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严道尊 民知敬学

宋公明

图为（左起）黄焯、陈登恪、刘博平、刘永济、席鲁思先生梅园小聚。 （摄影 刘文华）


旧文章，老故事。前辈典型，仰之弥高。

师严道尊 民知敬学

http://wuns.whu.edu.cn 2005-05-27 作者:王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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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冬季的午后，惶惶然寻访一位文学院的退休老教授，意欲撩开当年中文系学富五车的“五老”的神秘面纱，或许仅是管中窥豹。在梅园穿过幽长迂深的隧道，珞珈的风凛冽而纯净，我的心在这宁静的“没有光的所在”不由地颤动：樱园重重的老式建筑，有着蓝绿掩映的瓦檐，墙壁上凹刻着的“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的墨字；档案馆大厅整齐悬挂的部分校长、名人的黑白老照片；闻一多塑像凝神的眼眸，牵着毛驴远望的李四光全雕；将车水马龙的世俗繁华与繁星纵变、智慧永恒的学术之地相隔隐忍书写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大门……
  怎样的大学才能吐纳悠久的人文气息，才能含蕴深邃的学术精神？在年逾古稀的罗立乾老师的书房里，我们一起走进刘博平和黄焯——“五老”中的两位“章黄学派”单传弟子治学与育人的点点滴滴。这些尘封多年的故事，能告诉我答案。
  刘博平先生早年就读于北大，师从国学大师黄侃，且深受先生赏识，１９２８年来武汉大学任国文系老师，直至１９７７年逝世，终身贡献于武大，世人尊称“博老”。黄焯先生是黄侃的堂侄，１８岁起受黄侃手把手教诲，１９２８年黄侃先生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教授，黄焯先生也同往成为其助教，并进一步接受黄侃先生渊博学问的熏陶，相从８年之久。１９３９年，来武汉大学国文系任教，长达近半个世纪，世人尊称“耀老”（先生字耀先）。上个世纪初，章太炎、黄侃在乾嘉学派治学基础上专攻文字、音韵和训诂，并将之大大推进而有诸多创新，被国学界尊为“章黄学派”，饮誉海内外。他们学说的精髓之一在于主张音义相依，认为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产生之初，音义的结合带有偶然性，是约定俗成的；随着语言的逐渐丰富，再派生出的许多词语就不是偶然的了，而有音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训诂学上不仅要以形索义，而且还要依声求义。
  在章、黄谢世后，历经数十年研究，音义相依说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博老一生研究《说文解字》和《广韵》，将文字学与音韵学（先秦的古韵——即上古韵和秦汉后的中古韵）结合，耗尽４０年心血完成《说文古音谱》。鉴于古来研究者往往都仅注意“形”而忽视“声”（如许慎著《说文》即按“形”（部首）来排列汉字），博老的《说文古音谱》则按古韵２８部、古本声１９类排列，如此有利于将古音系统贯穿形与义，而能窥见《说文》所收九千多字的全部音值，以有助于说明音义相依，因声求义，同时写出论文《中国语言文字音系略例》，从９个方面论述音义相依之理及其具体例证。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评价道：“因声求义是研究汉语史的坦途，对于研究古代汉语的词源、字源、词族，研究字义词义的引申与发展都极有价值”。
  罗老师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这些渐行渐远却依旧令人敬仰的往事，窗外天已慢慢黑沉下去。在昏昏的光线里，他缓缓从书柜里取出那本已略褪色的蓝布装订版《说文古音谱》，激动地对我说，这部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出版的著作当时仅印了五百本，青年教师工资普遍只有５０多元，这本书就卖到了２０元！当时博老仅送给了罗立乾、蔡守湘、黄孝德等四位弟子。罗老师特意嘱我记下这段小插曲：今天文学院的程水金老师曾是蔡守湘先生所指导的硕士生，１９９５年７月考上北大先秦文学专业攻读博士时，蔡老师将自己那本珍贵的《说文古音谱》以及《汉语声韵图说》、《中国文字学》（油印本）等其他书籍转送给他，教他要注意打下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功底，去研究先秦散文。程老师毕业后回到武大执教，每周日下午坚持和杨逢彬等青年教师在人文馆共同钻研探讨《说文》等“小学”经典，而且他所撰写的专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对于先秦散文中的一些关键词语，都是在文字训诂、历史考辨的基础上，去进行理论分析与综合的，确乎不负恩师厚望。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说文古音谱》这本沉重的著作，扉页上博老书写的“立乾吾弟”四字足已映现他对弟子的平易近人；已泛黄的宣纸上，整齐地竖行排列着先生用毛笔亲手逐字写成的楷体字序和附录、小篆的正文。
  我感到有一种略微神秘而其背后却涌动着巨大力量的事物在我面前熠熠闪光：千百年来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实现的罢。数以万计的读书人面孔，或年轻气盛，或耄耋老矣，在历史长河中纷纷闪现；各种学术的萌芽而生、与其他学术的碰撞成长、被历史潮流所淘汰灭亡，这样年复一年的轮回，然而学术却在不断丰富和创新。伴随着历史年轮所沉淀的，还有一种始终不变的精神：对文化的责任感。凭借这种情感，无数读书人可以共同生活在虚幻的文化大厦下，不分尊卑长幼，不分轻重贵贱，师长毫无保留地传授，弟子废寝忘食地吸取，文明得以经久不息。
  黄焯先生研究经学、小学，兼治古文，深受叔父黄侃学问的惠泽，并完全继承了他的治学方法和经验。黄侃先生曾告诫耀老：治儒家经书，不仅要明训诂，还要从训诂出，得词句所言之情，将全篇义理都搞清楚。他长期治《诗经》，提出了“重章互足说”，认为如果不知道这种手法，诗的内容、义理都将把握不好。耀老的终身研究成果《毛诗郑笺平议》、《诗疏平议》在１９８３年出版后，著名哲学家熊十力认为其“列于《皇清经解》（清代阮元所主持的训释儒家经典的大型汇刻）而无愧色”。黄侃先生又道：“读经不从《经典释文》（唐代陆德明撰）入手，始终是门外汉。”耀老受此启发，从１９３１年起留心《经典释文》的各种版本，到５０年代已搜集了１３种版本，但他认为还不够，１９６３年又自费跑到北京图书馆找到宋刻《经典释文》（此本清儒皆未见到），将其重新校订了一遍，后先生又去校订过一次，１９８１年先生的《〈经典释文〉汇校》这一学术著作终于出版。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８１年，５０多年的功力积累铸就一本学术著作的产生，这在今天浮躁的学术氛围中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但惟其艰难，才弥足珍贵，《〈经典释文〉汇校》一书对后学所产生的影响，又是今天诸多一夜催生的论文所望尘莫及的。
  罗老师曾直接师从黄焯先生，他回忆说耀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与学生情谊非常深厚，治学毫无保留地传授，在生活上又像亲人般关爱，在当时物资不足的情况下，他却时常将发给自己的高知购物票塞给弟子。１９６１年春，罗老师等语言学专业几个青年教师根据系里的安排到教研室听耀老上小课。一天春雨滂沱，他们猜想这样糟糕的天气像耀老这样大名气的教授恐怕不会准时到，所以就商量着慢些走，到教研室却发现耀老已经等待好久了。
  １９６１年下半年，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进修教师王大年前来武大师从耀老，按照规定须在１９６２年上半年返校，他感到时间仓促，很多东西学不完，耀老便把自己刚印刷出来的《毛诗郑笺平议》、《诗疏平议》（当时未出版）和黄侃先生圈点过的“三礼”（《周礼》、《易礼》和《礼记》）寄借给他。后来系里领导赞扬这件事，先生简单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
  １９７７年的夏天，耀老一家还住在“文革”时被迁往的一排小房子里，三家共住一个单元。罗老师在一个炎热的傍晚去找耀老借《毛诗稽古篇》。因为房子只一间，耀老的许多书籍只好放在床下。听明来意后，耀老立刻抽起床板，亲自钻进床下去找。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夏天的傍晚更是酷热，看着老师汗流浃背地替自己找书，这一情景，罗老师今天回忆起来依然为之动容。
  现任博导的熊礼汇老师，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专攻古代散文，却常向语言教研室的耀老请教，与耀老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在《先唐散文艺术论》的后记中他回忆道：“先生每次谈罢问题，总爱借题作论，说些评议古文的话。他的评议，除偶尔言及文章内容安排、材料剪裁（如有一次说《平淮西碑》文气振拔，为大手笔，忽然说道，退之若把李愬之功强调一下就好了）、局面布置，多是讲文中何处字、句用得妥帖，何处文气畅达，何处抑遏、转折得好。方法则以背诵原文为主。随着声调的抑扬顿挫，先生亦摇首动须，神旺气逸。诵毕有顷，再缓缓吐出按语式的赞叹词或一两个颇具雅洁之美的语句，点名文章之妙。有时说得兴起，还拿出自己写的古文，一边诵读，一边解说作文如何行气。”１９８４年，耀老不幸罹患肺癌，家人一直瞒着他。熊老师与家人将耀老送到协和医院时，不巧遇到电梯停电，他硬背着耀老登上五楼，送到高干病房。耀老在去世前的三个月，托人将自己几十年来摘录的古人评议古代散文的精妙见解和自己看法的手抄本送给熊老师。师生情谊堪比父子。



  上世纪的这些小掌故，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没有恩泽四方的速成效果，只似一泓甘泉，在这个冷冷的傍晚，滋润我心。走出罗老师的家。珞珈山下灯火闪烁，我想起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更加体会到它的温馨。

宋公明

覃精冥悟 光大学统

——刘博平先生治学一二
http://wuns.whu.edu.cn 2007-03-09 作者:□ 王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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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赜，字博平，湖北广济人，1891年生于湖南牛鼻滩一舟上，故自号牛鼻滩生。1914-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1929年始就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授文字、声韵、训诂和《周易》研究诸课程，兼任系主任多年，1956年由教育部评定、国务院公布为一级教授。至1978年病逝，50年贡献于武大，为中文系“五老”之一。1929-1963年间，刘博平先后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说文〉释例匡谬》、《楚语拾遗》、《古声同纽字义多相近说》、《〈说文〉形声释例》等多篇重要论文，1963年出版《说文古音谱》一书，1978年病逝时留有《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
  刘博平是章黄学派嫡传弟子。1932年，他将声韵学教案整理编撰成《声韵学表解》，寄请黄侃审阅，黄侃特意请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为书作序，序中评价道：（此书）“言古今韵，能得大体”，并称许刘博平为“再传弟子”。
  刘博平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用日记记录40余年治小学之心得，于1953年冬石印成35册《简园日记》，在校内广为流传。后又觉尚有不足，便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回，只取其中1947-1953年间札记题名为《简园日记存钞》。黄焯先生（黄侃之侄，时亦任教武大）为其作序高度评价：“盖其所钞而存者乃其四十年来閟声光一室之中，覃精冥悟，深造自得，信足达颉诵之玄意，将质诸百世而无疑者。”但刘博平仍觉得此存钞还有待补充修订而未出版面世。今世人所见《小学札记》，是他1964年以73岁高龄将存钞改写，76岁重新修订，82岁正式定稿时仍然打算继续修订。但不久便卧病在床，抱憾而去。
  1980年，时任副校长的刘道玉非常提倡、重视学术交流，竭尽所能为校内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铺路搭桥。在中文系主办的一次古代文论讨论会上，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和总编辑包正弟均有出席。会后，黄焯宴请李社长一行，感谢其同意出版自己所整理黄侃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同时将刘博平的《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郑重推荐给出版社。李俊民早年亦为黄侃入室弟子，与刘博平有同门之谊，当即欣然同意。这两部遗著于1983年合为32开精装本《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出版，重约4斤，共1236页，其中《初文述谊》964页，《小学札记》272页。刘博平在世时爱好书法，《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全由他用毛笔写成，字源部分为篆书，其他部分为小楷，其篆书被郭沫若称赞为“珠圆玉润”。出版社便完全尊重他的手写原貌进行影印，标题亦为他曾经书写所成。著作仅定价9.75元（1963年出版的《说文古音谱》定价20元，可见此书的出版并无任何盈利目的），共影印了4000本。
  历史证明，一门学术的学统极其重要，人文学科尤其如此。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中谈道：从清代到民初，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如此发达，其重因之一即在有学统传承下来。俞樾传道与章太炎，章太炎又传道与黄侃，其他即使没有师生关系者，也在学术上继相接受深刻的影响，如此一脉相传则有利于让优良之处沉积下来。刘博平作为章黄学派的嫡传弟子，其《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即是对章黄学派学统的传承和光大。
  章黄学派的理论精髓在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即本着字形与字义相联系的原则来推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9000字中字源及其派生的同源字和同源字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论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谓文代表字源（根），字在文基础上派生出来，由文到字是汉语演变的方向和轨迹。如“朿”这个象形字派生出了“刺”（用刀刺人）、“莿”（用草木刺人）和“策”（马鞭），因此“朿”是文，是本；后三者则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字。章太炎由此得到启发，于1908年在其所撰《文始》（我国首部推溯《说文》中同源字与同源字族的著作）一书，以音义相联的原理和依声求义的方法探求出《说文》所收9000字中共有文（字源）519个，并逐一细列每个字源所派生出的同源字，形成5000多个字族群，由此为《说文》9000字构建了较全面的字族系统。
  黄侃继承了章太炎这种研究方法。他在《说文略说》中谈到：“盖提挈维纲，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旨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又在《训诂学讲词》中谈到：“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然而黄侃著书立说过于严谨，认为“五十当著纸笔矣”，遗憾的是他恰好于50岁那年突然病逝，没有留下已写好的论著，因此这一方法在他那里贯彻得并不彻底。但黄侃曾在《说文解字》文本上就字源和字族作过批注，由黄焯在80年代整理出版为《说文同文》一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据此将章黄二人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完全相同者占67％，部分相同者占21％，不同者仅占12％。毫无疑问，黄侃正是继承章太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的研究方法来对《说文》进行研究的。
  到了刘博平这里，他仍然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仿照黄侃将《说文》9000字分布在所定古韵28部，古本声19类（纽），撰述《说文古音谱》，为《初文述谊》中进一步推溯字源和字族打下基础。同时，他在《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中进一步光大了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在：首先，选字、分字更为精细。他仅选取423字作为《说文》9000字的字源，并将其细分为独体象形的文（字源）189个，独体指事的文51个，合体象形的文80个，合体指事的文58个，变体象形的文9个，变体指事的文23个，省体象形的文7个和省体指事的文6个。其次，更全面地构造《说文》的字族系统。刘博平进一步论述每个字源的形体、旨趣和音义关系，比章太炎更为细致精确地逐一细列每个字源的同源字，只有少数疑者盖缺。最后，他引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览述远古社会的历史文化及其影响下文字发展和字形、字音、字义间的关系，充分展现《说文》所收9000字所蕴涵的远古社会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这是章太炎和黄侃所缺乏的。
  刘博平在解放后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赠送给其得意弟子李格非的对联中写道：“期以声音训诂拥护民德须用马列主义衡量群言。”1962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极力提倡名家为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刘博平在其《研究〈说文〉的任务与方法》这一报告中，强调应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互联系的方法研究《说文》，批评清代小学家反历史的推测和解释古人造字的本义，以及未将9000字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个孤立加以研究的方法。此学术报告被整理为论文《刘博平谈研究〈说文解字〉》，发表于《江汉学报》1962年第5期。他在授课时也常谈道：造字者以自然界、社会现实和民族进化史迹为依据，汉字的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发展和民族进化史迹为根基的，研究者要将文字的形、音、义，字源、字族与社会发展、民族进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如州、周、舟和畴是一群同源字族，州，水中可居曰州。先民遭洪水，水中高土可居而生聚。“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者，明九州得名，本于民居高土之州，且明陶唐氏之所以号曰尧也，尧，高也。周，取两旁之水的匝绕意。舟，取舟可居犹州可居的类象之意。畴，耕治田也，取于高土各治其土之意。由此，“州”这一字源派生出“周”、“舟”和“畴”等同源字。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远祖早已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形成一种视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都似乎有密切关系的整体直观之思维方式，这是近十多年来研究者的看法；其实，刘博平总结概括出的先民造字的五种条例早就初步揭示出此种思维方式，这五种条例是：名事相依、音义相承、事物类象、共同与个别和正与反。他的这种观点直接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字文化学提供了依据，正如李开金先生在《绍章黄学统探文字真源——〈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发微》一文中所说：“《初文述谊》等二种著作是从文化史上，从民族思维发展史上探索汉语言文字创造演变规律的巨著；加以重新组织，便可成为一部富有鲜明特色的《汉字文化学》。”
  前年一冬日午后，我作为本报学生记者，向年逾古稀的退休教授罗立乾采访刘赜传承和光大章黄学统的往事。2006年正值刘赜先生诞辰115周年，特将那时罗老师所讲所感写成此文，以表示对这位国学大师的崇高敬意和无尽缅怀。同时也渴望能有一批青年学人崛起，来阐释与弘扬这种学统。

宋公明

刘赜(1891～1978年)，字博平。湖北广济(今武穴)刘怿垸人。幼年就读于武昌西路高等小学 堂。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 范学校附中。1922年起，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厦门集美中学、浙江绍兴中学、万县师范学 校任教。1927年被聘为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9年经黄侃推荐，转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历时50年，并担任中文系主任多年。1932年，将讲稿编成《声韵学表解》，被列为武汉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章太炎为书作序，称其为“再传弟子”。刘运用黄侃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心得，将《说文》9 000余字分录于
所定的古本音28部及古本声19类的表格之中，并依篆具载许慎的说解，写成《说文古音谱》，于新中国建立后完稿。全书系手书蝇头小楷，经一年半时间缮成。董必武称该书“集小学研究之大成”。郭沫若说：“且不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如何，单论书法就是珍品。”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先影印500本问世。《初文述谊》一书亦为刘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该书系将初文、准初文分类辑录，逐字阐述其形体旨趣及音义关系，以探索许慎《说文解字》全书的藩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刘在撰写此书时反复修改，力求精当，曾在书斋书一条幅：“无神来教我，有弊则思之”。此外还著有《简园日记存抄》等。1947年，武大“六一”惨案发生，刘在抗议书上慨然签名，支持师生反迫害斗争。
武汉解放后，任武汉大学一级教授、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在武大教师座谈会上，作如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长篇发言，被《光明日报》、《文汇报》全文登载。曾用秦篆书一联“期以声音故训拥护民德，须用马列主义衡量群言”以自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曾于1969年将其教学、科研活动摄制成《新闻简报》专题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