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只是工具?北京语文教材该不该如此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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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9区县的高中即将于9月使用新课本，《雪山飞狐》、《许三观卖血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入选，《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陈焕生进城》、《孔雀东南飞》等被换下。（《青年周末》8月16日）
  
  正方 金庸入选是冲击
  
  在我看来，金庸武侠作品的入选更是对教学理念的一种冲击。语文课程的作用是双重的，一重是表达工具的作用，包括书面与非口语表达；一重是文化工具的作用，它可以使学习者获得应有的文化素养，实现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相应地，语文的教学就应该着眼于语文两种功能的发挥，应该满足语文学习者的两重需要。但事实是，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文以载道”被提高到一个压倒作品其他价值的绝对地步：老师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分析，作为作品讲解的重点；学生把背诵作品体现出来深刻的思想与内层精神，作为学习的主要目标。结果，本应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语文课变得面目严肃。
  
  而金庸武侠作品的“入侵”就像一条搅动教学理念的鲇鱼，将有助于语文本来作用的发挥和语文教育改革。虽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金庸武侠的作用并不深刻与全面，但作为通俗小说，其文化观念通过小说中的人物体现，因此，在潜移默化传播方面，有其优势。同时，金庸作品也具有其可读性，在增加学生阅读欲望的同时，就能帮助他们学习叙述的用词与技巧，与思想内容的学习相比，遣词造句的能力培养，本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
  
  鲁迅先生的作品再好，也不能将中学课本办成是其著作的集纳。这既与语文教学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学生的接受能力有关。所以，当金庸武侠作品进入课本，而鲁迅先生作品减少时，我看到的是教学理念的革新，而不是“金庸要取代鲁迅”的别有用心。
  
  □李劭强（南京教师）
  
  反方 “换血”不能一味求新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着北京语文课本的“换血”，因为，目前各地都在进行语文课改，北京语文课本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语文教学改革的模本。
  
  但看了教材编委的介绍，尤其是该版对有些传统篇目的处置，笔者颇感失望。
  
   语文教材作为人文学科，在编著的时候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编著理念，或注重文化传承，或注重人文素养的提高，或注重语文知识的教授等等。但反观北京语文教材的编著理念，却只有两个字：求新。用编委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比北京此前通用的‘人教版’教材还要新。”本来，求新不是缺点，但需要有其他理念相互支持才行。倘若把求新作为惟一的理念贯穿在教材“大换血”上，仅仅是为了求新而求新，那这种标新立异就难免变成了剑走偏锋。不能说《雪山飞狐》没有其选入教材的意义，但《阿Q正传》为何就非得离开教材不可？从小说的内涵到小说的要素组成，《阿Q正传》都算得上是中国文学的上上之选，何况，鲁迅的这部作品还不像他的其他杂文作品那样令学生感觉晦涩难懂。从以往的教学实践来看，学生对于该部作品还是相当认同的。北京教材编委去掉《阿Q正传》，好像也没有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
  
  语文教材“大换血”也许可以，但起码应该保证新旧“血液”不能起到排异反应，不能为“换血”而“换血”，以至于原先拥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篇目被撤换殆尽。如果这样的话，那对于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啻为一种灾难。更何况，我国传统母语教学目前最急需的是“造血”和 “输血”，如此在求新求异的理念导引下的语文教材“大换血”，到头来谁能保证不“贫血”？
  
  □李先梓（山东教师）
  
  反思 教材只是工具
  
  高中语文课本改革是一件好事，选入新篇目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但这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是鲁迅的多篇作品被判“出局”。
  
  我们不得不承认语文课本需要承载的东西太多：教育、民族、国家、政治哪个方面都得兼顾；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对语文课本赋予的那么多期望：人性、熏陶、教诲、感化任何一种作用都得具备。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语文课本能够掌握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关键还在于使用它的人和对它进行指导的思想。应试的需要使《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失去了那种原有的清新，只剩下沉闷；人为的因素让《记念刘和珍君》成了一把钝刀，只剩下一些条框。由此来看，语文教育的革命重点本来就不应该是课本。而事实上，鲁迅作为革新的重中之重就显得更加荒谬。
  
  从理解程度上讲，卡夫卡的作品远比鲁迅的晦涩；从压抑角度上看，《百年孤独》比任何一部鲁迅的作品都要压抑。而从对国民的教育意义上看，鲁迅并不比他们几位洋人逊色，相反要比他们更“适合水土”。遗憾的是，并没有人对鲁迅作品“出局”给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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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出局”，我亦不解！
学习语文的过程，也要在所选的文章中考虑是否有一些德育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