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其二——陈琳阮瑀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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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他们生活在汉魏之交，正值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到“区宇方辑”的社会剧变时代。这个时代在思想文化上表现出经学意识形态衰微、道家思想抬头、士人自我意识逐步觉醒、文学精神渐趋复苏的特点。
陈琳(约160— 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东南)人。早年以善属文章，才华出众而称名州郡。他从政的第一任官职是何进的主簿。何进死后，其部下群龙无首，纷纷投归董卓，陈琳也在此时和众人一同依从了董卓。然而，董卓进京之后，滥杀无辜，结怨天下，山东群雄蜂起而讨之。陈琳面对这种局势，深知董卓难成大事，就前往冀州投奔袁绍。后袁绍兵败，陈琳又转而归顺曹操。曹操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随曹转战中原等地，并负责起草文书。当时曹魏的军国书檄，多出自陈琳、阮瑀之手。陈琳的最后一任官职是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一次大的瘟疫夺去了他的生命。
阮瑀(公元?——公元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人。早年受学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 文笔敏捷,宏才英拔,不群于俗,享誉当时。在汉末天下大乱的各个集团斗争的旋涡中不随波逐流。建安中都户曹洪欲请他掌管书记,被拒绝。后应曹操之请,出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阮瑀政治上自负，孜孜以求功名，他所投靠的是个能理解自己、重用自己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家.曹洪“家富而性吝啬”，人品不高，不是他所希望的人物。阮瑀拒绝了与曹洪的合作，后来毕竟依附了一代霸主曹操，并为其效力。阮瑀建安十七年卒,是“七子”中继孔融之后第二个辞世者。
陈琳、阮瑀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们以散文见长，其“章表书记”享誉当时。曹操称誉当时的作家作品不多，但对陈琳、阮瑀的书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二人的诗歌创作也有较有成就，体现出了建安诗歌的特点，颇有汉代乐府的遗风。他们擅长小赋，为小赋进一步繁荣也作出了贡献。两人文学成就相当，作品也都体现出建安文学的总体风格，本文试通过对陈琳阮瑀文学创作上的对比，来看此“建安七子”之二的异同。
一．奉命之作，幕僚色彩。
1.表章书记
建安七子先后归曹，起初主要以随军出征为务，不时奉命作些书檄之类的文章；后来主要在邺下聚游，陪同曹氏兄弟宴饮作文。如今天可知他们归曹后的书檄文章有陈琳的《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两篇，其一佚)、《檄吴将校部曲文》及失题檄二则(残句)，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为魏武与刘备书》(残句)、《为曹操与韩遂书》(佚)、《为魏文帝作舒告》(佚)等。在归曹之前，陈琳有《为袁绍檄豫州》，就基本内容而言，往往是代表所在集团或主人说话，所以文章内容与他们本人的思想情感有一定的距离，幕僚乃至帮闲色彩较浓，主体意识不强。有时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特别是陈琳，他的四易其主遭到后人的诟病，《颜氏家训•文章》篇这样评价陈琳的为人和檄文:“陈孔璋(陈琳字孔璋)居袁而裁书，则呼曹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总之，七子作为侍从幕僚文人，时有奉命或参议之作，其作品的幕僚、帮闲色彩很重，成了他们创作中的一个特点。
在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是以“章表书记”等散文创作闻名的，两人都富有才略，都曾担任书记一职，当时的军国书檄文字，多出自此二人之手。曹丕《典论•论文》曰:“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刘勰的《文心雕龙•章表》篇称赞道:“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另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又说，“琳瑀以符檄擅声”。《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赞美陈琳曰:“琳作诸书与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史载阮瑀曾在马上为曹操草拟致关西韩遂书，书成呈曹操改定，操竟不能增减一字。透过这些记载，可知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在当时确实是独树一帜，享有很高声誉的。曹操如此倾心折服，充分说明他们二人所写的书檄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
陈琳的著作，以文章最受后人推重。其代表作是《为袁绍檄豫州》，这是建安五年官渡战前陈琳代袁绍写下的一篇征讨曹操的檄文，文中多方揭露了曹操凶残暴虐，笔锋犀利，情绪激昂，文气颇壮，当写到曹操祖孙三代罪恶时说: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弄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以上这段文字对曹操祖孙三代罪行的揭露与批判，真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义正严词，慷慨激昂，表达了汉末士人对宦官这股恶势的憎恶之情，为此而受到后人的广泛称赞。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云：“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刘勰认为陈琳的这篇《为袁绍檄豫州》文辞端正刚直，有强烈的正义之气，所以尽管文章言辞犀利，夸大其实，但它揭露了曹操及其父祖的罪状，使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激起军士的义愤之情，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明末张溥曾说，陈琳“栖身冀州，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1]《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陈记室集题辞》。张溥的“心诚轻之”，言之甚切。只有在这时，陈琳才是一个以真实面目出现的汉末名士，他对曹操的协天子以令诸侯，破坏纲常，僭越专权极为不满，所以才能“奋其怒气，词若江河”，才有这“壮有骨鲠”的艺术特色。正是情之所至，才能发之于笔端，写出了这千古奇文。
  陈琳的散文相对于阮瑀来说，笔力更遒劲，气势更凌厉，文辞也更繁复一些。阮瑀虽也旁征博引、铺陈排比，但相较于陈琳来说显得质朴、沉实得多。正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所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所以从总体来看，陈琳的散文在气势上更胜阮瑀一筹，具有建安风骨的“文以气胜”的特点。
2.媚主之风
除了表章之外，陈琳、阮瑀其他的文学形式的作品创作中也充满了谈媚之辞，侍从色彩。曹操素以勤王姿态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且富于雄才大略。在他南征北战、内外兼治的努力下，长期战乱的中国北方一时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是顺乎民望的。建安七子既目睹了战乱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摧残，又亲历了曹操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顿发感慨。歌颂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就成为他们归曹后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诸子在邺下侍游还受到曹氏兄弟的礼遇，也使他们深受感动。诗文中有对曹氏兄弟称赞、感激的内容。如陈琳《神武赋》写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乌丸之战，序中夸耀曹军“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极力称赞曹操曰:“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可所识也。”赋中又对曹军克敌情形和战获之功极力夸耀。其《檄吴将校部曲文》中也有对曹操武略军功的夸耀之辞。应玚、阮瑀、刘祯均有《公宴诗》作，其中亦不乏称颂曹氏之语。阮瑀诗曰:“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阮瑀有《纪征赋》，其中说道:“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轨，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贤智其能使”又说:“目幽蒙以广衍，遂霑濡而难量”这里抚今思昔，对曹操的贤德和勇武加以颂扬。
同属邺下文人集团，陈琳、阮瑀都创作了歌功颂德之作。其中一个原因是曹操的文治武功令人景仰，另一个方面，也不得不归根到陈琳、阮瑀的媚主情结。这些作品大多缺乏个人的情感，缺乏鲜明的个性，确有着檄文文体的特殊风貌，特别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为千古之绝唱，阮瑀相比之下，略逊一筹。
二 赋文
阮瑀的赋为数不多，阶《鹦鹉赋》为奉命之作，无积极意义外，其他几篇在变大为小、以小见大的赋史革命中，很值指我们注意。《纪征赋》是纪述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荆州的战斗历程的，在此之前，班彪的《北征赋》、蔡邕的《述征赋》是赋史上较早直接写现实政治变故的。不过，仍有大赋的影响，铺叙成份过多。建安文人进一步把赋从“极声貌以穷文”的传统中引向社会现实、强化了赋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赋篇虽短，但结构完整，字里行间充满着渴望建功立业、现实统一的豪情壮志。阮瑀的《止欲赋》是描写爱情的。辞赋描写爱情，源远流长.“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而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何孟春《陶靖节集》)”《止欲赋》，名曰“止欲’，实际上是一篇相当优美的描写爱情的作品，赋通过对美女爱慕之情的抒写，寄托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文辞优美而不艳丽，情思真切而不矫饰，体现了阮瑀的自然流畅的文学风格。在艺术美的追求和表现上，与子建的不朽之作《洛神赋》很相近。《筝赋》，是咏器物的.写筝之形制，筝之体性，筝之雅音，都较有特色.尤其是“筝声”一节，寓意深刻，优美动人.阮瑀朴素质实的艺术风貌在此赋中得到较好的反映、作者的目光由宫廷转而伸展到日常普通情事，这种题材的日常化、普通化、小型化，进一步冲淡了赋的与生俱来的贵族性质.综观阮瑀辞赋，他和其他建安文人一样，为建安小赋争得一定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贡献。
陈琳的作品之中，辞赋保留下来的最多，共有十篇，但当时人们给予的评价并不高，曹植曾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相如)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 （《与杨德祖书》）。而从陈琳现存的赋作中确实可以看出，作者对司马相如十分崇拜的，他曾多次引用司马相如赋的原文，并极力仿效司马相如赋的风格，可惜不太成功。只有《武军赋》一篇，还略得后人称赞。葛洪曾说:“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抱朴子•钧世》）《武军赋》可以说是陈琳辞赋的代表作，在论及其风格时，葛洪亦以“壮”称之。如开头第一句:“赫赫矣，烈烈哉!”即先声夺人，表示强烈的感叹，而下面的“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更是呈现出建安卓立风发、慷慨激昂之气。
总整体来看，陈琳的赋篇流传下来的较多，艺术成就较高。陈琳文章雄健有力，多于用典，有说服力，又文采斐然，胜阮瑀一筹。
三 诗歌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陈琳、阮瑀的诗歌，当然也具有这种特点。陈琳的诗作仅存四首，但也不乏名篇佳作。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以乐府古题写汉末时事，借秦人苦长城之役，表现汉末百姓的劳役苦难，在后代赢得了较高的评价。该诗采用民间谚语加工而成。正如吴景旭所说:“秦筑长城时，死者相属，民歌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则孔璋乃用其时之谚语也” （《历代诗话》卷24）。此诗感情真挚，通俗平易，具有鲜明的民歌特点，尤其是用对话来展开故事情节，对后代的影响较大。仇兆鳌评杜甫《三吏》、《三别》时曾云:“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杜诗详注》卷7）。
陈琳还有《游览》诗二首，也较为著名，此写作于建安十六年(210)至建安十七年(211)之间。曹丕在言及与陈琳等人同游时曾云:“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当时曹王、曹植、王粲都有此类作品，但陈琳的《游览》二首与同类作品相比，却明显表现出构思严密、语言华丽、内容含蓄、波澜起伏的特点，与后来陆机、谢灵运等人的诗作相似。王夫之曾指出:“孔璋于七子之中最为先进，而《游览》二诗，敷写密、波澜曲，属句深稳，流言华赡，不与曹、王同其横率。而圆开康乐，方肇平原，足知以犬声驵度殊建于黄初者，翩瓯见尔”（《船山古诗详选》卷4）。
阮瑀诗歌语言，质朴厚重，尚多汉音.《驾出北郭门行》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言孤儿之苦难，就是通过孤儿的自述表现出来的、从内容到语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比较明显。难怪古人称它“质直悲酸，犷近汉调”。前人评论这首诗，说阮瑀有意识地学习和继承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描写传统，谨守汉人轨迹。其实，阮瑀并非简单模拟，而有所独创.他用整齐的五言，和谐的韵脚抒发自己的感情，并且以第一人称出现，安排对话，把自己与孤儿的感情交织在一起表达，以自己的发问引孤儿的血泪哭诉，声泪俱下，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是建安诸子诗歌中的精萃。这种质朴无华特点的形成，除了受汉乐府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外，还与其文学思想有关。他有一篇《文质论》，讨论文与质的关系的。他强调质胜于文:“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著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易察，质之用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阮瑀认为文学作品当以表达自己思想为第一要义，不必用过多的辞藻修饰。这一看法不免有些偏颇之处，但在当时动荡的时代民多疾苦，具有现实意识的诗人往往用质朴的语言来直写下层人民的苦难，这也是时代使然。张溥评阮瑀《文质论》曰: “《文质论》，雅有劲思，若得优游述作，勒成一家，亦足与伟长《中论》，翩翩上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阮元瑜集题辞》)。阮瑀的创作，就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不过虽然平典，却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也是其弱点。
从诗歌反映的内容和风格上看，陈琳与阮瑀的诗歌都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打发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的情感；在艺术上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语言质朴不尚雕琢，风格雄健深沉、慷慨悲凉，体现出了“建安风骨”的总体特征。
阮瑀在诗歌上的成就要稍高于陈琳，钟嵘的《诗品》将阮瑀列为下品，而对于陈琳，《诗品》并未提及。这也与陈琳的诗歌存世量太少有一定的关系。
陈琳与阮瑀对不同的文学体裁的驾驭各有高低，当然也与作品的存世多少影响了后人的评价有关。从整体上来说他们都代表了魏晋的建安风骨，是建安七子中值得研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