，供别人观赏评判。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创作与发表有了很大自由的同时，精品却越来越少了，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沉沦的现象。有些散文创作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发泄个人的情感，空洞无物，用华丽的辞藻掩盖着不知所云；要么是自奉“格调”，以“文化美文”的套路，孤芳自赏。当今，实在是缺乏同大众的经验直接联系、能对社会起一点健康引导作用的文章。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夜集》的出版，不谛躁热酷暑中的微微凉风，应该能够驱走一些暑气，带给人们心灵以清爽吧？

附记：一篇文评，评书而外，当然也有一些感慨。恰当与否，请诸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