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怎么读书

怎样读书

――兼谈我所看重的10本书



      （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选登）



怎样读书的问题，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看法。这几年我带研究生时采取读书会办法。他们在阅读专业文献时，往往遭遇一些具体问题。我针对这些问题不断进行总结和思考，得出了一些想法。你们这一代人在读书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读书？我觉得你们自己应该认真思考。下面我来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一、读书的关注点

读一本书，该如何来把握、了解它？这里有很多关注点。我们关注什么？我想谈以下几点：

第一，著者的学术建树。读者拿过一本书来，就要向自己提问：著者的学术建树在哪里？读巴赫金，读杰姆逊，读伊格尔顿，读他们的书，我们首先就应提问，我该怎样把握它，到什么地方去把握？不是说我什么都读了就完事了，要给自己提出问题来。要看到你读的这本书在学术发展链条上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我在把握它的时候，它旁边的、前边的、相关的不同流派学者之间的意图在哪里？我们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在自己做学问的时候才能知道我们要从哪一点上去创新和突破。列维—斯特劳斯说了二元对立模式之后，格雷马斯再来做就要想二元对立模式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好就好在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性，冲突性；不好就不好在太简单了。事情那么复杂，都把它安排在二元框架中，难以把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解释清楚。格雷马斯就提出了符号矩阵四要素。他的“四”就是把“二”复杂化，多样化，看到它们之间更复杂的联系。所以新理论的提出，在它的学术链条上有自身的逻辑，它变要变得有道理，不是乱来。80年代，很多学者一拍脑袋就要创新，有人说：“每个人都被创新的狗追着。”但创新，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链条上，在哪个环节上创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著者的治学经验，尤其是收集和引证材料，求实求证的功夫。他有学术建树了，那么他如何来支持、证明自己的理论？他要收集材料，要找证据。学术大家的思想远远不像我们教科书上说得那样明白和直接。你去读一下杰姆逊的书，你就会发现，他有时候最核心论点就隐藏在他的某一句话里，不一定是最后，也不一定是开头。在某一段里闪现出来，他就不再提了。那你就要去找。这首先你就要明白他的学术链条的环节，他的位置，他的学术建树的特点。所以要看到他的求证的功夫，搜集材料的功夫。今天来看，比如说李泽厚先生，他是80年代令人景仰的美学家，思想史家。他的地位在80年代整个人文学界可以说是第一了。他的思想出彩，创新的火花随时闪现。但有很多作学问的人对他嗤之以鼻，为什么呢？他在不少地方有这样那样的错漏。他的求实求证搜集材料的功夫有所欠缺。当然再好的学者，他可能在某个方面都有他的薄弱环节。再比如钱钟书先生，他在考据上、占有的材料上很丰富，做得很扎实，但像李泽厚那样提出新锐问题来，他不擅长，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绝活。但最完美的是这两样都有。

第三，著者写书的技巧。有的老老实实摆材料，同样是做学问的考据家们，史学家们看了会赞同著者在某一材料上的功夫，但是不同的人可能就是不喜欢。有的喜欢语言狂欢式的效果。我们中有些研究生可能喜欢某某大学的某某教授，喜欢模仿他的狂欢式文体。喜欢很好，但是要去模仿的话，我就有告诫：我告诉一些学生，最好别去模仿。学不来的。做学位论文应当学会怎样用准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知道了舞蹈的规矩以后，你就能自由地创造新舞蹈。首先你要知道规矩，然后再去创新。作者的写书技巧，甚至他的第一个句子怎么写，论文提要怎么写，都是有很多技巧的。每逢我指导本科生论文，总要花很长时间来改他们的句子和文体。他们那种随感式的激情洋溢的话，读起来很舒服、很好。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知道写更标准的学术论文句子，那就更好了。两者是不一样的。写书的技巧是一点一点积累，训练出来的，自我训练出来的。我们研究生要自己注意训练。要折腾，来回折腾。写不好，再写。经常处于一种焦虑中。还要多看一些比较规范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看得多了，你就会看到你喜欢的学者的表述方式。看得多了，你自己再去练习，你就会明白学术论文的语言该怎样用了。然后创出自己的路子来。我发现同学们平时写起作业来，语言往往很潇洒，但一到写学位论文时就有话不好好说了。所以我改他们的论文时，我就禁不住问：“你怎么就有话不好好说呢。”主语、谓语都搞不清了。我也理解为什么，尤其是在自己有原创思想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东西，自己表述起来就是生涩，就是麻烦，迟迟找不到感觉。但是经过千回百折，一段时间之后，终于会找到的。所以从现在就要注意去学习优秀的学者的表达技巧，语言技巧，思想表述技巧。

第四，著者的得失。他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得失。他的得在哪里，他的失在哪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这不是去挑剔这些学者，而是在让我们自己做的时候经常能够记得住。

第五，通过阅读领会著者的读书经验。他们是怎样读书的。原来，我自己经常感到不知该怎样读书。所以我在读别人的书时，就注意这样的蛛丝马迹的地方。他是怎样读一本书，读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我就很注意体会它。我现在读书的时候，经常是这样，读没劲的书，我看得很快，恨不得很快读完。读好书的时候，自己有新的体会的书，我读得很慢。读一些，就扔到一边，为什么？它让我想。读着，读着，就有了感觉，就要离开它，离开之后又要回来。有时候，一口气读完，读完以后再来找感觉。有时候带着问题去读，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有时候读到会意的地方就得停下来想，把它的一个句子想成十个，一百个句子。

第六点，关注学术前沿发展。尤其是一些新书。我们在看的时候，要看到它所代表的前沿进展是往哪个方向引申的，对此要有一个了解和把握。

第七点，对本人本学科研究的启迪。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反思它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和作用。

第八点，相关问题的扩展性讨论或者是个案分析。我在要求我的学生们做读书报告时，尤其是读国外新来的书时，一定要有相关问题的扩展性讨论。一定要提出问题来，自己加以讨论。最好是引出一个中国个案来分析。我们用这样的武器来面对中国问题，我们该怎么用，有那些地方需要调整，有那些地方需要转换，要结合个案来具体说明。不要空对空。一定要找具体文本来试试。怎么打入，怎么冲出来。如果打进去，全胜而出，那说明还有点道理。如果打进去以后，头破血流。那就说明，要不是方法上有问题，要不就是你自己做得还不好。那么落实到实处了，对这些新理论理解了，我们就觉得有用了。



二、读书建议

对于读书，我还有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点，读一本具体的书或者文章的时候，要知建树究得失。我们要从总体上知晓该书的学术建树和它的贡献、特点、影响、意义等等。同时在细节上，细细地琢磨它的治学得失。“得”是它的学术建树，是学术成就，学术史上的地位。以此为基础，冷静的评判它在治学上的长短。这些对我们正确地选择一条学术道路是有帮助的。读书的时候，要留心地去想，而不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完成读书的任务而读书，要把读书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第二点，取人长开己窍。读书的时候，就要想如何取人家的长处，开自己的心窍。读书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吸取别人的长处。获取宝贵的学术灵感。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每一滴宝贵的学术的养料。我带过的一些学生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有时会走到另一个极端，读每一本书只看到它的缺点。这一方面怎么不行，那一点怎么不对。聊起来时，觉得他眼光很高。但一落到实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空对空。没法找到自己的学术立足点，自己该怎样做。所以，冷静地发现他人著述中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前人在治学上的漏洞和不足，以寻求突破。这是我们青年学子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心态。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满足于揭别人之短，并以此为荣，就会极大地阻碍和限制自己的发展。所以成功的大学者往往是既沉浸在自己的学术发展天地中，同时又不会轻易放过吸收他人以丰富自己的每一次机会。有时候机遇是不多的，只有时刻准备着的人才能得到它。所以，脑袋里时刻都要有这样一个警觉，才能发现别人的得与失，然后最重要的是开自己的窍。

第三，他失九不及己得一。这还是接着第二点来的。他人有九条过失，也比不上自己有一条所得，一点收获。我们在读前人的书的时候，会感到不满意。但你不满意别人，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东西才行。所以，我们的青年人往往志向高远，目空一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也很正常。但是，要知道自己该从哪里着眼，自己的长处在哪里，自己如何取寻找锤炼自己的特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人如果仅仅满足于一辈子评说别人而不建树，那很难说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他人的得失当然要评点，但自己的建树更为根本。一个成熟的学者应该随时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换了我，我会怎么做？我有他做得好吗？他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我能写得好吗？比如说，阿英写的《晚清小说史》今天看来有很多缺点，很多地方没看到。但我在读的时候，就很佩服他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写出来这样一本书，了不起。

第四，读人书想己事。也许这点我说得有点极端了，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我认为读书的一个秘诀，就是读人家的书的时候，处处想着自己的事，筹划自己的学问该怎么做。读别人的书时都要想，哪些地方用得上，哪些地方可以丰富自己。所以我提出，“书山有路我为径，学海无涯己作舟”，自己给自己作舟，自己给自己开路。在书山上攀，往学海里遨游。一边读书，一边想自己该怎么治学。这样读书才会有收获。别人的书读成自己的了。读完了别人的，也变成了自己知识储备的一部分。

第五，先梳理后立说。我们要创新，要提出一个论点，要像胡适说的那样“大胆提问，小心求证”。提问题可以大胆一点，但论证要小心。这就是先梳理，后立说。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要看前人是不是已经提出来了。如果前人早已经发明了雨伞了，你再来发明，那会被大家笑话的。所以首先要梳理已有的学术成果。我们的创新，应建立在对现有的学术成果的了解和尊重上，不可说大话，要小心谨慎，甚至有时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小心求证求实是很必要的。

第六，广读书小落笔。读书破万卷，博览群书，这是很必要的。一个学者要兴趣爱好广泛，兴趣多样，视野开阔。读书要广，视野要宽，但要小处落笔。做学问要到小处落笔，将广泛的兴趣沉落到细小的问题的追究上。在读书时就要想怎么落到实处，怎么样在小处上见出真功夫来。所以广读小落才会做出真正的学问来。广读广落，听起来很美，但终究会颗粒无收。

第七，读西书做中学。这一点是我在这门课上一再强调的。我们可以多读西方的东西，因为人家毕竟走在前面。现代性，它是原生的，我们是后发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拿来主义”在今天还是有道理。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是很喜欢西方的东西，以做西学为乐为荣。比如说，我这一代人，80年代，我在读书的时候，由于封闭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门打开了，我们当然会对西方的奇彩异景流连忘返。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怎么做都做不过西方。我跟我的研究生们讲，选题最好选中国的，做西方的做不过人家。你若不懂外语就很可疑。

有一个博士生最初要以意大利作家为博士论文。开题时都通过了，但写到后来差几个月就要答辩了，他的导师左思右想最后作出一个重要决断——换题。你不懂意大利文你怎么做意大利作家？我觉得这位导师替学生、也是替学术做了一个正确而明智的选择。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所以做一个题目要首先自己掂量掂量，可不可以做，值不值得做。当然外文好的做西方的也可以。

有一位博士要做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他到了国外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又是外语系教师，我当然支持：“这恰好是你的强项啊”。他把费斯克的所有书都搜集到了，已经作了长时间充分准备。这当然是可以的。

我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让做现代中国文学问题。我们中国有那么多问题啊，需要你们去解决。你在外国学术链条上加一环，你充其量有意义的是介绍了西方。可是以后随着翻译的发展，你这样的选题就很快会成为被人遗忘的东西。要做一个能留下什么东西的题目来，别人再要做的时候就绕不过去的那种。这样做就会更有意义。当然，我觉得，打开一个窗口向国人介绍西学进展也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中国人，更应实实在在地想到自己的学术发展，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学术界立足，赢得中外学者的敬重。你跟着外国学者做西学，人家反而奇怪：你怎么没有自己的问题，老跟在我们的后面？你要有中国体验，要把你的中国体验放进去。而做这些，也是为了研究中国问题做准备。

第八，最后一条，谈空不如做实。做文学理论很经常出现的一个弊端，就是说得多做得少。想得很开很大，但很少也很难落到实处。关于这一点，我这几年深有体会。为了帮助有些研究生转变思路，我颇费苦心，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指导。有时候也很着急，免不了要生气，老不开窍怎么行。但好在他们都很争气，经过痛苦的转变，到底还是转过来了。所以，要落到实处，切记空谈，总结具体实际问题，在读书时细心寻找个人具体的落脚地面。比如说，文本分析和个案应该是最要紧的事。

怎么样读书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再来说一下我所看重的10部书。



  三、我看重的10本书

第一本，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十几年前，我向师大本科生推荐这本书，没想到过了好多年，有的学生见到我的时候，还在跟我说，“老师，你当年推荐我读这本书，当时在社会上听说过的书。我读完后感觉很好。现在，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名了。我庆幸自己很早就读过。”我都忘了这事儿，但是学生还记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年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曾经觉得莫名其妙，还不如读真正的小说呢！但读下去、读下去之后，我就被他的文笔和思路吸引住了。而以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著作。它透过万历十五年的场景，揭示了明代中国社会的深沉症结，也透过明代社会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生成的症候，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耽误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步伐。靠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靠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那是很不一样的。他在这里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走到日薄西山的尽头。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就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崩溃没落的必然性。而且这无关紧要的一年（它的英文的名字就用了“无关紧要的”，“insignificant”。）恰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这本书刚用英文写成后，相继投递到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出版社，都先后被退稿。万幸的是，有一家出版社接受下来了。一经出版，立即名动江湖。后来1980年代翻译到中国来。我怀疑，那些外国责任编辑甚至连书稿都还没有读完。“讲故事，这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所以就拒绝了。这本书正是以叙事手法来讲史的。尽管这本书是史书，但它很值得我们中文系学生好好地读一读。它读起来不费力，但它所触及的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在思考中，我们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本，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版）。罗尔纲这位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专家，他跟着胡适先生学艺五年。他这本书就记下了这五年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对大学者师徒是怎样传授、怎样学出来的。这样的师徒情谊传为佳话，令人神往。透过这些，我们会学到很多做人做学问的东西。中外学术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艾略特，他成大气候，是靠了一个有力的帮手——庞德。庞德看了艾略特长达两千多行的《荒原》，看到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句子，可惜杂乱无章，枝蔓太多。庞德用他的大笔一挥，删除了一些，留下了他认为必须保留的，最后发表出来，成了现代文学史名篇。像这样的又是师徒又是知己又是朋友，确实是令人神往的学界友谊、文坛佳话。没有庞德，可以说就没有艾略特。没有胡适的教法也就没有罗尔纲后来的成就。通过这一些，我们往往看到一个大学者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学者。这样的师徒情谊是令人感动的。学问，学问，光学不问是不行的。学了要善于问，问了还要善于学。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优秀的学问家。

第三，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李长之的书很多，《鲁迅批判》、《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有的不好找。他写得最好、最代表他的风格的书应该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是已故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如果说20世纪中有杰出批评家的话，我要排的第一个就是李长之。1993年时，我在中文系资料室里找出一本红卫兵批判用的书来，就是《鲁迅批判》，读了第一页，我就没撒手，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一本闪烁着才华的书。再读了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我就觉得更好了。李长之作为一个20世纪最杰出的、最优秀的批评家，他有这样几点素质值得我们今天来认真总结和学习。

第一点，宽广的文化视野。一个大批评家如果只是就文学而论文学，成不了大气候，大家看一看，黑格尔这么厉害，因为他是哲学家，他来谈美学，就站得高，谈得深。巴赫金提出小说杂语，他也是一位有哲学思想、社会学思想等的文化思想家，视野开阔，知识丰富。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作为地面。在这个地面上支撑起他们的思想的框架。像杰姆逊也有他的广阔的文化视野，他在这个视野之中来分析中国的聊斋、蒙克的《呐喊》等。李长之写了一本书叫《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在这里面就提出了新的文化见解。认为“五四”运动远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反驳了胡适等人提出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说法，指出“五四”运动只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而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还是未来的事情。中国是倒过来的，先启蒙后复兴，不像西方先文艺复兴后启蒙。他认为“德先生”“赛先生”这些口号都是要破除中国过去的蒙昧，走向理性的科学的道路。在今天看来当时他力排众议提出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由此提出要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他在四十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需要迎接的，还未到来，即将到来。

第二点，博采中西地提出了理想人格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理想的人格，他的内心，德性的闪光。他有这样的德性的闪光，才能像一座明亮的灯塔一样，把周围的黑暗驱散，把周围照亮，变为诗，变为小说，变为学术。他糅合了德国古典美学人格概念和中国古代儒家德仁的思想传统，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概念。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李白、韩愈，屈原、鲁迅和司马迁，形成了他在批评中独特的建树。比如，他分析鲁迅，认为鲁迅最好的小说不是《阿Q正传》，也不是《狂人日记》，而是《伤逝》。因为，《伤逝》更完整地透露出鲁迅的理想人格。而这在鲁迅的其他小说中如《药》、《祝福》等中是看不到的。他之所以有他的独特眼光和道理，是因为他固守在他的理想人格这一个立足点上。李长之有自己的文化理论作为地面，同时又有理想人格作支架，建构起来他的批评大厦。李长之处处都是以理想人格来看问题，看到的都是李长之本人的，而不是宗白华的，朱光潜的。

第三点，活生生的体验。他有对作家作品活生生的体验。由于有了理想人格的支撑，李长之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就会注意调动自己的活的理想人格，调动自己的所有生命力去体味文本，以及文本后面的作家心理，看到作家心灵的反光，再用这种反光把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照亮，让他们都鲜活起来。你读了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处处都能感觉到，在字里行间，跳跃的是李长之激扬的人生体验和活的理想人格。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为文学作品激动，那是很难有成就的。有些人西学功夫很好，但对中国现代和当代新的作家、作品太冷静了，缺乏一些必要的体验，所以就有他的得也有他的失。李长之就是用这种活生生的体验把沉睡在字里行间的生命点燃了。李先生到了解放以后，每况愈下。被打成右派以后，整天写交待书，悔过书。到了70年代末解放后，才气和思路就再也没缓过劲来，1978年就去世了，非常令人遗憾。如果他能像宗白华和朱光潜那样再多活十年或者十几年，可能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会更大。我现在的博士生梁刚正在做他的论文，我希望他能够把这样一个被湮没、被遗忘而现在才刚刚开始被发现的大批评家的东西重新发掘出来，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让他重见天日吧！[1]现在古典文学界专家们对李长之很是佩服。当然，许多人认为李长之是很优秀的文学史家，其实，我认为他更是一个优秀的现代文学批评家。

第四点，文本的修辞论阐释。他对文本也做了一种带有修辞论特点的阐释。他往往紧紧抓住一个语词或者句子深入进去，去发现作家的理想人格的颤抖。他不只是从大处着眼，天马行空地看了作家的书，就去想自己的理想人格。而处处落到作品的每一个字句里，从这里找到作家的灵魂，找到文学的秘密。

我认为李长之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或杰出的批评家之一，正是根据这四点。其实这四点也是我自己认为的理想的中国现代批评家的标准。如果这四点都能做到，那么这样的批评家就会非常厉害。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有一些批评家当时很风光，但多年以后谁还提他们？

第四本，《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李泽厚写了很多激动人心的美学作品，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出来之后都曾引起青年学子们如痴如醉的拜读。但比较起来，他的《美的历程》写的是最有文采和最有活的体验的一本。《美的历程》从古到今一直写下来。贯穿着李泽厚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古典文物的活生生的体验。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带有李长之的某些特点。甚至，他的书里关于楚汉浪漫主义精神的研究，我想也可能从李长之那里得来灵感。

第五本，伊格尔顿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本书同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是我很喜爱的。我从中受到很多影响的书，也是我的书架上翻的最烂的两本书。伊格尔顿用一个大家的手笔把20世纪西方林林总总的理论流派都梳理了一遍，有自己的主见，也有自己的精辟的独到的看法。不像一般的文论史家那样太老实去求证，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评头评足，而且文笔流畅，潇洒，所以可读性很强。伍晓明的译本，我觉得是三个中译本中最好的了。像有的译本把“discursive”（话语的）硬译成“推理的”，把“话语实践”译成“推理实践”，让人搞不懂。推什么理？不就是话语吗？

第六本，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我原来跟大家说过它也是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重新改造西方语言论转向以来种种美学思潮后的成果。把语言论模型重新嫁接到历史的肥田沃土中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语言论转向的新成果。在这个基础上他铸造了自己的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分析框架。

第七本，卡勒的《文学理论》。中译本翻译得不太好，有的术语翻译错了。但大家读一下他的东西，知道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第八本，瓦岱的《文学与现代性》。这是我喜欢的一本薄书。这本书有厚实的文化理论基础、也有对文学史的清醒梳理，再一个就是具体文本分析。这三点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我们研究文学问题应该很有启发。

第九本，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我读到过的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最好的一本书。作者很细心地关注了文化的全球化问题，总结、归纳、评价了目前种种全球化理论。对我们思考文学问题也很有帮助。

第十本，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第一版的时候，前面有李泽厚写的一篇序言。这篇序是李泽厚写的序里面少见的佳作。《美学散步》这篇序对宗白华的名声的崛起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篇序里，李泽厚告诉人们，宗白华是一个生性淡泊的人，不愿跑步，也不愿坐车，他愿意走路，走路也不是快走，而是散步。他的一生就是美学散步的一生。在未明湖畔，一个穿着长衫、拄着拐杖的老人，走走停停，这就是宗白华。他用他一生的生命体验去体味中国古典文化遗产，发现了让人流连忘返、意味深长的美。李泽厚接着说，朱光潜是现代的而宗白华是古典的；朱光潜是西方的，宗白华是中国的。去年，我告诉我的一个博士生说，这些话都是不作数的。其实，我认为他们都是现代的，哪能这样分，太简单了。但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感动。朱光潜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美学大家，这样把朱光潜和宗白华二人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宗白华的地位提起来了。宗白华在四十年代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到了80年代，加上当时的文化语境，比如文化寻根等等的原因，使得宗白华的影响扩大开来。所以这篇序和这本书一起成了现代美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宗白华的文章和书没有体系，逻辑性也不强，也没有注，甚至很多材料也不可靠，他的记忆有时难免也有错误。但他是在四十年代那样的环境下写作的，没有地方找材料。但他的思想具有穿透力，他的思想可以更长时间地保存下来。他所做的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对于中国文化根基的重新寻找。这其实是现代性的。他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如何寻找更有价值的生活。宗白华说：古人已经给我们提示了，那么跟我走吧。古人风神潇洒，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他们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我们今天还能做到吗？宗白华为此去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物”，他找到的是“节奏”。“节奏”这词儿合不合适还可以去商量。但你起码可以想见，他在追问这样的问题，探寻到了中国文化固有的音乐性问题上。一开始读宗白华，有些人读不进去，但我想读了上面说的一些书之后再来读，可能会更有收获。

关于怎样读书，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原载《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