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谐世界”战略与两大战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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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战略博弈中的两大战略对手：美国和日本！

　　在中国国际战略总体格局中，有两个国家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一个是中国走向全球战略的“利益相关者”——美国，这是一个渗透到世界所有角落来保卫自身利益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另一个是中国展开亚洲地缘区域战略的“利益冲突者”——日本，这是一个曾经深受中华文明熏陶，但是在近代摆脱古代中国“华夷朝贡体制”而“脱亚入欧”的新兴国家。
　　应该说，中国的国际战略自古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传统东方国家的国际体制，华夷朝贡体制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机制，不具有现代国际法的意义。中国皇帝代表的是东方（天下）的国际最高权威，为“天下共主”，而不单单是指中国！在这种“国际”体制中，中华帝国皇帝的“外交政策”更多地体现为“扬威”和“抚远”，强调“国际”宗藩制度，国际和平与经济文化交流是主导型态，当然这是中国古代“华夷观”的副产品。自盛唐以降及至清中期，由中华帝国在东亚发起的对外战争，多因为藩国内乱（国家分裂、王朝更替等）转而求助中华宗主国而爆发的，除了蒙元帝国的铁蹄从亚洲向西方入侵，出现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入侵日本（跨海舰队因飓风被摧毁）以外，由中国挑起的侵略、吞并战争从未出现。因此，古代中国的外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
　　但是，在近代化洪波涌起的历史性助推下，日本却因美国于1854年的入侵而“开国”，得欧风美雨之先迅速崛起，这是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给日本空前发展的历史机遇，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带给几千年来世界古老而自足发展的东方新的历史气象。然而，地狭人稠的日本的崛起过程，却是东亚历史演进中最血腥的时段。从晚清至20世纪中叶，近百年时间里，古老中国封建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向衰败化，西方的重炮和商品摧毁了顽固落后的“上国天朝”。可是，在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却总能看到日本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未经资本主义完全发展而导致的侵略火焰的跳动。当然，历史早已明示：资本主义的完全发展带给中国的历史际遇本就不是什么“牧歌式的”东进运动，对于中国而言，完全迥异的发展模式在狂飙突进中丝毫不允许中国实现“和平转轨”，战争和攫取成了资本扩张最好的“提货单”！正是西方纷纷潮涌般的“订货”，刺激了日本早已发狂的神经，从1895年台湾的“日据时期”到1945年八年抗战日本无条件投降，整整50年间日本留给中华民族的惟有国破家亡和刻骨的仇恨，更遑论1840年至今日本所有的倒行逆施。
　　历史是理性的，但在局部时段又是非理性的。如果说，日本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未免说不过去。直到现在，这个“帮凶”仍在忤逆作乱，拒绝承认侵略史实，拒绝历史反省。如果说，人民是理性的，公道自在人心，那么客观地考察现在的日本国民，拒不反省的有，有良心地面对的也存在，但大多回避自己国家历史中的这个软肋，或者没有态度，要知道，没有态度就是态度！因此，与其说人民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是理性的，毋宁说在历史的局部中日本民众的非理性更加引人注目。就此，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遍右倾化的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众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日本民众在思想意识中潜在的某些东西，则是日本政府嚣张至今的文化前提，正是二者的互动才有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难以根绝，才有靖国神社一直在招魂，才有日本人“只有耻感而无罪感”的文化心态！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更不是始终揪住日本“历史小辫子”不放的狭隘民族，假如历史可以重演，中日历史以换位的方式发生，日本人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和民族集体记忆呢？时至今日，即便是广岛的原子弹也尚未使得这“天照大神”的后代警醒。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是深邃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未来中国近一个世纪的行程中，战略上的敌人美国可以说“雄踞四海”，中国是其全球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地缘区域，但绝不是全部，这留给中国的全球战略空间具有极大的跨大洋弹性，而比邻而居的日本则与我们不仅“一衣带水”，更是用心险恶、“以邻为壑”的敌人，中国的地缘战略无法摆脱与日本的摩肩接踵而另辟蹊径，从而决定了我们的地缘战略极具紧张性。
　　必须指出，战略的弹性与战术的紧张性是相与为一的关系，它不因战略上具有性就要中国无视或轻视美国的威胁，也不能因在战术上凸现紧张性而导致中国与日本剑拔弩张，血战到底。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与日本是战略分解的不同角色。正是现有的国际体制结构形成了这中战略“分解”化的态势，也就是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性强化了日本的战术性，同时日本的战术性又奠定了美国的战略性基础。至少有一个客观事实是：从二战结束的50多年来，东亚地区从未形成什么永久牢固的国际机制，能够使得中国避免战略应对上的复杂性。环顾世界，欧洲有历史上的华约、现今仍在的跨大西洋北约体制及新形成的欧盟和独联体，非洲由“非统”走向“非盟”，美洲存有美洲国家组织和安第斯同盟等，东南亚的东盟、西亚北非的阿盟和伊斯兰联盟也具有较长的历史，大洋洲则有澳新美军事协作，唯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是至今国际机制的战略死角，上海合作组织是唯一一个新的探索性的区域国际机制形态，尚待发展。所以说，中国任重道远！
　　总体来说，战术上的敌手比战略上的对手更具挑战性！在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的意义上，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的迫近性，都决定了只要日本死不改悔，为军国主义正名招魂，就永远是中国最具危险性的敌人！

　　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中立化”与“和谐世界”

　　从世界大国的角度出发，中立战略似乎总是存在一个定律：中立的经久性无助于世界级大国利益的护持与增进，相反，无论考察地缘区位、综合国力还是经济规模、政治影响、文化辐射等系统，处于国际体系非中心或重心的中小国家却始终保持对中立政策的特殊青睐。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或推动者，大国既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明体系的凝聚、结晶与幸存者，又是相互竞争的对手，尽管自身的利益与安全不得不时刻面临各种国际情境的冲击与挑战，为大国实施中立政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是中立政策通常强调的紧张的外交背景，与大国外交应具备对国际社会“全天候”的适应性要求，存在着时空区位的差异。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严守中立所产生的国际法律关系客观上必然要约束或削弱世界大国的行为能力和影响，增添世界相互依存度的新变数。据统计，从1495年至1975年的480年间，大国完全不介入战争的“和平年”有130年，二战后大国间战争虽很少发生，但大国介入的战争比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都明显增加了。“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和平竟一年也不存在”，冷战结束至今更是如此。尽管美、苏、英、法、德等国都曾实施过各自“版本”的中立，但是自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19世纪的维也纳体制，中经20世纪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雅尔塔体制和冷战体制，直至已跨进21世纪的冷战后体制，日益走向“极”化的国际体系似乎延缓了世界大国实施中立的步伐，至少使得大国中立的国际法色彩日渐褪色为政治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因此，对中国而言，“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这意味着在政府中培育长远的眼界——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是日益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追求合理的国家根本目标的基本要求，相反“没有长远的眼界……到头来就只是应付事态，而不是塑造事态”，很难护持我们的“长远的最佳利益”。基于上述分析，作为大国之道，从宏观的历史－政策上考察，中国不具备实施中立政策的可行性。这是因为：
　　第一，特殊的历史与国情，特别是几千年相对独立发达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中国不会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以“中立”身份消弭自己的文化性格。正如卡普尔所言：“中国在西方国家于19世纪抵达她的海岸以前，是一个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文明国家。北部是荒凉的草原和寸草不生的沙漠，西部是崇山峻岭和干旱的高原，东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南部是无法进入的密林。中国正是在这些地理条件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建立起一个自足的和高度发达的工业前的文明。因此，她厘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孕育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及她的语言文字等，一般都没有受外部的重大影响，而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在封建“天朝之国”的视野中，尽管有异域佛教的传入与少数民族势力数犯中原，但是几千年来中国强大、独立和自觉融会的文化系统却始终是整个时代的主宰者，它决定了中国自主地介入世界事务的文化资格，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上评价西方的外交行为，既不会依附某种世界力量，也不会保持永久的“局外”中立，绝对的中立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与当代西方的霸权行径，使中国无法在中立问题上给予政治认同。近代中国的外交史是外交的耻辱史，“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近百年的殖民侵略和压迫积淀的外交记忆，当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在旧的层面上运行，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恣意，决定了全球化视阈中的中国无法选择守望中立，被动地等待世界新秩序的生成。
　　第三，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因素的注入为中国社会选择了崭新的发展模式，使非中立性贯穿新中国的整个外交进程。应该说，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是倾向苏联、联盟苏联的非中立性政策，同时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对抗西方冷战的战略选择，即使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未能导致中国走向寻求与美苏等距离的战略中立。相反，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目标，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决定中国必须成为独立自主和负责任的大国，外交战略必须采取积极的非中立方式。同时，面对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斗争，西方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占有总体性优势的现实，作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不能置身其中却对国际是非曲直采取“等距离”的模糊评价。
　　第四，国内的政治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国不存在为平衡各种力量而实施中立政策的前提。与瑞士等中立国不同，从民族构成看，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民族平等，使国内政治力量易于整合；从宗教成份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证了不同宗教的和平存在，但它们不是社会文化格局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从国家结构上看，中国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即使“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最终实现，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仍不会改变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态仍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基本载体。
　　一个大国的成长需要理想的指引。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西方国家已经习惯了一个影响不大的中国，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待选的世界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外交战略的把握必须谨慎。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2个多月后的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与“和谐世界”相呼应，上海合作组织已将建设“和谐地区”当作本组织追求的目标，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谈论“和谐非洲”的前景。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讲话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国外媒体也对讲话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息。
　　应该说，和谐世界代表着中国人民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期望，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积极回应，它将进一步巩固中国负责任、可预期、建设性的国际形象。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国内发展不平衡与国际影响不平衡结合起来思考，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战略的中间点，从而为谋划中国发展战略提供思想指导。和谐世界的提法符合世界转型的预期，符合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
　　比较“和谐世界”与“中立化”，前者更加具有战略弹性，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拓展了战略空间，彰显和平、包容的政治智慧，而后者“中立化”则无法适应中国伟大复兴的发展动量。毕竟霍尔斯蒂的提醒是有意义的，他说，除了国家决策层持有政治意愿外，一定时期国际力量的构成、各国行为方式和对于变动中的国际格局的反应与介入程度等因素，是导致中立战略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如：国际体系中有利的力量结构；自身具备确保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防御能力，以抵抗敌对国家的“国际破坏”；大国对其政策的友善程度或不对其抱有特别兴趣；适度远离国际冲突热点以及国内政局的稳定程度对其政策取向的足够支撑等。因此，“大国”→ “崛起”→“中立”不能成为21世纪中国外交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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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际社会，都是利益关系，我相信中国的敌人和对手远远不止美国和日本，很多很多，在国际社会中不看好社会主义的国家很多，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要走特色就是一定范围，一定制度下发展资本市场，这样的国家都是社会主义主体，市场为主导，它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形，我认为因为中国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就导致了广大资本主义思想的冲突，也是根本矛盾，不是外国不向中国发展，是不想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潜在敌人很多，现在的伙伴也是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相互制约和平衡，中国需要经济发展，但是20年的经济发展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思想差异，考虑问题方式，以及和世界各国相互认同感差距缩小不大。
这样来，中国不可能在中立上做文章，要知道中国的胜利在于中国之间的角斗中占有有力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就是相互平衡且有侧重，中国，美国，俄罗斯，我觉得是一个平衡体，中国，美国，日本也是一个平衡体，中国，俄罗斯，印度也是一个平衡体，这样的平衡就是天平作用，这样的平衡就是要造就一个形态，谁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正反两面制衡！
有人说中国有俄罗斯这样的战略伙伴，不怕美国，日本，我想还是要清楚认识，没有美国，中国也不会有俄这样的朋友。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看点，这样的看点使得中国被世界重视。还要清醒的知道，西方人佩服的眼光是数字，而不是从内心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一旦这个看点没有，中国又会被孤立，被边缘化。
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不像中国人想象得这样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