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文化兴盛原因比较之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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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篇自己读研期间的学期论文，拿过来一是支持版主的倡议，二是让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野樵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文化兴盛原因比较之法律分析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上，中国的春秋战国文化和欧洲的古希腊文化无疑是两颗耀眼夺目的明珠。而这两颗明珠的光芒直接影响到了此后的中西文化的发展和走向，并且成为了中西方各自迥异文化的基础。
如今，当我们去回顾这两种个性迥异的文化的时候，我们会惊异的发现，在诸多不同的表象下，却隐含着极为相似的运动轨迹：随着激烈的政治竞争时代的出现而繁荣，随专制王权的强化而衰落。[1]面对这样一个两种文化发展暗合的轨迹，我们有必要探究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的东西方的两种文明，虽然山海相隔，互不相通，但是却几乎一起繁荣一起衰落，其中，法律在这种文明兴衰起落的过程中给两个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指引和推动，又进行了怎样的阻碍和破坏。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就这些问题对希腊与春秋战国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一比较探索，旨在从比较中来认识文化历史的兴衰，同时返观现实，给以借鉴和指导。

一、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文化之回顾

（一）古希腊文化盘点
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的确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它具有超常的渗透力和无限的生命力，不时被后起的文明吸收、改造，从而成为人类共同和永远的瑰宝。当然，罗素所说的希腊要比现在希腊的范围要大些。它是由200多个城邦国家组成。这些城邦国家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地区。而古希腊文明就发端于这块地域当中据说是“世界中央”的一个叫做克利特的小岛上。从此在这块土地上，逐渐伫立起一座巨大的、西方的、永恒的文明丰碑。
首先是希腊盲人诗人荷马点燃了希腊文化的火种，他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热情讴歌万能的神灵与喋血的勇士。其后的诗人品达，以他的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将希腊诗歌作为了自己生命的最强音。
当然，不仅古希腊的诗人和诗歌让人们为之动容，她的戏剧更让人们在艺术的殿堂中如醉如痴。索福克勒斯是希腊的悲剧大师，他的作品虽经过遥远年代的洗磨和以讹传讹的遗漏，仍具有优美的风格和练达的技巧。除了索福克勒斯之外，还有埃斯库罗斯、欧利庇得斯和阿里斯多芬，他们用笔创作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牵人动心的场景，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个性突出的人物。
除了诗歌、戏剧，历史性的记述成为了古希腊理性表达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而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就此掀开了人类历史学的第一页，成为了历史学界第一部经典著作，而希罗多德本人也被誉为了“历史学之父”。此后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是把希腊史学推向新的高峰。除了历史性的记述，希腊的另外一些精英们在求知求真的道路上走入了科学的殿堂。毕达哥拉斯很早就发现了“宇宙大定理”；欧几里得总结前人经验创立了系统的几何学，他的《几何原理》流传千年而不衰；还有那个专心做算术而被杀的阿基米德，他从洗澡盆中溢出的水里悟出浮力的存在，求出浮体均衡位置的数学公式而创立了液体静力学。
当然，在这些丰富的科学艺术成果背后是古希腊人对于智慧登峰造极的追求，因为没有几个古代文明像希腊一样涌现过那么多的哲人和圣贤。苏格拉底、拍拉图、亚历士多德和色诺芬等智慧的巨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百家、先后争鸣的环境中才培养出来的。[2]

（二）春秋战国文化回顾
在古希腊文化蓬勃兴起的同一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剧变的时期。但是这种动荡不安并没有影响其文化学术的繁荣所构筑的历史壮丽奇观。尽管在内容的丰富上，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产生了多种系统的门类科学，但是先秦的诸子百家学术却又是一道独特的、彰显中华文化特质的风景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始于春秋末世“王道衰微，诸侯力政”之时。昔日周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众多的诸侯国家林立于黄河和江汉流域，拥兵自重，互相征伐。因为每个诸侯国都是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所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各个诸侯都十分清楚，只有自己壮大，才能摆脱灭亡之害。因此各国统治者在不断扩大军备的同时，更积极的鼓励有识之士出来献计献策，畅言治国、治民等强国强军的策略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来众多的学说和践行者。他们或是四处游说、开坛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或是直接主政，实践自己的抱负。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商鞅、慎道、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还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及名家、阴阳家等等，各家各派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审时度势，用自己特有的思想智慧在鱼龙混杂的时代彰显才华，施展抱负。如墨子主张“监爱，非攻”，主张减轻剥削，反对奢侈腐化，谴责那种在“攻伐无罪之国”时烧杀抢掠，成为了劳动人民苦于战火最强的呼声。而大学者荀子更是积极主张礼制，反对暴政统治。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也匹夫，不可得也。”[3]韩非则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主张以法为本，“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为后世实行中央集权起到了深远的指导作用。
  尽管和古希腊文化相比，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学艺术科学方面并不甚丰，也没有成为系统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中西方观念的分野：一个注重的是自然和人的关系，而另一个则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一个突出对于自然的崇拜，而另一个则是对人的崇拜。由此中西方文明开始了自己独自的旅程。

二、希腊文化与春秋战国百家兴盛原因比较之法律分析

（一）希腊文化与春秋战国百家兴盛原因之共性
首先，两种文化兴盛的背景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自由、多元的政治环境中。而此时的法律制度对于思想文化的限制是比较宽松的。
以希腊为例，城邦制之下的诸国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君王在统治。而这种相对独立、多元化的政治给希腊人民带来的是民主自由的生活。这种民主制度在雅典是有鲜明的体现的。其中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这样的民主法制机构建立以及通过的“贝壳放逐法”等民主法律，最终使得希腊达到“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4]程度。
对中国而言，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之世，但是昔日周天子的王者光环已经逐渐褪去，诸侯放恣，群雄角逐的时代已经到来。尽管没有出现象希腊那样的民主制度，但是西周以前所建立起来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世袭制度、等级制度已经被冲破、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各诸侯国对内对外争取人心的改革，他们“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5]，实行开明政策，“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更成为各国当时所争相追捧的潮流。而仁政的核心就是“爱人”，也就是对“人”的重视。这一时期出现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等思想，充分说明了平民在政治上的解放。无怪乎当时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几乎和古希腊文化中“人是万物的尺度”同出一辙，无疑昭示了自由的政治环境对于“人”的解放是有重大影响力的。
其次，法律对于知识分子及其言论有足够的保护空间，形成了重知识、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在希腊，以雅典最为典型。由于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文化成为了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因为戏剧、艺术、哲学、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同时也是他们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教育的手段。[7]所以保护文化的传播不受限制和干扰，成为了文化能否兴盛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只有保护适当，公民才敢大胆地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道德、风俗民情进行广泛地研究和探讨，不受任何限制地发表意见。例如古希腊戏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就可以不必担心受到中世纪神权至上观念的压制，而让普罗米修斯蔑视来自奥林匹斯神的淫威；而在大师阿里斯托芬的嬉笑怒骂的喜剧中就经常看到伯里克利、克里昂、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当时的著名人物，尤其是执政官克里昂，被阿里斯托芬称作“小偷”、“大坏蛋”、“贪得无厌的流氓”等等，甚至阿里斯托芬还亲自扮演。恼羞成怒的克里昂借口控告阿里斯托芬，但是民主的判决却宣布阿里斯托芬无罪。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克里昂，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望洋兴叹了。
而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知识、人才的保护也绝不亚于古希腊。因为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对于各个诸侯国而言是数不清的新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当这些问题的选择直接关乎生死存亡时，这种选择就直接和知识、智慧和人才所联系起来。可以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在存亡竞争中建立起来的智慧大厦。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人才的重视和保护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如齐桓公在首都稷门之外建立学宫，招聘天下贤能之士，从者“数百千人”。众多知识分子在此进修、讲学、著书立说、进行学术辩论，学宫成了天下闻名的学术中心和人才交流中心。齐国政府不单提供场所，提供基本的生活供给，而且对学有所成者“赐列第为上大夫”，[8] 再如孔子就敢于褒贬春秋，批评时政，指责“苛政猛于虎”。孟子更直言“民之憔悴与虐政”。这几位大家如此激烈的言论，如此大胆地对社会和对权势者的攻击，实在不亚于阿里斯托芬批评和讽刺的锋芒。如同阿里斯托芬一样，他们并未因为这些言论而遭到政治上的不幸。所以如此，不在于他们的声名威望，而在于当时政治的开明。先秦诸子的这种自由同后来暴秦时代儒生偶语诗书就被杀头，街谈巷议就遭坑埋的境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第三，法律对于各地域人民流动的管理是宽松的，整个社会是处在开放之中。
在希腊，执政官伯利克里就说过：“我们的城市，对于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 “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充分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9] 这些“产品”之中，无疑包括来自古代东方、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有波斯等国家地域的哲学、诗歌、音乐和艺术等等这些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随希腊社会的开放源源不断地进入希腊人的生活，并逐渐融化在希腊文化之中。而这些文化之所以能像流水一般涌入希腊，就在于希腊法律对于人们的流动的宽松统治。以雅典为例，由于其政治的开明，法律的宽容，不但吸引了外邦的政治家、工商业者，更吸引了外邦学者名流到雅典来。可以举出来的著名人物就有：哲学家德漠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诗人品达，雕塑家迈伦等等。正是开放才使雅典成了全希腊文人的荟萃之地，也为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而春秋战国这种人员的流动更是历史罕见，而对于流动的宽柔管理的制度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很不多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士”们的管理。所谓“士”是西周宗法制度下，贵族环节中的最末一环。他们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六艺”，拥有较全面的文化知识和战争本领。但是，在严格的宗法制社会中，他们必须“尊祖”、“敬宗”，终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丝毫僭越之举。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传统礼教对于士们的束缚没有了。同时士阶层平静、安稳的生活动也随之开始动摇，其中一部分人通过开垦私田，采取土地出租的方式，演变为新兴地主，而更多的人则失去了昔日的贵族地位，除“六艺”知识外，一无所有。于是他们奔走各国，为生计、为名利游说各国君主，以施展个人抱负，变成了游学之士。而正是这种游学之士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有独立精神的社会力量，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可以说“六国之士，入楚楚返，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10] 当时之世，诸侯国君无不知道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因之都“礼贤下士”，从而对于士阶层的流动以及其他人员的流动管理就变得十分宽松。而且正是宽松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市场达到了异常繁荣的程度，并为此时的文化发展注入了必不可少的活水源头。

（二）希腊文化与春秋战国百家兴盛原因之差异
首先，两者如何对待“人”是不同的。
我们刚才讲到，两者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自由、多元的政治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两者都十分重视“人”，都达到了解放“人”的效果。但是，对于“人”的态度及生存的基本权利上，两种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希腊，以雅典为例，由于其对于法律的理解侧重于法的正义性，所以梭伦在公元前594年进行改革时，就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这样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做出基本保障。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法家变法为例，李悝在其《法经》就这样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籍其家，”即为将其家人全沦为奴隶。商鞍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两文明对于“人”的态度及生存的基本权利上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其次，对待农商的态度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对待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但是，对于农业和商业却显示出来截然不同的态度。古希腊在重视农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商业。比如梭伦改革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工商业的法规，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等。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们大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时，就十分重视农业，《牧民篇》：“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癝不盈”。[11]通过采取各种发展农业的措施而达到富国强兵。尽管文化上都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其经济基础一个是重在商业，另一个则重在农业。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古希腊设立有四百人、五百人会议，是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目的是限制贵族专权，“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达到“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4]。其间有一种趋势就是平民争取平等权利，要求分享政权，体现了平等民主的意识。而春秋战国时期以法家为代表的主张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比如商鞍在秦国推行变法，坚持“壹刑”原则。尽管以上这些法令从表面上看也存在着平等民主意识，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在于打击旧贵族势力，巩固君权，关于平民的政治权利，在战国的法令法规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影子。所以其法律的制民性暴露无疑。[12]

三、希腊文化和春秋战国百家兴盛原因法律分析之现代意义

从以上对于两种文化兴盛原因的法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们是山海相隔少有沟通的两种文化，但是却可以发掘出许多极为相似的共性特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他们之间共有的东西，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各自的独有个性。也正是这些个性，决定着他们的文化走向。我以为可以将这些个性的区别三词以蔽之：民主、平等和权利。也就是在对这三个词的态度和做法上，使两种文化分道扬镳，大相径庭了。究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希腊，以雅典为代表，它是一种以工商业为主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型经济产生了民主平等的意识。古希腊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平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要知道，财产私有权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13]”。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的官营手工业占据着无可争辩的地位，各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的技艺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在如此的经济结构中，人民的物质资源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受国家之控制，造成经济极度依赖政治，根本不可能有保护个人财产权益的观念产生，更不用说培养出民主、平等和权利的意识。[14]
于是，在这种经济结构理论的解析之下，我们会自然联想到我们当下的经济结构能否培育出像古希腊，或者说是西方的民主、平等和权利的观念呢？最近我们一直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还产生出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西方各强国的发展之路，实则我以为是隐射当下中国经济繁荣之状。但是，真的经济繁荣就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标志么？经济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唯一标准么？看看我们所比较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兴盛我们就能知道答案并非如此。这让笔者想到了一位西方记者在谈到中国是否是大国而回答的一句话：中国虽然有众多可出口的货物，但是没有自己可出口的价值观。是啊，偌大一个中国，13亿人口，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幸福么？我们的人民有国家的归属感么？看看最近新闻所播报的大陆孕妇蜂拥香港生子之事、性学专家李银河封口缄默之事便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留住我们的国民，也没有让我们的社会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不过，问题是，我们的官方整体的意识形态有没有调整自己的注意力，不仅仅关注经济发展，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人民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让这我们这13亿人的灵慧不要随处飘荡而无落叶归根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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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平等和权利。这种精神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现在要慢慢追赶。
brlyr 分析的极是。
一个宽松的法制社会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