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人、穿青人和南京人

印象中，“文化遗产”是个新词，至少在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听得多了，我也知道，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是过去的老东西，还要有些典故，并且越有来头越好。



  说起来，神州大地，古色古香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翻开地方志看一看，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胜，人群接踵的通衢闹市有这个楼、那个桥，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也有这个碑、那个庙，美其名“晓月”、“落霞”、“烟雨”、“晚钟”之类，而且还必须凑足八个“景”，少一个都显得不够体面。

  有了名胜，文情雅致的典故也容易找到。借物诒情素来是文人的嗜好，以前的文化人不能上网灌水，只好闷在家里做笔记，因此，在札记文稿里，各种考据、玩味、鉴赏，比比皆是。小而言之对陶冶气质有好处，大而言之对传承文化有帮助，间或还夹带着些稗闻野史、或者狐仙蛇精之类的故事，轻松有趣，既不辱斯文、还显得几分风流。

  这些美丽的事物，不可再造、不可逆转，其中流淌着的雅趣韵味，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无限的神往。套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就是“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谓叹”，并且“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



  只是，我越来越没有余先生那样的“沧桑感”了，或者说，我原本应该有的沧桑感已经被市侩的氛围所破坏。当教授们把《论语》讲成心灵鸡汤的时候，当历史学家歌颂皇帝们多么勤政爱民、多么富有人格魅力的时候，当我看见专家们对历史文物的评价是“市场价位很可观”、“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的时候……

  你让我如何沧桑得起来？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对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象今天一样的高，只可惜，这是一个全民“鉴宝”的年代，人们关注的只是遗产，不是文化。在今天，我们并不缺乏对遗产的热爱，缺乏的是对文化的尊重。



  罗嗦了这么些，说点实在的吧。

  在贵州的安顺地区，有个叫做“屯堡”的地方，居住着一类叫做“屯堡人”的人群。

  “屯堡人”这个词，是民国以后才有的，而且是社会学的专用名词。

  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贵州做实地调查，发现有一群人的打扮很奇怪，他询问向导，当地人说那些人叫“凤头鸡（籍）”。鸟居龙藏还以为自己发现了新种族，很兴奋，于是研究一番，结论是这些人是汉苗人群的混血，应该归属于汉族。

  过了几个月，另一位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也到了贵州。伊东忠太这个人是研究亚洲古建筑的，可他看见那群打扮古怪的人，也觉得稀奇。他不想在人类学上费太多的精力，就直接去问清政府的镇宁州知州，地方官告诉他，那些人是“凤头苗”，还写了个纸条，解释苗族分为黑苗、花苗、凤头苗、仲家苗，穿着特点分别是什么……于是伊东忠太就以为这些人是苗族。

  鸟居龙藏回国以后就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伊东忠太看见以后不同意，俩人就吵了起来。这事让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知道了，觉得有趣，于是也来探个究竟。这样，直到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如费孝通等人）陆续发表文章，最终认定这群打扮古怪的人是“汉裔”，并且因为他们多住在屯堡周围，学术命名为“屯堡人”。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查明“屯堡人”的来源并不困难。

  明王朝建立后，把守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不肯向新的帝国投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出以颖川侯傅友德为主将，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的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年底，战事结束，傅友德、蓝玉回家了，留下沐英镇守云南，还把一些军队留下来种田，其中，贵州的军屯点在安顺一带。

  明王朝实行军籍制度，打仗的时候，军士带着家属一起走。实施军屯也是那时的惯例，朱元璋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所以他的军队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留在西南地区屯田的这些士兵过去是陈友谅的手下，江西人、安徽人。这也难怪，傅友德就是从陈友谅那里投降过来的，朱皇帝的这一招一石二鸟，既稳固了云贵川、也搞掉了傅侯爷的根基。

  选择在安顺屯田也是有原因的。那时候，从江南各省到云南去，只能由洞庭湖溯沅江而上，经过舞阳河到达贵州的镇远码头，再从镇远走陆路去云南，而安顺就在镇远和云南之间的驿道上。并且，这里有云贵高原上少见的大块平地（称为平坝），很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所以说，安顺屯堡一带是明清时期的交通要道和农业耕作区，并不是什么信息闭塞的荒蛮地方。



  “屯堡人的形成和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绝不能据此而认定屯堡人就是明朝屯军的后裔”（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事实上，明朝屯军及其后裔只构成了屯堡人的极小部分。

  明中期以后，制度废弛、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军屯变成了私田，屯田的军户就开始逃跑。宣德八年（1433年）兵部奏称：“贵州、广西二都司所辖卫所多逃亡，淹延在外有二十年不还者”；景泰四年（1453年）称：“贵州卫所、站、堡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天启年（1621年）称：“连年兵乱，屯军百人难存一人”……

  到了1647年，“乱匪”孙可望占据贵州，发现军户已经跑光了，军屯不存在了。

  既然军户跑了，土地还在，是谁填补了屯田的空白呢？

  首先是屯民。有明以来，大量的破产农民从湖南、江西向西南地区迁徙，他们到达贵州以后，无论去云南或者去四川，都要经过安顺的平坝地区。屯堡一带既有良好的农耕条件，也有汉族习俗的文化环境，很容易吸引他们停留下来。

  其次是商民。屯堡地处交通要道，是流商往来的通道。古时候商人的理想是发财之后就当地主，而贵州平坝的田地不错、价格还便宜，自然成为他们置业的好地方。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人员在屯堡一带发现了大量土地契约，可以作为商屯的证据。

  再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参与。屯堡周围的土地，不仅屯堡人耕种，仡佬族（当地原住民）、布依族（仲家苗）和苗族也在种，大家一起种地一起生活，互相产生影响。

  说起来，屯堡人的服饰之所以让人觉得古怪，就是因为兼有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搞得苗不苗汉不汉的。另外，屯堡妇女也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放弃了“缠足”的陋习，后来，这大脚和小脚，也就成了区分“屯堡人”和清中期以后汉族移民的重要标准。



  至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学界就已经公认——“屯堡人”是明代以后、清中期以前，军屯、民屯、商屯汉人移民的后裔。  产生这个结论的调查方法是严格的、科学的。形成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一是详实的历史资料，二是屯堡人明显的汉族语言文化特点。结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把屯堡人当做苗裔予以歧视，汉族人群把屯堡人当作少数民族加以排斥，确实很不公正。



  鸟居龙藏的一时好奇，引出了“屯堡人”这个专业术语，他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人类学研究上的地位。

  “屯堡人”，实际上是族群同化（异化）到一半阶段的一个标本，这个过程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上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对屯堡人自身的追本溯源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民族融合、甚至海外华人的文化发展，也有很大借鉴作用。把它归入中华文化遗产的范畴，应该没有问题。



  长期以来，苗人把屯堡人当“老汉人”，汉人把屯堡人当苗人，屯堡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到上世纪初，屯堡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服饰特征和族群的自我意识。他们对汉民族已失去了认同感，称周围的汉族居民为“客民”，称自己为“穿青人”（穿青色衣服的人）。这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五十六个民族以外的一个特殊族群——“青族”（穿青族）。

  九十年代中期，青族取消了。

  当时，马甲的一位同事暴跳如雷：“我明明是青族，怎么变成汉族了！”，的确，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他的履历上一直填的是青族，他的家人也是这样。民委的同志做了解释，他依然很不甘愿：“我就是穿青人，不是汉人”。

  青族最终并入汉族的原因是，他们的基本传统是汉族文化，并且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已经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能。于是，随着“屯堡人”这个专业词语的确定，“穿青人”消失了，这个在家园外游离了数百年的群体，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母体。



  马甲在贵州工作多年，也是很偶然才知道这个群体的情况的。

  这以后，经常听见“穿青人”在抱怨民族政策对他们不公，也发现很多“青族人”实际上并不大清楚自己的祖先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专家给他们讲讲呀，应该有政府官员出来解释一下呀，这是一群开拓者艰难跋涉的历程、这是我们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既然我们彼此曾经误会过，现在就不要再误会了吧。



  谁晓得，就在前两年，“屯堡”、“屯堡人”，这两个原本生僻的专业词语忽然变得耳熟能详起来。伴随着这两个词，出现在各个媒体的是一串串耸人听闻的惊叹号——“世界上最后一座明代古村！”，“汉族军人的纯正血统！”，“600年前明王朝的江南文化！”……

  对此，我啼笑皆非。

  屯堡就是屯堡，哪里有什么明代古村。明代军屯遗址1902年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就连研究古建筑的伊东忠太都没见到过。现在的屯堡都是清道光以后的建筑，那些所谓“明朝屯军的军事要塞”，其实都是道光、咸丰年间，“穿青人”为保护自身安全而修建的防御性建筑，这在民族混杂地区毫不稀奇。

  说屯堡人的服饰保留着明代服装的特点，这不假，可硬要把那说成是“明朝的服装”，就不对了。其实，明代版本的图书那么多，找张插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变化有多大。还有，说屯堡女人的大脚是跟“大脚马皇后”学的，绣花鞋的式样也是，真是搞笑。朱元璋老婆的脚，只有皇帝自己见得到，能让你个种田的看见？放足的习惯，明明是向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何必拿皇后娘娘来贴金。



  最可笑的，是说屯堡人“600年来保持着纯正的汉族血统”，“这些军人的后裔，固执地维护着自己高贵的血统，不愿意结识当地人，更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

  自从五胡乱华以来，哪里还有“纯正的汉族血统”，说这话的人应该和希特勒关在一个病房。

  现在的屯堡人主要是民屯者的后裔，明初军人的后代一千个里能有一个就不错了。即便是军人的后裔，又有什么“高贵”可言？军籍的地位高于民籍是满清旗人的规矩，明代的军籍比农籍负担更重、混得更惨，一点也不高贵。1949年以前，“穿青人”不仅受到汉人的歧视、还受到苗人的欺压，都被别人称做“凤头鸡”了，还有什么可自视高贵的？

  “不愿意结识当地人，更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胡说，找张屯堡人的照片看一看，不通婚能长成那个模样吗？当然，不通婚也是有的，那是不和汉人通婚。平坝县天龙堡的屯堡人和石板镇的汉人紧挨着，49年以前没有通过婚，可那是汉人不愿意。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明明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真实的部分打埋伏，虚假的部分乱扩大，就为了耸人听闻、虚张声势。

  其实，民间的口传文化，有些虚构的成分很自然，有的还很可爱。可是，以上的这些虚假的宣传出自报刊、出自电视、出自官员和“专家”的编造扩大，除了势利就是功利，没有半点淳朴天真的美感可言。

  一百年前，清政府的知州把屯堡人错当作是苗裔，他是无知；一百年后，现在的官员却在故意编造“明代军营”的神话，这又算是什么？

  

  于是，我看见，在电视上，那些先前的“穿青人”都学会自称是“屯堡人”了。这些湖南、江西、安徽的农民后代，面对镜头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南京人，来自应天府，祖先是调北征南的”。

  所谓“来自应天府”，其实源自几本家谱，其中有说祖上是将军的、是总兵的、也有说是王爷的，反正都和明代的档案对不上。甚至那些“祖籍”的地址在当时也不是民居，所以只能大概推断说或许是从应天府某处的兵营出发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集体把家乡定在南京，因为那里毕竟是首都，是繁华的地方。



  在电视上，当我看见屯堡人卖力地表演着“军傩”（一种地戏），看见他们在南京的“亲人”们面前留下激动的眼泪，看见他们带着杀伐的快意强调着“我们是征南的，是来打仗的”。我就很奇怪，这个数百年来饱受民族歧视压迫的人群，怎么会忽然觉得征伐少数民族是件很爽的事？这些十多年前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汉族的人们，怎么忽然有了一种傍大款的感觉。

  这些原本淳朴纯真的乡民，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这样？

  当他们丢失文化遗产的时候，从汉人变成了穿青人；当他们拾回文化遗产以后，却又从屯堡人变成了南京人。这些军屯、民屯、商屯者的后裔，似乎已经不再是农民，而是演员了。

  有时候，我想，当旅游的风潮过去之后，他们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或许，用不着我担心。

  那些清代的“明代军营”已经挂牌成为保护文物，一个接一个的旅游盛会在这里召开。屯堡人已经把“军傩”演到了南京中华门，并且把朱元璋皇陵上的泥土供奉到了自己的宗庙里。沈姓屯堡人已经通过完善家谱，确认自己是沈万三的后裔……那么，其他的家族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也是一项可以经营的产业。



  只是，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中华文化启蒙的第一课。

  如果不能宏扬美好的品质，纵有无尽的遗产摆在面前，对文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猪仔虫

关于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１９５５年全国人大民委曾派工作组作过一次调查，结论是：“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这个结论不被穿青人接受。又因其与布依族和仡佬族有相似之处，欲把其归于其中一族，也未得到穿青人的首肯。１９８２年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组织了原在纳雍县政协工作的穿青人王景才等人参加的穿青识别组作了历时三年多的调查，得出了“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的结论。

白虎山人

楼主的文章让我也想起一桩近年来学术界也较为关注的奇闻

“骊靬人”与古罗马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三叉路中间竖着高大粗壮的三人雕像，中间的男子高冠长袍，是汉人风格，左右两侧一男一女则是满头卷发，男的身着罗马大兵头盔铠甲，下面的基座上刻着“骊靬怀古”四个字。据《后汉书》记载：“汉设骊靬（qian）县，取国名为县名。”骊靬城是西汉安置古罗马战俘的地方。在城周围的村庄里发现了酷似欧洲人体貌特征的居民。为祁连河西走廊东端的甘肃省永昌县折来寨村，是个宜耕宜牧的好地方，在村头巷尾到处可见个子高大，眼睛深陷，头发棕色，汗毛较长，皮肤深红的酷似欧洲人种体形体貌的人。分布在折来寨周围的村庄八坝、南坝、河滩村、古树庄、焦家庄等村还有这样的人。

县文化馆的宋国荣身高185厘米，鼻子高挺，红色卷发，容貌轮廓鲜明。他说：“我相信罗马人曾在数世纪前到过中国，我们应该就是这些古代访客的后裔。”

据史学家研究，公元前53年，卡莱尔战争中秘密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在东移的过程中，曾被匈奴收留，在后来西汉与匈奴郅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之战中被汉军俘虏，由西汉政府安置在骊靬城定居下来。如今，这里保存了不少古罗马的习俗，葬俗是安葬时一律头朝西方，对牛十分崇尚，十分喜欢斗牛。村民用发酵的面作成牛头馍摸，俗称“牛鼻子”来祭祀祖先。村民喜欢把公牛赶到一起，设法让它们角斗。这些都是古罗马人的遗风。

在一条长10米，高1米的S形古骊靬城遗址的残垣断壁城墙的中央有一阙口。专家认为，这是当年古骊靬城的城墙、城门遗迹，成为失踪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有力证据。在城墙残留着模糊的木椽印痕。土城外加固重木防御的方式正是当年罗马军队作战独有的手段，说明骊靬城是古罗马的“重木城”。河滩村发现出土的椭圆形器物上写有“招安”二字，专家认为这是古罗马降军的军帽盖。

《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西域督护甘延寿和副将陈汤率4万将士征西匈奴于郅支城（江布尔），征战中西汉将士发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他们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并在土城外设置重木城而利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攻阵形式为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独有的作战手段。陈汤看到的这一支奇特队伍就是失踪17年前的罗马第一军团残部。这次战争，西汉军大获全胜，斩首15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人。甘延寿、陈汤带着这些战俘回到中国。与此同时，西汉的地图上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名叫“骊靬城”的县名，并筑了县城。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教授关授意指出，“骊靬”正是当时中国对罗马的称呼。

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大巨头”（恺撒、庞贝、克拉苏）之一的罗马执政官、叙利亚总督克拉苏为了争夺权力，决定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7个军团7万人）进攻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被俘斩首，罗马军团全部覆没。只有克拉苏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领的第一军团6000人拼死突围。33年后，罗马与安息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战争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定了和约，双方开始遣返战俘。当罗马要求遣返卡莱尔战役被俘的官兵时，遭到了安息的否认，罗马惊奇的发现第一军团神秘的失踪了，成了历史的悬案。

兰州大学遗传科学院耗时两年，对折莱寨村提供的91份血样全部进行了DNA亲子鉴定，得出结论，这91份血样为中亚、西亚血统。有可能是历史上的古罗马军团后裔。兰州大学苏联历史学家陈正义著作《骊靬绝唱，最后古罗马人之迷》一书说：“我们现在对这种说法越来越有信心，否则的话这么多外貌特征像欧洲人的当地人，还有汉代的古城墙，以及卡莱尔战役，陈汤发现奇怪的军队，与西汉设骊靬县三者时间如此接近等等各种事情的巧合怎么解释呢？可以认为，骊靬人不一定是罗马人，但骊靬人应该与古罗马军团有关，是混合了许多民族的一个群体。”兰州大学刘光华在《骊靬县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一文中说“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春，汉军俘虏匈奴右犁汉王部数百人，为安置这几百人，汉朝在张掖郡设置了骊靬县。”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谢小冬博士在考察后说：“根据实验结果，可以肯定这些人的基因与维吾尔族、古匈奴（如蒙古族）的基因相差甚远，显而易见，DNA鉴定结果并不能直接说这些人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只能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再结合人文历史各方面的知识做出的推测。”鉴定表明永昌县这些貌似欧洲人的居民的基因与西亚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北高加索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以上内容引自http://blog.163.com/szq_5218/blog/static/77999442007439212840/）

更多详情可以参看http://lzcb.gansudaily.com.cn/system/2007/02/14/010266356.shtml

以及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正义老师的《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探索与发现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