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英译来龙去脉

“毛选”英译来龙去脉

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翌年2月归国前，斯大林向他建议编辑毛泽东文选，“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5月，毛在京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有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兼新闻总署署长）、陈伯达（兼马列学院副院长）和毛的秘书田家英等，毛亲自主持编辑。

早在斯大林建议之前许多年，党中央已着手组织毛泽东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前已提及，1945年董必武赴美时，曾把若干毛著英译稿交徐永煐组织审订。两年后中央外事组在晋西成立不久，周恩来致信王炳南，要求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这些事花一二年功夫都要得”。当时，徐永煐是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处长。

所以，1950年3月中宣部成立毛选英译委员会，徐永煐出任主任，已是第三次受命此事。此后，陆续参加该委员会的，有金岳霖[8]、钱锺书[9]、王佐良[10]、郑儒箴[11]等名流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后者在工余审稿。同期，中央另组俄文班子，在苏联专家参与下搞俄译本。

毛选英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离徐永煐在大磨盘院的家不远。1951年7月，英译委员会改名英译室，至1953年底完成任务后撤销。

1950年，徐鸣从美回国，任职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为找徐永煐叙旧，也为在毛选发表前先睹为快，他常去堂子胡同。在他印象里，那时徐永煐最倚重金岳霖。金是长沙人，比徐年长6岁，1911年进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徐鸣从徐永煐言谈中获知，特别是在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时，每遇大的疑难，往往请金教授最后定夺。

毛选英译，和徐永煐共事最久的是钱锺书。钱也是清华出身，小徐永煐8岁，1935年赴英、法留学，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毛泽东一篇原稿，有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话，钱锺书指出这话有误：孙悟空钻的是铁扇公主的肚子。胡乔木找来《西游记》各种版本查证，果然如此——回忆这桩往事时，如今92岁的钱夫人杨绛笑道：“钱锺书这个人很狂，敢说毛主席错了”。

杨先生还讲了个荷马史诗故事：奥第修斯在外流浪10年，他老婆在家被人追求，于是借口给公公织衣服拖延，白天织，晚上拆。杨老的意思是，徐永煐钱锺书他们翻毛选，跟这有点儿像。的确，他们当年开始工作时，毛选中文本刚刚着手编辑——前三卷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4年4月出版。原稿反复改动给他们带来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英文毛选在国内出版，则在10年之后。

不过，中宣部将英译室的译稿移交外文出版社时，遵照中央指示，把它作为厚礼，送给了英国共产党中央。中文版第三卷在国内面世没多久，三卷本英文《毛泽东选集》由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在英国出版。显然，此举和前面提到的英共对1952年北京“亚太和平会议”的大力支持有关。

1960年，毛选第四卷中文本出版。时值徐永煐大病初愈，挂外交部顾问半休。乃再次受命主持英译，半年完成任务，然后身体又垮了。其后，中央指定章汉夫组织审订，章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脱不开身，转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主持，至翌年春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接着，仍由孟用潜主持审订前三卷译稿，至1965年完成——此前不久，徐永煐因脑溢血后遗症，已半身瘫痪了。

“翻译就是翻译”

细心的读者大概注意到，有件事不合常规：国内版英文毛选，是第四卷先出，前三卷反而后出，相隔三四年之久。个中原因，跟当时国内外背景以及参与者精神状态都有关系。

翻毛选，非普通文字工作，而是重大政治任务。解放后1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使多数人神经极为敏感。60年代参加毛选英译的一些同志，难免觉得前三卷译文“右了”。事实上，直至改革开放初，仍有当年参与者认为：其“译文欠妥是怎么造成的？是理解得不深不透？还是理解是理解了，在表达上出了毛病？我们认为恐怕主要还是理解问题，因为当时参加《毛选》翻译工作的同志，在汉英两种语言的掌握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建国初期，对于我党斗争的策略原则的理解有局限性，也是难免的”。

其时，徐永煐因病处于半休状态，间或参加一些讨论。他对许多做法颇不以为然，遂于1962年3月作《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呈孟用潜并转章汉夫，直率指出工作中的弊病，强调“弯路不宜走得太多”。进而提出“确立方针，统一认识”、“加强集中，红专结合”、“善事利器，改进程序”三项建议。据回忆，多数参与者当年没见过这份文件，也没参加过相关讨论，所提若干建议（如请钱锺书参加“咨询小组”）也未实行。

文革后期，党中央决定出版毛选第五卷。1975年，柯柏年受命主持英译。包括柯本人在内，一批多年赋闲的老干部因此有了工作。但不久，由于中文本的问题，第五卷英译“无疾而终”。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思想政治和文化事业的一件大事。它对塑造全党、全国的新的意识形态，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随着各种外文版毛选在全世界发行，则使新中国的国际形象迅速传播。其中，英译本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英文被普遍使用。其次，英文毛选面世后，其他语种的翻译，大都用它作参考，从而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

毛选英译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翻译家的智慧和心血。其间，徐永煐既是实际的翻译者，更是组织者。

张淑义四妹张澍智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解放前曾在美国新闻处驻天津机构工作，徐永煐也邀请她参加英译毛选。张澍智回忆说，当时她自觉英文还可以，愿意参加，便随姐夫旁听过一次会。但听了专家们的讨论之后，发现自己实在不能胜任，于是知难而退。

侯外庐之女侯均初回忆，1961年徐永煐因病住院，她去探视，恰遇钱锺书、爱泼斯坦、马海德在病房和舅舅讨论译稿，是关于《纪念白求恩》结尾那段：“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钱锺书强调它们在英文里是一个意思，如果直译，意思重叠，读者就会问为什么。舅舅则说这“几种人”在中文里有细微差别，主张直译。侯均初感慨道：“我当时真羡慕他们有这么大的学问。”

1962年，为使英译人员统一认识，徐永煐带病撰著《翻译的共同认识》，全文数万言，印成小册子内部传阅，后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发表。文中一些看法，在60年代可能不合时宜，却是合格的翻译者所应遵循的更普遍的道理：

“翻译不是表达译者本人的思想，而是译者用一种语言（归宿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出发语言）表达的思想。这里也有内容同形式的矛盾。但是，这是原作者的内容，而不是翻译者的内容，而所要求的表达形式却是译者的归宿语言而不是作者的出发语言。这里也有思想上的矛盾。但是这不是在译者同译文读者之间的思想上的矛盾，而是原文作者通过译文同译文读者之间的思想上的矛盾……”

“对于原文所表达的意义，既不能减，也不能加，不能比原文概括，又不能比原文详细。表达作者本人所有但是并不包含在所译的作品里的思想，那不是译者的事，而是阐述者的事。译者对于作者全部思想的掌握或许不及阐述者，或许超过他，但是翻译就是翻译，不能同阐述、解释、衍义相混。……翻译校改的可能是无穷的……有价值的原著，其译文经过适当的期间之后加以校改，总是可以提高质量的，只要注意多快好省的原则，在保持旧译文的优点的基础上来改正缺点，并且加以提高。”

引自《百年永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