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盖保德(Albert Keidel) 也发出了类似警告。*他写道:“当前的中国经济,看上去与1988年至1989年和1993年至1996年的通胀灾难之前的情况很类似”。第一次通胀期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第二次通胀期的最终结果是通胀率超过20%,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被撤,利率大幅冲高。
上述分析或建议是否得到了其他观察人士的认同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瑞银集团(UBS)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认为,普遍的通胀过程将体现在整体物价上,而非仅仅是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和鸡蛋价格(《关于中国通胀的16个问题》(16 Questions on Chinese Inflation),2007年8月6日发表)。
没错,薪资正迅速上涨,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安德森指出,以人民币计算,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自1995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廉价劳动力的终结》(The End of Cheap Labour (Period)),2007年8月9日发表)。然而,这正是人们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期望看到的结果——在这个经济体,生产率快速增长(至少在可以测算的范围内是如此),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的农村成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的主力)数量减少。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政府将再次出手干预,为股市降温,但不是通过税收手段。“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月,政府将出台更多的政策措施,为股市降温,”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HSBC Jintrust Fund Management)驻上海的首席投资官麦家仪(Losa Mak)表示。“但这些措施可能是旨在控制流动性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