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基地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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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港历史概况：

旅顺港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白玉山以南，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黄海、渤海要冲，与山东省长山列岛及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咽喉，构成我国首都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港湾处于东鸡冠山、白玉山、猴石山、老铁山等群山环抱之中，在其东南方向，有一狭窄且隐蔽的水道与外海相通，其东西两侧分别有黄金山和老虎尾山巍然夹峙，紧锁港门。港内分为东西两澳，东澳略呈方形，面积较小，水位较深；西澳面积是东澳的几倍，但水位略浅。旅顺港口小腹大，不淤不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实为不可多得的天然北方不冻良港。素有“京津门户”之称，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602年，明朝政府开始在这里设立水军。1714年，清朝政府将登州裁汰的30艘战船移运旅顺设立水师营。然而长期以来旅顺口只是小型水师的屯泊所，未能成为国防基地，它的重要性也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进一步重视。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入侵中国。海权观念单薄的清政府有海无军，有海无防，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沉重的打击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清廷中央和地方比较开明、有远见的大员，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等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强”的口号，强烈要求加强海防，筹建近代海军。以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战争为导火索，清廷爆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洋务派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占了上风，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也使清政府在正确地分析形势之后，终于做出发展海军的决策。既然要发展近代海军，那么军港建设的问题就刻不容缓。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公里，沿海港湾众多，建港耗资巨大，应该把基地建在何处？群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政府经过反复考虑，从拱卫京畿的目的出发，决定采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建议，在旅顺口建设军港。

早在1875年，出使德国大臣李风苞在天津初会李鸿章时，就提出旅顺“为京师东北要害，宜早准备”。1881年3月，李鸿章派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马建忠前往旅顺，考察炮台和船坞的布局，研究攻防战略。同年11月，李鸿章在大沽口验收了“超勇”、“扬威”两舰后，亲自率领一班文武官员到旅顺视察。经过详细的实地勘察，旅顺口完全符合当时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的标准：“水深不冷，往来无阻，—也；山列屏障，可避台飓，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糗粮，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濒临大洋，便于操练，五也；地处海中，可扼要隘，六也：”于是，旅顺基地选址成为定局。
旅顺港的修建始于1880年10月，1890年11月竣工，历时十年。整个营建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880—188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耗资约300余万两白银，主要是修筑炮台，同时进行疏浚口门、船澳，挑挖船澳土方，修筑船澳石坝、泊岸，增建库房等工程。李鸿章任命袁保龄为工程总办，聘请德国人汉纳根监造炮台。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特别是自德国采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列装后，要求加快旅顺基地的兴建速度。1886年5月，清政府派奕?、李鸿章、善庆检阅海军，并巡视海防工程。不久．通过招标的方式，工程由法国人承包，加快了旅顺船坞的施工进度，工程进入第二阶段。法国承揽的项目，包括大石坞、各修理厂、储料库、办公住人各屋及船澳泊岸、铁道、码头、电灯、自来水等设施，共需白银125万两，工期30个月。1888年又增筑船澳拦潮石坝及铁码头，追加经费14.35万两，延展工期6个月，至1890年11月9日全部竣工。李鸿章派丁汝昌、周藻、刘汝翼前往验收。后又陆续在旅顺基地内添建了一些新的厂房设施，到甲午战争前，旅顺港堪称远东第一流的配套设施完善的近代海军基地。

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工程设施使旅顺港自建成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日、俄等帝国主义争夺的重要目标。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11月21日，日军进占旅顺，进行了4天3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城2万多居民，仅有36人的埋尸队得以幸存。

1897年12月14日，俄国借口“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把军舰开进了旅顺港，接着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无理要求。次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取得了租借旅大地区及其附近水面25年等一系列特权。东北三省开始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大大加强。

1904年-1905年，在中国辽东半岛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与日本签定《朴次茅斯和约》，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1905年12月22日，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接受《朴次茅斯和约》外，并还额外给予日本某些权益，如开放16埠通商、在营口、安东、奉天划定日本租界等。从此，日本在中国大陆上获得了立足点。开始以此为依托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肆扩张侵略。

1915年5月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派陆徵祥，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递交“二十一条”复文，表示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允诺”。这样一来，日本又非法将旅顺、大连的租期延长为99年。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签订《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主要内容是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苏联将和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等。苏联政府根据这一协定，于1945年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土城子机场着陆，随即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所部武装被苏军解除。就在同一天，雅曼诺夫少将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实施空降，出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后由高兹罗夫中将接替）。当天上午，一批苏军乘火车进抵金州石河驿。8月23日、24日，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先头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太平洋舰队空降兵部队在旅顺口着陆。截止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一万余人。9月1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三十九集团军司令廖德尼科夫上将率作战组飞抵旅顺。9月6日，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元帅诺维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到达旅顺视察。9月28日，苏军海军太平洋舰队部分舰只开入旅顺港，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港海军基地司令官。苏军进驻旅大后，首先接受日军投降，解除日军武装，对日军少将以上军衔的战俘集中看押，并在各处布防设岗，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从此以后，旅大地区的防务一直处在苏军的管辖之下。



收回旅顺港：

1949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废除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订立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经过三轮谈判，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第三、四、五条中规定：“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而由中国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协定》签订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海军第7舰队侵驻台湾海峡，并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美军作战，远东地区的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边是苏军撤离旅顺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一边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面对美日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形成的严重威胁，中国不得不考虑请苏军继续留驻旅顺基地，《协定》中所规定的苏军撤离事宜显然已无法按计划实施。1952年9月15日，中苏交换《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

随着朝鲜停战的实现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地区的国际形势趋于好转，中国的国防力量也日益巩固，再加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努力，中苏双方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了《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指出：“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1955年2月22日，在苏军建军37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派出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为副团长的21人代表团前往旅顺口慰问。代表团先后出席了旅大市慰问苏军大会、苏军指挥部建军节招待会，并于24日至25日参观了苏军营房、医院、炮兵阵地等设施。26日下午，彭德怀以代表团团长名义举行宴会，招待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高级将领。

  根据中苏联合公报，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交接问题，组成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的主席是当时驻大连的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为了处理接收适宜，中方还成立了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总会。肖劲光和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邓华为总会的负责人，日常工作由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安东主持。总会下设陆、海、空军三个分会。海军分会于1955年2月11日成立，主任委员周希汉，副主任委员段德彰、彭林、邵震、宋景华，委员刘昌毅、林真、张敬一、孙亮平、隐剑、朱叫民、任汉章、候向之。海军分会根据驻旅顺口苏联海军的组织编制情况，相应地成立了办公室和12个接收工作委员会：航空兵、快艇、潜艇、岸炮、防空部队、水警总队、通讯勤务、海道测量、后方勤务、工程、防险救生、工厂，负责各个方面的的具体接收工作。接收任务是：按照不同兵种、部门接收防务，接收装备器材设备，学习苏军经验和规章制度。整个防务接收工作从2月15日开始到4月15日完成。

  接收过程中，担负接收任务的机关、编队首先调查了解情况，确定接收装备数量计划。同时组织人员对口学习，以便掌握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和使用方法。由于大部分武器装备是有偿的，所以第二步是进行各种物资和技术装备鉴定、评定等级、确定价格，最后进行接收清点、签字。4月15日，中苏两国海军在旅顺基地“水兵俱乐部”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两国海军官兵代表肃立两旁，乐队奏中苏两国国歌，双方代表致辞，接下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代表罗华生（随后任旅顺基地司令员），苏联海军代表阿•普•库德梁夫切夫海军少将（驻旅顺口的海军司令）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交接证书》全文如下：

“我们，下列签字人：苏联海军代表阿•普•库德梁夫切夫为一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代表罗华生为另一方，依据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协定制就本证书，证明苏联海军已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之海军防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自1955年4月15日24时零分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首长负责该区沿岸之防务。本证书共制成4份，每份以中俄文书就，移交方和接收方各存2份，两种文字之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自旅顺基地有偿接收的苏军主要装备有：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艘，辅助船18只，伊尔-28轰炸机64架，另配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共2.7亿卢布。无偿移交的设施和装备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折合人民币约4亿元。

上述有偿武器装备的价格谈判开始是在两国军人之间进行的，苏方负责人是库德梁夫切夫，中方负责人是周希汉，双方互相尊重，合作得不错，有事都一起商量，价格也定得比较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一个专门谈价格的代表团，把库德梁夫切夫撂到了一边。新派来的这些人，用肖劲光的话说“实际上是一伙军火商”。他们将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要重新评级定价，“一些破烂的东西都想卖个好价钱”。苏方突然变卦，中方对此当然是难以接受，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争吵不休，费了好多周折，又报经双方上层调解，才算达成了协议。虽然出于种种原因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但人民海军在组建初期获得这一批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无疑是为形成战斗力，巩固国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月24日下午16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了总签字仪式，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5月31日前全部撤回国内。至此，交接工作全部结束。自5月25日至27日，苏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旅大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


组建海军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主要是在内陆地区作战，走“农村保卫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道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除了个别江湖沿海地区进行过水上游击战以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现代海军。历史的车轮前进到1949年，国民党军主力在三大战役中被消灭殆尽，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但国民党军仍然拥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在沿海地区力量对比中处于明显的上风，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现实需要，使中共中央将海军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4月23日，就在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没有基础，缺乏底子，人民海军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主要是选调人民解放军陆军组建，这是人民海军初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旅顺基地的组建也不例外。

1955年2月初，春节刚过，在天津的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和部队，接到了中央军委1月31日发出的命令：“调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改建为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部”。司令员罗华生、政委彭林、副司令员刘昌毅立即赶赴北京受领任务，中央军委公安军副政委李天焕、副司令员程世才和海军副政委苏振华分别接见了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学习好、接收好、团结好”的三好要求。

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参加接收工作和组建旅顺海军基地的共有625人，其中干部324名、战士301名，多数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兵，在天津市刚刚安顿下来，有的已经结婚成家，突然要移防旅顺口，多少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压到了一切，仅用一周时间就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3月12日，部队乘专列离开天津，到达大连后受到了先期到达的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和其他参加接收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欢迎。而后分乘军用卡车向旅顺口进发，途中经过塔河湾时作了短暂停留，一来欣赏大海风光，二来看看1904年日俄战争时的重要战场，经受一次实地的爱国主义教育。

就在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行动的同时，奉中央军委命令调赴旅顺口的部队还有：沈阳公安总队部、中南军区公安11师师部、暂编第7团、江西暂编团团部、武昌新兵团团部、华东军区步兵第212团团部、224团团部、训练2团1个营、38军6个建制连、40军8个建制连、海军高炮3团团部及2个营、3个新兵团部、2个海军炮兵连、3个雷达连等；还有空军1、2航校，海军航空兵机关部分干部及2个航空师的空地勤人员。大小100多个单位，共计一万余人。从2月上旬到3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北到牡丹江，南到榆林港，从东海前线到内地武昌，从江西革命老区到首都北京，各部队日夜兼程向旅顺口集结。干部战士只知道任务是去接收旅顺口，特别是从陆军选调的4000多人，几乎都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什么单位，担任何种职务，但都不开口提出这类问题，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到旅顺口站岗放哨，感到无上光荣。组建旅顺基地的巨大凝聚力，就是从这样每一个在军令面前无条件服从的军人身上来！

1955年的旅顺口，城市居民只有3万2千多人，一下子进驻一万多人的部队，既没有民房可借，副食品供应也日趋紧张。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以特有的感情迎接自己子弟兵的到来，尽最大努力从各方面给予巨大的支援。苏军以热情友好的态度把各自的接防者迎进军营。一个阵地两套人马，而且是两个国家两种语言的不同军队生活在一起，困难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斯大林”、“莫斯科-北京”成为中苏两国军人最流行的共同语言和团结纽带。经历过战争考验，特别能吃苦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乐观面对眼前的困难。在澡堂、地下室睡地铺，很多人挤在一起，也别有一番滋味。高炮、岸炮部队有的住在高山上，吃高粱米、睡高床、爬高山，情绪却很饱满。

技术基础差、文化程度低、没有海军知识和经验，是陆军选调部队现实情况。要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承担起防务，就必须向苏军学习，把他们的一切先进技术、经验和规章制度学到手。为此，接防部队迅速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对指挥员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了解苏军在旅顺口的兵力部署、阵地设施和作战计划。在经得苏军同意的情况下，罗华生、彭林、刘昌毅等带上少数机关人员，乘苏军的护卫舰出海巡视，登岛勘察，从港口码头到机场设施，从高炮、岸炮阵地到后勤保障单位都跑了个遍，很快熟悉了防区的情况。对旅顺口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肩负责任的重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司令部的成员尤其对学习海军理论和技术充满积极性，课课必到，认真听讲，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上舰艇就向业务长、水兵请教；到炮阵地就向炮长、炮手学习。在机关普遍开展学军事、学技术活动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次“以我为主、苏军协同”的各级司令部、各哨所带通信工具的实兵演习，检验学习的成果。

各编队的接收工作由各自的工作委员会指导，以“接什么学什么、边学边炼”为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参加接收工作的134名俄语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谈判中或是在日常工作交流中，还是在苏军军官讲解武器装备技术战术性能、指挥方法时，都能及时准确的翻译，在中苏两国官兵之间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作用。各部门、各战位，中苏军人一对一地学，手把手地教。岸炮部队有的老战士不禁感叹：“我们在原单位学习时，一个连还没有一个专家，现在学习，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家指导，等于是到苏联留学，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岸炮部队有不少从陆军调来的老战士，年龄偏大，文化较低，学起来相当吃力。但他们经过战争考验，能吃苦耐劳，通过不懈努力掌握了本战位的操作技术，直至全炮协同演练，实弹射击。由于技术水平过硬，1958年几个岸炮连奉命南下参加炮击金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安业民，就是岸炮150连的瞄准手。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部队集训了专业参谋、连长、排长和航海、雷达、通信、驾驶等专业人员，提高了专业技术水平。舰船建造和武器保养维修能力都有相应的提高。基层官兵从掌握手中武器装备入手，在提高实战能力上下功夫。火炮实弹射击，舰艇出海实施海上战术操练，水雷轰炸机生空演练，都初步达到了战备值班的要求。

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各级政治机关、干部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学习苏军政治工作经验。苏军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军人职责教育，纪律教育方面有其特点。特别是利用“军官之家”、“水兵俱乐部”等活动场所进行形象化教育，更具有生动性和吸引力。为保持解放军官兵一致、领导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部队将“军官之家”改为俱乐部活动“第一场地”，“士兵俱乐部”改为“第二场地”，官兵一起进行各种文体活动。飞行现场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一个新课题。航空兵第5师杜西书政委带领政工干部跟班见学，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为后来海军航空兵政治部总结飞行训练四个阶段政治工作提供了经验。

后勤保障系统方面，先是把苏军的供应方法学过来，然后消化调整。苏军采取实物供应方法，分工明确，手续简便，其“节约、有效”的原则值得吸取。但是照搬过来，又超出了人民海军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后来通过试点，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建立了基地后勤供应新体制。

接防部队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学习好、团结好”出发，采取协调方针，对于符合实际情况的，既听又做；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只听不做，但不与对方争辩；对自身的优势则要坚持和发扬，比如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954年5月14日国防部电令：正式授予旅顺基地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归海军建制领导。司令员罗华生、政治委员彭林。同年6月1日，海军颁发《旅顺基地直属机关编制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勤部、海岸防御司令部、防空兵处、舰船修理处、工程处、军械处、财务处、军法处、直属政治部。基地直辖单位有：旅顺水警区（下辖：海岸基地、护卫舰大队、护卫艇大队），海军第16快艇支队（下辖两个快艇大队）等。另有航空兵第5师归海军航空兵部建制领导。


参加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

  旅顺基地刚刚正式组建，就赶上了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加强抗登陆作战理论研究，建立人民解放军的抗登陆作战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战备工作。演习课题是：在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在方面军抗登陆作战中主要方向上行动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演习方法是：携带通信工具的，并配备部分实兵参加的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三军联合演习，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演习由总参谋部组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担任总导演，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肖克上将担任副总导演。总导演部下设陆、海、空三个导演部。参加演习的三军部队总兵力4.8万人。全军各部队809名高中级干部随演习部队作业见学。

海军参演部队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周希汉统一指挥。旅顺基地机关参加演习的干部有72人。司令员罗华生、副司令员邵震、副政委宋景华、参谋长谢正浩、政治部主任邓可运直接参加演习。政委彭林和副司令员刘昌毅负责保障工作和主持基地日常工作。以基地后勤部部长朱达、海军后勤部油料部部长傅锐含、东海舰队后勤部部长申元军等十人组成海军演习物资、技术保证委员会，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基地参演实力包括鱼雷快艇22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9艘、布雷舰1艘，海岸炮兵、铁道炮兵、高射炮兵部队22个连、1个探照灯连、警卫营等。此外，基地还派出潜水工作船和其他后勤辅助船只，担负演习保障任务。演习过程中，旅顺基地参演部队组织指挥得当，武器装备使用娴熟，和兄弟部队积极协同，密切配合，圆满按照预案完成了演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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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舰载武器》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