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力宏同学的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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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八卦讲到这儿有点变味？以下作为补偿，就另添几条准八卦收尾吧！

1949年后做过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韦奶奶君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就是说，在近30年后继承了徐同学的职位），二人一起被揭露为特务或叛徒。韦奶奶一度精神失常，杨述则直到1980年去世时都未得以“平反”。
韦君宜近年以一部《思通录》出名。她的女儿杨团介绍了该书的写作情形：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8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5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后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韦君宜90年代患瘫痪，不仅全身不能动弹，而且舌头僵直，耳朵全聋，只靠鼻饲维持生命。当老同学日籍华人张宗植来到医院看望她时，她挣扎着对张说话，声音模糊得他听不懂。韦奶奶的女婿替她翻译说，这句话是“我们一起回到学校去”。
韦君宜2002年在北京去世。

张同学宗植是清华旁听生，1935年被捕后，与徐高阮一起被解往南京，后因亲戚营救释放，条件是不能再回北平。张在二战后任职贸易公司长期驻日，直到1980年才重新访问北京。在晚年他以个人积蓄陆续在中国大陆学校开设奖学金（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中国科技大学张宗植科技奖等）。在一封致清华老同学的信中他说，这些钱若留在他手上，“将来都成了过去深仇的敌国的财物”，希望中国人代他花在中国。
张宗植2004年在东京去世，2006年归葬于合肥。

如上所述，张宗植在80年代后陆续与清华老同学恢复了通信，其中就包括许奶奶留芬。张的怀旧文集中只收录了他的几封去信，从内容可以判断，基督徒许奶奶不仅颇悔当年，而且希望为之“赎罪”。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几位同学在晚年，对待19、20岁那几年的态度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照，用结构主义者喜欢的矩阵大概可以粗略地表示如下：

信仰地肯定（韦）  信仰地否定（许）
                              
世俗地肯定（张）  世俗地否定（徐）

我又突然想到，这些态度、这些人物大概也不能单独地加以考察。虽然失散多年而且境况迥异，他们却又恰恰因此，好像是走在同一片树林中的迷路的人。

对了，张宗植在与另一同学的通信中爆料说收到了许奶奶的自传，约4000字，题目是《神的光》。再往下翻几页，我们看到张寄给同学一篇介绍徐高阮生平的文章。他说：

此文可能也是清华后辈校友写的，特复印寄奉一阅。往事如梦，洵足缅怀。应否寄一份给许留芬，我不敢决定，也许她愿意忘记以求心境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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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客上看到VIVO提起，于是我过来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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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王同学家族的学术渊源吗？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