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翻两番面临的共富命题

skandy

胡锦涛在十 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正式使用这种提法。

　　“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是建立在既要做大经济增量、又要在存量分配上加大公平力度的制度设计上。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两次关系增长与分配的制度安排阶段：第一阶段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央鼓励农民“包产到户”、承包责任田，这是针对土地资源分配激活个人自主性的分配改革；随后的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通过市场经济的逐步放开，带来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进城打工浪潮，形成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的大规模转移。而“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则体现了中央近年来注重以二次分配、社会保障、权益维护、依法治国为路径，强化社会公平、向弱势群体倾斜等价值目标。

　　“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将中央决策与民生实际联系在一起，笔者发现其中还有许多“共富命题”需要政府仔细研究分析，从而能逐一破解。

　　“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是“藏富于民”，但“藏富于民”首先要消除二元体制。无庸讳言，在中国的许多领域，二元体制的痕迹不可避免地遗留于身。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区分，有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户籍区分，有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区分。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二元体制的最大弊端除了起点差异性外，更体现在资源二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比如，同样身为纳税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相差悬殊。在家庭福利收入，缴纳收入税、国家保险税和地方税，获得教育、医疗等各项福利津贴方面，公共服务本应起到的调节与救济功能没有体现，反而继续拉开了双方差距。这构成了相当程度上的“贫富倒挂”。

　　随着今年“中国制造”遭遇的一系列海外危机，政府与民众都充分意识到：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廉价产品为主体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必须尽快调整。低端产业链除了吸收剩余劳动力之外，广大外来中低端就业者的技能和待遇没有太多的提高，只能维持基本生存。与此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因此，政府首先应对有上亿之众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中国制造”主力军）进行集体反哺。包括展开广泛的、低门槛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包括进行广深入的行政与法律干预，保证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不被资方剥夺，还应在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乃至国民文化娱乐设施等领域，加快对农民工群体的倾斜力度。政府还应加快推动户籍改革，吸收更多具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成为户籍人口。

　　这种消除二元体制的努力，还应体现在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消弭、对农民与市民的国民待遇一体化上。逐渐消弭治安、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笔者建议，包括教育投入、公共财政资源合理规划、未来医改的医疗资源布局等，都要更多地用于农村，这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长远发展也大有裨益。

　　“共富命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共同富裕挑战，更是对民众权利享有保障的考验。如果脱离已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制造社会不公的二元制谈“共富”，即使“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GDP数据能够实现，恐怕也无法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远大目标。因此，先破二元制，才谈得上完成“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共富命题。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71017/05274069047.shtml

skandy

难，太难了啊

chp2050

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


物价涨不只2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