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学英语

周总理学英语

今天是周恩来逝世的日子，转载一篇周学英文的文章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