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魅力英语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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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衡巽：与美国文学史一起蜕变



北大求学，被朱光潜“体罚”
　　我们读大学时，常常到带了我们三年英语课程的朱光潜先生家里去坐，问一些傻傻的问题。有一次我们问他：“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这得分成散文、诗歌和理论三方面来说。诗歌翻译属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

　　我们又问：“全中国谁的英文最好？”我以为他会说钱钟书，结果他说：“综合来看，叶公超的英文水平最高。”后来有老师回忆说朱先生的这种说法太武断，认为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敷衍我们那些学生，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虑。

　　我在北大英国语言文学系读书的那几年，虽然课程上没有像历史系、哲学系那样完全照搬苏联的理论，但是我们用的也是苏联的教科书。我想，其实如果让我们的老师自己发挥，比那些苏联专家强得多，比如朱光潜先生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甚至他惩罚起学生来也有自己的一套。

　　在一次翻译课上，朱先生说我们这次来说说小说中人物名字的翻译。他给我们读了一篇文章，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Smallwood”，这个人在书中形象有点类似于地头蛇那种坏蛋。朱先生点我起来，问我怎么翻译这个人的名字？

　　我说：“四毛五。”

　　朱先生说：“为什么？”

　　“他是坏人。”

　　朱先生又点另外一个同学起来翻译这个人名，那个同学说：“死猫伍特。”

　　朱先生又问为什么。这个同学回答说：“他很坏。”

　　朱先生不作评价，只是对同学们说：“在翻译中遇到人名，最好是音译，不能是意译，能音译与意译兼顾的情况很少见。”然后，他要么看着别处讲课，要么看自己的讲义，就是不把眼光放到我和那位同学身上。

　　五分钟之后，他才好像不经意地一抬头，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还站着？请坐！请坐！”这是他独特的体罚学生的方式。

　　执教“黄埔一期”研究生
　　文革以前没有研究生，我们那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的年轻人，都不太懂得怎么写文章，得要年纪大的人带带才行，我被分派到杨绛先生名下跟她学习英语文学，可是没过几个月，我们就都被下放劳动了，一晃就是10年的时间再没接触过业务。

　　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的时候，一个所成为一个系，凡是副研究员以上，都变成了研究生导师。我们这些教员都战战兢兢地，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带过学生，安排的课程里面政治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然后是文艺理论和第二外语，英语就让他们自学。我们也不知道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所以就只是笼统地规定毕业论文必须达到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现在来看，那些第一批上研究生的人都成了业务骨干，我们管他们叫“黄埔一期”。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卞之琳先生的学生赵毅衡年纪最大，英文水平也最高；裘小龙年纪最小，最聪明，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初中毕业生，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自学英语考进来的，现在这两位都是名作家了。

　　我记得当年北大研究生院刚成立时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教员，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的目标是文学研究干部，但实际上毕业后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搞研究。第一批学生基本上后来都是出国考了博士再回来的，他们如果光留在国内不出去的话，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因为当时我们的书太少，师资力量太弱，而且我们当时那批教员在知识的掌握上还是很陈旧的。

　　虽然，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出国的机会，但是那些学生出去是继续读学位，我们到美国去就只是做访问学者，所以学生到后来要比老师学得更好。

　　编写美国文学史，折射时代变化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愁着没事情做，闲聊时说我们几个人编一本书吧，以前介绍美国文学太偏颇了，要么是黑人作家，要么是工人阶级作家，或者美国有名的进步作家，我们应该给读者介绍全面的美国文学。

　　这个提议提出来以后，社科院懂英语的都来了，以为只要懂英文就都能写文学史。结果把那些文章收上来一看，根本没办法成书。朱虹、李文俊和我一合计，干脆我们三个人来编吧，但我们当时掌握的材料只够写文学简史，特别适合做教材用，这也是它后来影响力那么大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编写的美国文学史自然与美国人自己编的文学史不同，因为你得考虑作家在这个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我们编写的这本书里面，对德莱塞、马克·吐温、海明威、杰克·伦敦都介绍得比较多，是因为他们被介绍到中国很早，影响也很大。可是在美国人编写的文学史里面，杰克·伦敦与德莱塞都属于他们看不起的通俗作家。这就好像我们把《红楼梦》看得很高，外国人却更推崇《西游记》一样。

　　再比如亨利·詹姆斯在美国很有地位、影响很大，但在中国知道的人不多。他是心理学派小说家的祖师爷，写人的感觉写得非常非常细，我说他是“比头发丝还细”，但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小姐少爷，所以在1978年出版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中，我在字里行间就流露出那种批判的情绪，说他们是吃利息的寄生虫。

　　到了80年代，大家的文学观念开始有所扭转，我想凡是在文学技巧上有独创性的，都应该是一流的作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把人物心理写得这么细。到2002年的版本，就直接说他是美国第一流的大作家。很长时间以来，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地位都比马克·吐温低多了，就是因为马克·吐温的作品是写劳动人民的，而亨利·詹姆斯是写上流社会的生活。但实际上，这两个同时代的大作家在文学成就上不相上下。

　　“改革开放时，正是我跟不上时代的时候”
　　现在年轻人学英语很多是从许国璋开始，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学英语是从赛珍珠开始，她的英语非常简单好学。当年为了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我就去读海明威和毛姆的作品，以为他们的英语很简单，实际上海明威的作品是文字简单，思想很复杂，当然，这是后话了。

　　80年代的时候，我想研究海明威的文体，就去向钱钟书先生的女儿钱瑗请教关于国外的文体学研究现状，她告诉我说国外的文体学分许多流派，推荐我看福勒的专著，借给我《文学风格与结构》等几部代表作。钱瑗还说，国内出版的关于文体学的专著有些错误，她这种直言不讳的作风和她父亲很像。

　　原先我理解的文体就是文字风格，每个好的作家都是有自己的文风的，就是不说他的名字看到他的文字也知道是他。读了这些书才发现广义的文体学真是值得花一辈子去研究，而我们很多人对文体风格的理解都是狭义的、老派的，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这就好像改革开放以后，美国文学一度在中国非常流行，是因为美国文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文学上的创新非常丰富。但是从现在的世界潮流来看，美国文学不如拉美文学的创新性强了。

　　一个人要改变观点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我们50年代读书的时候，都是拿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我想即便是到现在，我和年轻人的观点也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看到自己能写那么多文章，出那么多书，就觉得自己很能，其实那正是我跟不上时代的时候。相反，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好，还得向上攀的时候，我就会进步。可是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可我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了……

　　口述：董衡巽