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象、画意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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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场景，或者春夏秋冬某日某刻的一个自然景象，一条道路，一排树木，或者一个广告牌什么的，虽然是头一次碰见，却常常起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类似的感觉也会因时序的变迁而引发。比如初秋乍到，虽置身城市，却总能想见那些收割后的田野，田野里四面涌起的烟火，以及明亮的月色，玉米堆，小路以及那些乱七八糟的尘土；再如春天，麦子，就总和老家南面的那一小块地联系在一起，和布谷鸟的叫声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记忆里堆积着的不只是一件件的事，一个个的人，而是林林总总的事象。而这些事象所构筑起来的“历史”和“记忆”，远非那么客观，尤其当我们站在 “当下”回溯“过往”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想到的大约是“现在的过去”和“我所想看到的过去”，就像那些对我们撒谎的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记忆”一样。所以说，回忆有时是靠不住的，虽然我们有时沉浸在回忆里过日子。
　　记忆总是和时间相关，总是和流逝有关。莎士比亚诅咒：“状貌狰狞的时间，丑恶的夜的同谋......你哺育一切于前，又戕杀一切于后。”瑞典植物学家林耐晚年时读着自己写的书叫道：“真漂亮，要是我能写出这样的书，我愿放弃一切！”

　　好了，回到“事象”吧。那些事象总能在我们阅世读画时被唤醒。就像今天闲读两本杂书时所引起的共鸣和联想一样，它们无一例外的给人以安静。
　　一本是1912年编的《初小女子国文教科书》第二册的插图，一本是《留住胡同：况晗宽线条铅笔画作品选》里的铅笔画。前者让我想起故乡，那是乡土的记忆：溪桥、远山、夕阳、飞鸟、炊烟、茅舍，以及遍地黄花；后者让我想起城居的日子，那是小城镇的回忆：凌乱而古旧的青砖小路、干枯的树木、胡同外的斜阳，以及“请勿仃车”的标语。
　　当然，所有这些与画有关的东西，都还让我想起几个作画的旧友，比如海波，比如令伟。虽然现在都已没了联系，但当年月下横笛、书房听苏芮的日子，以及满墙的《金刚经》、影门墙上的奔马，还是那么清晰。




    补记1972年版的语文教材插图一张：草原英雄小姐妹。文革期间的语文教材除却政治思想成分，其实并非如教育史类教科书中所说毫无可观、一无所取，诸如填空、组词、造句、加标点、写假条、看图说话一类的基础训练题目也是每课都有。当然，那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也的确极其浓郁，而这又远非文革期间如此。单就 1972年版的语文教材而言，领袖、英雄、斗争成了主题。我感兴趣的是“斗争”的主题，斗地主、斗顽敌、斗日本鬼子、斗美国飞贼......当年，因做不对一道数学题而泄气时，用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教化他人、斗一斗私念，也好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使是对待错别字，我们也喜欢用“消灭”。那个时候，人们的体态好像只有两种－－昂首与低头：要么义愤填膺的斗别人，要么低眉顺眼的被人斗。这种体态及其遗传因子至今未断，以至于当下社会，许多人还学不会平视他人。
　　关于斗争的兴趣主要还在于想起了一位高校教务主任。他在接待教育评估团成员的席间，劝酒时不断意气风发地用“打到XX城市”“跟X老师比试一下”“我就不信斗不过X老师”一类的话，惹得众人不断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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