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文化中的骆宾王传奇

伯兮

西子湖的淡妆浓抹，无疑是属于秀美性灵的；而西湖文化却吞吐涵负，极具包容之势，这里有岳飞、于谦双少保的青山忠骨，有西陵松柏下苏小小的油璧香车，有白娘子与许仙的人神未了情，同时，她也接纳并造就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的传奇。

    骆宾王的传奇故事是从一首题为《灵隐寺》展开的，“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廖。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调。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唐诗研究中，此诗的著作权归属一直未定；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很少有诗作像它这样紧密地联系着作者的命运。

     晚唐孟棨《本事诗》最早记载了这个传奇故事，“徵异第五”云：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廖。”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道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五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年卒。当时虽然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有必要回溯历史，了解其由来。683年12月，唐高宗病死，其第三子（唐中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次年2月，武氏废中宗，立第四子（唐睿宗）为帝，武周政权实已形成。9月，开国元勋李勣之孙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叛，骆宾王为之草檄，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而声闻天下。11月，敬业兵败。《资治通鉴》光宅元年十一月载：“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这是官方的资料，证明敬业与宾王都已死掉，然而，《通鉴考异》引《唐纪》云伪将王那相斩敬业来降，“余党赴水死”。“余党”是否包括骆宾王，这给后来留下了不小的空白点。故《新唐书•骆宾王传》即云：    “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

     在初唐其实就出现了类似的矛盾传闻。七○五年正月，中宗复辟，降敕搜访骆宾王诗笔，时鲁人郗云卿承担了骆宾王文集的编辑任务，此次收集了包括《灵隐寺》诗在内作品凡十卷。郗云卿明确谈到诗人“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但是，六七九年进士、比骆宾王年轻十岁的张鷟在其所著的《朝野佥载》卷一却说：
     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

     这个消息可能为与其关系密切的员半千提供，因为他正是骆宾王的密友。无论如何，张鷟写下此条时，684年事件肯定还清晰地活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曾闻灵隐续新诗，警句堪为百世师”。 到了宋代，借着《太平广记》、《唐诗纪事》两部著作的巨大影响力，《本事诗》记载的骆宾王逃遁未死、灵隐长明灯下帮助宋之问续诗的故事便广为传播。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也渐渐移到了续诗传奇的真伪之上。

     叶梦得《石林诗话》云：
    旧说徐敬业败，与骆宾王俱不死，皆去为浮图以免。宾王虽居杭州灵隐寺，因续宋之问诗，人始知之，而《新唐书》不载。今宋诗乃见宾王集中，惟题“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廖”两句是宋作，自“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以后五韵，皆宾王所续。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疾，敬业与宾王首倡议，则世哀之而为隐藏，理或有之。此诗不知后人因其传而录之宾王集耶？或本集固自为宾王作而收之也？然宾王集乃古本，非后人所裒次者，若此诗当时以录于集中，则宾王之不死，亦一证也。

     叶氏运用了版本学知识，他所说的“古本”可能即为郗云辑佚之书。因为最初的“古本”收录了《灵隐寺》诗，故证明骆宾王未死，遁如灵隐寺佛门一事为真。但这种循环推理在逻辑上是不周全的，假设此诗作于骆宾王跟随徐敬业广陵起兵之前，那它就无法成为宾王不死之一证。

     如果将《本事诗》与《石林诗话》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叶氏对续诗一事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偏差。孟棨原文明确指出骆宾王只替宋之问创作了“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两句，虽然“又续终篇曰”的主语比较含混，联系其“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的评论，宾王所作也只能是这两句，以下终篇者应是宋之问。而叶梦得只承认宋之问作了全诗的头二句，自“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以后五韵，皆宾王所续。这种理解落得了后世人们的广泛认同。

     变化更大、更为有趣的宋代吴炯《五总志》的描述：
     骆宾王未显时，庸作于杭州梵天寺，终日作役，至夜方休。因凭栏而立，时月色如昼，一老僧苦吟不已，继以后永叹。因问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冥搜如此？”僧云：“我作梵天寺诗，止得两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思之切至，静不能成章，逐以太息也。”宾王曰：“我当为汝足成之。”僧云：“尔何人？而敢言诗！”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举前句，即应声曰：“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虽溷迹尘埃，而胸中突兀权奇，殆不能隐也。

     在此，年轻才盛的骆宾王替年老苦吟的僧人续诗，根本没有宋之问，那首五言排律《灵隐寺》诗也变成了一首五言绝句《梵天寺》诗。梵天寺原名罗汉寺，始建于梁贞明二年（916），至北宋治平年间（1006—1067）才改名为梵天寺，初唐的骆宾王不可能在这里终日作役。我们不能指责吴炯没有历史知识，他是想用生动的故事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证明骆宾王后来的传奇生涯其实在早年就已经显露天才的苗头。这也为骆宾王的续诗传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事诗》中这段轶事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它是从少年宋之问与老僧骆宾王之间年龄悬殊太大而引起的。宋代葛立方开始加以解释与弥合。其《韵语阳秋》云：
        是时宾王是敬业俱隐名同逃，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问诗》云：“秋江无绿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将何遗？故人漳水滨。”《衮州饯之问诗》云：“淮沂泗水北，梁甫汶阳东。别路青骊远，离樽绿蚁空。”其相习如此，不应暮年相遇于灵隐寺不相识也。盖是宾王逃难之时，之问不欲显其姓名尔。

    在孟棨的传奇故事中，宋之问年轻寡才，此前可能从未与骆宾王谋面，虽灵隐寺遇上名满天下的骆宾王，由于他已是空门老僧，才对面不相识。在这里，作为朝廷重要逃犯的骆宾王于宋之问思滞语塞时，技痒难忍，向他演示了一下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与吴炯《吴总志》的表述正相反，这是一个老（僧）人在点拨少年，使之神思畅通的故事。它具有丰富的内涵，能引发多方面的联想。譬如骆宾王虽已遁入佛门，早年起兵叛武时那段政治生活是否依然像“沧海日”、“浙江潮”一样时刻撞击着他的心扉；正如日落又日升、潮退又潮涨，骆宾王没有失败，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必然会被世人承认；抑或是在证明骆宾王的诗歌创作成就要远远超出宋之问。

     回到历史真实的层面看，同是初唐著名诗人，骆宾王、宋之问到底有无关联？葛立方从骆宾王其他作品中找到了证据，俩人不但认识，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友谊。“不应暮年相遇于灵隐寺不相识”，葛立方认为他们相遇时皆已届暮年，即使分隔多年、骆宾王又扮成和尚，要说明互相不认识是无法想象。葛氏解释没有相认的原因是宋之问考虑到骆宾王正在逃难，为了保护他，才没有公开他的真正身份。可以看出，葛氏从正确的材料中进行观察，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宋之问在武周时媚附臭名昭著的张易之兄弟，人品大打折扣，七○五年中宗复位，即贬赴岭南。后归朝，又谄事太平、安乐二公主，于七○九年冬出为越州（治所在进绍兴市）长史，七一一年冬再贬至钦州，七一二年左右被朝廷赐死于贬所。如果相信《本事诗》记载骆、宋灵隐相遇为真，则只在七一○、七一一两年秋季，宋之问五十九、六十岁之时才有可能。

     如前所述，七○五年中宗降敕搜求骆宾王文稿，意味着朝廷已经承认并嘉奖他的忠勇行为宋之问灵隐遇见骆宾王，揭开其真实身份，决不会危及骆宾王，反而会因为使宾王重新获得声誉随之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总之，传奇就是传奇，不能进行过分的考核质实；宋人的考证推求不仅未澄清这一故事，相反地，又为它平添了几分神秘。从传奇文学角度看，这又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

     明清之时，骚人墨客已不像宋人那样较真了，尽管《灵隐寺》一诗著作是属于骆宾王还是宋之问，众人意见不一，但他们对骆宾王的传奇故事早已烂熟与胸，以至于成为西湖游记文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题材，比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张岱《西湖梦寻》这两部重要的游记。张岱的《西湖梦寻》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他不再将这段传奇与灵隐寺联系起来，而是把它放在韬光庵中。在灵隐山，灵隐寺位于山谷间，韬光庵则位于半山腰，有著名的钱塘十景之一“韬光观海”，从那里可以一览钱塘江风光。袁宏道《西湖记述•灵隐》云：
    （韬光）庵内望钱塘江，浪纹可数。余始入灵隐，疑宋之问诗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词客，捃拾帮凑。及登韬光，始知“沧海浙江”“扪萝刳木”数语，字字入画，古人真不及矣。

     仍基于前述同样的考虑，韬光庵建于唐穆宗长庆年间，韬光与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为同时代人，两人吟诗唱和，结为诗友。初唐的骆宾王不可能住在这里，宋之问也不可能在此遇见他。

    袁宏道西湖游记中另一则有关净慈思的记载椰油同样的问题，他说自己在一五九七年（明万历二十五年）游览净慈寺时，发现了这首题为《灵隐寺》唐诗的密室，因此，他断言净慈寺可能是骆宾王为初的避难所。事实上，位于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始建于九五四年（五代后周显德元年）。虚构出来的事实虽然无助于骆宾王生平的考证，但对于延续骆宾王的传奇故事、增添西湖文化的氛围却功不可没，毕竟这些故事的虚构者都是历史上具有很高影响力的文化名人。

    传奇式人物骆宾王一直魅力不衰，甚至还出现了骆宾王传奇逃逸出西湖文化的现象。明邵干《骆宾王遗墓诗序》说宾王兵败后，“亡命为灵隐寺僧，夜于长明灯下，续宋之问所吟。后遂不见，流落通之海上，死焉。正德九年，城东黄泥口乡民曹氏，掘地得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一五一四年，一位农民在江苏长江江南的海门发掘出骆宾王墓冢，这在当地文人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大量的纪念之作由此产生。“灵隐篇终人不见，谁知抔土落崇川”，从传奇文学角度看，其中只有“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这几句较有新意，并且这里记载的骆宾王结局仍然不能不以其灵隐续寺传奇作为打动读者的开端，总体价值上远无法与西湖文化中的骆宾王传奇相比。

    以上我们纵向考察了骆宾王传奇的形成过程，这一传奇依托的背景为具有独特灵性的西湖文化。除了骆宾王生平的真正传奇色彩外，可以看出，西湖文化中的骆宾王传奇还有两点传奇之处，一是众多的考证成为这一传奇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骆宾王最后皈依佛门的僧人身份，这两点都鲜明地体现出我们民族的心理特征。传奇与考证实在有点相克的意味，可以说是离之即双美，合之则两伤。传奇本身具有强烈的民间信仰成分，扎实去考证简直是方枘圆凿，有点多此一举的味道，因为其特质是不以真实为前提的。宋人对骆宾王传奇的较真态度十分可爱，但后人并未因宋人的考证而放弃相信这段故事，相反，它极大地增强了传奇的魅力，甚至成为一种典型的信仰心理。骆宾王的西湖故事中，考证与传奇就这样奇妙地融合起来了。将骆宾王设计为老僧身份，把传奇放入名刹灵隐寺，也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入世与出世、内儒外佛的合一心理。不光是骆宾王如此，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反抗的英雄，如黄巢、李顺、李自成、石达开等，即使其结局有明文，但他们哪一个没有最后遁入佛门的传说呢？《水浒传》第一一九回前半目叫“鲁智深浙江坐化”，花和尚捉住方腊，立下大功，本该是高官任作，而他却在钱塘江畔、六合塔中，享受着潮信之声从容圆寂，落得个全身而退。“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以此返观骆宾王的“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又会产生别样的意味，古与今就这样神妙沟通了，这就是民族心理之河。

     西湖文化中的骆宾王传奇应该怎样去认识？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云：“灵隐长明灯下骆、宋吟事，人以举义者不死快，信之。虽然，非实也。”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曰：“盖武后改唐为周，人心共愤，敬业、宾王之败，世颇怜之，故造是语。”中西文化塑造悲剧英雄的方法不同，如古希腊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英雄哈姆雷特等，都是在万劫不复或在不可避免的毁灭中展示其伟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非常悲壮厚重。中华民族传统心理则不想看到自己的悲剧英雄如此磨难，宁愿相信英雄永存人间，故大多采取的是团圆的结局，因而轻灵飘逸的传奇色彩极为浓厚。塑造悲剧英雄形象的骆宾王传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