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年谱的问题

sunqitom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收有日本中国古典文学家铃木虎雄(1878～1963)昭和九年(即1934年)著《李卓吾年谱》，由文学翻译家朱维之教授(1905—1999)1935年翻译。容肇祖的《李卓吾评传》，里面也有李卓吾年谱，两相对照，发现不少问题。就我粗略看出来的就有：

　　1.从嘉靖三十四年开始到四十四年，容氏的年谱比铃木氏年谱的记载晚一年。容氏认为李贽嘉靖三十五年授河南辉县教諭，而铃木氏认为时为嘉靖三十四年，自此错开。三十五年授河南辉县教諭是通常的说法。我刚开始以为铃木氏把“予年二十九而丧长子”这句话里的岁数弄错了，因为按虚岁来说，二十九岁当是嘉靖三十五年，那就对了。后来发现容先生也认为是三十四年丧长子，那就是我臆测了：）到底是怎么发生这种错误的，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2.铃木氏谓李贽隆庆五年游金陵，结识耿定理，下面又引李贽《耿楚倥传》，首句既是“岁壬申楚倥游白下..”岁壬申即隆庆六年，前后矛盾（而且铃木氏做的年谱是每年都列出来的，独独缺了隆庆六年，不知怎么回事）。容氏谓李贽隆庆四年迁官金陵，六年初识耿定理，应该是对的。
　　3.李妻黄宜人卒年。铃木氏以为是万历二十三年。容氏年谱没有记载。通常说法是卒于万历十六年，有黄宜人墓出土的墓表为证。其他一些小错误朱维之先生已经随笔指出来了。

　　铃木氏依《卓吾论略》“予年二十九而丧长子”，认为此年为嘉靖卅四年。在这一点上，容先生与铃木氏相同。即：此句所谓29岁为嘉靖卅四年。（林其贤《李卓吾事迹系年》于嘉靖卅五年页18案语：“官共城之年，或作廿九如铃木虎雄，或作三十如容肇祖。兹据答耿司寇：‘卓吾自二十九歳做官以至五十三歳乃休，何曾有半点超脱也！’系于此。”看来林其贤认为李贽所称29岁为嘉靖卅五年，不知何故。）
   但是何时为共城教諭，铃木氏以为是丧长子同年。而容先生却认为是卅五年。观二者考证，皆以《焚书》中《卓吾论略》为据，卓吾丧子为二十九岁，即嘉靖三十四年。依论略则卓吾登仕必不会早于此前，但仍然不可定卓吾上任之时。故尚需其余之证。焦氏笔乘虽有“自三十登仕，历七任而至郡守”然正如铃木氏之言可能便是‘举成数’。”
   那么两人是怎么错开的呢？关键就是源头也就是授官的这年，恰好这本《研究资料·第一辑》有《泉州府志》卷５４《明文苑》关于李贽的记载，其中提到具体时间的只有一句： “嘉靖壬子领乡荐，授辉县教諭... ...”嘉靖壬子为嘉靖三十一年，李贽乡试及第那年。对于问题没有什么帮助。而《李温陵传》里面我也没有发现小修对授教諭时间的记载。容先生在《年谱》嘉靖三十五年下写到：“他三十岁，选授河南輝縣教諭。他以道远，不再往会试（此处以小字注道：见袁中道李温陵传。）而偏得河南教官。”可见容氏引中道李温陵传实际证的是“以道远，不再往会试”这句。既然如此，他们又是根据什么考证出不同的结果的呢？
   看后面的考证：根据“在白泉五载”、“三年服阙”、“居京邸十余月”、“馆复十余月”等一系列证据，估计二人都能向后推8年，这年李贽遇祖父丧事，从北京回到温陵，半路把老婆孩子安置在共城。此年按铃木氏为嘉靖四十二年，按容氏为四十三年。下一个有时间记载的时候就是嘉靖四十五年，这一年两位先生有了共识，因为李贽到礼部作官了，路过共城，见了家属。这两年对问题也很重要。容先生引《卓吾论略》里面说他在共城的老婆“三年衣食无缺，邓君力也”，认为李贽归温陵三年（即四十三年回去），我觉得这条相当关键，很有说服力。此条铃木氏未能注意。容氏还在《卓吾论略》里李贽在礼部跟回答别人的话的那句“吾十余年奔走南北，只为家事”下注道：“肇祖案李贽自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辉县教喻到这年恰十年余”，这就把并不的可能也考虑到了（因为李贽在礼部5年，只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是在第一年（四十五年）回答的问题）。
   那么这样看来，个人觉得还是容氏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容氏建国后出的《李贽年谱》考之《卫辉府志》得朱应信继任教谕于嘉靖三十九年，则上推惟得嘉靖三十五年。那么，容氏认为三十五年任河南教官可能就是从此向上推（有点费力啊：），或者是直接取《焦氏笔乘》“自三十登仕”这句有可能是‘举成数’的话吧？
   林氏《年譜考略》繫於嘉靖三十四年，認為若從容氏之說，繫於嘉靖三十五年，則與卓吾自述在輝縣任職「五載」，及守制東陽「為城守備」而遇到「城下矢石交」（嘉靖三十八年，丁父憂，守制東陽，倭寇略福建沿海諸縣城）二事不合，故嘉靖三十五年應指到任日期而言。查《明史记事本末·沿海倭乱》，倭寇略福建沿海諸縣城，起于嘉靖三十八年五月。《记事本末》说“（三十八年五月）福建新倭大至...福州、漳、泉，无地非倭矣。”《卓吾论略》说 “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他“夜行昼伏，余六月方抵家”。铃木氏认为在在共城迁南京，数月闻白斋公没，经历六个月（余六月是这个意思吗？）回到家，应该是翌年了。所以李贽回到家乡参加战斗并不是嘉靖三十八年的事情，可能是三十九年或者更后才对。容氏认为的嘉靖三十五年起在輝縣任職「五載」，到三十九年回家打仗倒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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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还有个小问题，我上次没发现：铃木氏以为李贽隆庆五年到南京，容氏以为是隆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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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李温陵传（袁中道）

　　李温陵者，名载贽。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为姚安太守。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学，有道学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语言文字之表，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俸禄之外，了无长物。陆绩郁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无以过也。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迸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
　　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恐子侄效之，有遗弃之病，数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钞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均，骨棱棱纸上。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钦其才，畏其笔，始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逐之。
　　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武昌，舍盖公之堂。自后屡归屡游：刘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云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无何，复归麻城。时又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又误信而逐之，火其兰若，而马御史经纶遂恭迎之于北通州。又会当事者欲刊异端以正文体，疏论之。遣金吾缇骑逮公。
　　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至是逮者至，邸舍怱怱，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马公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伤哉！”乃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营佛刹云。
　　公素不爱著书。初与耿公辩论之语，多为掌记者所录，遂裒之为《焚书》。后以时义诠圣贤深旨，为《说书》。最后理其先所诠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为《藏书》。盖公于诵读之暇，尤爱读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窥。以为世道安危治乱之机，捷于呼吸，微于缕黍。世之小人既侥幸丧人之国，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护惜太甚，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静无为、行所无事之旨，与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乱。而世儒观古人之迹，又概绳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气，求短于长，见瑕于瑜，好不知恶，恶不知美。至于今，接响传声，其观场逐队之见，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长。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窾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
　　昔马迁、班固各以意见为史：马迁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游侠，当时非之；而班固亦排守节，鄙正直。后世鉴二史之弊，汰其意见，一一归之醇正，然二家之书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读不终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状，何也？岂非以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之不可磨灭者欤！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庄子》,然未有因读《庄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读《庄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韩子》,然未有因读《韩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读《韩子》也。自有此二书以来，读《庄子》者撮其胜韵，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读申、韩之书，得其信赏必罚者，亦足以强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诸葛，亦手写之以进后主，何尝以意见少驳，遂尽废之哉！
夫《六经》洙泗之书，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滞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然后脾胃复而无病。九宾之筵，鸡豚羊鱼相继而进。至于海错，若江珧柱之属，弊吻裂舌，而人思一快朵颐。则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谓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观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
　　然而穷公之所以罹祸，又不自书中来也。大都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从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搨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锺会如奴隶。鸟巢可复，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公晚年读易，著书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入谦，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书，若《阳明先生年谱》，及《龙溪语录》，其类多不可悉记云。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小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籍，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若夫幻人之谈，谓其既已髡法，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也。”

醉乡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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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桐女史

初三时曾经因对三袁之一的袁宏道产生浓厚的兴趣，看了一些资料，才了解了李贽，那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曾经给我很深的触动，后来看了万历十五年，对这位老人的感慨反而淡了。也许在一些时候，像袁宏道那般狎妓以自污的故作洒脱，逃避现实才是最好的选择。人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上的绝望，选择逃避，往往并不是单纯的屈从于生活上的压力，更多的是逃避自己的内心，麻痹自己。而李贽选择自杀，也绝非单纯肉体上的摧残，而是那种血淋淋的残酷，将他逼到内心无处安放的地步，一辈子的理想终究没有任何实现的希望，那种痛苦才是最痛彻骨髓的。

mangmangyou

事实上是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知道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